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是本雅明精心编选并作导语的书信集，收集了1783-1883年间27封德国人的书信，书信以时间排序，有的来自法兰克福汇报；有的来自名人书信，比如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的信、萨穆埃尔·科伦布施致伊曼努尔·康德的信；有的就来自普通市民阶层，比如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的信。这些书信集中展示了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迁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市民阶层的巨大思想变化，尤其有意思的是，本雅明特别注意德国市民在法国大革命后词汇使用的变化，他对每封书信尤其是这些变化进行了点评，展现出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人尤其是市民阶层的风云变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进行重新阐释。该书通过微观文本折射宏观历史，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式碎片化写作的早期实践，为理解19世纪德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独特入口。
吴晗，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开拓者和奠基者，主要著作有《历史的镜子》《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历史的镜子》是吴晗自己编辑的第一本杂文集，1947年出版，内容包括政治、军事、人物、文化等方面，选录《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等文。吴晗从先秦到晚清的历史长河中，撷取或奇人，或轶事，娓娓道来，也或者品评忠臣名将，畅谈才子佳人，纵论社会现象，文字洒脱，态度严谨，内蕴深刻，异彩纷呈，让人读来赏心悦目，又回味无穷，尽窥塑造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思想根基。书中还提出了改良社会风气、限制权力、根除腐败、民主政治等众多现实问题，不管是对国家的建设还是个人的成长都很有启发意义。
林汉达，笔名林迭肯、林涛，镇海龙场乡林家村人，毕生致力中国文字改革和文化教育，著有《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汉语拼音自修课本》、《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等。《东周列国志新编》是“林汉达通俗历史经典”之一，从周平王迁都洛邑写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原为止，以《左传》《史记》等正史所载为基础，一百八十个故事按时间顺序编排，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属，清晰地勾勒了春秋战国前后五百多年的历史概貌：取材准确，裁剪精当，是一册理想的先秦历史入门读物。
《中国民族简史》是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综合考察的最早的著作。民族史与国家史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它的艰巨性不仅在于历史资料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也还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差异，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吕振羽从1948年开始编著《中国民族简史》，本书从人种起源问题谈起，简述了中国汉、满、蒙、回、藏、维、苗等民族的起源、形成、历史演变、以及截至1947年的状况。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三十几位学生响应“拔白旗，插红旗”，夺取资产阶级占领的学术阵地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用了30多天时间，集体编写了上下两册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9月出版。由于这部书的红色封面和它“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当时被称为“一部真正的红色文学史”。1959年，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做了大量修改，字数扩展到120万字的四卷，修订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这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在当年引起广泛注意，是一个产生影响的学术、文化事件。
沈醉，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我这三十年》是沈醉撰写的一本回忆往事的书籍，其首版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推出。此书详细记叙了沈醉自1949年云南起义至1980年间三十年的人生历程，展现了他从军统少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到战犯，再到起义将领、文史专员及全国政协委员的复杂身份转变与命运沉浮。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本书为中英文对照，由宋庆龄基金会编辑，中国建设杂志社出版。
宋氏三姐妹，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庆龄被尊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宋蔼龄联姻孔祥熙，善于积财，富甲天下。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她们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作者罗比·尤恩森和她的丈夫在欧、亚两洲住过多年是美国人，1941年出版《宋氏三姐妹》，在本书介绍中说，“她的《宋氏三姐妹》内容比较丰富，文笔较生动，但其所述观点及资料引用，不免有种种局限性，这是读者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穿越重重封锁抵达陕北，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采访，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在这部著作中，斯诺以翔实的材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回击了反动势力对红军的污蔑。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纷纷深入“红色中国”，留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报道。1979年，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收录了《红星照耀中国》第四、五两章以及第三章部分内容。吴黎平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是斯诺采访毛泽东时的翻译，作为当事人，他为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前言，对译文的重新校订，以及所加的注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与魔的搏斗》中，茨威格把三位人际际遇相似，内心世界相近的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集在一起，而尤为重要的，他们都受一种自己所控制不了的力量所支配，即茨威格称为“魔”的力量，因此他把这本书的命名为“与魔的搏斗”。魔的原文（Dämon）缘于希腊语、拉丁语，指的是一种通过经验无法理解的、控制人的理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除了破坏力，还拥有一种创造力。在茨威格眼中，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是最有魔性的典型形象，他们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却也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被推向毁灭，这三个英雄式的人物，被命运的神秘和创作的魔力抓住，在焦虑、紧张的挣扎与矛盾中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终因可怕的精神障碍、致命的知觉迷乱， 或疯狂或自杀。这部传记是茨威格《精神世界的缔造者》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个三部曲在茨威格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他赢得世界声誉。
为“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系列。《金陵旧事》作者焦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又号龙洞山农。生于江宁（今南京），祖籍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万历17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晚明杰出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金陵旧事》原书十卷，已佚，《焦氏笔乘续集》卷七收录98条，卷八收录75条，《金陵旧事》摘录六朝、南唐、南宋时期与金陵相关的各类记载，展示出作者对金陵历史地理及人文传统的深切关怀。《凤凰台记事》是明代马生龙撰写的随笔，这本杂记记载了明初朝野遗闻轶事，共二十五则，大多为明初洪武一朝的趣事，涉及政治、经济、邦交、城建、楼阁等方面，有不少内容都鲜有史料记载，对于明代南京地方社会和文化研究颇具价值。
