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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55·1920905·0015 |
| 作者：欧阳轼 主编 | |
| 出版：三环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9.85元 | |
| 页数：441页 |
充满权谋之术的古代武学，不仅是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武器，同时也是“全功保身” 的必需，纷乱复杂的封建社会培育了武学的繁荣，特别是战国时代，孕育了诸如《孙子》《 吴子》《司马法》《尉缭子》 等武学著作，而在武学的各种权谋之上 ，“道” 成为制约战争的最高谋术与判断正邪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学还体现了阶级性和伦理性。《武经七书》宋神宗年间辑录合刻而成，内收《孙子》《 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武学经典。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孙子·谋攻第三》
从百战不殆到一胜一负，再到每战必败，孙子其实绘制了战争的三种必然的结果：胜、平和输，而每一种结果的产生，取决于唯一一个标准：是否“知己知彼”。当战争开始意味着敌我对峙的时候，并不是只需了解敌方的战力，还应该知道自己的状况，也不仅仅知道敌我的实力，还需要判断天时地利等诸多客观因素，在开篇《始计第一》中，孙子就从预计战争胜负的“庙算”开始，从庙堂或朝廷举行会议来谋取作战大计，他提出了战争的五个量度：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作为《孙子》的首篇，《始计》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孙子军事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它从宏观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军事等各项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对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进行预测，尤其强调用兵前的周密谋划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五事之首便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作战的命令必须和最高统治的意志相吻合，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战争观，生与死，其利益全部归结为“与上同意也”，而作战准备中所要考察的其他因素包括阴阳、寒暑和时制在内的天，包括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在内的地，包括智、信、仁、勇、严等品格的将，包括曲制、官道、主用在内的法，如此，才能在庙算之后开始进入战争状态。
《谋攻》之后，在《作战》中那个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速决的进攻战略原则，指出了“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的利害关系；在《谋攻》中又提出了“知胜”的五种条件：“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也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与敌人打、什么情况下不可与敌人打的，会胜利；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不同战法的，会胜利；上下齐心协力的会胜利；以预先有准备对待没有准备的，会胜利；将帅指挥能力强而国君不加牵制的，会胜利；在《九变》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要求战场上的实际指挥官有决断的权力，赋予将领至高的指挥权，同时指出了“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也指出了“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在“军形”上指出求胜和求战的不同结果，“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在“军争”上要求“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的气势问题，在“地形”上指出了不同地形的作战方式，“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如此等等，都是孙子提出的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战略和战术。这一切似乎只是在“知己”这个层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在知彼层面上，孙子似乎并没有多少阐述，但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从“知己”而能“知彼”，也就是把敌我双方都放在战争的同一性之中，从自我的准备、考察和分析中，完全可以解析对方的状态。
《作战》中孙子为什么提出“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速决原则，就在于作战的一种共性问题，“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所以他认为，不管是敌我哪一方，只要是“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也就是说，战争需要避免远道运输，要务求在敌国解决粮秣；在《谋攻》中，孙子提出，“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真正的取胜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甚至保全而取胜才是最高标准，所以，“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管是将帅的用人之法，对于不同地形的分析，对于敌人的攻守，其实都是一种共性问题，只有在知己的情况下，才能知彼，而知彼之后才能“百战不殆”。
但是这一种思想似乎也是冒险的，因为从战争的同一性和普遍性战略和战术出发，从知己和知彼的同等意义出发，是不是就没有了作战的秘密？而这也正是《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学圣典”的重要原因，它对于作战思路的阐释有中心，有层次，逻辑严谨，语言简练，文风质朴，正如刘勰所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以作战的缜密思维为文章谋篇布局，对孙子而言如烹小鲜矣。但是这一兵法的最突出贡献就在于变化，“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一种宏观意义上指出战争的重要意义，但是真正让《孙子兵法》成为“第一兵书”的其实是它的奇正结合、虚实响应、攻守互权的思想，一句话便是：“兵者，诡道也。”
什么是“诡道”？在开篇的《始计》中，孙子就指出了要领：“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能而不能，用而不用，近而远，远而近，这是一种取消了非此即彼对立的融合，然后再是具体结合在一起的战术，而最后的结果便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谋是主要的，谋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所以他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真正最后的攻城是迫不得已的，只有“伐谋”才是上道，而这个上道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能够在战争之后还能保留不破坏性的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的完胜状态。
