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缺水的九品书库
《新儿女英雄传》是由作家袁静、孔厥创作，以冀中白洋淀地区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小说于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在《人民日报》文艺版连载，同年10月由海燕书店出版发行。抗日战争初期，冀中白洋淀地区中共党员黑老蔡发动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青年农民牛大水积极参加。黑老蔡的小姨杨小梅不堪丈夫张金龙的虐待，逃至姐夫处投身革命，被安排在县训练班，与同在一起学习的牛大水相处甚好。张金龙在小梅争取下，先是勉强顺从抗日，而后旧习不改，投奔汉奸何世雄。小梅因此与张脱离关系。在反“扫荡”战斗中，牛大水与杨小梅被俘，小梅带伤逃脱。牛大水为救护民兵高屯儿，被何世雄、张金龙百般折磨。高屯儿脱险后因俘获何世雄之子，便将其作人质换回牛大水。牛大水和杨小梅因养伤又相聚一起，两人感情倍增，伤愈后，他们在老蔡领导下投入战斗。后牛大水带领抗日自卫队活捉了汉奸何世雄和张金龙。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德国诗人海涅的长诗，其中文版由冯至翻译。作品以诗人流亡12年后重返德国的旅途见闻为线索，通过梦境、幻想和童话意象，揭露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宗教禁锢和封建制度的腐朽，借讽刺手法表达对社会变革的思考，通过“新歌”宣言提出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作品总体风格“嬉笑怒骂”，融合了浪漫主义的抒情与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讽刺鞭挞入木三分。海涅在出版前言中写道：“你们放心吧，我跟你们同样地热爱祖国。为了这种爱，我把十三年的生命在流亡中度过……”诗中通过“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建立起天上的王国”等诗句表达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最后，诗人指出，“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而“新的一代正在成长”，诗人还警告：“死去的诗人，要尊敬，/可活着的，也要爱惜”，如果胆敢得罪诗人， 不但要被诗人诅咒，而且还要被关进“但丁的地狱”。
《猎人笔记》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于1847年至1851年间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的随笔集，通过猎人视角记述19世纪中叶俄罗斯农村生活，最初发表21篇短篇故事，1852年单行本增加《两地主》，1880年作者自编文集时补入《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车轮的响声》和《活骷髅》，最终形成25篇的完整版本。作品以见闻录形式展现乡村各阶层生活图景，刻画地主、管家、医生、农奴等人物形象，真实呈现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的社会风貌。屠格涅夫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猎人身份游历观察，在自然景色描写中融入诗意笔调，通过农民与地主的对比展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尊严，实地展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该作品作为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体现了对农奴制度的无言控诉，因反农奴制倾向触怒当局，导致其被拘捕放逐，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讲述了不可思议的海上冒险和主人公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一部年轻人读来爱不释手的作品。皮姆被朋友偷偷藏在一艘捕鲸船上出海，本应该是一次平常的海上旅行却逐渐发展为一场恐怖的冒险：船员哗变，船被暴风雨打翻，好不容易遇上一条船，还是一条满是死尸的幽灵船；死里逃生的船员饿瘫在船上，只好以抓阄决定谁作别人的大餐；被另一艘船救起后继续冒险：竟被土著人骗到山上惨遭杀戮，侥幸逃生者又被神秘的杀人雾包围……故事取材于同时代几位探险家的自述以及爱伦·坡本人的海上航行经历。本书配有二十余幅原著插图，尽显故事的神秘特色，非常精彩。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还为《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写了一部续篇《冰上斯芬克斯》，同样充满了冒险的刺激，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种种离奇事件的答案。
一九八五年，被严禁归国的导演米格尔·利廷，经乔装打扮潜入智利，秘密拍摄了长达三万二千二百多米的胶片，记录了他的祖国遭受十二年军事独裁统治的现状，这次地下行动的成果是一部四小时的电影《关于智利的全记录》。当利廷向马尔克斯叙说他做了什么、是如何做到的时候，马尔克斯意识到在他的电影背后还藏着另一部未被记录的佳作，而它有湮没无闻的风险。就这样，马尔克斯对利廷进行了持续一星期的访谈，根据长达十八个小时的磁带录音，写下了《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这不只是一篇新闻纪实，还是一个以感性重构的冒险故事，利廷本人曾说过：“这不是我此生最英勇的行动，却是最值得做的事。”马尔克斯认为：“确实如此，我想他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马尔克斯的这部非虚构杰作，用第一人称“我”讲述，给人以悬念感和即时性，生动再现了陷入困境的智利。
