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作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在完成《国史大纲》后，系统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此书当与《国史大纲》合读，庶易获得著者写作之意所在。……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全书分十章及《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的附录。在这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的作品中，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他将上述事物放在大历史的环境中作纵向回顾和横向对比，向我们论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向我们讲述他为什么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念，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长短经》成书于唐代，作者赵蕤与李白并称“蜀中二杰”，以“长于经世”的学术特质闻名，全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通过尧舜至隋唐的案例展开论述，“正反相生”的哲学思想源于其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洞察，主张策略应根据时势灵活调整。“任长篇”提出“任人唯长”原则，强调发挥人才特长而非苛求全能，引用伊尹量才分工、韩信用兵之道等案例，论证分工协作的重要性；“品目篇”将人才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类，界定各类型的能力特质与任用标准，引用管仲、黄石公等人言论佐证分类体系 ；“量才篇”确立德行、理才、政才等九类量才标准，结合曹操、诸葛亮用人实践，分析不同职务的素质要求；“知人篇”系统阐释识人方法，包括观诚、察色、考志、揆德等手段，引用《人物志》《庄子》理论，解析通过言行、财物考验、色诱试探等情境辨识人才真伪。
《随园食单》是清代美食家袁枚创作的饮食文化著作，首次出版于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随园食单》记录了袁枚40年间对美食的品鉴以及追寻烹饪技艺等经历，书中对食材、食谱的介绍兼顾南北，对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前代的传统烹饪技艺进行了妥帖的归纳总结。全书分列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菜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和茶酒单等14部分，详细记述了中国14世纪至18世纪的300余种南北菜肴点心及多种美酒名茶。书中讲述的很多烹饪原则，如“调味宁先取淡”（讲究控制食盐用量）、“戒外加油”（防止脂肪过量）等，与如今的健康理念如出一辙。尽管该作品受限于时代，未能直接援引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及营养学的深入解析，但其在清代便已初露科学之光，尤其是在食材甄选与烹饪技艺的养生哲学上，展现出前瞻性。
《人本政治导言》是埃德加·莫兰探讨人类政治问题的一部导论性著作。在《人本政治导言》中，埃德加·莫兰构建了人本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莫兰提出人本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四个根基，分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论述、弗洛伊德对人的本性的说明、以及作为实现手段的爱情和科学。在时间维度上，莫兰将人本政治的实施划分为当前的政治、中期的政治和长期的政治，当前政治是一个以“较少的弊端”为口号的实用主义规划；中期政治是一个规范性的规划；长期政治则是一个根本改造人类社会的人类革命规划。在空间维度上，莫兰针对西方世界、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分别提出了发展路径，西方世界应继续人道主义化；东方世界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世界应结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莫兰认为真正的人本政治应关注人的生活意义，是实践操作的多样性和指导思想的统一性的辩证结合。
《雅典政制》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8-前325年间撰写的系统研究雅典政治制度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阐述了对城邦作为实现优良生活最高组织形式的看法，为其创作《雅典政制》提供了思想框架，与柏拉图《理想国》侧重哲学思辨不同，本书开创了实证研究城邦政治的先河，并为学界研究雅典公民大会、议事会等机构设置提供了原始依据。该书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记述了雅典从王政时代到民主制度确立的政体演变过程，着重分析了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等重要历史节点的制度变迁，基于对158个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形成系统的政体分类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雅典政制体现自由、平等和法治特性，但其政治权利仅限于男性自由民，奴隶和妇女无权参与。该书作为唯一完整存世的古希腊城邦制度文献，还保存了卸担法案、陶片放逐法等原始条文和实施细节。
《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后一部作品，也是他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所反对‘极权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的总结”，集中体现了哈耶克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谬误”。 事实上，哈耶克的所谓“极权社会主义”是指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与20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它的对立物欧洲资本主义一样，被韦伯定义为“理性社会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构成一对政治范畴。在这样的思想视角下，哈耶克以这本书的副标题——“社会主义的谬误”挑明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他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指韦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国家中的多数“左派”政党所吹捧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
《通往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他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谟、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
