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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10721·0815 |
|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 |
|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32.00元 | |
| 页数：376页 |
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划得余韵无穷！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角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20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易经》：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
“和楼上的世界两样”终于还是在琵琶面前打开了，“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这是一个少女走向向外道路的开始，告别了幽深的家族之痛，告别了弟弟陵死亡之痛，在她的面前完全呈现了不同的景观，后母不在了，为虎作伥的不在了，礼教也不在了，似乎那个新世界正在终结一切囚禁的噩梦，缓缓打开一扇真正的窗。
从《雷峰塔》到《易经》，从儿童到少女，这文本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这里已经没有了家族的哀怨，没有了挣脱的冲动，连琵琶自己都觉得自己小时候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伤感”，世界的口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城市，另一种人生。那就是香港。在母亲露看来，香港是出国的过度，而在琵琶看来，这里更多是一种宗教的庇护，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弥漫着宗教的关怀，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在一起，他们注册学习，他们仿佛要远离那个世界。香港在另一种语意上，其实是护佑，心理上的归宿，这就如寻找母体的努力一样，琵琶也在母亲露的照顾下接近自己的成人世界。
但这仅仅是表象，母亲和琵琶的关系完全从《雷峰塔》时代走了出来，那种依恋也慢慢解构掉，在琵琶看来，母亲已经的护佑是一次失败，在骨子里才是真正囚禁她的原因，历史老师布雷斯代给琵琶的八百块钱被怀疑是琵琶肉体换来的，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而露曾经的自由解放形象也不过是一种表象，在她心里还是恪守着传统的礼教和道德，甚至有些已经完全变成了猜疑，变成了压抑。“这些年来压抑住的嫌恶，以及为了做个贤妻与如母的长嫂所受的委屈，都在这时炸了，化为对琐屑小事的怨恨。”美德毕竟要付出代价，妇道也只不过是一种维系世界安稳的手段，而当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环境的时候，也就会慢慢被摧毁。这几乎成了女性的悲剧。
母亲露之外，琵琶找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姑姑，曾经以为“姑姑珊瑚和明哥哥：她还当他们是男女间柏拉图式恋情最完美的典范。”，但其实隐含着更多的乱伦味道，之后母亲口中所说的为钱而闹得不开心，二位一体的关系也迅速瓦解；另一个是表舅妈，围绕在汉奸表舅的身边，却无自己的生活，她的“七情六欲都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男人，毕生都坚定的、合法的、荒谬的爱着他。”直到表舅被蓝衣社的人杀害，表舅妈还无法从那样的秩序中走出来。在琵琶看来，“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这样就为女性的生存找到了一条欲破的方向，可是琵琶也是女人，也要面对爱情，面对家庭，面对每一次的成长。所以实际上和母亲的某种关系断绝也是女性走向自觉的一个标志，“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总会在某一代斩断。”
母亲哭了，战争爆发了，世界被颠覆了。《易经》将视角转向香港，转向更广阔的生活，这里已经有了家庭的破裂，有了战争的阴影，也有了少女的自觉意识，布雷斯代给她的八百块奖学金却“给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尊。”，而在战争面前，琵琶更多面对着生与死，面对国家，面对更多的迷茫，这里有宗教的，也有政治的，对于迷惘的琵琶来说，突围的方向更多是走向自省。对于宗教，她说“不能为了不想死了就完了，就去信什么宗教”，对于国家，则是一片厌弃之声，“我怕的不是轰炸，是到处都是政治，爱国精神，爱国口号，我最恨这些。”在女性被沉沦的礼教之后，琵琶又一次面对政治的斗争对人性的泯灭。比如“日本皇军是热爱文化的。”比如一提起“共产党”这三个字，“就会吹来一股鬼气森森的冷风”。甚至她用一种暗黑之心的来理解世界，“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她觉得真正的爱是没有出路的，不会有婚姻”，而在这样一个哀怨的世界里，“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圈禁疯子似的，唯有慈悲的松懈穿过，美丽动人，无法形容。”
但毕竟是要寻找归宿的，战争无非是让她这个愿望更迫切。琵琶对归宿的寻找其实就是在寻找生命的母体，当父亲变得专横，后母变得霸道，母亲变得压抑，及至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变得伤痕累累，像莲叶的故乡一样，中华文明变成荒漠之地，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母亲，能够包容她，能够安慰她，而那个充满孩童记忆的城市上海似乎已经成为她躲避的最后落脚点。“她的家人同住在上海的每一个人一样，那里是生活的基地。上海在政治上免疫，被动、娇媚、圆滑，永恒不灭的城市。”她需要归宿，需要在地理的回归中寻找到精神的领地，“被阳光包裹住”免于伤害的家。
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尽管香港发生的事已没有了实体，而是故事，她会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与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语言轰然的合唱，可是在她总是最无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她的囚禁是成长的代价，“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其实更多的是，琵琶在上海这样的记忆之城寻求精神的庇护，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她甚至不关心国家，不去想爱国，“这是她头一次以观光客的外人眼光来看中国。从比比那儿学的，她一辈子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住在中国。”她也不热衷于恋爱，在变化之中，她却是躲避着一切：“她想找《易经》……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再次回到书的题目，其实是一种双关，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隐喻，晦涩难懂或许就是对生活的极致追求，是人生的最后归宿。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自己的悲剧，她的上海早已倾覆，她的爱情早已哭泣，“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叫人伤感。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在《童女的路途》中说：
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