《西域考古记》是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第一至三卷为文字部分，第四卷为图版，第五卷为地图。其中第二卷第十四至二十五章记录作者在敦煌西北古长城遗址发掘汉简及在敦煌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骗取藏经洞宝藏的详细经过，并有所获材料的登录账目第三卷第二十六至二十七卷记录安西、酒泉等地长城、石窟遗址。其后有各方面专家所写附录十篇，其中包括沙畹关于汉文碑铭与写本的考释，佩特鲁奇与宾庸关于敦煌佛教壁画的论述，霍恩雷为梵、于阗、龟兹语写本编的草目，托玛斯对敦煌藏文文书的札记，巴内特对敦煌绢画上藏文题记的译释。最后有详细的主题索引。第四卷共刊出一百七十五幅图版，其中包括敦煌写本、绢画、塑像、碑铭等资料的彩色或黑白照片。第五卷刊出彩色地图九十四幅。《西域考古记》是敦煌以及中亚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52年。该书是钱穆的讲稿整理而成，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解，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该书分别就各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钱穆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有得有失，而且也不像“五四”以来所讲的，中国古代完全是“专制”制度，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他强调结合历史背景看制度。他反复强调不可用“阶级”“专制”“黑暗”等词语来笼统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史。
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发表于1985年的经典作品，小说中探讨的女性生育自由、代孕、人口衰退、环境恶化等问题，被称为“女性版的《1984》”。1985年《使女的故事》获得加拿大总督奖，1986年提名布克奖，1987年入围决赛圈角逐海明威文学奖，同年获亚瑟·C·克拉克奖。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
编号：Z21·2200521·1654 |
| 作者：【法】罗曼·罗兰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22.00元当当10.80元 | |
| ISBN：9787020131266 | |
| 页数：305页 |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贝多芬传》
他经历了凄惨的童年，他遭受耳聋的酷刑，他神圣的爱情被破灭，他被众人所隔绝……种种之种种的困苦和磨难，对于贝多芬来说，或者可以称之为多舛的命运，但是他却用艺术，用音乐创造了另一个属于自己，属于人类的新世界，“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底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当艺术成为上帝，创造艺术的人也变成了脱离于众人的神，“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艺术是高于一切的上帝，自己是为人类酿造醇醪的酒神，这是一种超脱，但是对于贝多芬来说，何以能完成这样的超脱？童年时，母亲因为肺病而死，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情的他对于人生的注解便是痛楚和犹豫，虽然并没有染上和母亲相同的病症，但是他却遭受了耳聋的酷刑，最后几乎已经没有了听力。虽然艰苦的童年和残酷的病魔，造成了贝多芬忧郁的性格，但是在一七九六年的时候，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廿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二十五岁他发现了自己身上具有的天才特性，即使从这一年开始，耳朵的疾病开始折磨他，但是他也从此开始了和命运的挑战，“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其实是一种矛盾，挑战却隐忍，隐忍却逃避，而对于贝多芬来说，肉体痛苦之外，还有精神的折磨。他曾经爱着自己的故乡，他把莱茵河兰城市“庄严的父亲”，不仅“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河边的故乡篷恩，在贝多芬看来，是“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存在：“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故乡的河流给了他一种生命的动力，“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而大革命正在爆发，对于贝多芬来说更是改变现实的力量。但是他的神圣爱情破灭了，美好岁月消失了，当贝多芬独自一人在维也纳，太残酷的“现在”成为他无法躲避的现实；即使他在一八〇六年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了婚，后来的婚约还是毁了，即使没有结婚的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医生都没有忘却这段爱情，但是他还是走到了绝望的边缘；而在社会事务中，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会议中，亲王们向他致敬，他被人追逐，但是当这些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贝多芬成了他们口中迂腐的人，他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最后，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
隐忍和逃避，他开始活在所谓的纯纯自然中，他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丹兰士·勃仑斯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自然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但是这些都无法解答贝多芬关于命运的难题，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最终这样一种渴望转变成了艺术的力量：在痛苦的生命里，他创作了《月光曲》、《第二交响乐》、《克莱采朔拿大》，在病魔的折磨中，他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即使被社会所隔离，他内心的艺术之火仍在燃烧，他讴歌欢乐，他书写伟大，他战胜平庸，他挑战命运——对于贝多芬来说，用艺术抗击的不仅仅是自我的命运，更是人类的命运，用音乐书写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作品，而是人类的作品，“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
这一种站在人类之上的创造力，就是对于爱和真理的探求，就是对于自由的渴望，他在一七九二年的手册中就高喊：“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尽管从个体意义上来说，他在童年就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他的回忆里充满了凄凉的感觉；他失去的爱情一半是因为自己暴烈的性格，“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他和人的不和也也因为自己憎恨人类的性侵，可以说，贝多芬不是完美的，当然更是不幸的，但是当罗曼·罗兰将他定义为“巨人”，将他看成是德国的象征，“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就是因为他超越了个体的命运，超越了自我的悲剧，“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底最英勇的力。”他用自己的痛苦换来了世界的欢乐，他用自己的苦难带来了人类的希望，“用痛苦换来的欢乐。”不仅仅是罗兰·罗兰对于贝多芬的评价，更是对贝多芬式的英雄所唱的赞歌。
罗曼·罗兰崇尚英雄主义，但是当他把目光聚集到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时候，他对于英雄主义的注解其实是多元的，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他对于英雄的定义是：“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的确，贝多芬曾经逃避，贝多芬性侵暴烈，贝多芬多疑，他不是靠思想和强力称雄的人，他扼住命运的咽喉也失去了很多，但是他用音乐打开了自己的心灵，也打开了人类的心灵，那是渴望自由而追求自由的心灵，那是挑战命运而主宰命运的心灵，那是抗拒平庸而战胜平庸的心灵——从个体到集体，再到人类，贝多芬用这样一种英雄主义命名了人的意义，就像他对朋友说的那样：“噢，人啊，你当自助！”
而对于米开朗基罗呢？在个体意义上，米开朗基罗当然也不是完人，他甚至就如他自己雕刻在弗洛伦莎国家美术馆中的“胜利者”白石雕像一样，是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他是自傲的人，“对于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而且要别人和他一样牺牲。”他不把自己看成是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而要让人们称他是“米开朗琪罗·鲍那洛蒂”，他的血液里有着对于家族血统天生的自傲；他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种遗传病，让他被生活的痛苦所奴役，在博洛尼亚进行于勒二世的铜像创作时，他和三个助手睡在一张床上，睡觉时衣服不脱皮靴也不卸，当他的脚肿起来之后，只能割掉皮靴，而皮靴被脱下时脚皮也剥了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宿苦行为，用不惜的行动让自己打败悲观主义，成为天才，而这种苦役生活更突显了他的悲观主义；他天生喜欢猜忌，猜忌朋友，猜忌家族，猜忌兄弟，猜忌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他孤独，他也懦弱，在宿命中他看到自己的不幸，在孤独中感受着人生的悲剧，而对于这一切，他甚至只想到逃离，一五二七年佛罗伦萨爆发的革命让他陷入到漩涡里，“危险临到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逃避，但经过一番磨难之后，他反而更要强制他的肉体与精神去忍受危险。”而当逃避无法解决自身的困境，他便想要彻底的离开，那就是死，“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底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他渴望死，因为在米开朗基罗看来，死是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所以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他品尝到了一切苦难，他目击故乡的沦陷，他悲悯于自由的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地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颗一颗地熄灭……这一切只能让他选择去死，罗曼·罗兰说：“他对于‘死’患着相思病，他热望终于能逃避‘生存与欲念底变化’‘时间底暴行’和‘必须与偶然的专制’。”八十二岁时，“多么想望而来得多么迟缓的死——”终于来了。
