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场艰难的赌博，有时竟会无法为继。我先要用上些时间，讲述翻译中的困难。”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录了保罗·利科的三篇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文章，其中《论翻译》思辨的中心议题是语言在理论上的 “不可译性”与翻译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展现了翻译是一门处于窘境中的伟大艺术。作为当代阐释学的代表性学者，利科对于翻译的关注来自一种探索主体间理解可能性的本能，“阐释学建立在对言语的不理解之上。”翻译的任务正是疏通其间种种障碍，使理解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利科而言，翻译不限于语间交际行为，也发生于语内甚至是语言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第二部分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名作《译者的任务》，发表于1923的《译者的任务》是影响巨大的翻译学理论文本，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论”、梅肖尼克的“忠于节奏”及“离心论”、贝尔曼的“文字翻译”、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是本文或显或隐的回声。
《理性的病理学》是霍耐特关于批判理论研究的论文集，全书共11篇，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与严格的哲学分析进行结合，讨论了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并拓展到康德、弗洛伊德、米切利希、瓦尔泽等人关于道德、历史等问题的论述。作者对形态多样的批判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总结，认为不管方法和对象如何分散，批判理论在如下理念上是一致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产生出的社会的实操、态度或者人格性结构，都沉淀在我们的理性诸能力的一种病理学变形之中。这一理念导致批判理论往往会探究人类合理性的病理的社会原因。但如今，这种哲学与社会分析之间的纽带正在被撕裂，“在对历史社会过程的依赖性中把握合理性”这一德国唯心主义的核心遗产也逐渐衰落。因此必须在理论革新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社会操作实践和制度的特殊建制。
“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长长的书名以逗号中断，恰恰是另一个开始：1835年，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村庄里，20岁的青年皮埃尔·里维耶冷酷地杀害了他的母亲、18岁的妹妹和7岁的弟弟。在狱中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为整个可怕的故事辩护。米歇尔·福柯在研究19世纪精神病学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这个案件，他收集案件的相关文件，包括医学和法律证词、警方记录和里维耶的回忆录。他指出，里维耶案发生时，正值法国许多行业争夺地位和权力之际，医学权威在挑战法律，政府各部门在明争暗斗，法学和精神病学话语都试图将里维耶自己对其行为的描述笼罩在各种权力关系中，将他的声音边缘化为弒亲者或疯子的声音。福柯对该案的重构，是一次对疯狂、正义和犯罪观点来源的精彩探索，“里维耶就是那中心、那沉默，被卷入医学和法学的机器中。人们把他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然后使他沉寂了。”
“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桩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作为20世纪杰出的作家、护教学家，切斯特顿就提出了异教徒的对自我身份正统化的命名，“‘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异教徒》一书正是其代表作《回到正统》的姊妹篇。切斯特顿视野广阔，思想深邃，笔调诙谐，对C.S.路易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涉及范围颇广，涵盖传记、推理小说、历史、神学论著等，著名的著作有《异教徒》、《回到正统》、《永恒的人》、《布朗神父》等。对切斯特顿来说，《异教徒》是对坏哲学或异端思想的批评，《回到正统》则是对好哲学或正统信仰的辩护。作者在《异教徒》中抨击了他同时代那些藐视正统信仰的异教徒，揭示出他们的思想何以是坏哲学。书中充满着智慧的悖论和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语言诙谐幽默，颇为引人人胜。
副标题：“20世纪观念史肖像”。《时代的活体解剖》是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对20世纪观念史进行研究与诠释的著作，他所选取的知识分子是一群“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推动他们进行理论思考的是那些关于痛苦、灾难以及驱逐的切身体验。对他们而言，理论就是剖析社会肌体的解剖刀，是揭示社会深层结构与内在生命的利器。无论是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奥雷尔·科尔奈、罗宾·科林伍德、朱迪丝·施克莱还是昆廷·斯金纳，他们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密切联系在一起，试图为时代面临的难题提供诊断和答案。阿克塞尔·霍耐特认为，有必要把20世纪的观念史看作“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虽然本书并不是对主流观念史书写的颠覆，但是它或许能够为受遮蔽的深层经验提供独到的历史、社会或政治的概念性诠释。
