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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56·2220219·1812 |
| 作者：【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52.00元当当26.50元 | |
| ISBN：9787521211573 | |
| 页数：342页 |
《勇敢的新世界》一书于1990年首次出版，系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写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随笔集。其内容部分源自作家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授课讲稿。富恩特斯借助维柯和巴赫金的思想，聚焦神话、史诗、乌托邦、巴洛克等核心概念，为西语美洲小说的错综复杂及其整体性提供了一种全景的研究视角。同时，他越过漫长的时空跨度，通过对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罗慕洛·加列戈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马里亚诺·阿苏埃拉、加西亚·马尔克斯、莱萨马·利马及胡里奥·科塔萨尔等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分析与批评，勾勒出西语美洲小说独特的发展脉络，这一脉络与作家赋予文学的四个中心职能：命名、发声、回忆与渴望相互关联、彼此观照，并生发出对新世界文学、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的深刻反思。勇敢的新世界，是富恩特斯心中的乌托邦与托邦；是应想象的过去和渴望的未来；终了，它就是美洲大陆的“此时此地”。
《勇敢的新世界》：美洲是一个“托邦”
于是在乌托邦的诺言和史诗的现实之间，划开了一个巨大的伊比利亚美洲虚空。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摇摆的史诗》
贝尔纳尔描绘了逃离中众神的面孔，他们是征服者的面孔，是寻找居所的游牧民族的面孔；贝尔纳尔制造了新世界的誓言和被军事政治摧毁的乌托邦之间的张力；贝尔纳尔迷恋自己的黄金时代和遗失的天堂，却又在史诗的回忆中重现我们的时间……当热恋和遗失、征服和流离、史诗和政治、个体和历史交错在贝尔纳尔的文本中，他的寻找和创造是不是真的为了发现新世界？他的乌托邦诺言和现实之间为什么会划出巨大的虚空？
那个被划出的巨大虚空是在伊比利亚美洲，这无疑是贝尔纳尔视野中的一个异域——富恩特斯不用“拉丁美洲”这一命名本身就是凸显了美洲大陆是欧洲中心说之外的存在，因为“拉丁美洲”就是法国人在19世纪的一个发明，它更全面的定义是印非伊比利亚美洲，或者称其为“伊比利亚美洲”，或者在语言学的传承上定义为“西班牙语文学”，“不管怎么讲，我们美洲大陆包含有印第安和非洲元素。”但是这种命名上的努力是不是也是一个“伊比利亚美洲虚空”？当贝尔纳尔怀着对这片大陆的赞美，怀着对印第安世界的赞美进行书写，他实际上是在重建属于欧洲的乌托邦想象，只不过在美洲大陆中找到了传承的线索，“贝尔纳尔交给我们这样一部史诗，它热恋着自己的乌托邦、自己的黄金年代，和自己那遗失的天堂，以及被自己的马蹄和鞭子践踏的花园。”而当乌托邦的诺言依然没能实现，当史诗的现实造成了践踏和摧毁，贝尔纳尔的书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而且，贝尔纳尔就是一个外来者：1519年，出生于西班牙巴亚多利德的贝尔纳尔追随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当时的贝尔纳尔就是一个士兵，年仅24岁的他甚至是远征军中的征服者，在征服墨西哥之后，安居于危地马拉的贝尔纳尔完成了著作《征服新西班牙信使》。一个远征军士兵，一个西班牙青年，一个墨西哥的征服者，为什么在富恩特斯看来，反而变成了“冒险从西班牙来到印第安的新人类的典范”？为什么要将其列为“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为什么在贝尔纳尔身上富恩特斯提出了关于美洲“新世界”自身的问题：我们记得什么？我们忘了什么？我们肩负怎样的责任？富恩特斯给出的答案是：“贝尔纳尔在开始书写新世界首部欧洲人的史诗时，引入了全面的新意，或许因为他写的就是新事物本身——美洲大发现，与此同时，史诗——就像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赛特和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对我们的提醒——涉及的是已知之事。”
