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他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谟、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
《方言》即《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为扬雄，但是，自南宋洪迈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方言》不是扬雄的著作。《方言》今存13卷，共六百六十九条，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在编撰体例上，大致是效仿《尔雅》，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所收词汇虽不标门类，但基本上是按内容分类编排的，释词一般是先列举一些不同方言的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地区广泛的词来加以解释，以下大都还要说明某词属于某地方言，也有时先提出一个通名，然后说明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名称。《方言》是汉代训诂学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也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它的问世表明中国古代的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由先前的萌芽状态而渐渐地发展起来。《方言》被誉为中国方言学史上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在世界方言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文心》由我国教育大家夏丏尊、叶圣陶执笔，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是畅销国文读本。夏丏尊、叶圣陶两人以教育家身份，结合文学创作经验，将抽象语法、修辞、写作技巧融入生活化叙事，旨在通过故事启发学生读写能力。作为“中学生的32堂国文课”，全书以中学生乐华、大文等人的成长为主线，通过三十二篇故事串联语文知识体系，涵盖书信、日记、朗诵等日常场景，生动有趣地传授了修辞、语法、词汇、诗词、小说、日记、文学史等多种语文知识，每章围绕读写主题展开，如《题目与内容》《触发》等，借助师生对话形式传递“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的教学理念。“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实易行。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训练，怎么好的方法也是白说。”朱自清在《序》中这样说。
《了凡四训》是古代劝善书，由明代官员、思想家袁了凡69岁时所作，本是袁了凡所作的家训，以此教诫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辩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原取名《训子文》，其后为启迪世人，遂改今名。全书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分别来自于作者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著作。其中“立命之学”是作者晚年所著的《立命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是作者早年所著的《祈嗣真诠》，“谦德之效”来自作者的《谦虚利》。《了凡四训》 通过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来讲解如何改变命运，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深邃和智慧，包含了丰富的劝善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修身的智慧，被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
汤因比的开创性工作，打破了前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是从全球的视角，从人类整体文明演进来看待历史。在这本书里，汤因比梳理了21种成熟的文明——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东正教-拜占庭社会、东正教俄罗斯社会）、阿拉伯社会、伊朗社会、古印度社会、远东社会（中国社会、朝鲜-日本社会）、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和玛雅社会。汤因比历数它们从兴起、强盛到衰亡、解体的过程，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
功利主义在现代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其它理论，如直觉主义，没有提供能与之抗衡的道德观，应当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人们在达成其它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对这种选择的哲学描述只能是：它是相互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们是否适合人们的目的，由此产生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理论、制度、目的。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主要观点，本书自1971年问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大明律》颁布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共四百六十条，分为七篇、三十门，它上承唐律，下启清律，是我国古代法典沿革史上一部革故鼎新的法典，它的内容和立法技术既融合了历代律典的成就，又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进行了调整，是研究明代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大明律》首篇名例律冠于律首，其余六篇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每部律中对同类内容进行更细致地分门别类。明律源于唐律，而优于唐律，《大明律》改唐律十二篇为七篇，在律法条文上芟繁就简，文字浅显，通俗易懂，便于推广普及，有关经济、行政、军事、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贴合社会现实需要，具有比较强的操作性。本次译注，以明万历七年（1579）张卤校刊《皇明制书》中所收《大明律》为工作底本，参校他本，并将“五刑之图”“狱具之图”“六赃图”“丧服总图”等图表置于律文之后。
