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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1981101·0459 |
| 作者：（美）E·L·乌克特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1996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9.20元 | |
| 页数：236页 |
干过多种职业的乌克特罗最后选择以音乐的某种技巧来表现自己所认为的美国社会，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就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工业文明空前发达，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虚构的三个家庭在“拉格泰姆式”的生活中如何被异化。“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社会也是如此，人注定只是这些时代的副产品，在历史中消亡。“这时候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随着机器沉重的喘息已经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这是小说最后的结尾。
这年是1914年，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上空，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据说已被暗杀。就是在这一瞬间胡迪尼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小男孩，他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中他自己的影像。
——《40》
1914年是开始还是结束？当胡迪尼一次一次制造了逃生的奇迹，他是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了魔术表演的舞台，还是真实地让自己生活在幻想世界里？当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的上空，那惊动世界的一声枪响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城炸开了世界的另一种走向：大公被暗杀，作为导火索引起了战争的爆发，欧洲之外的美国是不是就是那个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自己影像的小男孩？
原先是上升的，直到升到了制定的高度，在百老汇大街和第七大街的上空，其实是看不见远处的欧洲，那个照见自己影像的小男孩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但是在胡迪尼旋转着面对时报塔楼的窗户，他仿佛听到了关于时代的一记钟声，一种秩序散落成碎片，另一种秩序正在向下的旋转中建立起来——正在建立，宛如街头逃生魔术一般，在进行的过程中迷幻了想象和现实，模糊了虚构和真实，但是即使能从这钟声敲响的时候进入1914年之后的时代，头朝下的倒置状态也预示着开始即为结束，生即为死，小男孩即为朽败的历史，“一群小孩，他们都是好朋友，有黑有白，有胖有瘦，有富有穷，各色各样的淘气的小顽童在他们的街坊四邻中经历了种种滑稽可笑的冒险，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跟我们大家一样，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
这个设想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或者可以谱写一支曲子，就像历史本身一样，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最后还是在机器沉重的喘息中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谁失去了战争？当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被驱逐，当美丽多情的伊芙琳·内斯比特红颜憔悴，当疯人院里的哈里·凯·索获释而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停战纪念日游行活动，谁又打赢了战争？或者从1914年的萨拉热窝的枪声到最后的停战日，谁都不是战败者谁都不是胜利者，因为这只是一部冒险电影，这只是如胡迪尼的逃生魔术，这只是一曲拉格泰姆的乐曲——在美国盛行的拉格泰姆便是以右手弹奏出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同时左手以沉稳的低音伴奏的一种黑人音乐。