伽达默尔是20世纪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及解释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年近期颐时与意大利哲学家里卡尔多·多托利展开了一场颇具丰富意涵和哲学意味的对话，回顾了他全部哲学思想重要方面的发展历程，探讨了20世纪的政治学、神学以及修辞学、解释学、现象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等。“一切真正的哲学思考以或隐或显的方式都是对话，是争执”，这部对话录涉及和记录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哲学家本人的思维轨迹。这本小册子呈现的是关于哲学根本的那些“大问题”的对话，是对“一种哲学之前提的一次重新确定，这种哲学参与到一种和它的时代及它的挑战的负责任的和解之中”。这些作为前提的和根本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形而上学的命运问题；修辞学与哲学、与伦理学、与解释学的关系问题；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的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的问题；神学以及未来西方哲学的走向问题。
怀特海是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为人所知的是被称为过程哲学的哲学学派的定义性人物。过程哲学既是一种有机哲学，也是一种价值哲学，它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每一事物——小到一个人，大到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倡导创新，推崇开放，强调探索新的可能性。《过程与实在》是怀特海创立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的代表作，是一本公认的哲学名著，“本体系所要保持的一致性就是要发现：任何一个现实实有的过程（或合生）都要将其他的现实实有包括在自己的组成成分之中。”事实上，随着当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宇宙论﹑进化论﹑系统论﹑自组织论等科学新研究所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怀特海的哲学思想——被称为现代新形而上学——越来越为当代世界所重视，也包括宗教神学界人士和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人士的重视。该书学术价值难以估量，是研究怀特海思想的重要书籍。
《政治家》是柏拉图后期的一篇重要对话录，主题是统治的艺术，对德性和谐思想的阐述为其一大特色。在本篇对话中，柏拉图认为，真正的体制是具有“政治家技艺”的人居领导地位，最卓越的政治体制，唯一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制，其统治者并非是那些特意要显示其政治才干的人，而是真正科学地理解统治技艺的人。所以他试图寻找真正的政治家的定义，以便将优秀的政治家那些拙劣的统治者区别开。在发现真正的统治家的同时，柏拉图也展示了一条可行的治国之道，即通过将诸种美德，和谐地“编织”在一起，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和谐，从而实现全体公民的幸福。柏拉图的德性和谐思想受毕达哥拉思、巴门尼德、苏格拉底的影响，但主要是奠基于他的理念学说之上；德性和谐的标准是“中”，其要义在于“编织”，基点在于理性。他是为人类寻求一条可资摹仿的治国之道，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
《克利托丰》是现存的柏拉图对话录中最短的一篇，对话人物是智者克利托丰和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听说克利托丰在与吕西阿斯交谈时批评了他，而高度赞扬了他的对手特剌绪马科斯，便找克利托丰追问。克利托丰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这个传闻不准确，他实际上对苏格拉底有批评也有赞扬，接着克利托丰开始表达对苏格拉底的“赞扬”与“批评”。但是，他实际上半带着嘲弄的语气描述苏格拉底的形象，并且认为苏格拉底只懂得“道德规劝”，他甚至怀疑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令人不解的是，在整篇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面对克利托丰的攻击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苏格拉底的“沉默”就成为了所谓的“《克利托丰》之谜”。 古代学者忒拉绪洛斯把《克利托丰》作为《理想国》的序幕，从内容上来看，《理想国》第一卷就是这篇对话主题的重申，二至十卷则在充分展开的论辩中回应了克利托丰的批评。
《什么叫思想？》是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所做的两个讲座，“这两个讲座均为一课时，课名相同，分别做于1951-1952年冬季学期和1952年夏季学期。”1954年由德国马克斯尼迈耶出版出版单行本，2002年收入《海德格尔全集》出版（第8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少数几部讲课稿之一。第一个讲座展开为对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尼采之基本立场的争辩，第二个讲座包含着一种与巴门尼德的存在历史性的对话。前者为“形而上学之完成”，而后者为“开端性的思想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该书从哲学史角度对“哲学”之特性作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规定，同时形成了对非哲学意义上的“思想”的期许，其中包含着后期海德格尔围绕“存在/存有”而展开的有关思想史、时代的命运、前哲学和后哲学的“思想”前景等问题的思考。
