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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16·2070516·0747 |
| 作者：谢少波 王逢振 编 | |
|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3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282页 |
该书是加拿大华裔学者谢少波和中国学者王逢振对国外理论家的书面访谈，被访谈的对象是北美的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访谈一共33个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含义，后现代性是否等同后现代主义，为何从始至终都根据西方的历史来限定现代性等。
明信片代表着对新电传制度的公开性和开放性的一种早发性预示。一张明信片对一个人都是公开的，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决不是密封的或私下的一样。
—— J．希利斯·米勒
一张明信片连接着寄送者和收件者，在一对一点对点的传送和阅读中，构成了一种私密关系，但是米勒却否定了这种关系，他把明信片的对象置于唯一一个的公开性中，在何种程度上，单数的“一”会自行消解私密性？他举例今天已经习惯了的信息传递方法电子邮件，当一封邮件写完，然后发送，直到收件，整个过程都在因特网上完成，而因特网作为一种新传媒技术，它使用技术添加物形成了生产、储存、检索、传播和接受的语言或其他符号，也就是说，“我变成了另一个自我”，那个在因特网上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书写爱情信件并通过邮政将其寄送出去的那个人了”，“因为电视、电影或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通过‘连接’而与其融为一体的一个活动的主体性的延伸。”在米勒看来，这种即使添加物的存在使得私密性被解构，明信片成为一种公开物，当自我变成另一个，当技术制造了新的语言，从笛卡尔到胡塞尔一整套哲学所依赖的主客体二分法消失了。
米勒否定明信片在新电传时代具有私密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回应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那个名言：媒体本身就是信息，而他更是将其命名为：“媒体就是意识形态。”而那个普鲁斯特笔下的电话、德里达缩写的《明信片》在米勒看来，“该书本身的格式就预示了正在出现的新的电传制度。”德里达的《明信片》就是一个人人可读、不具私密性的媒体文本，在这篇文章里，德里达更是把电传制度的出现看成是传统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的终结，“所谓的文学的整整一个时代，即便不是全部的话，都不能活过电传的特定技术制度（在这方面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哲学或精神分析学也不能。爱情信件也不能。……”一个写比较文学主题论文的美国学生询问德里达如何切入这个论题，德里达建议她写20世纪及其后文学中的电话，比如普鲁斯特作品中的电话女士，比如美国的电话接线员，然后从最先进的电传对残存的文学所发生的的影响提出问题——德里达在提出建议时特别强调了微型处理器和电脑终端机。
但是，德里达的“解构”让美国学生感到厌烦，它引起的不信任甚至蔑视之感，是德里达在《明信片》这篇文章给读者带来的普遍心理反应，正如那位学生所质疑的，新电传时代储存和传播信息的手段如此肤浅，如此机械，它带来的变化如此偶然，怎么会成为像终结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和爱情信件那样，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或者说，从手稿、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的变化怎么会成为一种必然？女学生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德里达在回答她的疑问时用了“mais si，mais si”，这个“我也是”的回答是一种敷衍？“真想知道她对此作何理解。”德里达说。
“爱情信件也不能”是德里达对电传制度的一种预言，而在米勒看来，这种预言正在变成现实，技术添加物所制造的语言和符号已经像手稿和印刷文化一样真实，这种真实帮助文学、哲学和爱情信件走向终结，而它更关键的意义在于：在“媒体本身就是信息”中取消了私密性，最终让媒体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公开性和开放性带来的变革将政治制度放在了第二位，“在德里达看来，随着从书本时代向超文本时代这一划时代的文化移位的加剧，我们被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地引入了一个危险的生活空间。”这个新的空间是电视、电影、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超文本和因特网的空间，它带来的改变是对德里达所说的“本体政治学”提出了挑战，那些技术添加物“以上千种方式占有、扩大地盘、解域、根除，即是说，在该词的词源上因而也在其最激进的意义上，连根拔除，因而也破解其词源，把政治与地域分解开来，把自身与始终被称作政治概念的东西分离开来，这种被称作政治概念的东西就是把政治与时事话题、与城市、与地域、与种族-民族边界联系起来的东西。”
政治制度是第二位的，技术添加物作为新的语言和符号创造了电传制度新的法则，米勒认为它导致了三个结果：民族一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当新传媒技术在生产和强加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量的飞跃，“媒体就是意识形态”成为了现实一种，而这些技术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它们将传播让它们传播的任何东西。”从德里达的《明信片》到新电传时代“媒体就是意识形态”，米勒其实试图对两个问题进行阐述：第一个大问题：意识形态何时变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牢房？在阶级社会里是否一切真理都是意识形态的？历史绝对拒绝再现的看法本身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么？如果是，对于先于意识形态的历史我们使用什么术语呢？就意识形态的政治或争论而言，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一种意识形态优于另一种，或者比另一种更忠实于历史？第二个问题则是：在一个由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世界上，知识分子却断言意识形态政党已经过时？如果权力、欲望和局部利益是现实的实质，那么为什么谈到意识形态时仿佛有某种超越它们的东西，仿佛它们总是可以改变的？