这样一个不是完人的个体，和贝多芬一样陷在自我命运的悲苦世界里，为什么也是英雄？罗曼·罗兰注解贝多芬身上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心灵的伟大”，而在米开朗基罗身上，发现的是一种爱：“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在罗曼·罗兰看来，米开朗基罗是痛苦的代表，他的痛苦不是因为灾难，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人类的恶意，而是蕴藏在人内心的痛苦，“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正是因为米开朗基罗有着这样的不可选择性，所以在遭受了命运的苦痛中，他更容易深入内心发现爱的价值：他爱雕塑，认为雕塑是比绘画更能表现英雄的艺术，一四九五年的《耶稣死像》是他这种爱的艺术呈现：“永生了一般的年轻，死了的基督躺在圣母底膝上，似乎睡熟了。”当家庭的全部负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们，他甚至可以把自己卖掉，只要能为家庭提供钱财；他为于勒二世的陵墓、圣彼得大教堂和西斯廷工程创作雕像，即使被放逐，米开朗基罗的内心里依然是对于艺术不灭的爱；他爱着加伐丽丽，几乎以崇拜的方式去除了自私和肉感，他爱着维多利亚·高龙那，他在她身上看见了圣洁的影子，“没有一颗灵魂比米开朗琪罗底更纯洁。没有一个人对于爱情底观念有那么虔敬。”他是从她们的爱上斫炼出崇高的思想；他也爱上帝，他的雕塑与其说是为了艺术不如说是为了信仰，他逝世的那一刻，遗嘱上说：“他的灵魂赠予上帝，他的肉体遗给尘土”，他要求“至少死后要回到”他的亲爱的佛罗伦萨，然后，他“从骇人的暴风雨中转入甘美平和的静寂”。
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苦痛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是怯懦的一生，也是充满爱的一生，在罗曼·罗兰看来，这正是英雄主义的最伟大意义，因为从来没有脱离现实的英雄，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英雄主义，它们是理想，却是英雄的谎言，只有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在战斗中征服，敢于正视自己的痛苦并尊敬痛苦，才能得到对欢乐的赞颂，“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痛苦和欢乐相伴，人和神合一，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无论是贝多芬还是米开朗基罗，他们都是用伟大的爱、伟大的心灵创造了伟大的英雄。
而托尔斯泰呢？这个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这个探寻人类命运的伟大灵魂，“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他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底心魂。”他身上的英雄主义到底是什么？罗曼·罗兰认为，“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底特征，在于他的生命底气息。”也是童年失怙，一种死亡的到来让他的“心魂中充满了绝望”；也是在孤独中寻找解脱的办法，从斯多葛主义到伊壁鸠鲁主义，从轮回之说到虚无主义，托尔斯泰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信仰，而十六岁他不再去教堂似乎对上帝本身也开始怀疑；他也有着不安和暴烈的性格，一八六〇当亲爱的哥哥尼古拉患肺病死去，托尔斯泰“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甚至他开始唾弃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他是孤独者，他的妻子在他进行创作中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底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但是在最后的隔阂中，他找不到解救的力量，在覆灭的痛苦中，他甚至无法把信心感染给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似乎都在他之外，他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
“他是弱者。他是人。”罗兰·罗兰如此写道，一个弱者何以具有英雄的伟大？因为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作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以及一个弱者，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中实践着一个人的意义：《童年》让他在自然中得到神启，《哥萨克》让他唱出了青春的颂歌，《三个死者》中他看到了死亡的孤独，《战争与和平》中他书写了时代的史诗，“《战争与和平》一书底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底复活，民族移植与国家争战底追怀。”而《忏悔录》中，他自问绝望如何拯救？在这里那个大写的人似乎出现在他面前，“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查洛斯德（琐罗亚斯德），依撒（以塞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圭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由此他开始探望生命的意义，追寻民族和国家的出路，《我们应当做什么？》他以英雄的逻辑面对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底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底第一程。”而在《艺术论》中，他找到了“艺术宗教”的表达方式，“每个社会有一种对于人生底宗教观：这是整个社会都向往的一种幸福底理想。”从《民间故事与童话》《黑暗底力量》到《伊凡·伊列区之死》 《克莱采朔拿大》，托尔斯泰一直沿着这个理想前进，而《复活》则如书名一样，在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里复活了一种神，复活了信仰，复活了人。
“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理智底逻辑，他的信仰底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当然，托尔斯泰选择的是离开别人而得到真理，他痛恨自由的幻想，他预言了社会的变革，他以艺术的方式成为“唯一的额上戴有金光的人”——“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是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他就是在这样的孤独而光荣的状态中，和悲剧宣战，用自己的生命力量，让爱深入真理。所以罗曼·罗兰将他定义为一个人，一个爱着人而已被人爱着的人，“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个，——‘我们的弟兄’。”当托尔斯泰成为我们的“弟兄”，那一种共鸣和契合也让罗曼·罗兰体会到了内心激荡着的英雄主义气息：
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底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与死底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底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底谎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底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底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底眩惑。
托尔斯泰生活的是怎样一个时代？“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底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底叛变，屠杀，农村底暴动，似乎是‘世纪末’底征兆……”而对于罗曼·罗兰来说，托尔斯泰的这个世界无比接近自己的世界，接近“我们”的世界，“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托尔斯泰传》里，罗兰·罗兰再一次定义了英雄：“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