《科学与假设》是法国伟大的数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理论天文学家、科学哲学家彭加勒的一部科学哲学经典名著。在该书中，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科学和哲学的理论前沿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首创的约定论思想在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像彭加勒的其他科学哲学著作一样，《科学与假设》也是多由已发表的短论、讲演、书评、科学著作的序言或绪论串接而成。《科学与假设》虽不是一部十分严整、十分系统的著作，但却贯穿着一条明晰的、深邃的思想主线，彭加勒在书中精辟地阐述了他的一系列富有创见和智慧的思想要点：经验约定论、关系实在论、科学理性论、科学中的假设、统一性和简单性、数学归纳法、相对论的前瞻、进化认识论、操作论、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空间问题等。本书出版后已成为科学哲学领域的经典，深刻影响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
《霍乱之书》是叔本华手稿系列之一种，选自胡布舍尔编五卷本《叔本华手稿》第4卷，收录了叔本华从1830年到1860年之间的随笔、哲学思考片段和评论。叔本华于1831年8月为了躲避霍乱从柏林抵达法兰克福后，撰写一本新的思想笔记，取名为《霍乱之书》，因为“写在逃避霍乱的路上”。在叔本华哲学形成的过称中，《霍乱之书》连接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卷和柏林时期的《讲演录》，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的部分话题做了预备性思考，比如，《霍乱之书》的开篇讨论的“性爱形而上学”，随后的“续写有关意志优于智力的论述”，都部分地被拆解、改写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等书之中。但是，《霍乱之书》的价值体现在能让读者窥探叔本华在思考一些重要哲学话题时头脑里的原始想法，而且体现在那些被他自己放弃、修改乃至不愿公开示人的东西，这些内容巧妙地透露给我们一个不知道的叔本华，甚至叔本华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叔本华。《霍乱之书》材料的文献价值独一无二，行文结构比较松散，内容广泛，既有非常扎实与深刻的哲学、美学与形而上学思考，也有对人和人性的挖苦与嘲讽；还有箴言与抒情札记，多体现了可读性和趣味性。
在《认识论元批判》中，阿多诺试图揭示胡塞尔现象学作为认识论所呈现的种种二律背反及其社会根源。为此，在“导论”中说明了批判方法及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态度后，阿多诺随后用四章内容展开论证。在*章“对逻辑*主义的批判”中，他指出这一立场切断了社会历史与认识有效性的联系，其实质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物化意识；在第二章“种类和意向”与第三章“关于诸认识论概念的辩证法”中，阿多诺集中于意向性理论及相关概念，并指出这一理论未能实现对认识过程的真正说明，不过是反映了物化社会的主客关系；在第四章“本质和纯粹自我”中，阿多诺指出纯粹自我观念并不能真正支撑起现象学体系，它的原型是异化的现实主体。本书从开始写作至完整出版历二十余载，见证了阿多诺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走上社会批判理论之路的历程，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关系时不可绕开的重要文献。
柏格森的哲学标志着从19世纪所盛行的概念思维的理性主义转向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掀起的直觉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的运动，柏格森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主张通过反求诸已对意识绵延和生命之流的直觉建立本体界的形而上学，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概念思维建立现象界的科学，他不把永恒不变的理念当作本体，而视意识绵延和生命冲力为本体。在本书中，哲学家德勒兹尝试以自己的方法解读另一位哲学家柏格森，德勒兹主要参考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所予》《物质与记忆》《创造的进化》几本重要作品，对其几个重要概念——绵延、记忆与潜能性、直观、生命冲动与绵延的繁复体等——进行了细致解读，而本书的直接目标正是确定绵延、记忆、生命冲动这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及其蕴含的进展。对德勒兹而言，柏格森哲学是建立在直观上的严格的、方法论的哲学，借由柏格森，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德勒兹重要概念的痕迹。
《流行体系》是贯穿巴特前后期思想、具有转折上独特地位的著作，而且从研究（1957—1963年）到出版（1967年）历时十年。它强调以符号学理论为背景的建构方法，把流行服装杂志作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由此解答了流行体系既是不断变异又是永恒回归的双重个性，并且认为服装作为交流工具，我们的穿着方式是根据我们时代的惯例表达我们对于自己想要成为何种人所怀的希望。在这本书里，罗兰·巴特应用他在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将流行服装杂志视为一种书写的服装语言来分析。将这种书写的服装看作制造意义的系统，也就是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当明确的商业性质，它的功能不仅在于提供一种复制现实的样式，更主要的是把时装视为一种神话来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罗兰·巴特认为流行服装杂志只是一台制造流行的机器。