“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的首创者斯科特·乔普林曾经这样说过，虽然变幻无常，但是不能弹得太快，太快就是紊乱了节奏，就是制造了混乱，就是混淆了想象和现实、虚构和真实，甚至向上的方向和向下的速度。但是乔普林对于乐曲弹奏的提示在那个混杂的20世纪初根本不会成为一种规则，几乎每个人都在右手的无常左手的低沉中演奏着拉格泰姆，于是众多的左右手，众多的切分旋律和低音伴奏，制造了众多的声音，众多的声音编织了众多的冒险，众多的冒险书写了众多的困境，最后的一切都变成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里那个影像，在头朝下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成长。
“20世纪之初，美国已经有了汽车、火车头、飞机、点火引擎、电话和25层的大楼。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即使最著名的实干家们也极易受到超乎自然的幻想的影响。”20世纪初，美国，是真实历史应该书写的时空坐标，这里有汽车、火车头、飞机，有点火引擎、电话和高楼，那时，铁轨从大众刊物撰稿的幻想者眼中变成了现实，它正伸向西部并且延伸到了未来；那时，皮尔庞特·摩根登上了百星航运公司的“大洋洲”号开往欧洲，他已经把白星、红星、美洲、自治领、大西洋和利兰等航运公司合并为一家拥有120艘远洋邮轮的公司；那时麦迪逊大街的宴席上，美国最有实力的人物相聚在一起，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和哈里曼；那时，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已经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希望找到工作……在这个已经被历史书写的20世纪初，在这个正在创造神话的美国，为什么那些最著名的实干家们还沉浸在超乎自然的幻想中？就像那次摩根举办的宴会上，“洛克菲勒称自己有习惯性便秘，常常坐在马桶上考虑问题；卡内基喝了白兰地在打盹儿；而哈里曼则尽说一些无聊的蠢话。”这是不是只是一个被传说的美国？
20世纪初，美国正在创造神话，正在等待英雄，而所谓的英雄或者正如“父亲”那样，他只是用一种叫做“爱国主义”的感情，来为自己的产品赢得市场：父亲制造了大量的国旗、彩旗和花炮，他就是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爱国热忱，但是这爱国主义的背后依然是那种超乎自然的幻想，甚至这种超乎自然的幻想，也同时变成了爱情。但是作为一种隐喻，父亲之爱国热忱，父亲之社会革新思想，也只是一种冒险式的生活，当入睡之后摸黑到了母亲的卧室，父亲的汗水滴到了母亲的胸脯上，母亲吃了一惊，心想：“尽管前面只会有灾难，可是我知道这些年是幸福的。”摸黑的象征故事，在汗水和充满肉欲的胸脯上写成，即使前面充满了灾难，但是在这个看起来十分美满的夜晚，似乎所有冒险的汗水都可能收获一种幸福生活——父亲去往北极探险，无疑是美国式传奇的一种书写，他们到达了北极极点，并且留下了以证明这一历史奇迹的证据：国旗在分钟翻滚，北极探险队的皮尔里让父亲与马修·汉森和爱斯基摩人合影，“那是5个粗笨的人影，国旗插在他们身后一个终年封冻的冰峰上，似乎向人们指出那就是地球上真正的北极极点。”
传奇正在被创造，但是这一张被登载在报纸上的照片，却因为光线不足只留下一片黑影，于是，“报摊上的头条新闻说皮尔里到达了北极极点，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探险变成了表演，就像父亲和母亲的那个汗水滴落胸脯的夜晚一样，“胡迪尼的意外出现打断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床笫之欢。”胡迪尼的逃生表演制造的是另一个神话，他在小男孩的“警告公爵”中揭示了父亲身为犹太人的现实，而移民身份似乎再也不能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当乘坐北极探险号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从欧洲驶来的移民游轮，那些移民的心中充满着对美国国旗的向往，和父亲擦肩而过，是不是唤起了父亲的源初身份？男爵只不过是一个如国旗、彩旗和花炮一样的商品，而在冒险变成表演的过程中，一个美国之外的欧洲变成了真正的现实：“纽约人鄙视他们，说他们不讲卫生，缺乏教养，身上散发着鱼腥气和大蒜味，疥疮流脓流血；他们没有自尊心，为几个小钱什么都肯做；他们偷窃，酗酒，强奸自己的女儿，随意自相残杀。”