实际上，不管是“靠心灵而伟大”的贝多芬，还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的米开朗基罗，或者是“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的托尔斯泰，英雄其实都指向一种精神：那就是“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动的利害观念之性格”，那就是具有“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的信念和实践，所以在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自身遭遇命运的不公时，都能用这样一种精神给人类带来力量和希望，而当罗兰·罗兰写作《名人传》，就是希望英雄能改变悲苦的现实，“一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英雄到来，力量和希望同在，伟大和爱同在，他们和我们同在，于是一九四二年三月翻译了此书的傅雷也成为了呼吸到了英雄气息的“我们”：“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
编号：Z62·2191118·1610 |
| 作者：[东汉]班固 著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268.00元当当184.90元 | |
| ISBN：9787101085280 | |
| 页数：3650页 |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另外，《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王莽传第六十九》
十二纪、八表、十志之后是传，七十传除《叙传》之外的最后一篇，《王莽传》被压在厚厚的《汉书》之末端，服虔虽然说：“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颜师古也说：“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排除功过的大小，按照时间之次序列传，到了王莽这里显然更多了一种班固的主观情绪，这个孝元皇后的侄子，以“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的手段，以“取悦众庶，又欲专断”的方式逐渐占据了皇室的地位，虽然也有“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唯西方未有加”致太平的举措，也有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的功绩，但是从丹书著石、顺符命去汉号的作为，无疑是一种“窃国”行为，班固评价说：“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
导演了“篡盗之祸”的王莽，在班固的笔下是“为人侈口蹶顄，露眼赤精，大声而嘶”的丑态，这样的丑态甚至预言了其下场，那个凭医术在黄焖等候任用的人说：“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眼睛像猫头鹰，嘴巴像老虎，声音像豺狼，他能够吃人，当然也一定会被别人吃掉——无道之人，自然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班固认为，篡权夺位的王莽就是乱臣贼子的最大典型，而对于这一类窃权者，班固称之为“紫色蛙声”，一种历史的杂色淫声而已，而对于这些紫色蛙声，班固一方面认为是违背了天意，是“非命之运”，另一方面圣王必将将“余分闰位”驱逐。
这是身为“后王莽时代”的班固所发出的感慨，所代表的的态度，而这也班固对家族事业的继承：班固的父亲班彪“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年二十岁见证了王莽之败，于是著《王命论》以救时难，“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端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气之寿，遇折足之凶，伏鈇钺之诛。”而到了班固一代，《幽通之赋》也针对世事之变迁，提出了“圣人之至论”，“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輶德而无累。”从班彪到班固，王莽就是一个考察古今得失的标本，而《汉书》就是这样一部“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的著作，“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班彪而班固，再加上班超、马续，“经过四人手，阅三十四年始成完书”的《汉书》也期望成为“典谟之篇”，而要“焕乎其有文章”，就需要记载“巍巍乎其有成功”，而“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历史就在于体现“命之运”：“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这是正统之天命，即“顺天性而断谊”的圣人之至论，王莽之篡权夺位就是违逆天命，就是紫色蛙声，所以需要“圣王之驱除”。从《王莽传第六十九》到《叙传之七十》，对西汉之末端的评价和对写作《汉书》的缘起和结构阐述，似乎就呈现出逆天命和顺天行的两面，而贯穿《汉书》的历史观也正源于此。那么，“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正统论是如何在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中得以体现的？改《史记》的本纪为“纪”，这是体例上的一次创新，颜师古说：“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以年月的方式反映纪，这便是一种时间流变的标志，也更能清楚地体现“汉绍尧运”的历史的脉络。
《高祖纪第一》无疑是最能体现继承关系的篇章。一方面汉高祖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具有标志意义的异象：“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这是属于高祖的出生标记；“高祖为人，隆準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是在相貌上与众不同之处；开始起义之后，拔剑斩蛇成为建立帝业的预兆，斩白蛇之后路遇老妪，哭诉说：“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之后老妪忽不见，对于这一记载，应劭解释说：“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这便是“汉绍尧运”的开始，当高祖立为沛公之后，“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
斩白蛇是“汉绍尧运”继承的开始，高祖夺取天下的过程充满坚信，但是很明显，班固在其中贯穿了这种正统论。在建立帝业的过程中，项羽无疑是刘邦最大的敌人，“五月，项羽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这是刘邦和项羽的第一次交集，之后沛公和项羽联合击败秦将章邯；楚怀王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怀王身边的老将评价说：“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沛公的为人慢慢得到肯定；连亚夫范增也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但是在那场鸿门宴中，孤傲的项羽还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新城三老董公对当时的刘邦和项羽都做过评价：“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之后便是楚河汉界分立的开始，之后项羽越来越失去人心，最后垓下之围彻底走向了衰败：“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无疑在《高祖纪第一》中，班固记叙了高祖得天下的过程，而在传第一篇《陈胜项籍传》中，则记载了项羽失天下的缘由。从立楚怀王到自称西楚霸王，项羽就展示其狂妄而好功的一面：封秦将章邯为雍王，之后出其不意坑杀亲兵二十多万；杀入咸阳之后，“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而在垓下的时候，闻听四面楚歌，对着虞姬唱起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最终在无颜见父老乡亲的悲叹中自刎乌江，死之前项羽发出的感慨便是：“乃天亡我，何渡为！”悲歌中唱到的“时不利兮”，渡乌江时“天亡我”的感叹，其实都体现着一种丧失天道的无力感，而班固评价项羽时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的觉寤，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班固指出项羽认为是天亡我是一种谬误，但其实，他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就是一种“不师古”的做法，显然他把古代圣贤当做是一种标准。
而其实，刘邦和项羽之区别，在一个细节中得到充分地体现：高祖曾到秦都咸阳服徭役，亲眼看到秦始皇的威仪，他引声长叹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秦始皇曾经东游会稽，项羽和季父项梁看见了秦始皇，不想项羽冒出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连忙掩住其口，““无妄言，族矣！”一句话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灭族之灾，缘何？就在于“彼可取而代也”的狂妄。刘邦认为秦始皇是大丈夫的典范，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态，项羽认为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是看到了自己的野心，一个是成长型人格，一个则是毁灭型人格，一个是想坐天下，一个则是想夺天下，于是刘邦在建功立业中怀有仁慈之心，而项羽在争名夺利中实施的是杀戮之为，两种人格，两种态度，最终导致的是两种结果。
想坐天下的高祖缘何能顺天意而承尧运？在刘邦取得天下时，众人让其称帝，但是刘邦却推辞说：“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众人对他说：“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高祖起于细微，消灭乱秦，威动海内，这是他建功立业的表现，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德施四海”，这是别人说不能及的，而正是这一德行，才可以“以幸天下”，于是，“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从此开创了一代盛世。