“9·11”事件之后，宗教不再是“过去时代的遗留问题”，当今时代的精神特征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伴随着基因科学和大脑研究的进步，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对人的客观化的自我理解，侵入日常的行为整体关联之中；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观察到信仰传统的复兴和信仰团体的两极化。本书汇集了哈贝马斯21世纪初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洞察到了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张力后，他认为当代社会的精神状况表现为自然主义的传播与原教旨主义崛起两种相反的趋势，这两种精神状态，不仅表现在思想界的争论，而且在两方面的公民社会中演变为政治斗争。哈贝马斯主张理性与信仰在现代依然处于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他认为要解决宗教带来的社会冲突问题，就必须把宗教引入交往理性的轨道，9·11事件促成了哈贝马斯思想轨迹上的转向，通过哲学路径他重新思考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本书是克尔凯郭尔思想的基本要素的简洁明晰的表达，亦是其五部主要的基督思想论著的第一部，被视作“存在主义的第一经”。书名虽为《哲学片段》，实以基督信仰为论述主题。在本书中克尔凯廓尔以哲思的方式来考察或描述基督教的信仰，将主耶稣的信仰叙事与苏格拉底之求知相并置，在知识与信仰、苏格拉底遗训与福音书之间的紧张中，揭示了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出发点和立场，论述了信仰是什么，解释了在信仰中永恒与瞬间的关系：信仰是神对人的爱、降卑的神对人寻找和拯救；而在人的这一方面，永恒和历史统一在一种悖论中，需要作为跳跃的信仰去把握。据此，克尔凯郭尔批判了其生活时代基督教信仰知识体系化及世俗权威泛滥等倾向。全书在知识与信仰、苏格拉底遗训与福音之间的紧张中展开思想论辩，力图确立思想认知—信仰、新的思想预设—罪的意识、新的思想决断—瞬间和新的思想之师—在时间中显现的上帝。
《伦理学》全名为《用几何学方法作论证的伦理学》，该书用几何学的方法写成，认为只有凭理性的能力获得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人有天赋的知识能力，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斯宾诺莎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十多年的功夫，从1662年写起，到1675年才完成。在他生前，这部著作并没有发表，死后才由他的友人出版，而出版不久，就被当时的荷兰当局视为“亵渎的、无神论的学说”，禁止发行。斯宾诺莎的世界观是在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急剧发展的时期形成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哲学思想应该看作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论证。《伦理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开始，最后得出《伦理学》的最高概念自由，为人的幸福指明了道路，可以说，自由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和最终归宿。本书由《论神》《论心灵的性质和起源》《论情感的起源和性质》《论人的奴役或情感的力量》《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共5部分内容组成。
本书分为两卷和两个附录，卷为“论上帝”，第二卷为“论人和属于人的东西”，附录一为“论实体、自然、上帝”，附录二为“论人的心灵。第一卷有十章内容，对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什么、上帝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卷有二十八章内容，阐明了他关于人的境况的看法，对人如何受被动感情的影响、人的理性的御用以及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人的康乐和完善的自由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这部著作各部分的确切著述年代，是为注释家纷争颇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被插入第一卷第二章以后的两个《对话》，绝大多数注释家认为是斯宾诺莎思想最早的萌芽，它的著述年代最早估计推溯到1651年以前，并认为是研究斯宾诺莎思想形成的重要材料。第二个对话的著述年代，一般认为有可能在全书之后。但是也有认为这两个对话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同样写成于全书之后，是斯宾诺莎本人所附加，以阐明正文的思想的。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前批判时期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于1763年撰写，次年在哥尼斯堡作为单行本出版，题名为《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人们普遍认为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是奠定近代美学理论的基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大致看成是通向判断力批判的钥匙，是通向康德哲学深奥殿堂的入门书，也可以将其看成是康德晚年力图打通天人之际努力的早期尝试。正如书名所示，康德在书中对两个美学范畴优美感和崇高感作了精当的分析，比如他对两者比较的经典概括：美有两种，即崇高感和优美感。每一种刺激都是令人愉悦的，但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崇高感感动人，而优美感则迷醉人；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也可以是渺小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而优美则可以是经过装扮和修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