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缺水的九品书库
“我正温暖着身子准备开始写作，我用一只手摩擦着另一只手，以便获得勇气。”《星辰时刻》是一部关于“身份”探问的小说，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刻画了一位从贫穷地区移居到里约热内卢的女孩玛卡贝娅的艰辛生活，她在镜中看到了叙述者的形象，而叙述者则以人称出现在小说中，言说他们的孤独；她与男友分手后揽镜自照，用口红涂满嘴唇，仿佛找到了梦想的身份：成为璀璨的超级巨星；从塔罗牌师处卜得吉兆后，讽刺而又悲戚的一幕出现了：她被一个金发男子驾驶的豪华奔驰撞倒，濒死时，幻觉中的“星辰时刻”终于出现，所有卑微升华成了璀璨。小说通过虚实交织的叙事，采用叙述者介入的双重视角，结合意识流与现代主义叙事实验，探讨存在主义主题与底层女性的身份困境，“不要去证明至为真实之事的存在，要去相信。哭泣着相信。”
“晚上/我的朋友/请不要坐在台阶上/凝望那些星星，/它们/就像诗人，/仅在死后闪耀。”这是《邀请》中的一句诗，被称为“拉脱维亚现代诗之父”的亚历山大· 查克斯就是闪耀的星星。亚历山大· 查克斯，是拉脱维亚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忧郁他是把城市主题引入拉脱维亚诗歌的先驱，被称为拉脱维亚首位城市诗人，尽管他的生命相对较短，不到四十九岁，他的文学作品却相当丰富，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文艺批评。他的诗被无数次谱成歌曲，其中那两首忧郁的情歌即《告白》和《为你》广为流传；大多数拉脱维亚人在他们进入青春期时就耳濡目染，用心学唱，以便他们日后，一起围着仲夏夜的篝火吟唱。查克斯的光头和圆眼镜极其引人注目， 一眼就能认出他，即便从未读过他的诗。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一个公园内，竖着查克斯纪念塑像；市内一条主干道和拉脱维亚一项文学奖也以他命名。
倔强、憨厚的十七岁少年莫纳来到乡村学校，成为班上的领袖，人称“大莫纳”。一次偶然迷途中，他来到一个神秘庄园，这里有穿戴奇怪的男女，古老的房子，五花八门的马车，简直是童话中的世界！更令他惊奇的是，这儿是孩子们称王称霸的天下！在庄园，他见到美貌绝伦的少女伊冯娜，一见倾心，她弟弟弗朗茨正准备举行婚礼，新娘却突然不见，随后，弗朗茨也失踪了，第二天夜里，莫纳离开了庄园，此后，莫纳一心想找到消失的庄园和恋人伊冯娜，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通往庄园的路，莫纳与弗朗茨重逢，承诺一定帮他找回新娘。世事变幻，阴差阳错，莫纳终于找到弗朗茨失踪的新娘，而他的心上人伊冯娜实际上近在咫尺。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吗？阿兰-傅尼埃，法国天才小说家，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留下的创作很少，而他仅以这部薄薄的作品就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名家辈出的法国小说界不多见。
《对活人的治理》这门课程像一个接合点，一方面，它延续了贯穿于福柯法兰西学院所有课程中的对真理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它又标志着一个重大拐点的出现：在之前的课程中，福柯对真理机制的研究起初聚焦于法律和司法领域，然后转到政治领域（知识—权力、治理性等主题），但是从这门课开始，研究进入到了自我的实践与技术领域，也就是福柯之后再也没离开过的伦理学领域。在本书中，福柯通过重新解读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提出了以坦白为核心的牧权的组织结构：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人的治理除了要求被指导的人采取服从和顺从的行为之外，还要求他们采取“真理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殊性：它不仅要求主体说真话，而且要求主体说出关于他自身、他的过错、他的欲望、他的灵魂的所有真相，不仅从悔改仪式中展示自己作为罪人的状况，而且在良心检查中说出自己最私密的想法。
米歇尔·福柯的《精神病学的权力》课程，既延续了《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的区分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计划：绘制一个精神病学的谱系、一个它所构成的“权力—知识”形式的谱系。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从关于精神病的医学知识出发，因为这种知识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我们只能从皮内尔、夏尔科等精神病学家围绕着精神病治疗所组织的各种权力配置和技术出发，来解释对精神病的验证问题。精神病学的诞生，并不是因为对精神病的认知有了新的进步，而是强加各种惩戒装置的结果。19世纪末，在神经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之间散布着对疯癫的双重的“去精神病化”。课程的内容终止于此。但米歇尔·福柯所撰写的课程概要，包含了他没有时间在这门课上要阐发的精华。因而甚至可以说，《精神病学的权力》提出了一个成为“1960年代”标志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谱系。