“凶手千方百计找人阻止自己行凶，得到的却是所有人的漠视、旁观。”《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源于一场真实事件：195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朋友在全镇人面前惨遭杀害，“我如此急切地想要讲述这桩案件，也许是它确定了我的作家生涯。”但直到1981年，经过30年的调查和思考，马尔克斯才终于找到这出悲剧的关键。此时的马尔克斯，为抗议独裁统治，已经进行了5年文学罢工，然而为完成这一作品，他打破誓言，写下了这部触目惊心的悲剧——《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某种程度上综合了我以往作品的所有因素。我真正做到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情况我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自己也出场了，这是未曾有过的。事隔三十年之后，我才领悟到我们小说家常常忽略的事情，即真实永远是文学的尤其好的模式。”次年，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蓝狗的眼睛》所收录的是马尔克斯前期的短篇小说，包括《第三次忍受》《三个梦游者的苦痛》《蓝狗的眼睛》《六点钟到达的女人》《有人弄乱了这些玫瑰》《纳沃，让天使们等候的黑人》《有人从雨中来》《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等14篇经典。《第三次忍受》是马尔克斯看完《变形记》的第二天一气呵成写下的，这篇小说由国家日报《观察家报》发表，占了六大竖版的版面，在国家的大报纸上首次发表小说，标志着年仅20岁的马尔克斯正式步入了哥伦比亚的文学殿堂。《六点钟到达的女人》是马尔克斯和朋友打赌之后写下的作品，赌他写不写得了侦探小说，这篇小说是马尔克斯创作生涯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有人弄乱了这些玫瑰》的主人公形象则来自童年时期外祖母夜晚讲的恐怖故事；在这篇小说中，死亡不再只是一种苦难……这些故事讲述的是同停滞的时间一起停滞的人物与现实。
无论从写作数量还是写作质量来看，乔伊斯·卡罗尔·欧茨都是一个惊人的天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她出版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评论文章，并获得评论界的好评。本书是她关注“写作过程和技巧”的一个合集，收入的文章跨越多个年头，包含十二篇散文和一篇访谈，旨在关注写作的过程和技艺，“而不是作家这个令人不安、难以确定的身份”。欧茨在书中审视了写作生活，从个人视角观察其他知名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契诃夫、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等是如何探索写作技巧的，其中《失败笔记》一篇谈及他们是如何对失败的角色进行反省继而取得成功的；《阅读中的写作：工匠中的艺术家》则聚焦几部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进行重点分析。“写出你的心声。绝不为你写的题材而感到羞愧，绝不为你为此投入的激情而感到羞愧。……创作小说的痛苦只有小说才能治愈。”
本书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兰语原版书名为《众鼓奏鸣》，于2002年获得波兰最高文学奖项尼刻奖·读者选择奖。小说集收录《睁开眼吧，你已经死了》等19部作品：百无聊赖的女人进入她在读的侦探小说之中；男子对“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迷恋”不已，并追随她一生；英国心理学教授在异域受困一周，险遇重重；女舞者一遍遍给断联已久的父亲写着不会寄出的信；外国人进入陌生城市，受街上鼓声启发，“变换”了身份……托卡尔丘克以19个精灵般的故事，书写形形色色不同意义上的孤独者，铺展独属于他们的、心灵与现实世界交错重叠的奇遇，这些小说不仅涉足历史、未来与奇幻，更关注亲情关系、城市生活、男女秘密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深入描刻当下社会众多“孤独者”的“奇怪境况”，铺展独属于他们的、心灵与现实世界交错重叠的奇遇。
散文集《那么现在该干什么了呢》收录福克纳其四十年写作生涯中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说词、书评、序言以及有意公开发表的信函，其中许多反映了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所增强的公众人物的责任感，从中可以窥见作为艺术家以及作为人的福克纳的各个方面。这些篇页，向我们显示出这位极其热诚、异常复杂、非常隐秘的作家在职业生涯的后四十年愿意向公众揭示的那些部分，同时也使我们得以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的为人与他的作品。这些文章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以《记舍伍德·安德森》《阿尔贝·加缪》《论批评》为代表的随笔作品及《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词》等演说词；第二辑是福克纳为自己的作品集撰写的序言；第三辑则是以《美国喜剧：尤金·奥尼尔》《美国戏剧：抑制种种》为代表的书评和剧评。每篇文末均注有文章写作时间及原始出处，读者可据此对福克纳的阅读、写作生活作一整体了解。