本书收录的是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拱廊研究计划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研究计划，在19世纪与20世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本雅明接受列宁所说“后阶段”，相信资本主义的末世不远，萌生了通过研究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即《巴黎拱廊计划》。用本雅明的说法：现代人的欢乐与其说在于“一见钟情”，不如说在于“后一瞥之恋”，巴黎的拱廊在19世纪被视为现代性的成就和象征，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被抛弃，成为让人凭吊的“古代性”废墟，拱廊拆毁所引起的失落感，让本雅明敏感地意识到现代性的非永恒特征、变动不居性。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本雅明自杀身亡，遗留下来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虽然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重要性。
陆羽一生嗜茶，勤于专研，以《茶经》三卷闻名于世，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茶经》共十篇，前六篇详细介绍茶的起源及鉴别方法、制造饼茶的器具、煎茶与饮茶的器具、煎茶的方法、茶的饮用方法等内容；《七之事》收集大量陆羽之前的茶史资料；《八之出》介绍唐代茶业的主要产地，并分级品评。《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学术著作，它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中期以前茶叶发展、生产、加工、品饮等方面的情形，并深入发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从而将饮茶从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层次，是中国茶学的拓荒之作，也是后世茶书的楷模。本书译注，以陶氏影宋《百川学海》本《茶经》为底本，并校以多种版本，以求详实、准确。在对原书进行校勘的基础上，对专业术语等作了科学的注释。本书还收录了宋蔡襄《茶录》和黄儒的《品茶要录》，及明许次纾的《茶疏》。
“近代的超克”这一概念来自于上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学界，1942年，这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学界开了一个著名的座谈会，这个词由此而出现。这里的 “近代”就是指西方的近代化的过程，“超克”是超越、克服的意思，而“近代的超克”就是所谓对世界的近代化过程的超越与克服。 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竹内好不仅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力，也对日本现代思想的形成有着潜在和深远的影响，他追求“在壮态之中”的思想方式，与对学院知识生产体制的根本性质疑和抗拒，使他的知识立场彻底地非体制体，亦使他如斯终生敬仰的鲁迅一样成为了一位思想斗士，而不只是“学者”。本书遴选了竹内好的数篇代表作品，包括名文《鲁迅》、《近代的超克》等，昭示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竹内好的思想方式与知识立场形成与发展，及其一贯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物质。
亚里士多德为编写《动物志》，曾经化了十二年时间游历了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他收集、观察、解剖、记录了若干水陆动物，大量的资料是他编写《动物志》的基础。公元前三三五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院”。在二十年的教学生涯里，他继续对各种动物进行征集和研究。此外，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还常常走访猎户、牧民、渔人，广泛地听取和记录他们的见闻与经验。“动物志”希腊文原意为“诸种动物的记录和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是现代动物分类学的祖本，全书共九卷四十九章，全都是有关动物的解剖结构、生活习性、运动方式和生殖活动等的记载。《动物志》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生物学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也是古代第一部按学术体系记录的人类关于生物学的广泛知识，对近代生物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在科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为什么黑色皮肤的人如此渴望戴上白色面具？遥不可及的“漂白”之梦，如何扭曲被殖民者的精神世界？“不存在黑人的使命，亦不存在白人的负担。不应试图为人设定界限，因为他的命运是开放的。”法农深刻剖析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精神与心理，描绘了殖民主义对有色人种的精神“奴役”。在白人的话语霸权下，黑人被认为是愚昧的、落后的，白人才是文明人。法农以生活在原法属海外省的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为例，描述了黑人是如何在殖民主义中失去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份的。安的列斯人在法律意义上是法国公民，作为有色人种，在面对白人时始终存在一种自卑感，他们在潜意识中承认白人的优越地位，努力戴上“白面具”，拉近与白人的距离，渴望获得承认。然而，“变白”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想法，也因此成为了被殖民者永远的精神枷锁。