美洲大发现是属于欧洲人的史诗，这就是富恩特斯对“新世界”属性的一种界定，也就是在欧洲视角下的美洲大陆，是欧洲作者笔下的美洲文本，是在兴趣和梦想、个人努力和集体事业、史诗和乌托邦力量驱使下的重构——富恩特斯将其命名为“勇者之书”，但是这部勇者之书最后还是在伊比利亚美洲划出了一个巨大的虚空，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富恩特斯是要继续着欧洲人的冒险故事，还是希冀从新大陆的现实中发现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富恩特斯将贝尔纳尔视作是“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新世界之现代性的可能，而现代性就是欧洲在美洲大陆打开的一个入口，它是想象之后的继承，它是开拓之后的命名，它更是在危机中寻找“真实的”国度的机会。
《危机与文化传承》是富恩特斯在1992年完成的文章，此时距离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面对已届五百年的“大事件”，富恩特斯阐述了它的意义：“我们是把它视为一个新世纪和第三个千年开启的前夜来迎接它，而且我们是乘坐在现代性的末节车厢上重新迎接它。”这里很明显表达了富恩特斯构建现代性渴望，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这种危机表现为两个方面，从现代性的欧洲来讲，美洲大陆的存在是发现？是征服？还是发明？墨西哥历史学家艾德蒙多·奥戈尔曼提出，美洲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它被发明，因为它被需要，所以欧洲人渴望新世界、发明新世界、发现新世界、命名新世界，从渴望到发明，从发明到发现，从发现到命名，这是欧洲人的逻辑轨迹和行动步骤，从这个意义上，“新世界的自然属性证实了旧世界对空间扩张的饥渴。”因为当时的欧洲出现了危机，基督教提供了远离尘世之外归宿地的诱惑，哥伦布完成了旧与新的空间更新，远征探险则满足了空间饥渴症，而当中世纪的统一性溶解，马基雅维利、莫尔和伊拉斯谟以实然、应然和可然的回答让欧洲之外的美洲新世界变成了一个乌托邦。
但是被欧洲想象和渴望，发现和发明的乌托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的地方，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当欧洲想象和发明的乌托邦陷入悖论中，富恩特斯却认为西班牙语美洲大陆自己更需要一个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不是乌有，不是想象，而是需要被构建的存在——他把“乌托邦”变成了“托邦”，“美洲不是乌托邦，一个乌有之地。它是托邦，一个存在之地。不是一个美妙之地，但却是我们拥有的绝无仅有的唯一之地。”这是富恩特斯对美洲大陆本身的危机进行的解读：这是一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大陆，“我们这片大陆在找寻其现代性的过程中屡屡绝望”；这是被反宗教改革披上反对现代性合理化外衣的大陆，“我们从内心深处更是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智性、道德、政治思想的继承者。”这是经济不公正、社会畸形、政治上还存在专制的大陆……这是真正属于美洲大陆的危机，所以面对这个危机，富恩特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将文化生活的力量移植到政治生活中，而且能够同心协力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方式和可能的谋划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建立起更加协调的发展模式？”
无疑，这种移植需要一个人条件：文化上首先要完成传承，这种传承来自欧洲，之后才是重建，重建就如尼采所说，是一种“此地此时”的存在，既把目光投向未来，同时也转向身后，从而在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看见中回到“此地此时”。无疑此地此时的意义需要一个合法的国家，但是这个合法的国家却常常被真实的国家所遮蔽，“真实的国家”是古老的世界，它远离城市，那里的人还没有进入现代化，他们承受着压榨和剥削，甚至以或是嘲讽或是愤怒的情绪评说着进步——它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神话小说中，在罗慕洛·加列戈的原始自然中，在卡彭铁尔的巴洛克世界中，在胡安鲁尔福充满神话色彩的古老农村里。
