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的代表作，被艾略特诗歌奖评委们认为是一部“动人的、技术上无懈可击的作品”。《白鹭》是一部完美的短诗集，共54首短诗，包括组诗11首。在这些诗中，诗人以一种罕见的热望和强烈的生命力，回忆他生涯中独特的主题——加勒比海复杂的殖民遗存、他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热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智慧、新的爱情中总是奇异的快乐，以及自然界有时令人恐惧的美丽。诗人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的无穷中，置身于老之将至后爱的消失和死亡的临近，在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永恒的古典之美与当下的衰败之间穿行，随物赋形，极力捕捉广阔世界的斑斓之美；同时，他令人着迷地重复主题和意象，创造了一种近乎冲浪的节奏，拓宽了韵律、诗歌形式和语言的可能性——沃尔科特写出了一种对时间消逝、人生虚无的胜利，“一个成熟而又不满足的无穷无尽的老年”。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巴西当代经典作家之一，被誉为自卡夫卡之后重要的犹太作家，也是拉美文坛真正独树一帜的作家之一。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家庭，不久即随父母移居巴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写作才能获得公众承认，小说《黑暗中的苹果》获得卡门·多洛雷斯奖，儿童文学作品《爱思考的兔子奇事》获得卡伦加奖，并因其文学成就获得联邦大区文化基金会奖，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去世，次年，后的作品《生命的吹息》出版。《隐秘的幸福》出版于一九七一年，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收录二十四个短篇，有着深厚的哲学意蕴，主题彼此各异，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都隐约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探寻自我抑或自我意识的建立，囊括了克拉丽丝所关注的一切要素：自我、真实、存在、起源、时间、母性、表达……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文字极富音乐性，以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向纷乱昏暗的世界投掷出一支支光与热的火炬。《阿姆拉斯》讲述的是：父母自杀身亡，兄弟二人自杀未遂，他们被舅舅安置在阿姆拉斯的一座塔楼中，远离人群，也远离精神病院，这里既是监狱，也是庇护所，病弱的身体与急剧崩溃的心智在这座塔楼里共振，兄弟之间的情感复杂而紧绷，既有依恋，也有排斥；疾病让这一切愈加不可调和。本书融合独白、信件、日记、格言等片段式叙述结构，在碎裂中展开沉思，呈现出作者对死亡、隔离、自我与精神极限的深刻探问。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文字极富音乐性，以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向纷乱昏暗的世界投掷出一支支光与热的火炬。《沉落者》讲述的是：韦特海默经过莫扎特学院二楼三十三号房间的时候，格伦·古尔德恰好在那里弹奏《哥德堡变奏曲》，韦特海默后来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说他站在三十三号房间门前，听着格伦演奏，直到咏叹调结束。当时我就明白了，这是怎样一种惊骇。这部独白体小说记述了三个人对钢琴演奏的艺术追求与不同的人生选择：一个成为奇迹，一个沉落，一个转向他路。
马拉美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散文家，与阿蒂尔·兰波、保尔·魏尔伦同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马拉美对法国诗歌和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拉美非常难懂，这两个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象征主义文学艺术偃旗息鼓那么长时间后，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至今还在获得法国乃至世界各国学者持续而耐心的解读。萨特对马拉美以及象征主义诗歌进行研究，萨特通过对马拉美的评传提出一个普世的问题：上帝死亡，文学还存在吗？在《马拉美:澄明之境及其隐蔽面》中，萨特熟门熟路地钻进马拉美世界的中心，他把马拉美思想最奇妙的表述变成他自己的表述，调用马拉美的诗句，使他自己的说法具有诗一般的情调。“一旦某个目的归于人类，一旦这个目的完成了，一旦人们将此视为现实，那一切就完蛋了：人类变成蚂蚁，感性认识便扎根于人类。”这个想法在萨特笔下成为马拉美自身的写照，也是萨特自身的写照。
