五行缺水的九品书库
1978年10月12日，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第一次读到了李斯佩克朵的小说，她很快成了这位与她血统、经历相仿的巴西女作家最忠实的欧洲读者之一。“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人们很难相信却会乐于相信，她存在过，就在我们身边，在昨天，她远远地领先于我们。卡夫卡是无法追上的，除非……是被她。”但可惜的是，这时李斯佩克朵已经逝世一年，她比西苏年长十七岁。此后，西苏一直在法国不遗余力地推广着她这位精神上的姐姐，她说，“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成为了一名作家，但总觉得自己还缺少另外一个女人”。十年后，她出版了这本亦创作、亦评论的小书《李斯佩克朵时刻》，串连起了李斯佩克朵作品中的隐线，献给她始终崇敬、却永远不可能谋面的李斯佩克朵——翻开这本书的白色表面，是来自叶片与草地的满满绿色，象征女性向上生长的生命力，这似乎也成为了两位女性作家的对话。
《狼蛛》是美国音乐家、诗人鲍勃·迪伦于1965至1966年间创作的实验性文学作品。该书创作于迪伦艺术转型期，原稿因作者1966年遭遇车祸延迟至1971年首次出版，后以地下盗印本形式在嬉皮士群体中广泛传播。全书打破传统叙事结构，采用意识流手法将肯尼迪时代的政治经济矛盾、社会文化冲突进行超现实拼贴，融合同期歌词原型与散文诗体，通过酒吧、监狱等场景碎片与玛丽亚等象征人物，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叛浪潮下的精神图景，其创作手法受兰波象征主义与“垮掉一代”即兴写作影响，兼具禅宗哲学与自动写作特征。迪伦将无法谱曲的思绪定义为“非诗非歌”的文学实验，采用了类似垮掉派的“自动写作”、意识流以及拼贴、剪切、戏拟、反讽等手法，使文本形式杂乱无章，呈现出剪切、重组的拼贴画风格，文本充斥圣经符号、感官意象与社会讽刺，被视为音乐与文字边界探索的重要样本。
《一个女孩的记忆》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创作的回忆录，全书以1958年夏天在诺曼底担任夏令营辅导员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她与一个男人度过的初夜，当他移情别恋时，她意识到她已经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了他，像是没有了主人的被征服者，六十年后的今天，作者发现自己可以抹去中间的岁月，重新回忆这个她曾想完全忘记的年轻女孩。安妮·埃尔诺聚焦情感创伤，揭示了这段记忆对其写作生涯的奠基意义，她将那个夏天不可磨灭的记忆带入现实，写作生涯的重要和痛苦的起源就是建立在耻辱、暴力和背叛的基础之上。这种将个人记忆转化为社会观察的创作方式，成为埃尔诺“社会自传”体裁的典型实践，“在我看来，这个写作计划不比其他写作计划更高明、更新颖、更让人快乐，但它确实是至关重要的，能够让我超越时间而存在。”该书与《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共同构成“生活三部曲”。
《方言》即《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为扬雄，但是，自南宋洪迈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方言》不是扬雄的著作。《方言》今存13卷，共六百六十九条，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在编撰体例上，大致是效仿《尔雅》，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所收词汇虽不标门类，但基本上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释词一般是先列举一些不同方言的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地区广泛的词来加以解释，以下大都还要说明某词属于某地方言，也有时先提出一个通名，然后说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称。《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在世界方言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西京杂记》是东晋时期的历史笔记小说集，以西汉都城长安（西京）为背景辑录西汉遗闻轶事。作者存疑，有刘歆、葛洪、吴均、萧贲和无名氏等说，其中葛洪说最为流行。该书现存六卷，涵盖宫廷秘闻、典章制度及民间传说，其中有人们喜闻乐道、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皆首出此书，且为后人为典故，成语“凿壁借光”，也是从该书的匡衡的故事中流传出来的。《西京杂记》历代指为伪书，所述西汉之事，怪诞不经，多不足信。但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事迹、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均可开阔思路，有裨研史。书中对汉代建筑、风俗、科技等记载具有文献价值，文体开后世笔记小说先河，标志着“逸事体”小说的成熟。