这两个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是由中国的王逢振和谢少波提出的，他们向北美的12位著名批评家提出了33个问题，这些问题以书面的形式发给他们，米勒是其中的被访问者，面对问题，“我感到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被迫开口，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或像乔治·艾略特笔下假想的小说家在证人席上发誓叙述他或她的经历。”被迫开口的米勒还是用大篇幅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而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米勒认为，只有鲁莽的知识分子才敢于证实“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不会轻易消失，新电传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媒体就像明信片，它具有的意识形态特征正是意识形态走向新的维度的证明。
意识形态的“牢笼论”似乎来源于注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在这部书里，丹尼尔·贝尔宣称，在“后工业社会”里当技术理性和“市民政治”出现后，政治意识形态便隐退了，回到王逢振和谢少波提出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不是具有历史性和优先权？对此同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与主体的死亡、历史的终结以及乌托邦的终结紧密相连，他拒绝了贝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他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个乌托邦，“如果宣称所有的真理，无论它们多么相互矛盾，都是有效的，那么，这些真理也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并且必定是意识形态的。”在他看来，这种乌托邦表现在将意识形态的现实性意义置于任何理解的体系之外都使得“真理不再成为可能”。由此他认为，现在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物质关系的超结构意义，而且作为日常物质关系的一部分，自身也是物质性的，所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寻必须站在文化的社会话语体系里，既看到它作为整体的意义，又看到作为部分的作用。
纽约大学英文系特丽萨·埃伯特同样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十分特殊的唯物主义意义”，他认为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工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看似是自由平等的关系，但其实一种“虚假的意识”，甚至是一种“斗争概念”，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工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是在“经济关系不声不响的强迫下”进行的，这种强迫“确定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虚假的意识是一种认识论，是试图将意识形态看成是认识论的一部分，然后将对与错、正确与不正确、真实与不真实变成彼此对立的存在，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本质上变成了是资本主义关系重新合法化，而这正是意识形态理论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的“牢笼”，“我们眼下在意识形态理论中所目睹到的危机就是知识分子话语中一种不公正的关系合法化的危机，这些知识分子在其正式理论中宣称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是人民的朋友。”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英语系 芭芭拉·弗莱也认为意识形态不完全是牢笼，但它无处不在，而且还有“无产阶级立场”；杜克大学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个过渡阶段，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论，这种历史性地终结“伴随着可能是集体行为感的衰减”，由此出现了信仰的衰减，所以应该从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观点来审视，而不是从“相当愚蠢的主张的经验主义的真理”来审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 帕米拉·麦考勒姆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般指的背景是东欧集团的解体，当资本主义优于共产主义，当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斗争终结，意识形态也宣告结束，但是他认为，历史本身不是一个文本，“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能否‘真实’或‘完整’地再现历史，这个问题无疑令人颇费脑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布鲁斯·罗宾斯反其道，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再现方式必须站在历史性中，因为“真理”依赖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因素，“真理隐含着意识形态”，所以，要想挣脱意识形态牢笼，就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和人的差异中，把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之外的存在进行区分；圣克鲁兹加州大学思想史讲座教授 海登·怀特则肯定又超越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编码游戏就发生在权力、财富和社会不公的世界里。”
意识形态的“牢笼论”和终结论其实都无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性问题，意识形态根植在和阶级、国家、政权有关的历史现实中？还是历史绝对拒绝再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还是一种可以被超越其上的东西改变？而历史性的问题在33个问题中涉及更为广泛，比如“后”性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新东方主义，比如反霸权、社会革命、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比如本质主义、微观政治学、总体性。杜克大学历史系的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历史有两重意义，一种是指过去发生的事，另一种则是指那些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历史必然是一种阐释活动，他引用俄罗斯历史学者西德尼·莫纳斯的一句话是：“所有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的阐释学是不是在现代主义中具有意义，而到了后现实主义，是不是如福柯所说“历史摆脱了十分贫乏的指涉概念”？——后现代主义暗中破坏指涉的观念或非常有害的指涉物。指涉性何以必须重新思考？是否在破坏了指涉性之后现在应该重构指涉性？