如何实现“诡道”？孙子提出了很多实际可操作性的指导思想，他在序《虚实》中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要掌握主动“致人”，就需要在“敌不知其所守”时善攻，在“敌不知其所攻”时善守，这样，“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这种善守善攻就是一种像水一样的变化，“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所以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变化中掌握主动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兵势》中，孙子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的战略思想，正是一种常规战，奇则是突袭战，“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而在《用间》中，他更是提出了“诡道”的五种离间计，“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亲信的人变成间谍，虚虚实实，奇奇正正，在变幻无穷中掌握主动，“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那些虚实，那些奇正，那些离间，都是诡道的具体运用，但是这种将变化寓于战争中的思维，其关键的基础还是回到孙子所说的“庙算”，回到全面性的“知己知彼”中。《孙子》这种将兵法谋略上升到一种道的高度，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而在《武经七书》这部“兵法中的兵法”里，对于《孙子》最直接的继承者便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在和唐太宗对话中提出的军事思想是“致人而不致于人”，就直接来源于《孙子》，“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而为了阐述这种思想，李靖提出了奇正、虚实、攻守等，这也是《孙子》最突出的军事思想，只不过在李靖那里更加突出了，“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人而已。”甚至从辩证法角度更是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不仅将两者的不同而化为同一，而且还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运用了这一军事思想，“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推乎天也”，是将具体的战略战术变为国家治理能力，而其实，在《武经七书》里，对于战争的阐述其实很多也关乎国家治理，或者说，战争这一具体形态是否和国家治理之道有关。《吴子》的作者是旅居鲁国，曾拜孔子地址曾参为师的吴起所著，所以其中的兵法更多体现儒家思想。《国图》中说：“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吴起面对魏文侯陈述了战争和国家的治理之间的关系，贤明的君主必须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作战准备，而当战争爆发，面对敌人不敢进攻便是有悖于义，面对阵亡将士的尸体而悲伤，也说不上仁。所以一方面在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国家治理就需要“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灾。”另一方面，当战争真的爆发，这种德治也能充分运用到战略布局和战术实施中，“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而作为最古老的一部兵书，《司马法》也是从儒家思想出发，论述了仁义和战争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于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在《仁本》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也就是说，以正义的方法处理国家大事，是政治，当政治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要用权势，而权势总是出于战争，而不是出于中和与仁爱。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一种下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以仁义为本的阐述中，兵书提出了用仁德智利天下，“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司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而另一方面，当战争真的爆发，也提出了“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所以总结为一句话是：“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所以《司马法》特意列出一章论述《天子之义》，“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具体来说，就是，“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同时提出“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不可偏废的辩证关系。
和《吴子》所说“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争观、《司马法》所说“文与武左右也”的治理观不同，《尉缭子》的思想接近于法家，它广泛论述取胜之道，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强调进攻要求先发制人防守则强调鼓舞士气，其核心思想便是“刑德”，在第一篇《天官》中说：“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所谓刑德，就是用武力征伐敌人，用仁德安定天下，它指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就是注重人在治理中的作用，而“刑德”在某种意义上更偏重于“刑”。在《将理》中提出“凡将，理官也”的观点，理官就是法官，“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不私一人就是执法必须公正廉明，反对徇私舞弊，刑讯逼供，株连无辜等危害国家人民的行为。所以一方面，论述了设官分职的重要意义，指出各司其事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根本措施，其次阐明了君臣职权及其施政方法，特别指出：“审开塞，守一道，为治之要也。”这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的理想社会，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也正因为这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在具体刑德的措施上，则是加强军令的严肃性、制度的惩戒性，甚至提出了极端处罚的方法，“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在这一指导思想下，需要国君“威加天下”，从而提出了“五致”：“为将忘家，踰跟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阵。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所以为了保证“战国则以立威”，主张用严法重刑、连保连坐以及株连家族等手段，来防止士卒逃亡，迫使他们服从命令，驱使他们奋勇作战。“今以法止逃归，禁亡军，是兵之一胜也。什伍相联，及战斗则吏卒相救，是兵之二胜也。将能立威，卒能节制，号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胜也。”
“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把“刑”看成是德的一种表现。但是，不管是《孙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对于虚实、奇正有了充分的阐释，《吴子》《司马法》中以儒家思想对战争进行了阐述，《三略》《六韬》侧重阐述统治者要任用贤人以德执政的理念，在《武经七书》“中国武学的最高经典”里，大部分兵书都是从方法论上论述了各种战略战术，而很少涉及战争的性质，或者说，战争之道到底是什么？《六韬》中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是国君统治的国家，它需要在更高意义上的道，“道之所在，天下归之。”道是什么，道是“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的仁，道是“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的德，道是“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义，如此组合成了“天下之天下”的道，但是当战争爆发，这样一种道是不是意味着被毁灭，意味着衰落？
《尉缭子》虽然体现的更多是法家思想，但是里面触及到了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本质问题，《武议》中认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不得已而用之。”既指出了它积极方面的作用，也指出了消极意义，同样的论述也出现在《兵令》中，“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战争是不得不为之的行为，但是战争的最积极意义就是“伐暴乱，本仁义”，所以战争最后的目的是“以武为植，以文为种”，也就是说，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才是本质，能辨明这样的关系，既使战争胜败立现，也是《尉缭子》作为一本军事著作，其真正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