本书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仍然存在的种族问题和自我身份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再会，公共人》是理查德·桑内特探讨西方研究现代公共问题的代表作，不同于以往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等人对公共生活的研究，桑内特认为公共空间与个体主义远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还由于其涉及个体和他人的关系而显示出社会意义，因此应当着重挖掘其历史、文化层面的因素。全书回顾了18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从城市人口、建筑交通、户外空间、环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们的紧张和焦虑，并对文学、宗教、艺术等不同领域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了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何以人们会把陌生人视为威胁？为什么时至今日，普通人参与公众生活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就是保持沉默，充当听众？而这些反过来又给人们的精神性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桑内特的结论是，孤独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后果，致令个人向私人生活靠拢，而导致了公共人的退场。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七卷二十七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李约瑟做出如下结论，闻名世界的“李约瑟问题”便运用而生：“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荷兰著名科技史家弗洛里斯·科恩评价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文明的滴定》包含的就是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清晰的表述和回答，李约瑟借用化学反应中的“滴定”概念，对中西文明在社会和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比较，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西方却后来居上产生了现代科学。
《说文解字》，是由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编著的语文工具书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说文解字》共十五卷，其中前十四卷为文字解说，字头以小篆书写。此书编著时首次对“六书”做出了具体的解释，逐字解释字体来源；第十五卷为叙目，记录汉字的产生、发展、功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作者创作的目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这次出版，以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据孙星衍重刊宋刻大徐本改刻的一篆一行本为底本，参考历代《说文》学、古文字学研究成果，分原文、注释、译文、参证四部分，逐字进行整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简体字本呈现，在讲述字形时保留必要的繁体字形，并提供兼顾繁简字形的音序、笔画检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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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57·2220618·1846 |
| 作者：马可·波罗 著 沙海昂 注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2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55.00元当当21.70元 | |
| ISBN：9787100086110 | |
| 页数：4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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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82·2220516·1835 |
| 作者： | |
|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30.00元当当14.50元 | |
| ISBN：9787532558544 | |
| 页数：190页 |
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
——《商高篇》
似乎是一个连环套：知地者为智，智出于勾，勾出于矩，而矩是一种数理基础，于是从基础到“知道”，便构成了“制裁万物”的一个体系，而从知地者为智，到智天者为圣，便构筑了“天圆地方”的形而上阴阳学说，也便囊括了天地之论——也即“规矩”说，赵爽在“勾股论”中强调了这一观点：“观其迭相规矩，共为返覆，互与通分，各有所得。然则统叙群伦，弘纪众理，贯幽人微，钩深致远。故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之也’。”
规和矩的功能，圆和方的数理，将其“互与通分，各有所得”，就能能统领群伦，统率众理，探幽入微，深入广远，也便起到了裁制万物的意义，而这也是规矩、方圆、天地和智圣之意义所在，而天地方圆具有的智圣意义也是整部《周髀算经》的作用所在，赵爽在《周髀算经》序中说，“能弥纶天地之道，有以见天地之赜”，代表作便是关于浑天的《灵宪》和关于盖天的《周髀算经》，它们“累代存之，官司是掌”，其作用便是“钦若昊天，恭授民时”——从形而上的阴阳学说到指导生产实践的实用学说，就是“裁制外物”的具体表现。