在这里，其实有两个关键点，高祖“德施四海”，意味着他的德行是顺天意的，一开始革命的时候，刘邦是一个“好酒及色”的人，连萧何当时评价他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但是这个爱说大话、好酒及色的人在革命经历中不断建立自己的秩序，尤其是善用人才，笼络也好，计谋也罢，总之一切都在助力于建立帝业。在建立汉朝之后，有一次高祖问诸诸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先天下者何？”高起和王陵回答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先天下也。”而实际上刘邦自己更清楚，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建立汉朝之后，高祖逐步完善国家秩序，“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班固评价汉高祖是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德施四海”的另一种角度阐述，而汉承尧运在他看来就是“得天统”的极好证明，而这种正统论始终贯穿在《汉书》中。高祖之后是惠帝，惠帝之后是高后，高后之后则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文帝和景帝。文帝下诏说：“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一方面这个不断提出“农，天下之大本也”的帝王认为民为天之所生，所以“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君主之治就是为了实施天治；而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也就是说，天灾人祸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戒不治”，所以，文帝提出，“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班固对文帝的评价是：“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而到了平息七国之乱的景帝，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班固对此评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
|
| 班固：顺天性而断谊 |
文景之治创造了“美矣”的盛世，就在于顺天意遵天道得民心，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则从罢黜百官中开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也由此更符合天道，“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而从昭帝纪开始，和天有关的异象记载渐渐多了起来，昭帝时有“凤皇集东海”，有“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有“流星大如月”；在《宣帝纪》中，凤皇的出现屡见不鲜，本始元年五月集胶东、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丘、淳于，地节二年夏四月，“凤皇集鲁，群鸟从之。”于是宣帝下诏曰：“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在凤皇瑞相中，赦免天下囚徒，赏赐官吏，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悌力田帛，“凤皇来仪，庶尹允谐”，这当然是一种天意。
但是，从《元帝纪》开始，凤皇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白蛾群飞蔽日：《成帝纪》中记载的建始元年异象就有多次：六月，“有青蝇无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八月，“有两月相承，晨见东方。”“九月戊子，流星光烛地，长四五丈，委曲蛇形，贯紫宫。”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是日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韦以上。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建始三年，又有日蚀，地震，河平元年夏四月三十日，日从偏食到全蚀……每次出现异象，成帝都会喊出“朕甚为惶恐”，“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将灾祸之降临归结为“人君不得”，所以自责，所以赦免，而这些无德的异象之产生，班固也认为这是汉朝逐渐走向衰亡的证明，“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班固的正统论还体现在“十志”中，在《天文志第六》中，他认为，“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天象之表象，根本则在与地，而地之得失就在于人，这是人影和人形之间的关系，天和地地和人便建立其了回应之和，《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卜说“为水饥”，果然五月的时候渤海之水大溢，六月的时候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五年四月出现彗星，二年后“西羌反”；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天暒晏，殷殷如雷声，有流星头大如缶，长十余丈，皎然赤白色，从日下东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鸡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这是星陨之兆，果然，“王氏之兴萌于成帝时，是以有星陨之变，后莽遂篡国。”
但是在天地对应的阐述中，班固期望君主有德施四海的仁政，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君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以幸天下”，文景之治提出的“农，天下之大本也”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在班固那里，则变成了儒家一种思想，天下是礼乐的天下，是律历的天下，是秩序的天下，是仁政的天下，“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乐通达神灵，建立人伦，端正性情，调节万物，这才是他所认为“幸天下”的标志。所以在七十传中，班固给了文士很大的篇幅。他在点评刘向家族时提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他把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看成是真正的“文人之士”，就在于他们的言论“有补于世”，是治世之益友。分而叙之，他认为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他认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在困境中能“幽而发愤”，他评价刘雄“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以为绝伦……
这种观念更体现在类传中，在《儒林传》中，班固认为儒者的作用就是“博学乎《六艺》之文”，而六艺在他看来，“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者起到的作用就是给君主提供明天道、正人伦的典籍；《循吏传》中班固也是强调了循吏的作用，那就是：“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颜师古对此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作为中间人的循吏，教化百姓是他们的职责；和循吏职责不同的是酷吏，但是在教化的作用上却是一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严酷的法律被实施，就在于让人归服；为什么会有商旅？《货值传》中班固说：“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所以当谷不足而货有余，这是世道的一个变化，长此以往则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极端的例子便是游侠的出现，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游侠之出现，就在于失去了明王失去了礼乐失去了德行，“非明王在上，视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起于高祖建帝业，终于王莽篡权夺位，起于“汉绍尧运”，终于“紫色蛙声”，二百三十年的西汉历史有功业，也有异象，有威德，也有灾祸，而三四十年始成的《汉书》重要的书写意义就在于惩戒，“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古今同理，天地呼应，历史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
编号：Z65·2191118·1609 |
| 作者：[宋]司马光 编撰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09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866.00元当当597.50元 | |
| ISBN：9787101067163 | |
| 页数：12517页 |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跨16个朝代，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是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通鉴》的议论部分沿袭了以往史书的形式，即书中的“臣光曰”。全书共186篇，沿用前人的84篇，出于自己之手的102篇，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治乱和君臣之道的。
 |
编号：Z59·2181228·1529 |
| 作者：【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著 | |