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寻找奇迹，美国探险队远赴北极制造神话，20世纪初的历史其实就在左手的变化无常和左手的低沉伴奏中响起了拉格泰姆的声音，而且这种演奏真的太快了，“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难解难分。私奔的女子在一阵狂欢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把这种风流韵事遮掩起来。人们从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揣摩着。”美国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作家西奥多·德莱塞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嘉丽妹妹》，但是遭到评论界贬抑，甚至摆在书架上也无人问津，“这一夜，德莱塞将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那时的弗洛伊德和荣格刚乘坐劳埃德公司的“乔治·华盛顿”号班轮抵达纽约，他的学说还没有被美国人接受；那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用自己的勇气和刚正成功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筹得的资金将用于支援正在进行罢工的衬衫业工人和宾夕法尼亚州麦基斯波特市的钢铁工人，支援被西班牙政府以煽动总罢工罪判处死刑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
实际上在这个快速演奏的“拉格泰姆”时代，一切都在冒险中打开了，一切都在混乱中上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没有在美国得到认同，但是在学说之外的现实里，困惑人的是自我的存在和异化，胡迪尼在托姆斯监狱里想要表演从新式脚镣中逃生魔术，但是那个犯人却在胡迪尼一丝不挂，“非常猥亵地举起双臂，髋部顶在铁栅上拍打自己的生殖器。”这状奇遇是不是正戳中了胡迪尼埋于内心的恋母情结？他之后去往欧洲进行巡回表演是不是对于这一次奇遇的逃避？而最后母亲的死去是不是这一种情结彻底被埋葬？甚至弗洛伊德和荣格来到纽约之后，在街角看到街头艺人用剪刀和纸剪出肖像，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目不转睛看着他们的孩子而困惑，是不是也是精神分析还没有成为一种心理科学时的迷失？在精神分析还没有接受时，无政府主义却成为了对于混乱的的抗拒力量，戈德曼面对伊芙琳说：“你是资本主义的可怜虫，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完全是腐败和虚伪的，这样你的美无非就是黄金的美，也就是说它是假的、冷冰冰的、毫无用处的。”她让伊芙琳脱去了胸衣腹带，解除了象征“妓女的胜利”的衣服，一丝不挂的肉体，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写照，“你看我，即使我身段这样也不受胸衣腹带这种东西的束缚，我穿的衣服都很松快，让身体顺其自然，自由自在地呼吸。”
当然，种族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母亲发现那个黑人婴儿，然后将他收养，之后知道了婴儿的母亲萨利，然后将她收留，为什么婴儿会被抛弃，“萨拉曾经想杀死她的新生婴儿。生活不是他们双方任何一个人可以掉以轻心的。他们无情地信守着自己的希望与情感。他们自己在受苦。”但是婴儿的父亲是谁？小科尔豪斯，他出现了，而且他还向萨利求了婚，但是在这个白人世界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像婴儿一样是一种被歧视被抛弃的现实，而小科尔豪斯和萨利似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萨利代表的是社会改革派，希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小科尔豪斯则代表着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他最后变成了恐怖分子，“这对了不起的情侣当初在母亲一家人的生活中出现使他们受到惊吓；他们之间在意志上的冲突也产生了一种几乎像施了催眠术一般使他们身不由己被左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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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多克特罗：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 |
两条道路分叉着，但是哪一条道路会通向胜利？萨利，这个极其贫穷、未受过教育、对于人持身处事应有的方式抱着一种绝对信念的黑人姑娘，更像是一种不被书写的现实，即使她被科尔豪斯求婚，对于她来说，这里也没有归宿，最后在潜在的暴力中倒下，在被警察带走之后，死了。而小科尔蒙斯早就离开了萨利前往纽约，他的名字变成了杀人放火的象征，福特汽车事件只是一个引子，绿宝石岛消防队站房被炸也只是预言，甚至8条命丧于科尔豪斯之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目标，他针对的是白人，是政府，是制度，他写给美国政府的第二封信的条件是：交出名叫威尔·康克林的白人败类由我处置；原样交还T型福特车及车上定做的潘达索特车篷；最后则是要让自己成为临时美国总统。