四百年前，在西班牙的拉·曼却地方，有一位乡绅，他整日沉溺于骑士小说之中，有一天他读得昏了头脑，渴望着成为一名真正的游侠骑士，去闯荡天下，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于是，他决定自称为堂吉诃德，将自己的瘦马命名为洛西南特，将一名村姑想象成意中人杜尔西内亚，并找了一名农夫桑丘做他的侍从。他将风车看作巨人，将羊群看作军队，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四百年来，《堂吉诃德》不仅成为西方经典中的核心，也成为了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堂吉诃德战风车的行为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形象，而“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也已成为不顾一切、不切实际的侠义行为的代名词。译者傅东华，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其翻译生涯始于“五四”以前，一生翻译著作三十多种，涵盖多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分属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其中半数以上属外国文学名著，如《飘》《堂吉诃德》等。
艺术评论家雷格尔每隔一天就要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丁托列托的画作《白胡子男人》前，三十多年来从不间断，直到某一天他妻子离世。时隔半年之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幅画像前，并邀请老朋友阿茨巴赫尔第二天去博物馆与他会面。通过阿茨巴赫尔的眼睛，我们得以了解雷格尔：他妻子的死，他关于自杀的想法，他对大师们的评论，以及最后，此次会面的目的。既充满悲观又兴高采烈，既憎恶有加又十分滑稽，《历代大师》是一部有关文化、天才、国家、阶层、艺术价值和人类自命不凡的讽刺性喜剧，托马斯·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和社会现实，揭示出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与悖谬：那些整天把艺术史挂在嘴上的人天天到这里来，用他们那些关于艺术史的胡说八道充塞参观者的耳朵，研究艺术史的人实际上是消灭艺术的人，艺术史家鼓唇弄舌谈论艺术，直至把艺术谈论得寿终正寝，艺术活生生地被艺术史家谈论致死。
“不能轻易落进一个男人的生活：他也一样，有他的家，有他的利害考虑，有他的工作，说不定还有别的相好……”主人公黛莱丝原本聪明且兴趣广泛，在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却毫无共同语言的男人后，从此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消耗自己，为了挣脱生活的牢笼，压制内心的不安，她决定毒杀丈夫……一个女人婚前、婚后“围城”式的心理过程，觉醒的女性和传统的社会环境之间强烈的冲突，莫里亚克以精准如手术刀般的笔力写透两性关系中的隔绝、猜疑、窥测，和包法利夫人、安娜、涅朵奇卡一起并列于文学史不安于传统的女性形象行列。“黛莱丝，众人都说，像你这样的人是子虚乌有的。但我知道，你确乎存在，我窥探了多年，时常拦住你的去路，揭去你的假面。”1927年，《黛莱丝·黛克茹》小说问世，后续作者持续为她写下续集《黛莱丝在旅馆》《黛莱丝就医记》，1937年忍痛以一篇《黑夜的终止》宣告她的死亡。
“但不要因为我请求安静/就认为我行将死去：/恰恰相反：/我要活下去。”《马丘比丘之巅》是聂鲁达最有影响、发表次数最多的诗作之一，全诗共十二章，最早于1946年发表在委内瑞拉《全国文化杂志》上，1950年收入《诗歌总集》（一译《漫歌集》）第二版。马克丘·毕克丘位于安第斯山东南部，在库斯科城西北，离城约 112公里，是古印第安人的城堡，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在萨坎台雪山的山腰上，由 216座建筑物的废墟组成，聂鲁达于1943年10月22日骑马参观了这座古城堡，两年后创作了这首500行的长诗，洋洋洒洒的超现实主义笔法之下，是安第斯山巅曾经繁荣的都城、曾经熙攘然而永远消失的人群、古印加帝国的辉煌和消亡……本诗集选入了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居所》《漫歌》《元素颂》《第三部颂歌》《怪诞集》《黑岛纪事》等诗集代表作。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著作。这是纪德1922年所作的关于陀氏的六次讲座的合集，是两位伟大作家的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纪德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天才的小说家，而且是“所有作家中伟大的一位”，他对陀氏的解读带有浓重的法国阅读经验，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健康的心智生活。“我们的某些先驱者也许注意到了，在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后面，又显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大。”在这一系列讲座中，纪德主要的关注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他通过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和小说文本，层层剖析了陀氏的文学思想以及艺术风格，他深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塑造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发现了谦卑与傲慢的相互转化、人物思想的二重性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要特点。