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列宁

	编号：W53·1951219·0226
	作者：（苏俄）列宁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4年9月第一版
	定价：0.27元
	页数：113页

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时代发展为列宁主义；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为苏俄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源泉；也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以一个革命家的胆略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国家理论”，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法宝。本书共六章，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经验》未按计划写成。

《国家与革命》：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1899年，他们说：“我仍然坚持革命的观点”；1902年，他们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9年，他们说：“我承认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1912年，他们说：“既然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那末我还是要反对马克思在1848年说过的话而倒退”……从1899年到1912年，他们一直在说，而且都说到了“革命”，但是当所有的声音变成一种声音，在1917年的拉兹里夫湖畔，秘密状态的列宁，却听不见“革命”，它仿佛消失在烟雾弥漫中，只是成为马克思著作中的那一个词。

当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写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当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写下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将矛头对准了机会主义者；当考茨基和“左翼激进”派的潘涅库克开始了争论，似乎马克思主义者正高举大旗，用自己的声音回答关于国家、政权、革命的意义，但是当经历了二月革命、遭遇了七月事变，当反革命势力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力量进行镇压，当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1917年的列宁不仅听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软弱，不仅看到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妥协，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变成了另一种机会主义者，他们抹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甚至完全忘记和歪曲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使得“革命”不仅只是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中，还被搁置起来，“他们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了无数空隙。”

正是“无数的空隙”成为一种反动的机会主义，列宁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说“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说“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庸俗化了”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扯起革命的大旗，重新定义国家，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在《初版序言》中，列宁列出了“口头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的长长名单，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对“国家与革命”的错误观点中，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正是因为是迎合，所以“自己”被放在了括号里，成为一种非自我、拱手相让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和实践，使得革命面临危险：“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国家应该是自己的国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在秘密状态中的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一个是革命。什么是国家？列宁为了“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他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入手，重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阐述国家的时说到“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当社会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无力摆脱对立面，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力量包括拥有监狱等特殊的队伍。这个关于国家的定义却受到了另方面的歪曲，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认为只有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并且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却忽视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而且必须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国家不仅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且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才能使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所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恩格斯论述道：“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这其实是另一个阶段，那就是国家的消亡，恩格斯说：“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自行消亡”看成是一种和革命无关的过程，从而来抹杀革命，甚至否认革命，但是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自行停止”是“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是先有革命才有国家的消亡，恩格斯甚至把革命直接称颂为“暴力革命”，暴力除了作恶以外，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所以总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关于国家的学说主要是两点：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为了阐述这两个观点，列宁按照历史的顺序分三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而当1848年革命发生之后就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革命经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国家不是小资产阶级空想者所认为的是超阶级的组织，它是一种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而无产阶级就是通过国家力量来镇压资产阶级，所以在革命意义上，无产阶级就必须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1848年-1851年的革命经验中，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而当1871年的巴黎公社建立之后，革命经验就变成了实践，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修改”，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简单地夺取政权，而是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1871年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为马克思提供了审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依据。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对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了极仔细的分析，得出了“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结论。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过72天，但它的伟大革命实践充分地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在1848–1851年革命期间提出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他认为，1971年的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唯有巴黎公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进行革命，也成为一次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所以从1871年的公社经验中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希望，列宁认为，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那样取得“辉煌”成绩，但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国家观点的第一层阐述，而恩格斯说在革命之后，国家还会“自行消亡”，列宁认为，国家消亡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是暴力革命结束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就开始消亡了，而是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还必须有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还必须有特殊机器即“国家”，这个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没有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所以按照产品按劳分配来说，依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卫劳动的鹏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这一阶段过后，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学会了管理国家，当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恶心不需要监督，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当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消失，也就意味着国家愈民主，“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这个时候，国家便开始“自行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就走向了高级阶段，就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得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镇压自己的敌人，只有当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列宁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中建立了“国家与革命”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就是根除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对于国家的误读，所以革命不是让步，不是妥协，不是调和，而是暴力，是摧毁，是打碎，虽然过程崎岖，坎坷，漫长，但是“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所以站在1917年革命风暴中的列宁，已经挥动了拳头站在了革命的最前列——当原计划的第七章只留下详细提纲的时候，并不是文本的阙如，而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书写了最具革命意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