泉镜花，日本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伟大作家，泉镜花的作品既带有传奇性的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还具有日本古典文学雅致的用语风格，并融入了欧洲风格的写作技巧，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的特殊表现。《歌行灯》是泉镜花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小说以能乐艺人弥次郎兵卫父子挑战盲人按摩师宗山致其自缢为主线，写作手法上接近于日本谣曲，作家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和三年前的往事交叉着展现在读者面前，情节是按照谣曲“序、破、急”的固定层次发展的。开头(序段)酝酿气氛，接着(破段)介绍情况，最后(急段)全文在迷离恍惚间进入高潮，旋即结束，最具特色。作品通过音乐性要素构建文本韵律，反映明治时期传统艺术面临的现代性冲击，川端康成赞誉泉镜花作品为“日本文艺的殿堂”。《歌行灯》的结构别致，除《歌行灯》外，前文所提到的《草迷宫》也收录于本书中。
勒内·基拉尔，当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人类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与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因创立“欲望-模仿”理论享有国际盛誉，在文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艺术的转向》收录了基拉尔写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的文章，从其独特的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马尔罗、普鲁斯特、圣-琼·佩斯、司汤达、瓦莱里、尼采、瓦格纳等艺术家进行了再解读，主要探讨了摹仿欲望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以及对这一欲望的书写与表达带来的小说与艺术形式的转变，并思考了艺术在当今时代的人类学价值，以及现代精神的未来出路。“我不希望这本书仅仅被当作一部美学论著。这种享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实际上,艺术只有在能够加剧时代的焦虑感时才会令我感兴趣。只有这样,它才能实现它的揭示功能。”本书是基拉尔将其“模仿欲望—祭牲机制”理论延伸至艺术领域的重要著作。
不起眼的平凡小裁缝，挑战邪恶黑魔法；痛失恋人的软弱少年，在幻想世界中直面命运；注定被牺牲的配角，如何逆天改命，拯救祖国；九头恶龙肆虐，痛失亲人的三兄妹，追寻生命的珍贵与美好；藏有精灵的水晶玻璃瓶，映射出敢爱敢恨、充满勇气的女性……获阿加汗小说奖、神话幻想奖德《夜莺之眼》中收录的五个故事，它们是《玻璃棺》《死灵湾的故事》《大公主的故事》《龙息》和《瓶中精灵》，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奇幻与童话，也是当代寓言与田园牧歌。曾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和大英帝国女爵士勋章的拜厄特用梦境般的文字和思辨性的叙述，书写具备真诚、勇气与智慧的人物，解放了框架人物数千年来既定的命运，缔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魔法宇宙。《夜莺之眼》呈现拜厄特的多元文学兴趣，以及生动有趣甚至天真烂漫的一面，一定程度上说，本书是拜厄特对少女心的成人式回访。
非线性时间叙事、多视角和非现实的叙述等技巧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曾经被认为很难理解的形式和风格是如何为观众所熟知的？在本书中，大卫·波德维尔揭示了犯罪小说、戏剧和电影是如何使非传统叙事成为主流的。他指出，自19世纪以来，侦探文学作品和悬疑惊悚电影允许有创意的文化产品生产者进行诸多尝试。犯罪和神秘故事成为观众学习欣赏技巧的训练场，作者用叙事形式玩游戏，挑战观众的认知与期望。波德维尔考察了文学作者和电影编导如何推动观众、与观众合作，以改变故事讲述方式。从亨利·詹姆斯、康拉德、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和D.W.格里菲斯开始，他探讨了雷蒙德·钱德勒、阿加莎·克里斯蒂、达希尔·哈米特、帕特里夏·海史密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和昆汀·塔伦蒂诺等人的情节设计，并追溯了主流创作者和现代主义实验者如何影响彼此的作品。
“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是名为魔鬼的爱情，还是名为爱情的魔鬼？神父爱上了那个传闻中被魔鬼附身的女孩，他意识到自己正漂浮于独属于个人的云端之上，除了被魔鬼拖下地狱的女孩形象，此世或来世的其他任何事物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躲进图书馆，却看不进去书；他心不在焉地做祷告，唱起女孩的古诗琴演奏过的歌曲；他哭了，眼泪就像滚烫的油滴，使他内心烧灼；他袒露胸脯，从抽屉里抽出一把平日里碰都不敢碰的铁戒尺，满腔仇恨地抽打起自己来，狠了心要把女孩的影子从他的身体里整个赶出去，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血与泪的泥沼之中打滚，“是魔鬼，”他说，“是最可怕的那种魔鬼。”《爱情和其他魔鬼》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94年出版德小说，，他曾说：“爱是人类历史中蕞重要的话题，一切都与爱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写爱情。”