《熊》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后经修改与扩充，作为核心章节收录于其194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去吧，摩西》中。福克纳后来在1955年将此中篇删改，编入短篇小说集《大森林》。作品属于其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聚焦美国南方社会变迁与人性困境。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密西西比州，讲述了一个名叫艾萨克·麦卡斯林的少年在每年秋天参加的一次传统猎熊活动中，追踪一只名叫“老班”的巨大而狡猾的熊的经历，随着年复一年的追踪，艾萨克对老班、森林以及他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了更深的理解。这部作品是福克纳探索美国南部历史、家族和人类与自然关系主题的代表作之一，特别是聚焦于人性、勇气、传统以及对自然的破坏，它通过艾萨克的成长故事，展现了一段对传统的反思和对自然的敬畏，表达了对更加公正和谐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向往。小说第一句：“这次还是一人一狗的故事。”
《世界电影史》是由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与克莉丝汀·汤普森合著，后由杰夫·史密斯加入共同修订的电影史学术著作，其英文版初版于1994年。全书以电影媒介的演变为核心，系统梳理了从18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全球电影发展历程，全书分为早期电影、无声电影后期、有声电影的发展、战后时期、1960年代以来的当代电影和电子媒体时代的电影六部分。该书采用编年史与国别史结合的框架，围绕技术革新、工业体系与全球化趋势三条主线展开，并围绕电影媒介的使用如何随时间变化、电影工业状况的影响以及国际性趋势的出现这三个基本问题组织内容。早期章节追溯电影技术发明与产业形成，中段分析无声到有声的转型及国家制片体制差异，战后部分聚焦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等艺术运动，后期探讨数字技术、流媒体平台对电影文化的重塑，涵盖好莱坞体系、欧洲先锋派及亚洲、拉美、非洲等多元电影生态。
《如此陌生而奇异》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集中探讨审美的一本著作，生动展示了感觉与美在我们的个人及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美不仅仅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是居于其核心?既为其驱动力，同时也是其终极目标，本书的探索由个人与其物质世界的关系开始，随后一步一步深化，从对构成审美体验的基本要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逐一检视，逐渐过渡至对更广泛、更复杂的人类活动的探究，包括艺术、建筑、文学、哲学、音乐等。段义孚的关注焦点由此落到善与美的关系上：审美亦为一种道德力量，他分别探查了审美在四种不同文化中发挥的作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中国文化、中世纪欧洲文化和现代美国文化，并试图建立一种积极的眼光：尽管人类有种种愚行，但文化的要旨总是在于使人抵达更好之处。可以说，《如此陌生而奇异》是对周遭世界、个体经验及人类创造的礼赞。
《奥吉·马奇历险记》是贝娄的成名作，也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马奇是来自贫民窟的犹太少年，自小起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想支配他的命运。因为贫困，他从事过许多职业，但只要发现有被控制的危险，他便立即抽身走开。他虽然没有失去“自由”，但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他曾想到美丽的大自然中办一所孤儿院，把爱播向人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结束时，他成了倒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奥吉·马奇历险记》在索尔·贝娄的创作道路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自此伊始，贝娄开创了描写自我意识和异化社会、反映自我和现实矛盾的主题，并在叙事艺术上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贝娄风格”，即一种将戏剧性自嘲和严肃思考相结合的风格，为此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本书获得一九五四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进入兰登书屋“现代文库”和《时代》周刊各自评出的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名单。
《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是略萨于1973-1974年在巴塞罗那的萨利亚写完的，他同时完成了电影脚本。故事基于一个真实事件：为了解决亚马孙地区驻军士兵的性饥渴问题，秘鲁陆军总部组织了一支由劳军女郎组成的服务队，这项服务被大大地夸张、歪曲，以致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闹剧。“我一开始曾打算写成一个严肃的故事，但是我发现难以做到，因为这故事要求的是嘲讽和笑声。也就是在那时, 一种得到了解放般的感觉向我显示：在文学里也存在着游戏和幽默的可能。 ”略萨通过满足军方的性需求这样一个不严肃的故事，对军事当局腐败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严肃批判，表面上一本正经地引用大量文献（包括请示报告、来往公文、通知、电台评论、新闻报道等）严肃地汇报工作，实际上不动声色地对不良现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嘲讽。本书出版后，一度被秘鲁官方列为禁书，却在公众中获得了广泛关注。