“1967年，我和我的朋友保尔·维特根斯坦同时住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我接受肺病治疗，他接受精神病治疗。我们忽然同时住院，又一次濒临生命尽头，我不认为是偶然。但我也不让这一事实承载太多的宿命。我在赫尔曼病房，想到我的朋友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就不感到孤独。”《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创作的中篇小说，记录作者1967年与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侄子保尔在维也纳医院的共同治疗经历。伯恩哈德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冷酷刻薄叙述者”视角展现奥地利社会的精神困境， “我不打算再欺骗自己，不打算美化什么，没有什么可以美化的了，在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上，不停顿地进行着的是什么，是美化一切，而且是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书中人物保尔被塑造为未发表哲学思想的思想家形象，折射维特根斯坦家族的精神特质。
《白鹭》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的代表作，被艾略特诗歌奖评委们认为是一部“动人的、技术上无懈可击的作品”。《白鹭》是一部完美的短诗集，共54首短诗，包括组诗11首。在这些诗中，诗人以一种罕见的热望和强烈的生命力，回忆他生涯中独特的主题——加勒比海复杂的殖民遗存、他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热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智慧、新的爱情中总是奇异的快乐，以及自然界有时令人恐惧的美丽。诗人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的无穷中，置身于老之将至后爱的消失和死亡的临近，在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永恒的古典之美与当下的衰败之间穿行，随物赋形，极力捕捉广阔世界的斑斓之美；同时，他令人着迷地重复主题和意象，创造了一种近乎冲浪的节奏，拓宽了韵律、诗歌形式和语言的可能性——沃尔科特写出了一种对时间消逝、人生虚无的胜利，“一个成熟而又不满足的无穷无尽的老年”。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巴西当代经典作家之一，被誉为自卡夫卡之后重要的犹太作家，也是拉美文坛真正独树一帜的作家之一。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家庭，不久即随父母移居巴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写作才能获得公众承认，小说《黑暗中的苹果》获得卡门·多洛雷斯奖，儿童文学作品《爱思考的兔子奇事》获得卡伦加奖，并因其文学成就获得联邦大区文化基金会奖，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去世，次年，后的作品《生命的吹息》出版。《隐秘的幸福》出版于一九七一年，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收录二十四个短篇，有着深厚的哲学意蕴，主题彼此各异，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都隐约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探寻自我抑或自我意识的建立，囊括了克拉丽丝所关注的一切要素：自我、真实、存在、起源、时间、母性、表达……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文字极富音乐性，以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向纷乱昏暗的世界投掷出一支支光与热的火炬。《阿姆拉斯》讲述的是：父母自杀身亡，兄弟二人自杀未遂，他们被舅舅安置在阿姆拉斯的一座塔楼中，远离人群，也远离精神病院，这里既是监狱，也是庇护所，病弱的身体与急剧崩溃的心智在这座塔楼里共振，兄弟之间的情感复杂而紧绷，既有依恋，也有排斥；疾病让这一切愈加不可调和。本书融合独白、信件、日记、格言等片段式叙述结构，在碎裂中展开沉思，呈现出作者对死亡、隔离、自我与精神极限的深刻探问。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文字极富音乐性，以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向纷乱昏暗的世界投掷出一支支光与热的火炬。《沉落者》讲述的是：韦特海默经过莫扎特学院二楼三十三号房间的时候，格伦·古尔德恰好在那里弹奏《哥德堡变奏曲》，韦特海默后来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说他站在三十三号房间门前，听着格伦演奏，直到咏叹调结束。当时我就明白了，这是怎样一种惊骇。这部独白体小说记述了三个人对钢琴演奏的艺术追求与不同的人生选择：一个成为奇迹，一个沉落，一个转向他路。