为什么从对于神秘宇宙的“诡异之说”，到浑天、盖天之学说，再到天地之道和“恭授民时”的实践手册，《周髀算经》具有这样一种“所为”？赵爽在序中指出，“夫高而大者莫大于天，厚而广者莫广于地。体恢洪而廓落，形修广而幽清。可以玄象课其进退，然而宏远不可指掌也；可以晷仪验其长短，然其巨阔不可度量也。”天之高大，地之厚广，世界之恢洪和修广，往往意味着不可知，不可指掌，不可度量，所以很可能会引出诡异之说，周公问商高也是存在这一疑问：“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人不可能上天，也不能度量大地，那些数据从而何来？荣方问陈子也表达了同样的问题：“今者窃闻夫子之道，知日之高大，光之所照，一日所行，远近之数，人所望见，四极之穷，列星之宿，天地之广袤，夫子之道皆能知之，其信有之乎？”渺小的人如何望见天地之广袤，四极之穷尽？能够知道太阳的高度，阳光之所照，一天运行的距离，真的可以做到这一切？
《周髀算经》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周髀算经》原名《周髀》，周髀的解说有两种含义：周髀本意就是周代测影用的圭表，荣方问陈子：“周髀者何？”陈子回答说：“古时天子治周，此数望之从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周代测影的圭表，就是周髀，“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盖髀者，股也，于周地立八尺之表以为股，其影为勾，故曰周髀。”这是仪器说；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周髀是测影的仪器，从测算得出数据、方法及理论分析，便成为周髀家的学说基石，南宋鲍澣之在撰写的跋记中说：“其书出于商周之间，自周公受之于商高，周人志之，谓之《周髀》，其所从来远矣。”蔡邕也认为周髀就是“盖天之说”，唐代李淳风在《晋书·天文志》上吧古代言天者分为三家，一是盖天，而是宣夜，三是浑天，而《周髀》便是关于盖天的学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周髀》。”
从仪器到学说，也是从数到矩，从矩到勾，从勾到智，最后“制裁万物”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只有六千二百字的《周髀算经》到底阐述了怎样一种盖天说？《周髀算经》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西周数学家商高以对话的方式向周公叙述当时的主要数学理论和成就，其为“商高篇”，诶二部分则是春秋末期杰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陈子的数学、天文学成就，主要通过和荣方的失声对话方式叙述治学之道和相关天文知识，其为“陈子篇”；第三部分则包含了古代天文和历来周髀说的成就，其为“天文篇”，包括盖天天地模型、北极璇玑结构，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和历学历法。作为我国最早的数理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在集盖天说之大成的同时，融勾股定理的建立、重差公式的推导于一炉，在中国何世界数学史、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髀算经》中到底有着怎样从仪器测算到天地之论的转变过程？可以说，“商高篇”具有学说建立的基础意义，周公问商高，“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这就是一个关于对天地认识的宏观问题，那些具体的数值书如何得来的？商高的回答用了经典的23个字：“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商高总括了“数安从出”的疑问，而且指明了中国古代的数理思想：“数之法出于圆方。”抽象的数字来源于具体的图形，那就是圆和方。在中国古代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活动，甚至哲学思维中，圆和方都是最基本的图形元素，它们相互对立又相互转换，刘徽注解《九章算术》时就提到了“圆田术”：“凡物类形象，不圆则方。”
数之法出于圆方，具体而言，便是：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这又是一个嵌套的结构，方是什么？赵爽注解为：“方，周匝也。”意思就是多边形的周长，而方也指正方、长方且有直角的图形，它和矩有着紧密关系，即“矩出于方”，也就是说，方的计算方法由矩的数理直角特性推导出来——矩，除了曲尺和直角之外，也指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面积，矩推出矩形的面积，便是《墨子》中所称“方”为“矩见支也”。所以商高说“圆出于方”，叙述的是圆与方的数理关系，“方出于矩”叙述的则是方与矩的数理关系，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来自“九九八十一”，九九八十一就是乘法运算，矩的数理原理来自乘法运算，所以在这23个字之后，商高开始阐述他的勾股论：“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这是最早的勾股理论，四库全书《周髀算经》提要中说周髀首章“实勾股之鼻祖”。
实际上，在《周髀算经》的首章，商高阐述的第一段，就已经表达了中国数理论中的通类推导的思维方式，“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是从乘法运算推导数理原理，而“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则是一种直角三角形的特例，商高之后说：“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也是一种具体的推论：总面积是大方，然后组合面积是四个在大方四角直角三角和其中间的正方，从而得出总面积与组合面积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勾股定理，这便是积矩法。从特殊性到普遍性，这便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推导法，而古希腊数学家的逻辑思维则是证明法，推导和证明一样是建立在逻辑之上，但是却从此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的数理理论就是在这种推导中建立了“制裁万物”的思想——商高从这里便开始了“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或正绳，或望高，或测深，或知远，都是用矩之道的具体运用，而关键是“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圆和方得以建立，它具有的意义超出了图形学，“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商高在这里指出了“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既可以理解为天地之模型，也可以是数理意义上的阐释，“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就是商高为之后所提出的“或毁方而为圆，或破圆而为方”之法所作的原理概述：“圆中为方者谓之方圆，方中为圆者谓之圆方也。”——方圆图是由内接方向外推算圆的示意图，圆方图是由外切方向内推算圆的示意图，与赵爽同时代的刘徽在其著名的《九章算术注》中，继承了商高的破圆术，将其发展为割圆术。