在前两个条件满足之后，科尔豪斯终于没有实现第三个愿望，在图书馆人质事件中，科尔豪斯的身体最终在街上抽搐，“一连串的姿势仿佛是想把自己流出的血迹揩净一样。”黑人倒在白人的枪下，暴徒死在军警面前，这似乎是一种秩序的胜利，但是在科尔豪斯的恐怖活动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发出了重要信号，一个是“父亲”，他认为是革新主义者，他相信共和政体具有可臻完善性，但是他的观点是：“黑人有了正确指导还不能承担起各项人皆可为的责任是毫无理由的。”所以他不信个人不努力也缺乏远见会成为人杰伟器，而这种革新主义者既反对戈德曼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科尔豪斯的极端行为，无疑在维护属于自己的阶级偏见。
而父亲和“母亲的弟弟”调换人质身份，无疑将从来不出现名字的“弟弟”推向了另一种混杂的舞台，这个“身无分文却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在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丈夫哈里·凯·索被关进大牢的时候，“弟弟”成为了
对伊芙琳·内斯比特进行意淫的主体，甚至在戈德曼让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丝不挂的时候，在偷窥中满足了一种欲望，“他双手紧紧捏着勃起的生殖器，似乎竭力要掐死它；但那玩意儿鄙视他的意图，像鞭子那样抽打着他在房间里乱跑；在他魂销神迷或者是绝望的叫喊中，大量丝状的液浆犹如子弹向空喷射，然后又像彩带缓缓地落在躺在床上的伊芙琳身上。”欲望投射的不只是一个被无政府主义解除了胸衣腹带的肉体，而是一种恋母般的存在符号。而当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看到萨利带着潜在的暴力在订婚状态下死去，才激起了他对于自我的拯救，“我会制造炸弹，他说，我懂得怎样爆破。”这是他对科尔豪斯说的话，从此他成为了一个亡命之徒，成为了一个革命者——这种革命行为远比科尔豪斯来得隐蔽和彻底：他用手榴弹炸毁了图书馆的人行道，他认为科尔豪斯对政府的威胁信只是自我满足甚至是背叛，“我们不是说着玩的！外面有足够的人可以拉起一支队伍！”
科尔豪斯死后，“弟弟”连夜驾车去第一百二十五街的滨水区，乘渡船到了新泽西州，他驱车向南，在新墨西哥道斯镇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爱情纠葛，之后加入了得克萨斯州的起义军，之后又来到了墨西哥城开始了新的争斗：“来自各地区的起义军领袖在墨西哥城相聚一堂。这是需要对革命再次阐明的紧要关头。卑鄙的暴君狄亚斯被推翻之后改良派马德罗执掌了政权。马德罗被一个阿兹特克人卫塔将军所推翻。如令卫塔跑掉了，温和派卡兰沙正在试图僭取政权。首都由于激增的派系集团、贪官污吏、外国商人和奸细而骚乱不安。”甚至离开美国的“弟弟”并不是逃避，而是开启了革命之路：在他移居国外之前的一年半里，弟弟发明了17种军械装置，其中有一些那么先进以致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中包括后座力火箭榴弹炮、低压地雷、声纳导向深水炸弹、红外线照明来复枪瞄准器、电光弹、连发来复枪、轻机关枪、榴霰弹、粘性硝化甘油炸药和便携式火焰喷射器。”
对于“弟弟”来说，革命不在美国发生，却在全世界点燃了战争的信号，而1914年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使用，也是一种预演，所以“弟弟”所代表的革命世界让一切正在发生：
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在欧洲，海牙的和平宫开幕，42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庆典。社会主义者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决定国际工人阶级将不再替帝国主义列强打仗。巴黎的画家们正在画那种把两只眼睛放在头的一侧的肖像。在苏黎世，一位犹太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宇宙是弯曲的。这些无一逃过皮尔庞特·摩根的眼睛。他在法国的琴堡登了岸，他图书馆里的那个发狂的黑人挑起的事件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沿着自己惯常走的路线横穿欧洲大陆，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他坐在自己的私人车厢里同银行家们，首相们和国王们一起进餐。
“弟弟”不再是中产阶级，不再是无名的孩子，这个拉格泰姆也不再冒险组成的乐曲，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也不是电影的主角，“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精神分析、无政府主义、种族问题、移民、爱国主义、恐怖分子、革命、社会主义，在右手变幻无常、左手低沉伴奏中，混杂成了“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