这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国家”的书写，但是小说世界的描写并不仅仅只是再现这个“真实的国家”，富恩特斯是要从这些文本的解读中，在对神话、史诗和乌托邦的分析中找到“此地此时”的托邦式存在：一个存在之地，一个唯一之地。这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之地、唯一之地？托邦如何成为“此地此时”而不是欧洲视野中的乌托邦？富恩特斯在这里借用的依然是欧洲文化的体系，此地此时就是让·鲍德里亚所说的在场性：“未来已然来到，所有的都已来到，一切都在这里……”此地此时就是利奥塔“解放的元叙事”枯竭之后增衍的多重叙事，此地此时就是在乌托邦和托邦之间“激活差异性”，此地此时更是美洲伟大作家博尔赫斯笔下的图书馆、城市和时间的无限游戏，“是一张由背离的、会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的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富恩特斯认为，博尔赫斯用文本建造的图书馆、时间系统和城市记忆所追溯的是缺失了的东西，它们是新大陆的发现，是殖民期，设计印第安人的命运，而他所构建的这一切恰好又填补了历史的缺席，在缺席和填补之间，此地此时被凸显出来，“在其中，嘲讽、幽默、游戏得以扬眉吐气，同时也掀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将自由与想象嵌合在一起，共同打造出一种新的语言。”以此为导向，进入到了富恩特斯的托邦构建中，“伊比利亚美洲文学运动建立起了一种对我们历史的监督，并与我{门其他的文化形式一起，给予历史以传承。”这种传承的运动伴随着四种职能：命名、发声、回忆和渴望，它以如下的问题被不断提及和思考：你叫什么名字？这座山以前叫什么名字，现在这条河叫什么名字？你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讲话的方式？谁为你说话？你记得什么？你从何处来？你的父母是谁？你记得自己的兄弟姐妹吗？你想要什么？
命名、发声、回忆和渴望也构成了西语美洲文学的运动方式，富恩特斯认为，这主要表现为一种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轨迹线：旧世界用它梦想过的世界构成了乌托邦，当乌托邦幻想被摧毁便进入到史诗阶段，当一种混合的、巴洛克的、调和的、多文化的、多种族的新文明对史诗和乌托邦做出回答，便进入到“反征服”阶段——乌托邦、史诗和反征服成为西语美洲小说的现代性表达，它在元叙事的枯竭之后开始了多重叙事，富恩特斯也为这种多重叙事找到了欧洲母题——扬姆巴蒂斯塔·维柯和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理论成为西语美洲文学重构的重要指针：维柯对欧洲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文明不是在人类统一不变的天性下诞生的“普遍性和固有性”概念，而是以“前进与回归”的方式进行的运动，永远处在变化中，就像历史本身，是由人类创造，也必须由人类维系、追忆和继续创造，每一种文明都携带者之前文明的记忆，也将开启之后文明的疆域，所以从语言到神话再到艺术，文明的一切东西都处在永久的运动中，它是一个共时的概念，它蕴含着诸多的可能。巴赫金则构建了一种多元、多样、异质和离心的语言体系，“复调式小说”就是一种对话，“它制衡于‘蔑视历史、抵抗运动、向往死亡、总是试图保持事物的聚合、统一和同一’的向心力与‘热爱运动、变化、历史、改革、确保事物问差异、多样，彼此隔离’的离心力之间永不停歇的抗争。”它以对话的方式构建了这种抗争的模型，它是人物间的对话，也是语言间、文体风格间的对话，更是社会力量间、久远和邻近的历史时期间的对话——对话所消解的便是单一语言、单一世界的教条观念，它构建的是一种“时空体”。
维柯的历史观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其共同点就是取消了元叙事，以多重叙事的方式构建此地此时的共同体，这一时空体就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一位作家、一座图书馆、一本书意味着所有的作者、所有的图书馆和所有的书，就在这里，就在此刻，彼此成为同代人……”此地便是空间的同一，它是巴别塔图书馆，是阿莱夫，此时便是时间的同一，“卡夫卡挨着但丁，但丁挨着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挨着卡夫卡，卡夫卡挨着博尔赫斯”，在此地此时的时空体中，博尔赫斯创造了无限的存在：创造历史并且阅读历史，通过众多的时空之门，为历史打开了新的阅读之门。而伊比利亚美洲就是一个被书写的时空体，此地的大陆是继承了众多传统而独具特色的大陆，此时是现代性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西班牙美洲时间，这便是富恩特斯对美洲的新定位，“在新的定位中，绝对的、中心的文化，消失了，变成了不同文化的总和、张力和补充，也同时昭示了一种新的时间，在其中不再否定过往的现时性。”