而另一方面，天圆地方也衍化为中国的一种哲学思想，“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它所包含的便是天地“制裁万物”的法则，从而在掌握天地之规律的情况下“恭授民时”。而对于中国古代数理学和天文学来说，通类思维成为对宇宙探索的一种方法论。在“陈子篇”中，这种通类思想有了更明确的阐述，方荣问陈子他的那些知识到底值不值得相信，陈子说出了知识的真正意义。“夫道术，言约而用博者，智类之明。”要想拥有道术，必须有智慧，而智慧的含义便是：“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从具体的、个别的甚至特殊的例子而推导出万事万物的规律，这就是“知道”，就是对道术的知晓和掌握，所以荣光几次自我思考都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没有掌握“问一类而以万事达”的方法，“今子所学，算数之术，是用智矣，而尚有所难，是子之智类单。”陈子认为不能融会贯通的根本就在于：“夫道术所以难通者，既学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习；既习矣，患其不能知。”由此，他提出了通类思维，“故同术相学，同事相观，此列士之愚智，贤不肖之所分。是故能类以合类，此贤者业精习知之质也。”
“同术相学，同事相观”就是通类推导，就是制裁万物，就是“知道”，正是在这种通类思维中，陈子提出了用勾股“测影探日行”，进行了天地模型数据分析；唐代李淳风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斜面重差和晷影差变；赵爽则阐明了重差求高法，并配以日高插图和七衡图，同时指出了研究学问所应有的态度：“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或知者，或疑其可知，或疑其难知。此言上圣不学而知之。”和陈子说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只有“上圣者”才可以知道，它所强调的天赋说和陈子所说的通类思维的差异或者也在于儒家学说和实践派之间的差异，而唐代李淳风在《晋书·天文志》中也指出了天道对于人理的影响：“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然则三皇迈德，七曜顺轨，日月无薄蚀之变，星辰靡错乱之妖。”而《周髀算经》正好以盖天之说建立了真正的人理观。
当然，《周髀算经》所建立的盖天之说在“知道”中慢慢变成了一种自我陶醉的“西学中源说”，四库全书总目《周髀算经》提要中认为，“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书中说到的北极璇玑结构就是一例，另外则是关于历学历法，《新法历书》是西法的产物，但是这样的立法在《周髀算经》中早就有了，于是推断出：“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甚至还引用《明史》的传说证明：“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这当然是一种神化，而徐光启站在科学的角度对种种传说也进行了质问：“《周髀》勾股者，世传黄帝所作，而经言庖牺，疑莫能明也。然二帝皆用造历，而禹复藉之以平水土，盖度数之用，无所不通者也。后世治历之家，代不绝人，亦且增修递进，至元郭守敬若思十得其六七矣，亡不资算术为用者……”他甚至认为书中荣方问于陈子关于日月天地之数，实为“千古大愚”，“若《周髀》果尽此，其学废弗传不足怪”，他所编写的《崇祯历书》或许正是为了建立更为科学的数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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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87·2220421·1831 |
| 作者：[明]李时珍 著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21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318.00元当当133.60元 | |
| ISBN：9787101153453 | |
| 页数：3950页 |
《本草纲目》为明朝药物学家李时珍对本草学进行全面整理总结之作，分为16部、60类，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药方一万多个，书中还绘制了一千余幅精美的插图。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此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学巨典”。 在结构上，《本草纲目》建立了三个纲目体系：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以类为纲，以药为目；以药名为纲，检索每一味药如同从百科全书中上查找一个词条，纲举目张，结构谨严。《本草纲目》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它所开创的基于自然属性特征而非效用特征的药物分类方法，兼顾名物训诂、药学描述和临床附方的撰述方式，四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后世的中医药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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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41·2220421·1827 |
| 作者：【古希腊】欧几里得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118.00元当当49.60元 | |
| ISBN：9787100183772 | |