《方言》即《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为扬雄，但是，自南宋洪迈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方言》不是扬雄的著作。《方言》今存13卷，共六百六十九条，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在编撰体例上，大致是效仿《尔雅》，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所收词汇虽不标门类，但基本上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释词一般是先列举一些不同方言的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地区广泛的词来加以解释，以下大都还要说明某词属于某地方言，也有时先提出一个通名，然后说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称。《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在世界方言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文心》由我国教育大家夏丏尊、叶圣陶执笔，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是畅销国文读本。夏丏尊、叶圣陶两人以教育家身份，结合文学创作经验，将抽象语法、修辞、写作技巧融入生活化叙事，旨在通过故事启发学生读写能力。作为“中学生的32堂国文课”，全书以中学生乐华、大文等人的成长为主线，通过三十二篇故事串联语文知识体系，涵盖书信、日记、朗诵等日常场景，生动有趣地传授了修辞、语法、词汇、诗词、小说、日记、文学史等多种语文知识，每章围绕读写主题展开，如《题目与内容》《触发》等，借助师生对话形式传递“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的教学理念。“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实易行。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训练，怎么好的方法也是白说。”朱自清在《序》中这样说。
《了凡四训》是古代劝善书，由明代官员、思想家袁了凡69岁时所作，本是袁了凡所作的家训，以此教诫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辩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原取名《训子文》，其后为启迪世人，遂改今名。全书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分别来自于作者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著作。其中“立命之学”是作者晚年所著的《立命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是作者早年所著的《祈嗣真诠》，“谦德之效”来自作者的《谦虚利》。《了凡四训》 通过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来讲解如何改变命运，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深邃和智慧，包含了丰富的劝善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修身的智慧，被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
汤因比的开创性工作，打破了前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是从全球的视角，从人类整体文明演进来看待历史。在这本书里，汤因比梳理了21种成熟的文明——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东正教-拜占庭社会、东正教俄罗斯社会）、阿拉伯社会、伊朗社会、古印度社会、远东社会（中国社会、朝鲜-日本社会）、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和玛雅社会。汤因比历数它们从兴起、强盛到衰亡、解体的过程，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
功利主义在现代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其它理论，如直觉主义，没有提供能与之抗衡的道德观，应当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人们在达成其它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对这种选择的哲学描述只能是：它是相互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们是否适合人们的目的，由此产生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理论、制度、目的。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主要观点，本书自1971年问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大明律》颁布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共四百六十条，分为七篇、三十门，它上承唐律，下启清律，是我国古代法典沿革史上一部革故鼎新的法典，它的内容和立法技术既融合了历代律典的成就，又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进行了调整，是研究明代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大明律》首篇名例律冠于律首，其余六篇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每部律中对同类内容进行更细致地分门别类。明律源于唐律，而优于唐律，《大明律》改唐律十二篇为七篇，在律法条文上芟繁就简，文字浅显，通俗易懂，便于推广普及，有关经济、行政、军事、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贴合社会现实需要，具有比较强的操作性。本次译注，以明万历七年（1579）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中所收《大明律》为工作底本，参校他本，并将“五刑之图”“狱具之图”“六赃图”“丧服总图”等图表置于律文之后。
本书收录的是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拱廊研究计划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研究计划，在19世纪与20世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本雅明接受列宁所说“后阶段”，相信资本主义的末世不远，萌生了通过研究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即《巴黎拱廊计划》。用本雅明的说法：现代人的欢乐与其说在于“一见钟情”，不如说在于“后一瞥之恋”，巴黎的拱廊在19世纪被视为现代性的成就和象征，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被抛弃，成为让人凭吊的“古代性”废墟，拱廊拆毁所引起的失落感，让本雅明敏感地意识到现代性的非永恒特征、变动不居性。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本雅明自杀身亡，遗留下来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虽然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重要性。