具体而言，在从“我们的第一位小说家”贝尔纳尔之后，富恩特斯还是回到了美洲大陆的此地此时，开始构建这个多重叙事和多样化时空体中的托邦，在这里发现乌托邦、史诗和神话的内在演化逻辑。罗慕洛·加列戈斯呈现了美洲原始且无声的大自然，在他的小说《卡纳伊马》中，存在着“先于一切的大自然，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名字”的“无边的，神秘的，人类还未涉足的区域”，这是冒险家的圭亚那，在神话、历史和乌托邦的纠结中被窥探。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无声大自然的存在，所以在·加列戈斯那里，首先就是命名：为大自然洗礼，从而制造出一个人类的、相对的、可存在的、可共存的时间和空间，“罗慕洛·加列戈斯，印非西班牙美洲首要的小说家，重要的小说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不需要牺牲大自然就可以离开她的出口，以及不用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就能够融入其中的可能性。”加列戈斯为大自然命名就是打开那个可能性的口子，而阿莱霍·卡彭铁尔以另一种方式为此地此时注入了多样性的色彩：他在《消逝的脚步》这部小说中，向着“在其中乌托邦成为可能、伊卡利亚岛成为可能的广阔国度”的朝圣之路，寻找乌托邦也称为他构建的一种可能性，它是激活，它是重合，它是“回归”，“通过它给予我们语言的、情色的、音乐的和神话的实质，我们能以多样的、自由的阅读构建出一段历史和一种命运的可能性。”而在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他携带的是神话的经典要素：找寻父亲，而找寻父亲也变成了关于死亡的神话，“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座坟墓，或者说，就是一个嘎吱作响、湿漉漉的、挨着所有其他坟墓的坟墓。”神话和死亡变成了鲁尔福小说中自我繁衍的一种可能，“幸亏有这位小说家，我们才不曾在自己的死亡中缺席，这样，死亡就构成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因此更加做好准备去理解：不存在生命和死亡的二分法，也不存在对生命和死亡的选择，而是懂得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是生活。”
富恩特斯将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称为“赤脚的伊利亚特”，因为在他看来，《在底层的人们》这部小说中，展现的正是悲剧英雄返回家园的“伊利亚特”史诗结构，但是它是赤脚的伊利亚特，因为这是被小说损害的史诗，“在众多的体裁水域中游动，并提出一种对这些体裁的可能性及不可能性的西语美洲阅读。”史诗的失败揭示的寓言是：我们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也是曾经的样子，富恩特斯认为对这样失败的史诗进行批判就是一种美洲的革命：“是用人类的、小说的行为表达自己，打碎了先前的史诗性，后者颂扬我们所有的历史功绩，不断地用充斥着自我赞扬、令人昏昏的规则威胁我们。”加西亚·马尔克斯书写了在天命所在的君主和地方小头目之间的权力形象：总统先生，他们“身披法律的话语外衣，执行赤裸裸的权力话语”，带着批判和讽刺，马尔克斯在《族长的秋天》这部小说中书写的是渴望的能量和改变的意愿，“抽象的法律永远不会独自存在于西语美洲大地上。这就是语言的力量！权力的语言从此刻起也是作家和他所处集体的语言。”而在何塞·莱萨马·利马的小说里，则涌现的是一股巴洛克的力量，富恩特斯认为，这是新世界遗失的乌托邦和永驻的史诗之间的一种凝合，是欧洲和美洲永远共担的一种行为，“巴洛克是动态的形式，是科学和发现的新世界形式，是哥白尼和哥伦布的世界；不是对事物本质和永恒中心的尊重，而是取代这一中心，使世界的轴线多元化，引发出对事物不确定的看法。”实际上利马的巴洛克已经是一种“反征服”，在胡奥·科塔萨尔的小说中，这种反征服的力量逐渐增强，《跳房子》所构筑的彼此和此地——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文化源头中的乌托邦游戏，而游戏产生的运动绘制出的是如下轨迹：位移、抛弃家园、神话的孤儿境遇、史诗般闯荡世界、悲剧般重返家园——反征服是对征服的回击，反语言文本背后是和过去有关的文本，所以，科塔萨尔的小说被放置在了富有潜力的小说的门口，“来自一个文化上不满足且多元化世界的小说。”
卡彭铁尔在寻找乌托邦，乌托邦的发现是随着讲述者在空间中前进、寻找音乐、文字以及生命的源头而完成的；鲁尔福从大自然的另一岸向我们讲述，死亡的记忆是我们唯一的历史；马尔克斯的权力体系将新世界最初发现者的惊叹和旧世界最后发现者的嘲弄摆放在一起；科塔萨尔以反自然的方式反征服，解构的是现代神话，而何塞·莱萨马·利马则用他的书写发现了另一篇多种族多文化融合的土地——他们在寻找，在命名，在回忆，在发声，在渴望，他们构建了可能性，他们展开了多元叙事，他们在此地此时中看见并描述的是存在之地、唯一之地。对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来说，对于这片新世界的大陆来说，这些小说所呈现的时空体是在化解被遮蔽的“真实的国家”，是在审视现代性面临的危机——但更重要的是，此地此时如何通向未来？乌托邦、史诗和神话，带来的一个被发明的美洲，而站在面向21世界的现在，在乌托邦、史诗和神话被纳入新的时空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创造和再创造的新世界：“我们各国的文学都对其做出了回应：转变它们，使传统的权力中心多元化；帮助它们，给予混乱以形式，绝望以选择，思想以方向；将可沟通性、真相、美赋予形式、思想和希望的媒介，即语言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