| 页数：945页 |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创作的一部数学著作，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几何原本》全书共13卷，以第1卷的23个定义、5个公设和5个公理作为基本出发点，给出了119个定义和465个命题及证明，包括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初等数论的一些内容。在《几何原本》中，欧几里得总结了前人的几何知识和研究成果，用公理法建立起演绎的数学体系的最早典范，建立了定义和公理并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确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几何原本》是欧氏几何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现，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标志着几何知识从零散、片断的经验形态转变为完整的逻辑体系，深刻影响到后世数学的发展，采用的演绎结构被移植到其它学科后也同样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因受时代限制而存在部分证明有遗漏和错误、基础部分不够严密等明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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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27·2210920·1775 |
| 作者：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29.50元当当22.60元 | |
| ISBN：9787101100754 | |
| 页数：808页 |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
——《释亲》
第一人称之“我”，第一人称之“吾”，是为了第三人称之存在创造一个位置：如有人把我叫做“舅”，那么我就应该称他为“甥”。我或者吾对应他，意味着舅对应的是甥，从而建立了伦理学意义上的关系学，只有在“舅”的意义上“甥”才成立，或者相反，在“甥”的意义上，“舅”也成立。
“尔雅”的“释亲”部分属于伦理学范畴，根据词语的性质内容，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和婚姻四类，32条的99个词语组成了中国古代亲属的称谓学，但是在这份分类学中，几乎都是从客观角度来解释亲属的各种关系称谓，比如：“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即祖父），父之妣为王母。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这是族谱向上的关系，族谱向下则是，“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再比如，“父之妾为庶母。”比如：“妻之姊妹同出为姨。女子谓姊妹之夫为私。”再比如“婚姻”一词在古代有不同的含义，“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即女婿的父亲称为姻，媳妇的父亲称为婚，所以，“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这就是“婚姻”之来源。而“两婿相谓为亚”，也就是说，姐妹丈夫的互称为“亚”，即“娅”，俗称为“连襟”。
无论是宗族向上和向下的称谓，还是母党、妻党各种关系称谓，都是一种在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关系阐述，它是客观的，即使有相互关系，也是在一种谱系意义上的存在。但是唯独在舅和甥的关系学上，变成了一种互文：舅是相对于甥而存在的，甥也是相对于舅而存在的，舅和甥组成的对应关系更是以一种第一人称的亲切称呼出现，是“谓我舅者”所作出的一种呼应：“吾谓之甥”。而《尔雅》中这种特殊的关系学阐述，是不是在另一个角度来说，体现了对“尔雅”这一名称的解释？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尔雅》：尔，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这就是所谓的“近正说”，这也是后世普遍学者所接受的关于《尔雅》名义的解释。
“近正说”，就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汉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近正”是解释词义的一种规范方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正也体现在“释亲”中的这句话，“舅”和“甥”是放在一种关系学里，带来的是一种亲切感，一种互文性，是从字词到关系的递进。作为第一部汉语词典，作为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尔雅》按照层层分义的编排方式分类，组成了一个义类系统，不仅《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各篇是按义分类的，《释诂》《释言》《释训》是专门解释字义词义的，《释亲》《释宫》《释器》《释乐》则是和人事、生活用器相关，《释天》是天文学范畴，《释地》《释丘》《释山》《释水》 是地理学范畴，《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是动物学范畴，而《释草》《释木》则是植物学范畴；而且每篇之下也是层层按义分类的，《释宫》篇下共分为4大类、21个小类，统帅的87个词条就是一个具有层级的义类系统。
而在体例上，《尔雅》释义带有明显多样性特点，首先是以分类为训，就是把有关词语列入某篇或某类中，以篇目或类目为训语，在逻辑上形成了种属的训，如《释虫》：“土蜘蛛，草蜘蛛。”“土蜂。木蜂。”“蜘蛛”、“蜂”都是篇目“释虫”之“虫”；《释水》：“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挈。钩盘。鬲津。”所列就是类目“九河”即九条河的名称。第二种则是不对等为训，凡是词与词相训，只要不是同义关系，它们之间就是不对等为训，如《释言》：“谋，心也。”“谋”是“心”的一种动作，“心”是“谋”的发生地。第三种是不完全说明描写，如描写质地，《释器》中说：“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描写用途，《释乐》中说：“所以鼓祝谓之止，所以鼓敔谓之籈。”描写来源，《释水》中说：“水自河出为灉。”第四种则是释词和描写相结合，用来解释事物所属部分的性质，如《释草》：“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另外还有通过整个词条词义的总倾向来体现某个词的词义，还有二义同条，如《释诂》：“台、朕、赉、畀、卜、阳，予也。”郭璞注：“赉、卜、畀，皆赐与也，与犹予也，因通其名耳。”