陆羽一生嗜茶，勤于专研，以《茶经》三卷闻名于世，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共十篇，前六篇详细介绍茶的起源及鉴别方法、制造饼茶的器具、煎茶与饮茶的器具、煎茶的方法、茶的饮用方法等内容；《七之事》收集大量陆羽之前的茶史资料；《八之出》介绍唐代茶业的主要产地，并分级品评。《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学术著作，它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中期以前茶叶发展、生产、加工、品饮等方面的情形，并深入发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从而将饮茶从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层次，是中国茶学的拓荒之作，也是后世茶书的楷模。本书译注，以陶氏影宋《百川学海》本《茶经》为底本，并校以多种版本，以求详实、准确。在对原书进行校勘的基础上，对专业术语等作了科学的注释。本书还收录了宋蔡襄《茶录》和黄儒的《品茶要录》，及明许次纾的《茶疏》。
“近代的超克”这一概念来自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学界，1942年，这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学界开了一个著名的座谈会，这个词由此而出现。这里的 “近代”就是指西方的近代化的过程，“超克”是超越、克服的意思，而“近代的超克”就是所谓对世界的近代化过程的超越与克服。 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竹内好不仅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力，也对日本现代思想的形成有着潜在和深远的影响，他追求“在壮态之中”的思想方式，与对学院知识生产体制的根本性质疑和抗拒，使他的知识立场彻底地非体制体，亦使他如斯终生敬仰的鲁迅一样成为了一位思想斗士，而不只是“学者”。本书遴选了竹内好的数篇代表作品，包括名文《鲁迅》、《近代的超克》等，昭示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竹内好的思想方式与知识立场形成与发展，及其一贯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物质。
亚里士多德为编写《动物志》，曾经化了十二年时间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他收集、观察、解剖、记录了若干水陆动物，大量的资料是他编写《动物志》的基础。公元前三三五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院”。在二十年的教学生涯里，他继续对各种动物进行征集和研究。此外，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还常常走访猎户、牧民、渔人，广泛地听取和记录他们的见闻与经验。“动物志”希腊文原意为“诸种动物的记录和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是现代动物分类学的祖本，全书共九卷四十九章，全都是有关动物的解剖结构、生活习性、运动方式和生殖活动等的记载。《动物志》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生物学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也是古代第一部按学术体系记录的人类关于生物学的广泛知识，对近代生物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在科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为什么黑色皮肤的人如此渴望戴上白色面具？遥不可及的“漂白”之梦，如何扭曲被殖民者的精神世界？“不存在黑人的使命，亦不存在白人的负担。不应试图为人设定界限，因为他的命运是开放的。”法农深刻剖析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精神与心理，描绘了殖民主义对有色人种的精神“奴役”。在白人的话语霸权下，黑人被认为是愚昧的、落后的，白人才是文明人。法农以生活在原法属海外省的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为例，描述了黑人是如何在殖民主义中失去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份的。安的列斯人在法律意义上是法国公民，作为有色人种，在面对白人时始终存在一种自卑感，他们在潜意识中承认白人的优越地位，努力戴上“白面具”，拉近与白人的距离，渴望获得承认。然而，“变白”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想法，也因此成为了被殖民者永远的精神枷锁。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仍然存在的种族问题和自我身份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再会，公共人》是理查德·桑内特探讨西方研究现代公共问题的代表作，不同于以往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等人对公共生活的研究，桑内特认为公共空间与个体主义远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还由于其涉及个体和他人的关系而显示出社会意义，因此应当着重挖掘其历史、文化层面的因素。全书回顾了18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从城市人口、建筑交通、户外空间、环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们的紧张和焦虑，并对文学、宗教、艺术等不同领域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了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何以人们会把陌生人视为威胁？为什么时至今日，普通人参与公众生活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就是保持沉默，充当听众？而这些反过来又给人们的精神性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桑内特的结论是，孤独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后果，致令个人向私人生活靠拢，而导致了公共人的退场。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七卷二十七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李约瑟做出如下结论，闻名世界的“李约瑟问题”便运用而生：“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荷兰著名科技史家弗洛里斯·科恩评价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文明的滴定》包含的就是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清晰的表述和回答，李约瑟借用化学反应中的“滴定”概念，对中西文明在社会和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比较，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西方却后来居上产生了现代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