《这不可能发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于1935年出版的小说，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本书将背景设定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讲述政客文雷普如何通过民粹主义和权力操控，一步步赢得总统选举，成为美国第一位彻头彻尾的独裁者的故事。文雷普行事乖张，说话粗俗，但许多选民将之视为大胆直率、不虚伪和朴实幽默的表现。在大萧条时期，民众对经济困境和政治腐败的不满被文雷普巧妙利用，他承诺带来改革和繁荣，但实际上剥夺了民众的自由，还镇压反对派。小说主人公多里默斯·杰瑟普是佛蒙特州的一名报纸编辑，他目睹民主制度被迅速侵蚀，勇敢地组织抵抗并记录下了这场政治灾难。刘易斯通过这部作品警示读者：即使在自认为自由和有成熟民主制度的国家，极权主义也可能在民众漠视或恐惧中悄然形成。小说风格犀利，情节紧凑，在时隔90年的今天，依然以其深刻的洞见，令无数读者惊叹不已。
亚述，1983年出生，在上海经营一家书店。《晚安早晨》是诗人亚述的第一本诗集，从诗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写书店的营业与书店人之间的交往，其中不仅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更有生命的奇妙与温柔，以及对美好情感的珍视。“我是航船，在无尽的海上漂游，但也可能明天就是尽头”，诗集中多有对人类内在处境探索的隐喻，展现了诗人的自我认知、成长的困惑和对未来的迷茫。诗人亚述通过对现实情况的真实描绘，展开深入思考，不仅深刻地写出了命运的残酷，更直接昭示了人类精神的困境，但诗人并不屈服于现实之下，“太阳，你要振作，笔直直看住命运”更体现出了对命运与希望的坚守。本书分七辑：“升空号”“领着黑夜”“晚安早晨 ”“绍兴路宇宙”“新年集”“夏日纪事”以及附录“维索卡·戈拉的诗”。以时间为轴，从2023年倒叙回2008年，呈现出诗人不同时期的生活境遇与写作状态。
德里克·沃尔科特说：“写戏比写诗更让人激动，因为它是一种集体的努力，人们聚在一起，共同发现。”戏剧是沃尔科特大量重要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剧作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戏剧形式的诗、诗形式的戏剧”。沃尔科特的戏剧可以看成加勒比岛屿的一个缩影，他的作品从未偏离出生地——加勒比岛，本书收录的《多芬海》《提让和他的哥哥》《马可康，或雨中的六个人》《猴山上的梦》四部剧作均以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为题材，通过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描绘了加勒比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也反映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及所遇到的挑战。特别是代表作《猴山上的梦》呈现了沃尔科特伟大的艺术能力，它如同一首具象诗，借助于诗的丰富隐喻和戏剧的对白，探讨了生活、世俗、自我、精神、神圣、文明等问题，沃尔科特将自身也将所有人的共同情感投射在了这个梦境之中。
《奥麦罗斯》是一部现代人的史诗巨构，对德里克·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之一”。全诗共七卷八千余行，以圣卢西亚黑人渔民赫克托和阿喀琉争夺美丽的女仆海伦为主要线索，通过一群生活在圣卢西亚的当代人物以及众多来自现实、梦中、历史、经典的人物，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诗人以加勒比海为轴，纵贯美洲、非洲和欧洲，以当代为坐标，上下五百年，在空间和历史中自由穿梭，把殖民历史、个人记忆、希腊神话、现实政治、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交织为一体，用多元声音和多重线索的后现代手法，在魔幻色彩、厚重历史和后殖民语境之间形成了广阔的诗意空间，是一个蒙太奇一般眩目的文本。《奥麦罗斯》涉及真实的历史，也是内在流亡者的痛苦所塑造的心灵史诗，它更让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关乎我们自身。
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相当于一份早期结构主义文学宣言，针对萨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提出了摆脱激进文学倾向的中性文学观，对法国存在主义和左翼文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显著影响了其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在这本书中巴特提出了“零度写作”，这一理论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回应萨特的文学介入论，该理论强调第三人称叙事和白色描述，其核心包括隔离政治介入、作者主体不在场等维度，零度写作是一种以“零度”的感情投入到写作行为当中去的状态，主张作者以中性、客观的方式进行直陈式写作，避免主观情感和道德判断介入，追求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写作的零度》正是在语言学革命深刻影响的背景中，发现了“形式”的革命性能力，对传统的形式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反拨。罗兰·巴特推举零度写作，恰恰意在揭开古典写作中处处标榜的“真实”和“自然”的神话，暴露古典写作中“客观”的虚伪性。
