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哈特·布克哈特，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负责古代史教学，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军事史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对古今众多学者而言，古希腊罗马时期是一个在众多方面都深受战争和军事影响的时代，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在编纂学上很大程度是战事记录，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众多文学和造型艺术作品都是以杀戮、战斗和战争作为主题的。莱昂哈特·布克哈特在《古希腊罗马军事史》中以导论形式梳理古希腊罗马军事史的核心脉络，时间跨度从荷马时代至罗马帝国后期。内容围绕军事结构、社会关联、战略战术及政治互动展开，涵盖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形成、雅典海军扩张、斯巴达军事体制、马其顿方阵崛起以及罗马军团演变等议题。通过分析战争对城邦与帝国的影响，探讨军事实践与社会形态的互动关系，呈现该时期军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转型逻辑。本书隶属于“贝克知识丛书”系列。
二十世纪有许多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影响今日世界深远，其中，路德维希‧维根斯坦更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他的著述，直接促成了英美分析哲学的成立，开创日常语言哲学的流派。《天才的责任：维根斯坦传》是英国作家孟克撰写的维特根斯坦传记作品，本书依托剑桥大学档案馆授权的历史资料，系统梳理二十世纪哲学家路德维希‧维根斯坦的生平与哲学发展轨迹。全书以四部分结构展开，回溯其维也纳显赫家族背景、剑桥求学经历及哲学思想转折，呈现其矛盾性格特质：既继承罗素的分析哲学传统又颠覆传统认知框架，在逻辑理性与神秘主义间反复探寻。通过剖析维根斯坦与凯因斯、图灵等知识分子的学术交锋，以及战争经历与自我放逐事件，阐释书名“天才的责任”所蕴含的道德承诺与人性本质双重命题。书中穿插罕见历史影像，结合欧陆社会变革背景，揭示社会语境对其哲学体系的形塑作用。
本书内容选取自《明史简述》《朱元璋传》《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投枪集》《胡惟庸党案考》等多部经典历史著作，并精选吴晗先生关于历史问题的其他史论文章，从九个角度归纳汇总，结合历史背景、评述得失兴亡，并配插图。本书从上位者的政治生活到老百姓的市井生活，展现了历史变革的大事和人物发展的故事，从兴至衰的浩荡历史进程，以全景图的模式剖析历史兴亡的真相，洞见历史深处复杂的人性。在书中，吴晗先生以真实史料为基础，内容涉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经济、社会风气等，揭秘了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明朝恐怖的特务机构的真正面目，以及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与评说，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照出当时人们的思想，以及那些隐藏在光鲜外表之下的复杂人性，总结历史人物的生存智慧和经验教训。
张大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秦汉三国史方向的研究。张大可讲解文史名著《史记》，别具一格，他用四句话概括《史记》的价值：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柢，资治之宝典。内容扣紧文、史、哲三个方向展开，评说《史记》对中国文学及史学的贡献，精选了先秦到汉武帝间杰出人物的事迹，其中有帝王、将相、世家公子、谋士、教育家、武士、辩士、刺客等，聚焦人物命运，深入探究人性，可读性极强。更重要的是行文脉络清晰、旁征博引，有助于读者长知识、明事理，增强阅读获得感。本书用清晰的语言和现代的视角把艰深的古典通俗化，让人物、故事鲜活生动起来，使当代读者领略《史记》魅力，阅览千百年前的金戈铁马、人情世态与猎猎旗幡。
《德意志人》是本雅明精心编选并作导语的书信集，收集了1783-1883年间27封德国人的书信，书信以时间排序，有的来自法兰克福汇报；有的来自名人书信，比如约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尔·康德的信、萨穆埃尔·科伦布施致伊曼努尔·康德的信；有的就来自普通市民阶层，比如格奥尔格·福斯特尔致他的妻子的信。这些书信集中展示了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迁和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市民阶层的巨大思想变化，尤其有意思的是，本雅明特别注意德国市民在法国大革命后词汇使用的变化，他对每封书信尤其是这些变化进行了点评，展现出的是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人尤其是市民阶层的风云变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进行重新阐释。该书通过微观文本折射宏观历史，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式碎片化写作的早期实践，为理解19世纪德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独特入口。
吴晗，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开拓者和奠基者，主要著作有《历史的镜子》《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历史的镜子》是吴晗自己编辑的第一本杂文集，1947年出版，内容包括政治、军事、人物、文化等方面，选录《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等文。吴晗从先秦到晚清的历史长河中，撷取或奇人，或轶事，娓娓道来，也或者品评忠臣名将，畅谈才子佳人，纵论社会现象，文字洒脱，态度严谨，内蕴深刻，异彩纷呈，让人读来赏心悦目，又回味无穷，尽窥塑造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思想根基。书中还提出了改良社会风气、限制权力、根除腐败、民主政治等众多现实问题，不管是对国家的建设还是个人的成长都很有启发意义。
林汉达，笔名林迭肯、林涛，镇海龙场乡林家村人，毕生致力中国文字改革和文化教育，著有《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汉语拼音自修课本》、《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等。《东周列国志新编》是“林汉达通俗历史经典”之一，从周平王迁都洛邑写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原为止，以《左传》《史记》等正史所载为基础，一百八十个故事按时间顺序编排，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属，清晰地勾勒了春秋战国前后五百多年的历史概貌：取材准确，裁剪精当，是一册理想的先秦历史入门读物。