马拉美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与阿蒂尔·兰波、保尔·魏尔伦同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马拉美对法国诗歌和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拉美非常难懂，这两个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象征主义文学艺术偃旗息鼓那么长时间后，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至今还在获得法国乃至世界各国学者持续而耐心的解读。萨特对马拉美以及象征主义诗歌进行研究，萨特通过对马拉美的评传提出一个普世的问题：上帝死亡，文学还存在吗？在《马拉美:澄明之境及其隐蔽面》中，萨特熟门熟路地钻进马拉美世界的中心，他把马拉美思想最奇妙的表述变成他自己的表述，调用马拉美的诗句，使他自己的说法具有诗一般的情调。“一旦某个目的归于人类，一旦这个目的完成了，一旦人们将此视为现实，那一切就完蛋了：人类变成蚂蚁，感性认识便扎根于人类。”这个想法在萨特笔下成为马拉美自身的写照，也是萨特自身的写照。
四百年前，在西班牙的拉·曼却地方，有一位乡绅，他整日沉溺于骑士小说之中，有一天他读得昏了头脑，渴望着成为一名真正的游侠骑士，去闯荡天下，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于是，他决定自称为堂吉诃德，将自己的瘦马命名为洛西南特，将一名村姑想象成意中人杜尔西内亚，并找了一名农夫桑丘做他的侍从。他将风车看作巨人，将羊群看作军队，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四百年来，《堂吉诃德》不仅成为西方经典中的核心，也成为了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堂吉诃德战风车的行为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形象，而“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也已成为不顾一切、不切实际的侠义行为的代名词。译者傅东华，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其翻译生涯始于“五四”以前，一生翻译著作三十多种，涵盖多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分属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其中半数以上属外国文学名著，如《飘》《堂吉诃德》等。
艺术评论家雷格尔每隔一天就要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丁托列托的画作《白胡子男人》前，三十多年来从不间断，直到某一天他妻子离世。时隔半年之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幅画像前，并邀请老朋友阿茨巴赫尔第二天去博物馆与他会面。通过阿茨巴赫尔的眼睛，我们得以了解雷格尔：他妻子的死，他关于自杀的想法，他对大师们的评论，以及最后，此次会面的目的。既充满悲观又兴高采烈，既憎恶有加又十分滑稽，《历代大师》是一部有关文化、天才、国家、阶层、艺术价值和人类自命不凡的讽刺性喜剧，托马斯·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和社会现实，揭示出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与悖谬：那些整天把艺术史挂在嘴上的人天天到这里来，用他们那些关于艺术史的胡说八道充塞参观者的耳朵，研究艺术史的人实际上是消灭艺术的人，艺术史家鼓唇弄舌谈论艺术，直至把艺术谈论得寿终正寝，艺术活生生地被艺术史家谈论致死。
“不能轻易落进一个男人的生活：他也一样，有他的家，有他的利害考虑，有他的工作，说不定还有别的相好……”主人公黛莱丝原本聪明且兴趣广泛，在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却毫无共同语言的男人后，从此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消耗自己，为了挣脱生活的牢笼，压制内心的不安，她决定毒杀丈夫……一个女人婚前、婚后“围城”式的心理过程，觉醒的女性和传统的社会环境之间强烈的冲突，莫里亚克以精准如手术刀般的笔力写透两性关系中的隔绝、猜疑、窥测，和包法利夫人、安娜、涅朵奇卡一起并列于文学史不安于传统的女性形象行列。“黛莱丝，众人都说，像你这样的人是子虚乌有的。但我知道，你确乎存在，我窥探了多年，时常拦住你的去路，揭去你的假面。”1927年，《黛莱丝·黛克茹》小说问世，后续作者持续为她写下续集《黛莱丝在旅馆》《黛莱丝就医记》，1937年忍痛以一篇《黑夜的终止》宣告她的死亡。
“但不要因为我请求安静/就认为我行将死去：/恰恰相反：/我要活下去。”《马丘比丘之巅》是聂鲁达最有影响、发表次数最多的诗作之一，全诗共十二章，最早于1946年发表在委内瑞拉《全国文化杂志》上，1950年收入《诗歌总集》（一译《漫歌集》）第二版。马克丘·毕克丘位于安第斯山东南部，在库斯科城西北，离城约 112公里，是古印第安人的城堡，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在萨坎台雪山的山腰上，由 216座建筑物的废墟组成，聂鲁达于1943年10月22日骑马参观了这座古城堡，两年后创作了这首500行的长诗，洋洋洒洒的超现实主义笔法之下，是安第斯山巅曾经繁荣的都城、曾经熙攘然而永远消失的人群、古印加帝国的辉煌和消亡……本诗集选入了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居所》《漫歌》《元素颂》《第三部颂歌》《怪诞集》《黑岛纪事》等诗集代表作。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著作。