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对他有很多称谓：“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敌视人类的作家”““灾难与死亡作家”“夸张艺术家”“故事破坏者”等。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波斯女人》讲述了这样的事故：我朝潮湿的草地上那座孤零零的、连一半也还没有盖完就又败落的房屋走去时，突然想起在我曾问波斯女人，现如今有那么多年轻人自杀身亡，她是否有一天也会自杀，波斯女人听完我的话笑了起来说，是的。《制帽匠》则是一个关于亲情、尊重和死亡的故事：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甚至数十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现在我知道了，我二十年之久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到头来却不知道他是谁。
秘鲁男孩里卡多对生活没有远大的抱负，他奉行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但在他单调的生活中也有奇遇，那就是他用整个一生去维系与坏女孩的爱情。因为这场爱情，他变成了一连串惊悚冒险和风流韵事的男主角。在这场马拉松式的漫长爱情故事里，1950年代的利马、1960年代的巴黎、1970年代的伦敦和1980年代的马德里被呈现出来，既讲述了坏女孩如何不停步地追逐财富和权力，也反映了在她从享乐到堕落的四十年岁月里，东西方世界的不同角落里正在发生的神奇、非凡的变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写于七十岁的自传体爱情故事，取材于上世纪四个城市的深层社会，时间跨度四十年，空间跨度亚、欧、美三大洲。略萨以爱情故事为经，以世界性大都市为纬，讲述权力高度集中、贫富严重分化、更野蛮的西方城市断代史，冷峻地揭示爱情故事中某些潜意识的幻觉，这些幻觉既可以展示人的美德，也可以暴露人的丑恶。
本书是法国存在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赛尔的第二本《形上日记》，记录他对于“存在”的省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马赛尔应召入伍，由于体弱被分派到巴黎的红十字会做寻找失踪官兵的工作，在这里，他每天见到的都是前来询问丈夫、儿子下落的妇女，这一体验极大地触动了他的心灵，令他的哲学逐渐转向“他者”，这是他一生极力宣扬的“我与你”哲学的基石。在本书中，马赛尔分析了“是”与“有”两种存在的面向，在“有”当中，我们把人对象化，将人视为工具，而在“是”中，我们卸下社会面具，以自己的本质与他人的本质自在相处。因而马赛尔劝说人们重视“我是”，通过在主观经验中的与另一主体的爱的联结，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存有只在爱中实现，唯有启动“爱”，人才能跨越人我藩篱，从主客二元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一元关系，这就是“互为主体性”，人只有在被视为不可客体化的主体时，才有自己的尊严。
在今天，诗人何为？诗何以可能？让-皮埃尔·西梅翁以抒情的名义写诗，用新抒情的方式颂扬本真的生命、真正的生活，他不仅仅要让人听到不容忽略的自然世界的价值，启示当代人重新在世界中栖居、发现寻常事物本身的自然的美，而且，他在诗歌里充分地呈现了在这种自然伦理的视域里，万物本身也给出了启发人如何去返归自然、本真地存在的生命伦理的典范。诗集《诗的复活》由三部分组成，约60首，这些诗歌涉及咏古、咏景、咏物、怀人等内容，有法国浪漫派的情调，是作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同时，这些诗歌既有法国诗歌的传统，也有现代诗歌的韵律，热情洋溢、意志坚强、充满活力、令人振奋。作者相信诗歌可以拯救世界，他敦促读者以愉悦的心情超越自身的弱点和恐惧，展示对诗歌的信心，正如艾梅·塞泽尔所说的那样，诗歌“调和了梦想与行动，梦想与现实”。作者在后记中对塞泽尔表达了充满活力的敬意。
国际易卜生奖授奖词对约恩·福瑟的赞誉是：“约恩·福瑟是当代戏剧界最顶尖的名字之一。他创造了一个自成一格的戏剧世界。他是一个宇宙、一片大陆，自他居住的西挪威延伸至亚洲、南美、东欧和世界其他区域。”约恩·福瑟书写没有温度的爱、错位的沟通、偏执又克制的纠缠，《各自沉默》收录三部剧作：《夜晚唱着歌》创作并首演于1997年，主角是一对刚生了孩子的年轻夫妻。丈夫整日待在家里写作，但作品屡遭出版社退稿，妻子因丈夫过于内向、一事无成而不满，常常感到孤独和沮丧。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停滞。在妻子犹豫要不要同情人一起离开的夜晚，一切走向无可挽回的悲剧；《冬》创作并首演于2000年，角色仅一男一女，讲述因偶遇和误会而产生的一段若有若无的情感关系；《睡》创作于2003年，首演于2005年，是关于生活在同一栋房子里的两对夫妻的故事，时间线交错变幻，彷如一个长长的梦。
今天的每个人都看电影、看电视、上网，影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这些影像形式与其说是相互竞争，毋宁说是相互补充，那么，其内在的法则是什么？雷内·加尔迪主编的《影像的法则——理解电影与影像》是第一批系统研究这些影像形式的书籍之一，本书建立影像分析的“知识状态”，并为帮助读者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提出方法流程上的建议，帮助电影爱好者涉猎电视和交互式影像，或者，反向为之，让交互式影像的迷恋者走近电影与电视。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关于电影，电影史是当代文化知名的艺术形式以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包括了各种概念和电影分析方法的综述。第二部分内容关于电视、交互式影像和图像文本，介绍了文化、语言行为和审美角度的分析方法，揭示并定义了这些媒体的特性。本书大量框内文字提供了补充信息和方法思路。