《中国民族简史》是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综合考察的最早的著作。民族史与国家史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工作，它的艰巨性不仅在于历史资料和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也还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差异，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吕振羽从1948年开始编著《中国民族简史》，本书从人种起源问题谈起，简述了中国汉、满、蒙、回、藏、维、苗等民族的起源、形成、历史演变、以及截至1947年的状况。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三十几位学生响应“拔白旗，插红旗”，夺取资产阶级占领的学术阵地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用了30多天时间，集体编写了上下两册75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9月出版。由于这部书的红色封面和它“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当时被称为“一部真正的红色文学史”。1959年，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做了大量修改，字数扩展到120万字的四卷，修订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这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在当年引起广泛注意，是一个产生影响的学术、文化事件。
沈醉，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我这三十年》是沈醉撰写的一本回忆往事的书籍，其首版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推出。此书详细记叙了沈醉自1949年云南起义至1980年间三十年的人生历程，展现了他从军统少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到战犯，再到起义将领、文史专员及全国政协委员的复杂身份转变与命运沉浮。
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本书为中英文对照，由宋庆龄基金会编辑，中国建设杂志社出版。
宋氏三姐妹，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庆龄被尊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宋蔼龄联姻孔祥熙，善于积财，富甲天下。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她们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作者罗比·尤恩森和她的丈夫在欧、亚两洲住过多年是美国人，1941年出版《宋氏三姐妹》，在本书介绍中说，“她的《宋氏三姐妹》内容比较丰富，文笔较生动，但其所述观点及资料引用，不免有种种局限性，这是读者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穿越重重封锁抵达陕北，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采访，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在这部著作中，斯诺以翔实的材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回击了反动势力对红军的污蔑。在这部著作的影响下，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外国记者纷纷深入“红色中国”，留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报道。1979年，吴黎平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收录了《红星照耀中国》第四、五两章以及第三章部分内容。吴黎平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是斯诺采访毛泽东时的翻译，作为当事人，他为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前言，对译文的重新校订，以及所加的注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与魔的搏斗》中，茨威格把三位人际际遇相似，内心世界相近的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集在一起，而尤为重要的，他们都受一种自己所控制不了的力量所支配，即茨威格称为“魔”的力量，因此他把这本书的命名为“与魔的搏斗”。魔的原文（Dämon）缘于希腊语、拉丁语，指的是一种通过经验无法理解的、控制人的理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除了破坏力，还拥有一种创造力。在茨威格眼中，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是最有魔性的典型形象，他们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却也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被推向毁灭，这三个英雄式的人物，被命运的神秘和创作的魔力抓住，在焦虑、紧张的挣扎与矛盾中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终因可怕的精神障碍、致命的知觉迷乱， 或疯狂或自杀。这部传记是茨威格《精神世界的缔造者》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个三部曲在茨威格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他赢得世界声誉。
为“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系列。《金陵旧事》作者焦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又号龙洞山农。生于江宁（今南京），祖籍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万历17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晚明杰出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金陵旧事》原书十卷，已佚，《焦氏笔乘续集》卷七收录98条，卷八收录75条，《金陵旧事》摘录六朝、南唐、南宋时期与金陵相关的各类记载，展示出作者对金陵历史地理及人文传统的深切关怀。《凤凰台记事》是明代马生龙撰写的随笔，这本杂记记载了明初朝野遗闻轶事，共二十五则，大多为明初洪武一朝的趣事，涉及政治、经济、邦交、城建、楼阁等方面，有不少内容都鲜有史料记载，对于明代南京地方社会和文化研究颇具价值。