“鹰”是墨西哥国旗上的图腾，“鹰的王座”顾名思义象征权力顶峰的总统宝座，然而鹰虽有王者之姿，毕竟是嗜血的猛禽，在角逐总统大位的过程中，免不了有一番残酷的斗争。《鹰的王座》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书信体长篇小说，故事设定在不久的未来，美国切断了墨西哥的全部通信系统——没有电话、传真、网络，人们只能通过书信交流。墨西哥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噩梦。与此同时，一场总统之位的争夺战已经悄然打响。权力之争愈演愈烈，谎言与背叛接连上演，阴谋与丑闻层出不穷。在这本未来式的政治小说里，富恩特斯藉由七十封书信，钩织出各路人马为争夺总统宝座，所进行的一连串尔虞我诈的血腥斗争，并深入探讨墨西哥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读者如偷窥者般，透过一封封私人书信，窥视每个人内心的情欲、愚昧、贪婪、自私以及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藉此揭开一连串充满暧昧、欺骗、相互利用、背叛的复杂关系与政坛丑闻。
“由于缺乏更确切的名称，我的短篇作品几乎全部都归入幻想小说，实际上它们反对的是那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在一个由规律、原则、因果、精准的心理学和地图册所支配的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可以描述和解释。然而就我而言，对现实的真正研究并非针对规律，而是针对那些规律之外的东西。”正在阅读的人，你身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它从一个梦境开始，又在许多梦境中一再出现，却不仅仅是一个梦；地铁是适合游戏的场所，目光在车窗里交汇，双手在扶手上相遇，游戏者与操纵游戏的力量无声地抗争；当一成不变的生活被打破，意外以夜色中的白马的形象降临……科塔萨尔将他对体裁和语言的探索发挥到了新的层面，他捕获现实因恐惧或期望而偏离的微妙瞬间，构筑现实彼端的广袤世界，邀请读者共度一场奇异的、崭新的文学冒险。本卷收录《最后一回合》《八面体》《有人在周围走动》三部短篇集。
15岁的女孩爱尔娜在吃饭时忽然晕倒了。她听到各种各样的说话声，看到一个影子在玻璃上游动、房间里长出了一棵大树、一个戴着金丝边单片眼镜的男人站在弟弟的身后……只有爱尔娜的妈妈知道，这个男人是爱尔娜素未谋面的、去世已久的外祖父。爱尔娜的妈妈重新在家里组织了神秘主义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市政局死亡登记处的职员、犹太医生、脑科学研究者、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围坐在桌前，手拉着手，等待着爱尔娜沉睡，在乩板上写字，用不同的声音说出断续的词。这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首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5年，托卡尔丘克通过51章节的多视角叙事，延续星群式结构，借灵异现象与科学主义的碰撞，探讨身份认知与女性成长主题，呈现个体记忆与集体无意识的交织状态：现实是否如我们所见的那般坚固？梦境与幻视中是否隐藏着这个世界深的秘密？
“我坐在带头靠的沙发椅上，一边等待一边观察晚宴现场的人们，回想几十年来接近又疏离艺术世界的经历，回想艺术人的种种境遇，回想今天白天乔安娜的葬礼。”一位作家在维也纳受邀参加艺术家晚宴，“我”一边坐在沙发椅上，一边回想着白天去参加挚友乔安娜的葬礼、思索眼前的所见，以及几十年来在奥地利文艺圈的交往与发展，整个晚上往事与现实交叠眼前，“我”发现周围尽是虚伪与卑劣，而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假象中”。托马斯·伯恩哈德通过主人公在艺术家晚宴中的心理活动展开叙事，穿插对挚友葬礼的回忆与文艺圈交往经历的审视，揭露人际关系的虚伪与生存假象。“在我的眼中，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在艺术上，或者说在精神方面，甚至可以说整个心灵都垮掉了。”作品采用循环往复的叙事节奏与极具音乐性的语言形式，结合夸张讽刺手法，剖析人类精神困境中的冷漠与荒诞。
“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托马斯·伯恩哈德是文学奖的常客，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奖项，包括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毕希纳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就对获奖失去了兴趣，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恩哈德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最终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我的文学奖》收录了伯恩哈德9篇关于获得文学奖的爱恨情仇、4场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以及1篇退出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的自白。托马斯·伯恩哈德对全人类咆哮，对自己摇头，他记录下自己获颁文学奖和奖金的真实经历。“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的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