这是《尔雅》释义体现的多样性特点，另外《尔雅》也收录了多义词，并创造性地采用了重出的方式来解决，就是把一个词的几个义项分别归到不同的义类之中，被训释的多义词重复出现，这种方式或处于同篇，如《释诂》：“永，长也。”又：“永，远也。”“济”本义为渡水，渡过水则事告成功，因而引申为成，成功于事则为利，又引申为益。《释言》：“济，渡也。济，成也。济，益也。”如，“舒、业、顺，叙也。”这是对这几个词作为次序、次第的解释，“舒、业、顺、叙，绪也。”这里则是作为头绪、条理的解释；如，“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接着又释之：“朕、余、躬，身也。”然后又释之，“台、朕、赉、畀、卜、阳，予也。”而在异篇中，比如“亚”，在《释言》中：“亚，次也。”在《释亲》中则是：“两婿相谓为亚。“业”本义为大版，引申有事、叙、绪、大义，重叠为“业业”，假借为危义。《释器》：“大版谓之业。”《释诂》：“业，事也。”又：“业，叙也。”又：“业，绪也。”又：“业，大也。”《释训》：“业业，危也。”在《尔雅》中还有一类特殊的词，那就是双音联绵词，在《释训》中共收录双音词160个，其中双音联绵词142个，“明明、斤斤，察也。条条、秩秩，智也。穆穆、肃肃，敬也。诸诸、便便，辩也。肃肃、翼翼，恭也。”
《尔雅》创立了义书的义类系统，大量采用了合训的方式，也是最早地使用了例证，为后世词典收词提供了基础，自它以后的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文字学、方言学乃至医药本草著作，都基本遵循了它的体例，后世还出现了许多仿照《尔雅》写的著作，被称为“群雅”，由研究《尔雅》也产生了“雅学”。《尔雅》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可以归结为它的释义结构和体例，而“近正说”以雅言为规范，实际上就是在对古语、方言及疑难语进行释义中达到规范化要求，而实际上这种释义在反向意义上是为了更为通俗地解释词义，邢昺疏：“释，解也。诂，古也。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这是在《释诂》中的说法，其实也涵盖了《尔雅》通篇的用意，“解之使人知也”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以古通今”。
《尔雅》全书收录的4300多个词语，很多对今日来说，已经属于生词、偏词，在语文学上已经不具有实际用途，但是打开《尔雅》，触摸那些“雅正”之词，还是能打开知识之门，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知识学来说，也具有“解之使人知”的意义。《释诂》中第一条便是：“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这是关于“始”之义，也是“尔雅”开篇之始，初、首、基、肈、祖、元、落现代也还有“始”的意义，而“哉”是在通“才”时具有此意，甲骨文的“才”就是草木出土即将长出枝叶的形状，所以引申为开始，《书·武成》：“厥四月，哉生明。”哉生明，就是月亮开始放出光辉；而“胎”字在古籍中并未用作开始的例证，但是古人常引用的是枚乘的《上书谏吴王》：“福生有基，祸生有胎。”文中的“胎”和“基”对用，就是指事物的根基，而“胎”与“始”是有同源关系；“俶”在古籍中常放在动词的前面，表示开始动作或行动，如《书·胤征》曰：“俶扰天纪。”俶扰，开始扰乱，《诗·大雅·大田》上说：“俶载南亩。”俶载，开始耕种；另外还有“权舆”，通“虇蒲”，本义为草木始生，引申为开始、初始的意思，《诗·秦风·权舆》：“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不承权舆，无法承继初始时的排场。
又比如“大”，《释诂》中有38个词，除了“弘、廓、宏、溥、洪、硕、宇、穹、壮”等词之外，还有“介、纯、夏、坟、丕、奕、诞、京、壬、路、淫、甫、景、冢、简、将、业”等词也具有大的词义：“介”，通“奔(jie)”的意义上具有“大”，比如《方言》卷一：“奔，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奔，或曰怃。”《诗·小雅·楚茨》：“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诗·大雅·崧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纯”也是通“奄( chun)”，具有大的词义，如《诗·小雅·宾之初筵》：“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夏”也有大的意义，如《方言》卷一：“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南朝梁刘孝标《辩命论》：“瑶台夏屋，不能悦其神。”“坟”是大土堆的意思，引申有大的意思，如《周礼·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坟烛，就是大火炬；“丕”也是大，如《后汉书·张衡传》：“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奕”在汉扬雄的《太玄·格》中：“息金消石，往小来奕。”“奕”与“小”相对，意为大；“诞”本义为说大话，引申为大，如《汉书·叙传下》：“国之诞章，博载其路。”诞章，就是指国家大法“京”是指人工筑起的高丘，引申有大、高大的意思，如《汉书·扬雄传上》：“乘巨鳞，骑京鱼。”“壬”在《说文解字·壬部》中说：“象人怀妊之形。”怀孕腹大，引申有大的意思；“路”，本义为道路，道路四通八达，引申有大的意思，上古常用来形容房屋车马弓箭，如《诗·鲁颂·阅宫》：“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淫”，即久雨为淫，引申有大的意思，如《诗·周颂·有客》：“既有淫威，降福孔夷。”“甫”是男子美称，古人意识美、大同类，故引申有大的意思，如《诗·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就是不要耕种大田；“景”，本义为日光，引申有大的意思，如《国语·晋语二》：“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景霍，就是高大的霍山；“冢”，本义为高大的坟墓，引申为大的意思，如《诗·大雅·绵》：“乃立冢土，戎丑攸行。”冢土，大社，天子祭神的地方；还有“简”，本义为竹筒，竹简疏节阔目，引申有大的意思，如《诗·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简兮，描写舞师高大魁梧；“将”也是大，如《方言》卷一：“将，大也。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业”本义为乐器架横木上悬挂钟、鼓、磬等刻如锯齿形的大版，引申为高大的意思，如《诗·小雅·采薇》：“戎车既驾，四牡业业。”业业，形容高大雄壮。