《西域考古记》是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考古报告。第一至三卷为文字部分，第四卷为图版，第五卷为地图。其中第二卷第十四至二十五章记录作者在敦煌西北古长城遗址发掘汉简及在敦煌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骗取藏经洞宝藏的详细经过，并有所获材料的登录账目第三卷第二十六至二十七卷记录安西、酒泉等地长城、石窟遗址。其后有各方面专家所写附录十篇，其中包括沙畹关于汉文碑铭与写本的考释，佩特鲁奇与宾庸关于敦煌佛教壁画的论述，霍恩雷为梵、于阗、龟兹语写本编的草目，托玛斯对敦煌藏文文书的札记，巴内特对敦煌绢画上藏文题记的译释。最后有详细的主题索引。第四卷共刊出一百七十五幅图版，其中包括敦煌写本、绢画、塑像、碑铭等资料的彩色或黑白照片。第五卷刊出彩色地图九十四幅。《西域考古记》是敦煌以及中亚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52年。该书是钱穆的讲稿整理而成，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解，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该书分别就各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钱穆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有得有失，而且也不像“五四”以来所讲的，中国古代完全是“专制”制度，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他强调结合历史背景看制度。他反复强调不可用“阶级”“专制”“黑暗”等词语来笼统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史。
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发表于1985年的经典作品，小说中探讨的女性生育自由、代孕、人口衰退、环境恶化等问题，被称为“女性版的《1984》”。1985年《使女的故事》获得加拿大总督奖，1986年提名布克奖，1987年入围决赛圈角逐海明威文学奖，同年获亚瑟·C·克拉克奖。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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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1·2200521·1654 |
| 作者：【法】罗曼·罗兰 著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22.00元当当10.80元 | |
| ISBN：9787020131266 | |
| 页数：305页 |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贝多芬传》
他经历了凄惨的童年，他遭受耳聋的酷刑，他神圣的爱情被破灭，他被众人所隔绝……种种之种种的困苦和磨难，对于贝多芬来说，或者可以称之为多舛的命运，但是他却用艺术，用音乐创造了另一个属于自己，属于人类的新世界，“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底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当艺术成为上帝，创造艺术的人也变成了脱离于众人的神，“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艺术是高于一切的上帝，自己是为人类酿造醇醪的酒神，这是一种超脱，但是对于贝多芬来说，何以能完成这样的超脱？童年时，母亲因为肺病而死，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情的他对于人生的注解便是痛楚和犹豫，虽然并没有染上和母亲相同的病症，但是他却遭受了耳聋的酷刑，最后几乎已经没有了听力。虽然艰苦的童年和残酷的病魔，造成了贝多芬忧郁的性格，但是在一七九六年的时候，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廿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二十五岁他发现了自己身上具有的天才特性，即使从这一年开始，耳朵的疾病开始折磨他，但是他也从此开始了和命运的挑战，“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其实是一种矛盾，挑战却隐忍，隐忍却逃避，而对于贝多芬来说，肉体痛苦之外，还有精神的折磨。他曾经爱着自己的故乡，他把莱茵河兰城市“庄严的父亲”，不仅“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河边的故乡篷恩，在贝多芬看来，是“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存在：“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故乡的河流给了他一种生命的动力，“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而大革命正在爆发，对于贝多芬来说更是改变现实的力量。但是他的神圣爱情破灭了，美好岁月消失了，当贝多芬独自一人在维也纳，太残酷的“现在”成为他无法躲避的现实；即使他在一八〇六年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了婚，后来的婚约还是毁了，即使没有结婚的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医生都没有忘却这段爱情，但是他还是走到了绝望的边缘；而在社会事务中，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会议中，亲王们向他致敬，他被人追逐，但是当这些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贝多芬成了他们口中迂腐的人，他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最后，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
隐忍和逃避，他开始活在所谓的纯纯自然中，他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丹兰士·勃仑斯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自然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而生活。但是这些都无法解答贝多芬关于命运的难题，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最终这样一种渴望转变成了艺术的力量：在痛苦的生命里，他创作了《月光曲》、《第二交响乐》、《克莱采朔拿大》，在病魔的折磨中，他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即使被社会所隔离，他内心的艺术之火仍在燃烧，他讴歌欢乐，他书写伟大，他战胜平庸，他挑战命运——对于贝多芬来说，用艺术抗击的不仅仅是自我的命运，更是人类的命运，用音乐书写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作品，而是人类的作品，“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