德里克认为福柯的论述更适合实证主义历史，而且不是所有历史事实都是指涉的，历史就是一种阐释活动，“就历史叙事而言，一方面，宣称获得了有关历史的最终真理是愚蠢的，另一方面，因为文献的有效性而对历史学家进行贬抑也同样是愚蠢的。”纽约大学英文系特丽萨·埃伯特认为福柯误读了后现代主义和指涉问题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用新的指涉和指涉性方法和形式取代了那些已经在资本主义中“失去历史用途的所指对象观念”，新的指涉理论是以劳动语言理论为基础的。对于历史的指涉问题，海登·怀特站在一种变动的观念中提出了“现在作为历史”的概念，在他看来，历史应该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其他那些公认的“用意识形态进行解释”的学科一样，要接受同样的结构分析技巧，这种结构分析技巧就是要形成“现在的历史”或“现在作为历史”的概念，“历史研究产生了话语，就跟任何别的学科一样，作为一个话语聚集体，历史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历史化’的学科跟别的学科一样是一种建构。”
这是面对现代化有可能带来“真实而新奇的事件”的一种建构，当“现在作为历史”，它是再现，它是阐释，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和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很多，批评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站在“现在作为历史”的维度上对现代性进行了阐述。阿里夫·德里克认为既要认识到现代性是欧美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产儿，又不否认其历史遗产与社会内在结构的重要性，这个社会是现代的，即使抵制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是为了寻找另外的现代性，而这也构成了现代性，他甚至提出，后现代性包涵着对现代性的超越，但又是现代性的继续；纽约大学英文系特丽萨·埃伯特认为，在处理历史问题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时，决定性的因素不应该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是穿越现代与后现代，将人放诸到层次密集，错综复杂的历史中的东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认为现代性是未完成的现代化的社会状态，而后现代性则对应于其现代化趋于完成……
阿里夫·德里克说，“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在某种程度表明了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统治。”特丽萨·埃伯特认为，“东方主义是一个围绕阶级问题的迂回，它将劳动译成文化，然后又将文化还原成推论。它并不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仍在支持殖民主义延续的西方，这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剥削性劳动关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我认为民族主义可以是一种肯定的或乌托邦的力量，就像本尼第克特·安德森所描述的那样，但条件是它仍然是一种反抗的运动。”海登·怀特认为，“至于革命，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但是闹剧也是在‘运动’。”在文化、意识形态、历史、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以及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等主题中，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论述着不同的观点，他们或构成了一种补充，或形成了一种矛盾，而这也是谢少波和王逢振进行“文学研究访谈”的用意所在：“从最近各种文化政治、思想情绪和社会历史现象来看，今天的世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二律背反和悖论。”在他们看来，二律背反和悖论主要表现在：人人难以容忍宏大叙事，然而人人似乎都在接受并兜售宏大叙事，而其中最宏大的就是资本的宏大叙事；马克思150年以前所界定的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今天世界上有些地方整个地区和整个居民又正在被无产阶级化；世界看来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世界又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革命感到厌倦和恐惧；人们声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然而意识形态又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所以不同的回答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都构成了对于文学研究的文本，而这些文本的意义在于提供“回到未来”的思路——“回到未来”其实就是建构在“现在作为历史”的概念之上，就是在“历史化”中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回到米勒对于德里达《明信片》的解读，回到“媒体就是意识形态”的理念，当新电传时代解构了单一民族-国家结构，当新技术添加物让政治制度变成第二位，当私密性在电话、电影和因特网中具有了开放性和公开性，意识形态所连接的历史-现代也成为另一个自我，“这些新电传技术，以新的方式唤起鬼魂的无数新方法，也产生无数新的意识形态母体。比如，它们打破了主体与客体、意识与意识客体之间的障碍，而这正是黑格尔的《现象学》所预设的障碍。”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被抹除，视觉形象、听觉序列和词语符号都被数字化为零和一，最终意识形态指向了未来：“这些行为是对来自一个提前的未来的一种要求的回应，这个未来就是作为一种可能的不可能性的‘未来民主’。”而这种未来民主在米勒看来，就是实现了独立宣言中的模式：“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从那个即将到来的民主的地平线上，一个提前的未来，这些诺言的更完美的实现，在向我们招手。”——也许，米勒太过于乐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