|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09796726 | |
| 页数：480页 |
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随后中国又很快地丢掉了。
——《第一章 一场罕见的胜仗》
敌人和盟友，既得利益和长远目标，战术安排和战略定位，对于中国来说，这些关系都构成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而1945年绝对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年份，当伯恩斯坦把中国1945阐释为“Mao's Revolution and America's Fateful Choice”，他其实已经明显表露了一种意图：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最主要力量，而在这个力量的日益增长中，美国无论是战略布局还是战术安排，都走上了一条“fateful”的抉择之路：它对未来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毛的革命和美国的选择，看起来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控，取决于两种主要力量的角逐：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伯恩斯坦在引言中说：“对于中美两国而言，1945年是个转折点，在未来的岁月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两国之间的关系都要多得多。”从1945年的转折到“未来岁月”，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是“对抗的起源”，当1945年的关系走向恶化，曾经的宴会、祝酒词和友好的声明被武装冲突、相互指责，甚至被伯恩斯坦所认为的“来自共产党人愤怒表达的永久且不可避免的敌意所取代”，双方的关系就像反复发作的疾病，在受到困扰中恢复，在恢复中仇恨，并超出了两国本身的关系，成为国际事务中重要的两极。
那么，194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为什么会做出伯恩斯坦所说的负面选择？当伯恩斯坦把“中国革命”归为一种选择，把“美国选择”归为另一类力量，并非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在中国历史的棋盘中放下那粒棋子，1945年的中国面临更多力量的角逐：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实际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国国民党，以及在二战欧洲战场上赢得主动权并最终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除了日本成为各方力量“同仇敌忾”的法西斯之外，共产党和国民党，美国和国民党，苏联和共产党，以及美国和苏联，苏联和国民党，各力量之间也在合作和疏离、结盟与分化等关系中不断演绎。
如果按照单纯历史事件来列出1945年的大事，一方面是日本的节节败退：1月中国远征军收复缅北，打通了中印缅公路，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发动对日军的全面大反攻；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5月开始大规模袭击日本本土，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4月苏联通告废止苏日中立条约，8月正式向日本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所有这一切，都是伯恩斯坦所说“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是在对日本反攻、宣战、空袭中，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美国和苏联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四种力量，书写了曲折而多变的“1945纪事”。
而在多方力量的角逐中，1945年本身也并非只是一个孤立的年份，历史是一种沉淀，是一种爆发，是一种呈现，在1945年之前，博弈早就开始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之后所有的发展脉络都和抗日战争有关，伯恩斯坦把被日本侵略的中国称作“满目疮痍的国家”，他认为，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八年来，它在整个中国横行肆虐，所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损失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和物质毁害的损失，而且还有共性上的损失，中国人自己之间的人文关系中的损失，为了求生而苦苦挣扎压垮了国家对于同情、互助和同胞情谊的承载能力。”与欧洲战场不同，日本侵略中国的前四年“中国完全是孤身作战”，在既无盟友也无支持的情况下，一方面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了灾难式的毁灭，是“降临在无名的、可替代的广大民众身上的严峻不幸”，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伯恩斯坦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另一方面，当国家利益遭受灭顶之灾，必有起来反抗的力量，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共产党在开辟敌后战场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是在国内是在国外，蒋介石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个英雄般的斗士，而共产党军队则越来越被认为能征善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力。”伯恩斯坦的这一句话似乎含有某种对舆论的质疑，但是不管如何，在日本还没有彻底走向失败的时候，主宰中国命运的已经不单单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力量，美国在1941年卷入战争之后，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考虑中国的未来。“美国在中国的长期目标—一把中国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一旦实现后，要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大国似乎伸手可及。”1945年初的畹町之战是美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表现，《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场在“世界上最艰难的战场上，云南省内的峡谷、云雾笼罩着的关卡和高耸人云的山峰”间发生的“野蛮的、毫不留情的战斗”，并把这个胜利称作“中国在战争期间第一个真正的攻势中的杰出高潮”。
这是一场“罕见的胜仗”，美国以盟军的身份帮助中国取得了胜利，在这个目标面前前进了一步，但是很明显，美国无论是在支持国民党还是和共产党的接触中，都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亚洲的战略地位，但是伯恩斯坦认为，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使得“共同的敌人”消失，在战略和战术上，美国都显得摇摆不定，“敌人的消失会剥夺双方合作的动机，留下的是许多可让其中每一方都把对方视为死敌的动因。”伯恩斯坦认为蒋介石“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曾经消灭了军阀割据局面，他“把他的国家带入现代世界”，在抗战中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也是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风范，但是蒋介石也暴露了他想要的独裁统治，甚至他的形象越来越虚假，“也正因为这点使得罗斯福想摆脱他，史迪威也对此愤恨不已。”。另一方面，力量不断壮大的共产党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44年7月22日，八名美国外交官、军人和特工在战时首都重庆登上美国空军C-47货机飞往共产党人总部所在地延安，可以认为是美国布局的一次试探，首先是在抗战中争取共产党的支持，符合当时的美国政策，同时美国“鼓励国共两党捐弃分歧”，朝着联合的方向发展，为的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国家，而这一政策在伯恩斯坦看来，甚至也符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利益需求，“1944年中期，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取得胜利之时，中国的对立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再把击败共同的外敌作为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双方都知道，这个任务将由美国来完成。”
但是这一符合各方利益的“如意算盘”似乎在另一个力量出现之后消失殆尽，“随着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被一一揭开，中国却渐渐落入了与一个新的敌人结盟的人手中，这个敌人的理想、价值观和行动方式与美国的截然相反。”那就是苏联的介入。首先是西安事变成为各方角力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蒋介石来说，如果不发生扣押事件，他就已经完成了打败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战役”，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斯大林的想法改变了最后的结局，“斯大林视针对蒋介石个人生命的这一威胁为鲁莽和危险之举。”因为他认为蒋介石被消灭意味着国民党的亲日派会谋取权力，最终会使得日本侵入苏联的西伯利亚——也正是苏联考虑到自身的亚洲利益，它比美国更坚决地贯彻自己的主导思想，而这也使得美国走上负面选择的错误道路。