这一种站在人类之上的创造力，就是对于爱和真理的探求，就是对于自由的渴望，他在一七九二年的手册中就高喊：“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尽管从个体意义上来说，他在童年就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他的回忆里充满了凄凉的感觉；他失去的爱情一半是因为自己暴烈的性格，“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他和人的不和也也因为自己憎恨人类的性侵，可以说，贝多芬不是完美的，当然更是不幸的，但是当罗曼·罗兰将他定义为“巨人”，将他看成是德国的象征，“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就是因为他超越了个体的命运，超越了自我的悲剧，“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底最英勇的力。”他用自己的痛苦换来了世界的欢乐，他用自己的苦难带来了人类的希望，“用痛苦换来的欢乐。”不仅仅是罗兰·罗兰对于贝多芬的评价，更是对贝多芬式的英雄所唱的赞歌。
罗曼·罗兰崇尚英雄主义，但是当他把目光聚集到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时候，他对于英雄主义的注解其实是多元的，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他对于英雄的定义是：“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的确，贝多芬曾经逃避，贝多芬性侵暴烈，贝多芬多疑，他不是靠思想和强力称雄的人，他扼住命运的咽喉也失去了很多，但是他用音乐打开了自己的心灵，也打开了人类的心灵，那是渴望自由而追求自由的心灵，那是挑战命运而主宰命运的心灵，那是抗拒平庸而战胜平庸的心灵——从个体到集体，再到人类，贝多芬用这样一种英雄主义命名了人的意义，就像他对朋友说的那样：“噢，人啊，你当自助！”
而对于米开朗基罗呢？在个体意义上，米开朗基罗当然也不是完人，他甚至就如他自己雕刻在弗洛伦莎国家美术馆中的“胜利者”白石雕像一样，是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他是自傲的人，“对于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而且要别人和他一样牺牲。”他不把自己看成是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而要让人们称他是“米开朗琪罗·鲍那洛蒂”，他的血液里有着对于家族血统天生的自傲；他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种遗传病，让他被生活的痛苦所奴役，在博洛尼亚进行于勒二世的铜像创作时，他和三个助手睡在一张床上，睡觉时衣服不脱皮靴也不卸，当他的脚肿起来之后，只能割掉皮靴，而皮靴被脱下时脚皮也剥了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宿苦行为，用不惜的行动让自己打败悲观主义，成为天才，而这种苦役生活更突显了他的悲观主义；他天生喜欢猜忌，猜忌朋友，猜忌家族，猜忌兄弟，猜忌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他孤独，他也懦弱，在宿命中他看到自己的不幸，在孤独中感受着人生的悲剧，而对于这一切，他甚至只想到逃离，一五二七年佛罗伦萨爆发的革命让他陷入到漩涡里，“危险临到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逃避，但经过一番磨难之后，他反而更要强制他的肉体与精神去忍受危险。”而当逃避无法解决自身的困境，他便想要彻底的离开，那就是死，“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底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他渴望死，因为在米开朗基罗看来，死是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所以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他品尝到了一切苦难，他目击故乡的沦陷，他悲悯于自由的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地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颗一颗地熄灭……这一切只能让他选择去死，罗曼·罗兰说：“他对于‘死’患着相思病，他热望终于能逃避‘生存与欲念底变化’‘时间底暴行’和‘必须与偶然的专制’。”八十二岁时，“多么想望而来得多么迟缓的死——”终于来了。
这样一个不是完人的个体，和贝多芬一样陷在自我命运的悲苦世界里，为什么也是英雄？罗曼·罗兰注解贝多芬身上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是“心灵的伟大”，而在米开朗基罗身上，发现的是一种爱：“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在罗曼·罗兰看来，米开朗基罗是痛苦的代表，他的痛苦不是因为灾难，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人类的恶意，而是蕴藏在人内心的痛苦，“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正是因为米开朗基罗有着这样的不可选择性，所以在遭受了命运的苦痛中，他更容易深入内心发现爱的价值：他爱雕塑，认为雕塑是比绘画更能表现英雄的艺术，一四九五年的《耶稣死像》是他这种爱的艺术呈现：“永生了一般的年轻，死了的基督躺在圣母底膝上，似乎睡熟了。”当家庭的全部负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的时候，他没有拒绝他们，他甚至可以把自己卖掉，只要能为家庭提供钱财；他为于勒二世的陵墓、圣彼得大教堂和西斯廷工程创作雕像，即使被放逐，米开朗基罗的内心里依然是对于艺术不灭的爱；他爱着加伐丽丽，几乎以崇拜的方式去除了自私和肉感，他爱着维多利亚·高龙那，他在她身上看见了圣洁的影子，“没有一颗灵魂比米开朗琪罗底更纯洁。没有一个人对于爱情底观念有那么虔敬。”他是从她们的爱上斫炼出崇高的思想；他也爱上帝，他的雕塑与其说是为了艺术不如说是为了信仰，他逝世的那一刻，遗嘱上说：“他的灵魂赠予上帝，他的肉体遗给尘土”，他要求“至少死后要回到”他的亲爱的佛罗伦萨，然后，他“从骇人的暴风雨中转入甘美平和的静寂”。
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苦痛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是怯懦的一生，也是充满爱的一生，在罗曼·罗兰看来，这正是英雄主义的最伟大意义，因为从来没有脱离现实的英雄，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英雄主义，它们是理想，却是英雄的谎言，只有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在战斗中征服，敢于正视自己的痛苦并尊敬痛苦，才能得到对欢乐的赞颂，“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痛苦和欢乐相伴，人和神合一，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无论是贝多芬还是米开朗基罗，他们都是用伟大的爱、伟大的心灵创造了伟大的英雄。