这是纪德1922年所作的关于陀氏的六次讲座的合集，是两位伟大作家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纪德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天才的小说家，而且是“所有作家中伟大的一位”，他对陀氏的解读带有浓重的法国阅读经验，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健康的心智生活。“我们的某些先驱者也许注意到了，在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后面，又显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大。”在这一系列讲座中，纪德主要的关注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通过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和小说文本，层层剖析了陀氏的文学思想以及艺术风格，他深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发现了谦卑与傲慢的相互转化、人物思想的二重性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要特点。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对他有很多称谓：“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敌视人类的作家”““灾难与死亡作家”“夸张艺术家”“故事破坏者”等。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波斯女人》讲述了这样的事故：我朝潮湿的草地上那座孤零零的、连一半也还没有盖完就又败落的房屋走去时，突然想起在我曾问波斯女人，现如今有那么多年轻人自杀身亡，她是否有一天也会自杀，波斯女人听完我的话笑了起来说，是的。《制帽匠》则是一个关于亲情、尊重和死亡的故事：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甚至数十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我二十年之久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到头来却不知道他是谁。
秘鲁男孩里卡多对生活没有远大的抱负，他奉行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但在他单调的生活中也有奇遇，那就是他用整个一生去维系与坏女孩的爱情。因为这场爱情，他变成了一连串惊悚冒险和风流韵事的男主角。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漫长爱情故事里，1950年代的利马、1960年代的巴黎、1970年代的伦敦和1980年代的马德里被呈现出来，既讲述了坏女孩如何不停步地追逐财富和权力，也反映了在她从享乐到堕落的四十年岁月里，东西方世界的不同角落里正在发生的神奇、非凡的变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写于七十岁的自传体爱情故事，取材于上世纪四个城市的深层社会，时间跨度四十年，空间跨度亚、欧、美三大洲。略萨以爱情故事为经，以世界性大都市为纬，讲述权力高度集中、贫富严重分化、更野蛮的西方城市断代史，冷峻地揭示爱情故事中某些潜意识的幻觉，这些幻觉既可以展示人的美德，也可以暴露人的丑恶。
本书是法国存在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赛尔的第二本《形上日记》，记录他对于“存在”的省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马赛尔应召入伍，由于体弱被分派到巴黎的红十字会做寻找失踪官兵的工作，在这里，他每天见到的都是前来询问丈夫、儿子下落的妇女，这一体验极大地触动了他的心灵，令他的哲学逐渐转向“他者”，这是他一生极力宣扬的“我与你”哲学的基石。在本书中，马赛尔分析了“是”与“有”两种存在的面向，在“有”当中，我们把人对象化，将人视为工具，而在“是”中，我们卸下社会面具，以自己的本质与他人的本质自在相处。因而马赛尔劝说人们重视“我是”，通过在主观经验中的与另一主体的爱的联结，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存有只在爱中实现，唯有启动“爱”，人才能跨越人我藩篱，从主客二元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一元关系，这就是“互为主体性”，人只有在被视为不可客体化的主体时，才有自己的尊严。
在今天，诗人何为？诗何以可能？让-皮埃尔·西梅翁以抒情的名义写诗，用新抒情的方式颂扬本真的生命、真正的生活，他不仅仅要让人听到不容忽略的自然世界的价值，启示当代人重新在世界中栖居、发现寻常事物本身的自然的美，而且，他在诗歌里充分地呈现了在这种自然伦理的视域里，万物本身也给出了启发人如何去返归自然、本真地存在的生命伦理的典范。诗集《诗的复活》由三部分组成，约60首，这些诗歌涉及咏古、咏景、咏物、怀人等内容，有法国浪漫派的情调，是作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同时，这些诗歌既有法国诗歌的传统，也有现代诗歌的韵律，热情洋溢、意志坚强、充满活力、令人振奋。作者相信诗歌可以拯救世界，他敦促读者以愉悦的心情超越自身的弱点和恐惧，展示对诗歌的信心，正如艾梅·塞泽尔所说的那样，诗歌“调和了梦想与行动，梦想与现实”。作者在后记中对塞泽尔表达了充满活力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