英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弗兰西斯·培根，一位是写《人生论》的17世纪哲学家培根，另一位是生平与画作都极具争议的20世纪画家培根。后者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也是20世纪最贵的画家。如同他的人生，他的画作同样打破常规、风格独特、极具创造性与颠覆性。他的画作以粗犷、犀利、暴力、如噩梦般的图像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同时代及其后的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安迪·沃霍尔、大卫·霍克尼等人都对他推崇备至。对培根的著名访谈有两次，1991—1992年本书作者、法国艺术史学者米歇尔·阿辛博所做的访谈即是其一。阿辛博是一名艺术家、艺术史学者，广泛涉猎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也是培根多年挚友，阿辛博的访谈进行了三次，1992年培根意外因病去世，后续的访谈计划因而搁浅，时年，培根已经83岁，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访谈，可以看作是他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遗嘱”。
作为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代表人物，让·雷诺阿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继承人，弗朗索瓦·特吕弗激情捍卫电影作者的身份。他创建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马车影业”，执导了约二十部长片，52岁英年早逝的他，被赞誉为法国电影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1981年，特吕弗u欧维激情的前影评人，对自己的电影展开自我批评，他围绕《淘气鬼》到《隔墙花》的影片片段与拍摄花絮，深情、坦率地回顾职业生涯，在这些珍贵的交流中，他回忆某些影片的缘起，揭晓它们制作中的秘密，并不惮于严厉批评自己的若干导演方式。十万字访谈、百余幅剧照、高清手稿，汇总大量特吕弗著作与研究资料以及全部二十四部影片制作信息，还原电影背后的故事，勾勒出一位无止境的艺术家的肖像。这不单是一堂电影课，更是对“什么是电影？”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
荷尔德林的一生被整齐地分为两部分：从1770年到1806年的前36年，以及从1807年到1843年的后36年。在他的后半生中，他像个疯子一样躲在木匠恩斯特·齐默尔的家里。诗人的前半生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四处游荡，会关心外界和时事，但在后半生，却与外界完全隔绝。尽管偶尔有客来访，但他与外界的关系就像被一堵墙隔开了。根据他最早的传记作者所记，他经常固执地重复，“我这里啥事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人生只能作为编年史的主题，而不是历史研究的主题，更不用说临床或心理分析了。然而，这本书表明，这正是荷尔德林向人类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居住在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自我意味着什么？什么又是习惯?对于人类来说，生活不是首先意味着居住吗？阿甘本结合了荷尔德林多年的所谓疯狂的详细年表，对通常被认为其不可读的文本进行了新的审视，旨在描述和理解诗人自己所说的习惯性和寓居的生活。
罗西·布拉伊多蒂，拥有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索邦大学哲学博士，当代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欧洲女性研究的先驱。“游牧主义代表着异质的多样性、差异性、唯物主义和交叉性,而不仅是流动性。”罗西·布拉伊多蒂在本书中致力探索当代主体性的构成，尤其是欧陆哲学和政治理论中的差异概念，包括她对认识论与“女性问题”的关系、女性主义与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关系、欧洲女性主义以及美国女性主义与欧洲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可能关系的研究。罗西·布拉伊多蒂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思考女性主义与技术、历史事件和流行文化的关系，重塑了操演、性差异和复杂性的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生成少数”概念更深入地融入了当代民主思想，而关于方法论的一章则详尽解释了作者的方法，同时与她的批评者进行了交流。自面世以来，该书一直引导着欧陆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