而托尔斯泰呢？这个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这个探寻人类命运的伟大灵魂，“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他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底心魂。”他身上的英雄主义到底是什么？罗曼·罗兰认为，“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底特征，在于他的生命底气息。”也是童年失怙，一种死亡的到来让他的“心魂中充满了绝望”；也是在孤独中寻找解脱的办法，从斯多葛主义到伊壁鸠鲁主义，从轮回之说到虚无主义，托尔斯泰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信仰，而十六岁他不再去教堂似乎对上帝本身也开始怀疑；他也有着不安和暴烈的性格，一八六〇当亲爱的哥哥尼古拉患肺病死去，托尔斯泰“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甚至他开始唾弃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他是孤独者，他的妻子在他进行创作中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底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但是在最后的隔阂中，他找不到解救的力量，在覆灭的痛苦中，他甚至无法把信心感染给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似乎都在他之外，他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
“他是弱者。他是人。”罗兰·罗兰如此写道，一个弱者何以具有英雄的伟大？因为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作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以及一个弱者，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中实践着一个人的意义：《童年》让他在自然中得到神启，《哥萨克》让他唱出了青春的颂歌，《三个死者》中他看到了死亡的孤独，《战争与和平》中他书写了时代的史诗，“《战争与和平》一书底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底复活，民族移植与国家争战底追怀。”而《忏悔录》中，他自问绝望如何拯救？在这里那个大写的人似乎出现在他面前，“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查洛斯德（琐罗亚斯德），依撒（以塞亚）——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圭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由此他开始探望生命的意义，追寻民族和国家的出路，《我们应当做什么？》他以英雄的逻辑面对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底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底第一程。”而在《艺术论》中，他找到了“艺术宗教”的表达方式，“每个社会有一种对于人生底宗教观：这是整个社会都向往的一种幸福底理想。”从《民间故事与童话》《黑暗底力量》到《伊凡·伊列区之死》 《克莱采朔拿大》，托尔斯泰一直沿着这个理想前进，而《复活》则如书名一样，在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里复活了一种神，复活了信仰，复活了人。
“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理智底逻辑，他的信仰底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当然，托尔斯泰选择的是离开别人而得到真理，他痛恨自由的幻想，他预言了社会的变革，他以艺术的方式成为“唯一的额上戴有金光的人”——“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是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他就是在这样的孤独而光荣的状态中，和悲剧宣战，用自己的生命力量，让爱深入真理。所以罗曼·罗兰将他定义为一个人，一个爱着人而已被人爱着的人，“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个，——‘我们的弟兄’。”当托尔斯泰成为我们的“弟兄”，那一种共鸣和契合也让罗曼·罗兰体会到了内心激荡着的英雄主义气息：
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底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与死底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底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底谎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底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底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底眩惑。
托尔斯泰生活的是怎样一个时代？“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底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底叛变，屠杀，农村底暴动，似乎是‘世纪末’底征兆……”而对于罗曼·罗兰来说，托尔斯泰的这个世界无比接近自己的世界，接近“我们”的世界，“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托尔斯泰传》里，罗兰·罗兰再一次定义了英雄：“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
实际上，不管是“靠心灵而伟大”的贝多芬，还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的米开朗基罗，或者是“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的托尔斯泰，英雄其实都指向一种精神：那就是“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动的利害观念之性格”，那就是具有“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的信念和实践，所以在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自身遭遇命运的不公时，都能用这样一种精神给人类带来力量和希望，而当罗兰·罗兰写作《名人传》，就是希望英雄能改变悲苦的现实，“一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英雄到来，力量和希望同在，伟大和爱同在，他们和我们同在，于是一九四二年三月翻译了此书的傅雷也成为了呼吸到了英雄气息的“我们”：“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