这种错误一方面是“错误的人选”，伯恩斯坦已经把蒋介石称为是“独裁者”，而美国政府既认为不与共产党合作是个错误，也认为应该给予蒋介石更多支持是一个错误，所有的错误都在于美国想要“根据美国的标准由美国来塑造世界”的理念，他们想要重建一个现代化的自由社会只是一种愿景，所以赫尔利提出的五点计划中就包含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这个计划无论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不讨好的，在共产党看来，政党是合法了，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将军对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下”，所以毛泽东认为，“如果你的双手被绑在背后，一只脚迈进门槛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就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外交部长宋子文就表示：“国民政府绝不会承认共产党的要求。”
而在双方僵持甚至美国政策搁浅的时候，被伯恩斯坦称为“道德妥协”的苏联开始实施它的战略，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中，苏联释放了一个信号：他们将加入亚洲的战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遏制国民党和美国联盟的机会，尤其在力量壮大之后，“毛泽东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中国的全部权力并促进世界革命，而这些目标决定了他与苏联结盟的态度。”而苏联一直以来的道德妥协其实隐藏着他们的野心，“作为加入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斯大林要复活被日本据为己有的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特权，还有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享有的通商口岸，尽管他们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一年左右就已经放弃了这些特权。”伯恩斯坦把斯大林称为“残忍、不道德的现实政治大师”，在他看来，斯大林的所有计划都是为了在东亚扩大势力，“苏联的进攻是一项加以掩饰的侵略政策的主体部分，这项政策大胆且非常成功。”
但是和斯大林的野心不一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目标是“结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友好的国家”，所以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认为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对华政策的最高目标，这一点伯恩斯坦认为是他的盲目、脆弱和一厢情愿，也正是这一政策的失误，使得苏联占得了先机：当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控制了大连、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以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而这只不过是“欺骗美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以便对苏联的意图保持满足的状态”，当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中国共产党责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命令中国东部的主力部队“集中主要力量占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当一个被日本控制的中国被“苏联左右的中国”所取代，对于美国来说，出现的僵尸“亚太地区战后的残局”，它将直接导致中国的分裂和“自相残杀”，而当时的“既成事实”甚至比美国所预想的还要被动，美国发现自己已经在中国的内战中越陷越深了，“除非承诺投入更多、时间更长，否则将不会起作用。”但是无论是放弃盟友还是投入大量美国军队，又都不符合美国的政策，最后年底时马歇尔斡旋也证明是一个失败，而中国的战局也不可遏制地从希望变成了对抗。
“假如美国是供给国民党更多的帮助；假如美国当时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更明晰；假如美国不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在日本占领期间消灭共产党的战斗；假如美国在1946年年初蒋介石初步得了几乎是成功的攻势期间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师团去东北；如史迪威和中国通们没有在蒋介石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重拳打击之际去玷污他的声誉——那么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可能被防止的。”在《尾声》里，伯恩斯坦排列了这些“假如”，在他看来，美国“丧失”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对中国有效的主导权，而且当中国崛起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和苏联结盟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形成的革命运动，对于美国来说，是亚太利益无可辩驳的损失。战略不够明确，态度不够强硬，政策不够统一，无非想要在“中间立场”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这无非是天方夜谭，而伯恩斯坦在认识到美国的“Fateful Choice”之后，引用毛在1949年说的一句话给美国政府的整个战略部署提出了批评：“骑墙是不行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
编号：Z12·2181215·1523 |
| 作者：【德】斯宾格勒 著 | |
|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 |
|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99.80元当当49.90元 | |
| ISBN：9787542623799 | |
| 页数：1004页 |
《西方的没落》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斯宾格勒认为，当西方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时代兴起，以精神文化为主的时代也就逐渐衰落了：中国是从秦汉时代开始没落的，印度是从阿育王时代开始没落的，希腊是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没落的，中东是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没落的，西方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没落的……斯宾格勒把歌德式的观相方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斯宾格勒的史学观点，既对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又被纳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利用，自他以后，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就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路程中。
然后，经过这一番挣扎追寻之后，西方科学已精衰力竭，它将返回到它的精神故乡。
——《第十一章 浮土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
一个“然后”，铺陈了那条没有意外的道路：从此是心灵的挣扎，从此是自我的追寻，从此是“返回”精神故乡——转折之后的转折出现，那条没有意外之路反而以一百八十度的方式走向了它的原点，而这种原点式的“返回”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重生，当这个巨大的转变发生，两个问题出现在“西方的没落”这一历史形态学的文本中：为什么西方科学会在死亡之后以返回精神故乡的方式返回？西方科学在“精衰力竭”的“然后”之前发生了什么？
向后和向前，无非建立了一种链式的发展路径，而当斯宾格勒用这样的方式展开两端的历史，似乎带入了一种具有因果性的体系中。这是一种浮士德的精神，在它精衰力竭之前，“然后”之前的句子是：“那种结合——浮士德式的理性借用一种逻辑必然性将其阐述为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的因果律，进而又把它发展为一种独断的、勤奋的、变革世界的科学——乃是浮土德式的心灵留给未来文化的心灵的伟大遗产，是一种具有无限的超越形式、但继承者很可能会忽视的遗赠。”将逻辑必然性和因果律结合起来，成为了浮士德式的理性，这种理性带来的巨大遗产是“独断的、勤奋的、变革世界的科学”，也就是说，它本身是充满动力的，带有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契合着在逻辑必然性和因果律中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途径，而且“具有无限的超越形式”，是属于未来文化的一种心灵样式。
这便是浮士德心灵的真正意义，但是在这个动力学的、必然的因果律面前，它无可遏制地导向了最后的结果：挣扎和追寻之后，进入到精衰力竭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斯宾格勒看来，不是西方科学整体的死亡，而是其经历必然阶段的“古典文化”的死亡，甚至是“死得无声无息”，但是西方科学需要在死亡之后“返回”，需要回到它的精神故乡——这种“返回”式的拯救其实契合了其理性的意义：阐述为动力学、必然因果律的逻辑必然性，所以斯宾格勒说：“这种向前展望不可逃避的命运的能力，也是历史才能的一部分，而历史的才能，乃是浮士德心灵所特具的天赋。”浮士德心灵具有的浮士德精神将认识到把一切的知识融入到庞大的形态学关系系统中，将写下一部研究所有定律、概念、理论如何内在扭结在一起的精确科学形态学，以及在动力学意义中继续寻找西方科学真正的精神故乡。