从第五篇《释宫》开始，这种“解之使人知”的知识学意义更为明显。《释宫》中解释了宫室以及道路·桥梁的名称，如，“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道路之不同都有各自的固有名称，“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逵。”当一条路通往一个方向就叫“道路”，通往两个方向的道路称为“歧旁”，通往三个方向的道路称为“剧旁”，通往四个方向的道路称为“衢”，通往五个方向的道路称为“康”，通往六个方向的道路称为“庄”，通往七个方向的道路称为“剧骖”，通往八个方向的道路称为“崇期”，通往九个方向的道路称为“逵”——无论是“通衢”还是“康庄”，在这里都有了出处。而在“宫室”中不同的行走也有各自的名称，“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室中安步慢行称为时，堂上缓步行走称为行，堂下徐行称为步，门外快走称为趋，庭中跑步称为走，大路快跑称为奔。
属于天文学的《释天》解释的是天文及其相关事物的名称，分为四时、祥、灾、岁阳、岁阴、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13类。四时有不同的称谓，或者，“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或者，“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或者，“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而在岁名中，“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祭祀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又或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风曰磔。”狩猎名，“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宵田为獠，火田为狩。”风名，“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每年十二个月还有月名，“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
《释地》则解释了地理名称，它们是九州，“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十薮，“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护。”八陵，“东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雁门是也。陵莫大于加陵，梁莫大于湨梁，坟莫大于河坟。”五方，“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岠虚比，为邛邛岠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厥。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四极，“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四荒，“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四海，“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释丘》解释了自然形成高地的名称，根据不同的重叠层次具有不同的称谓，“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另外不同形态、方位、高度也有各自的名字，“水潦所止”，即顶上凹洼积有雨水的高地，称为“泥丘”；方丘，即四方形的小土山，称为“胡丘；“绝高为之京”，即“人工建成的极为高大的土山称为京”，为“非人为之丘”；“水潦所还”为埒丘；上正为“章丘”；“泽中有丘”为“都丘”；“当途”，即道路中的土山，为“梧丘；“途出其右而还之”，为“画丘”，“途出其前”则为“戴丘”，“途出其后”为“昌丘”；“水出其前”叫“渻丘”，“水出其后”为“沮丘”，“水出其右”则为“正丘”，而“水出其左”为“营丘”；还有“如覆敦者”为“敦丘”，“逦迤”的为“沙丘”，左高，为“咸丘”，右高为“临丘”，前高为“旄丘”，后高为“陵丘”，偏高则为“阿丘”……《释山》则解释名山、山形等，“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而五岳则为，“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各种不同的山，“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小而众，岿。”山上有水无水也有不同的名字，“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无水，泶。”山和石头之间的不同关系，“石戴土谓之崔嵬，土戴石为砠。”山体是否相连，“属者，峄。独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山脊，冈。未及上，翠微。”《释水》解释了泉源川流等名称，“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它们是四渎，“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它们是黄河的九条支流，即“九河”，“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絜、钩盘、鬲津。”当然不同身份的人乘坐的船只也有不同的名字，“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造舟为木板铺成的浮桥，维舟是维连的四船，方舟则是并排两船，特舟是一船，泭便是竹木筏，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不同的船只渡河，也是一种等级制度的体现。
《释草》曰：“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释木》中不同树枝的弯曲名字，“句如羽，乔，下句曰朻，上句曰乔。如木楸曰乔，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如槐曰茂。”《释虫》中：“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释鱼》中解释了“十朋之龟”，“一日神龟，二日灵龟，三日摄龟，四日宝龟，五曰文龟，六日筮龟，七日山龟，八日泽龟，九日水龟，十曰火龟。”《释鸟》中如何辨别雌鸟和雄鸟，“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都是打开了一扇扇关于草本植物、木本植物、昆虫、鱼类、鸟类、兽类、畜类知识学的大门，“解之使人知也”，是命名的知识，是事物的知识，是等级的知识，是关系的知识，《尔雅》作为古代百科全书，读之，“博物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