1954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危地马拉发生军事政变，颠覆了正在推行土地改革、努力成为美国式民主国家的阿本斯政府，政变背后是一则引发政治危机的谎言，也是一则改变拉丁美洲未来的谎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声称，阿本斯政府以推行改革为名，意图充当苏联共产主义渗透美洲大陆的桥t堡。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艰辛时刻》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谋及参与各方的利益纠葛，其影响延续至今，多个国家卷入其中。“阿本斯想做的是和平改革，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让危地马拉变成民主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拉丁美洲人早就希望出现的东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这部长篇新作中阐释了重构现实的两种虚构方式：叙事者通过自由地重塑人物和事件来进行虚构；企图扼住这片大陆的政治与经济命脉的人则通过操控历史来进行虚构，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美丽而令人不安的小说”。
《洛特雷阿蒙与萨德》首次出版于1949年，是布朗肖战后出版的第二部文学批评著作。布朗肖以洛特雷阿蒙和萨德这两位文学和思想史上的独特人物为对象，通过深入一种巴塔耶式的“极限体验”，将其文学批评与当时主要的思想潮流——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区别开来，重新定位法国文学史上这两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本书的第一部分为《萨德的理性》，这是对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的《萨德，我的邻人》的评论，布朗肖提出萨德的理性，一种面对残酷激情的冷漠，来回应萨特的介入政治。第二部分是《洛特雷阿蒙的体验》，这是布朗肖最长的一篇评论，它通过主题的引力、意象的研磨、语言的重复和变形，探究了《马尔多罗之歌》的黑暗逻辑。1963年，布朗肖重新出版了这部作品，并增添了一篇序言《批评何为？》，在这篇文章中，布朗肖借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明确提出了批评家的职责问题。
本书是布朗肖的长篇小说，本书描述了男主人公托马与女主人公露西在一个房间里对黑暗、爱情、死亡的幽微曲折的思索。亚米拿达是犹太人名，布朗肖的好友列维纳斯的弟弟就是名叫亚米拿达，他在布朗肖的这部《亚米拿达》出版前不久在立陶宛被德国纳粹杀害。除此之外，也有叫这个名字的圣经人物。亚米拿达这个名字的含混性将布朗肖的小说人物保持在一种本质的无名状态之中：亚米拿达没有名字。在《亚米拿达》中，托马斯在快到大楼顶层的时候以为自己是被召唤上来的，但露西告诉他，这是一个误会，夜的降临将带来真理的揭示。小说具有卡夫卡式的叙事模式，布朗肖的这种写作被视为“纯叙事”，但是小说出版后，让-保罗·萨特于1943年发表评论《亚米拿达，或作为一种语言的幻想》，将《亚米拿达》讽刺为“幻想小说”，并指出其与卡夫卡的作品有超乎寻常的相似之处。
《至高者》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创作的小说，是其生平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原版《Le Très-Haut》于1948年出版。《至高者》是一部向自身叙说并且转向小说自身的小说，题目“至高者”源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对古希腊诗人品达诗歌进行评论的散文残篇。小说采用了一种与古希腊俄瑞斯忒斯悲剧同构的神话叙事模式，旨在动摇当时主流的、经科耶夫阐释的黑格尔现代国家理论和法哲学基础，这种叙事模式可被称为“神话现实主义”，它不断地否定自身，重构自身。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植物学家，他的首要需求和焦虑验证了一种自我的追寻，他试图抹掉自己的犯罪证据，他的话语主要是存在，一种归属于大众的感觉，一种对世界和律法的惊异和崇拜。他经常有一种介于梦幻和现实之间的生病的印象，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垂死的感觉，在他遥不可及的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这种垂死的感觉会一直陪伴（折磨）着他。
《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是一部妙趣横生的非典型生活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如何避免谈论足球，如何在美国坐火车，如何谈论动物，甚至，如何成为马耳他骑士……戏谑、挑衅、幽默，是深刻与世俗不可思议的结合。全书收录38篇非典型生活指南类文章，本次新版新增了十篇文章。作品最初为专栏文章，翁贝托·埃科通过戏谑性提问与非常规解答，结合咖啡壶、色情片、公共图书馆管理等日常话题，揭示现代生活荒诞性。书中核心章节《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描述作者携带熏三文鱼跨国旅行的窘境，穿插飞机用餐、酒店冰箱争夺等黑色幽默情节，展现对官僚流程和社会规则的调侃。翁贝托·埃科以符号学家身份融合哲学思辨与世俗观察，延续《玫瑰的名字》《傅科摆》等代表作中的智性写作风格，其写作观念为“我坚信写作仿讽文学不仅合理，而且根本就是我的神圣责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