斯宾格勒勾勒了西方科学最后阶段的路线图，而这便是在古典主义死亡之后的出路问题，因为“日渐西坠的没落之路已赫然在目”——“西方的没落”为什么不可避免？又为什么可以在浮士德精神中返回故乡？这便是斯宾格勒建立“历史形态学”所要解答的问题。他在导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历史存在逻辑吗？当传统的观念和学说把历史细分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的时候，其实是把历史看成是“各自分离的事件”，而决定这些事件的是“偶然的和难以数计的因素”，斯宾格勒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框架”，是“世界历史”的幻影，甚至是西欧人的自欺欺人。这是属于历史的托勒密宇宙体系，而斯宾格勒需要建立一种“哥白尼发现”——这种发现一方面要把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不同形态的文化各自独立出来，而且要去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的优越感，也就是要还原文化形态背后独立的形态学意义，而这种形态学意义，便是“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结构”，一种独立于社会、精神和政治的诸外部形式的东西。
历史之人性，斯宾格勒将之上升到形而上学结构，其实就是去除历史的外在形式，去除概念的罗列，去除回避现实的、唯心主义的鸵鸟式观念，而给予一种生命形态。斯宾格勒从两个人身上找到这种生命形态的启示意义：歌德和尼采，“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釆给了我质疑的能力。”当尼采写下“重估一切价值”的时候，斯宾格勒开始“俯瞰”历史：“重估一切价值，此乃是每一种文明最基本的特性。因为一种文明的肇始就是：它将重塑前此存在过的所有文化形式，以另样的方式理解它们，以另样的方式实践它们。”重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然后”的“返回”，就是在精神故乡中的“重生”——它是在一种精确形态学的书写中发现历史的动力学路径。而歌德，斯宾格勒说从他身上找到了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历史人性的形而上学结构，“生命中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而非生命之结果。”歌德的这一句格言，在斯宾格勒看来，就是“对一切想用一个纲要去解决历史形式之谜这种无意义的尝试的当头棒喝”——因为歌德提出的“活生生的自然”，就是一种历史的世界图象。
把历史和人性结合，把历史看成是生命过程，就是将历史奠基于一种“传记性原型”中，这种历史观的最大意义便是在感觉世界历史、体验世界历史中，把世界历史当成一幅地图来阅读，而且在形式本身意义上，是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在阅读，斯宾格勒说，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生命的镜像”，它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可以在文化形态中看见其源始，看见文化的原始力量如何从其母土中勃兴起来，如何在生命周期中和这种源始性连接在一起，又如何在自身意象内发现自己的观念、激情、生命和情感——以及死亡；而另一个意义则是在“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中，发现在“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的苟延残喘中”，如何返回精神故乡——也就是说，如何在类比产生的“周期性”中找到历史的有机结构，也就是它的必然性结论和逻辑定论。
 |
|
斯宾格勒：为历史建立形态学样本 |
从生命过程中感受其勃兴和死亡，从周期性中发现有机结构，两种结合起来便是历史的形态学，这是生命的形态学，是一种生成的过程，“生命这个词具有一个完全确定的意义，就是，它与‘生成’的意义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历史不是既成事物，而是正在生成的事物，而生命之生成，在斯宾格勒的世界中，还有一个最终意义的问题：“历史为谁而存在？”所以在这两种形态学意义上，斯宾格勒提出了历史的扩张理论：和生命一样，要达到影响力，必须要有外扩的观念，而这正是未来的方向，所以他把塞西尔·罗得斯看作是新时代的第一人，正是他提出的“扩张即力是一切”吹向了扩张的号角，“他的战争，他的外交手腕，他的道路系统，他的辛迪加，他的军队，他的有关有头脑的人‘对文明的巨大责任’的观念——所有这一切，广阔而富有吸引力，都是未来的序幕……”正是这个代表未来方向的扩张论，在斯宾格勒看来，可以激发文明的动力，可以在精衰力竭返回，可以在“西方的没落”中重生。
历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结构？文化的形态学如何生成动力？西访科学如何返回？斯宾格勒认为，世界是已经完成的东西，生命是正在完成的东西，而她需要的心灵这个有待完成的东西，所以确立文化的心灵类型，才能在生命生成中建立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学结构。如果要把生命看成是有着逻辑必然性的理性结果，那么生命就是有方向的，而有方向的生命就是“命定”的——命运观的提出当然不是一种宿命：它是生命体验而非科学体验，它是看的能力而非计算的能力，它是深度而非才智，是“只能被感受和内在地生活于其中的观念”。在这种命运观念里，去除了因果律，因为因果律指向的是合乎理性的、依附于定律的存在——当历史被因果律主宰，它必定被确立一种世界历史的目标，而一旦在有用性理想中，它就可以通过“前进的步伐”而达到，甚至从两一个意义上将，因果律最后指向的是一种死亡：必然的死亡，所以，“命运与生命唇齿相依，而因果律与死亡息息相关。”当历史在前进的步伐中最后走向死亡，还有什么返回的可能？
生命、生成、命运，斯宾格勒是不是会走向不可知论？在生成的过程中何处是返回的基点？或者谁来让其返回？这就需要心灵这个有待完成的东西的指引，在心灵的欲求之下，生成在是有目的的，才是具有形态标记意义的，也才能在求知意志中“观相”——一种动态的、关涉我们的内在生命的俯瞰，而对于西方科学来说，这就变成了“有关世界事变的观相学将变成最后的浮士德哲学”。为什么是代表西方科学的是浮士德哲学？一种难题是浮士德所代表的老年智慧，就是“西方没落”的象征，“它似乎是我们几百年的精神演进命中注定的难题。”但是另一方面，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意志文化，甚至是象征生命动力的扩张文化，“浮士德文化对扩张——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精神的——有着难以遏制的偏好。它想要——没有任何实际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象征本身——抵达北极和南极。”
斯宾格勒分析了不同文化的心灵样式，在他看来，阿波罗式的心灵是一种古典文化，“一种丰富的、生动的、几乎过分成熟的艺术伸手可及。”它是“伟大的放弃”；阿拉伯文化是在洞穴的表现空间里家建立的麻葛式心灵，它在天使、圣徒、三位一体的位格建立了等级；中国文化具有和自然紧密关联的原始象征，带着强烈原则的“道”……不同的文化彼此独立，也都在自己的生命形态中演绎，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浮士德文化作为一种意志文化，更符合生命形态的动力学原则，更符合生命本体的生成和扩张——斯宾格勒认为，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整个浮士德伦理学中都有一个“更高者”，这个更高者：
是主格的“我”的实现，是对主格的“我”的一种伦理施为，是通过信仰和劳作对主格的“我”的一种确证；是为了主格的“我”及其幸福而尊重作为邻居的“你”；最后且在最高意义上说，是主格的“我”的不朽。
所以具有意志的“更高者”，实际上是“作为广袤的世界、宇宙的大能、永远在场的创造者和提供者”的上帝，无论是在世界的空间意义上，还是在心灵的想象空间上，都是一个实际的在场者，都是在扩张的心灵意象中建立形而上学的结构。在自然知识中，阿拉伯文化反映的是“具有可见或神秘属性的实体观念”，阿波罗式的理论则是一种宁静的冥思，麻葛式的理论则是“作为恩宠手段的静默的炼金术知识”，而浮士德文化则是“力和质量的观念”，它是动力学的物理体系，所以在古典文化死亡之后，浮士德文化具有的“历史的才能”，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形态学体系：“浮土德式的智慧所指向的最终课题——虽然它只有在其最兴盛的时刻才能认识到这一课题——就是要把一切的知识都融入一个庞大的形态学的关系系统中。”
浮士德文化的这种“历史的才能”，斯宾格勒在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之后也发现了它的“返回”必然性。文化从人类意识的大宇宙和小宇宙中而来，在世界高级文化的发展中，浮士德文化所体现的是“合乎形式”，无论是社会形式还是国家，无论是民族还是宗教：“浮士德型的民族是历史的民族，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它们觉得自己不是由于地点或共通感而是由于历史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共同命运的显著征和容器，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家庭’。”从这个共同体的容器中，浮士德精神在宗教历史形态学中，继承了伟大的凯撒主义，“就在于它无比强大的事实力量”；在政治哲学中，则发挥“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保持自己民族内部的“良好状态”，以适应外部的事件；在经济生活方面，体现了一种心灵生活，体现了一种属于“人”的原始经济——但是在机器时代出现之后，古老传统发生了变异，自然被消耗，地球成为了浮士德式能量思维的牺牲品。但是正如生命的生成一样，当扩张的凯撒主义再次打破金钱霸权和政治武器的民主政治，意味着“主人意志再次战胜了掠夺者的意志”。
消耗而成为牺牲品，当然是“精衰力竭”的体现，但是当主人意志战胜掠夺者的意志，命运以“返回”的方式回到过程里，回到“活生生的自然”中，回到生成的新起点，于是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又看到了已经死去的浮士德在命运的变形中看见了历史的必然规律：“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