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B86·2200918·1683 |
| 作者：【美】艾里希·弗罗姆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19.40元 | |
| ISBN：9787532769186 | |
| 页数：200页 |
享受自由是有条件的吗？人们会在艰苦奋斗以得到自由的时候抛弃它吗？纳粹德国的政权何以得到众多德国民众的支持而上台？艾里希·弗罗姆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逃避自由》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它既是弗洛姆对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诠释，也是他从心理学角度对当代社会做出的系统而强烈的批评。弗洛姆开宗明义，要战胜极权主义，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接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在书中主要探索了在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他认为，目前的政治发展及其对现代化最伟大的成就——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性的潜在威胁，使他决定中断大范围的研究，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对现代文和社会危机最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弗洛姆提出，自由能成为强大的力量，只有在他答复了某一既定的社会性格中*突出的某些特殊需求时，才能变为现实。
《逃避自由》：未来在于个人主义的实现
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七章 自由与民主》
自由但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不疑虑重重，独立又成为人类社会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当艾里希·弗洛姆如此定义个人的自由，无疑建立了一种理想模式：他既实现了自我，又把自己和世界联系起来；他既确定了自己的正确位置，又去除了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他既让自己在自发活动中发挥创造力，在情感、理性、感觉经历和意志中起作用，又在生存活动本身中认识到生命唯一的意义——毋宁说，弗洛姆的这种理想自由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它在消极自由的对立面中扩大了自由，享受了自由，同时创造了自由，而一切的归结点就在于唯一的一点：“除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自我外不应再有更高的权力，生命的中心和目的是人，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最终目的，它永远不能从属于其他任何被假定的更具尊严的目的。”
很明显，积极自由指向的是一种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便是生命，便是个人，只有去除了自我和生命之外的权力统治，才能达到理想状态，才能在社会意义上形成一种理性的民主机制。但是问题是：这种自发意义上的自由，这种积极只有，这种自由的理想状态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它需要冲破哪些阻力消除哪些障碍建立何种机制才能做到？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另一个问题：现代人为什么会有逃避自由的想法？消极自由如何在权力的压迫下变成另一种束缚？而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现代人的一种悖论存在：“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中，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要维护新特权时，又成为自由的敌人。”
这一悖论就是现代社会自由的困境，当争取自由获得胜利，无疑可以走向一种民主，但是当新民主取代了旧的君主统治，新的制度却登台亮相，它否定了人类在几个世纪斗争中赢得的一切，当新特权需要维护时，自由又成为新的工具——一种极端，便是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所以自由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于两种维度里，一种是独立和理性，另一种则是孤立和无能为力，正是后者使他开始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并在重新建立的依赖和臣服关系中找到避难所，而这无疑解构了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带来的胜利——自由对于现代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界限在哪里？他们是不是有不同的心理学结构？所以当弗洛姆将目光对准自由的悖论存在，他的目的就是要分析现代人性格中的动态因素，尤其是关注人为什么会有渴望臣服以及贪求权力的欲望，或者说，当自由的悖论产生时，自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作为人类经验的自由是什么？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生俱的东西吗？它是一种无文化差别的共同经验，还是因个人主义在某一特殊社会实现的程度不同而相异？自由仅仅指没有外在压力，还是存在着某种东西——如果是，是什么？社会中促使人为自由奋斗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自由会不会成为沉重负担，使人无法承受，进而竭力逃避它？为什么自由是许多人的夙愿，又是其他人的威胁？
这些和心理学有关的人性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弗洛伊德理论，弗洛姆肯定了弗洛伊德的某些基础性发现，尤其是有关人性格中的潜意识力量的活动和对外在影响的依赖性，但是他也指出，关于对自由的动态分析和经典弗洛伊德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人与社会基本冲突的观念和性恶论，而且他的关系论是基于一种本能冲动，即人是有着天然生物冲动的个人，他们为满足这些冲动才和其他“对象”发生关系。但是弗洛姆认为，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特殊联结关系，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不是基于本能需求，也不是静止不动的，由此他得出结论，人的倾向，并非是人性固定的生物部分，而是创造人的社会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不仅具有对个人的压抑功能，还有创造功能，“人自身就是人类不断奋斗的最重要的创造物和成就，其记录便被称为历史。”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理解人的创造这一历史进程，而且，历史不但造就了人，人也造就了历史，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作为社会进程结果的激情、欲望、焦虑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要揭示被塑造成特殊形式的人的能量如何反过来变成生产力、塑造社会进程的——除了人的“静态适应”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动态适应”：“他在自我适应环境需要时，发生了某些内在变化。”动态适应的前提便是，人性中有哪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而它最生动的表现则是：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
将人的动态适应放在社会进程中，将人的创造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才能揭开人既想要自由、既争取了自由又逃避自由的悖论原因，回到自由这个概念本身，在弗洛姆看来，它就是一种人存在的特征，“其含义会随人把自身作为—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从人意识到自己必须与自然的一体状态中分离出来而开始的，这就是“个体化”，个体化一方面在肉体、情感和精神上不断获得独立，是一个力量增长和个人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甚至在违背上帝的意志中把自己“从强迫状态”下解放出来，跃升到人的阶段，在弗洛姆看来，这种个体化是一种革命，它是人首次自由行动，是作为“个人”的第一次行动，甚至是在违背权威的禁令下不惜以“犯下罪恶”的方式获得自由——中世纪结束的文艺复兴便是个人完全显现的标志。但是，个体化在获得这种积极自由的同时，它又制造了另一种困境，当个人从始发纽带中独立出来，他也丧失了与别人共有的原始共同性，朝个体化加深的方向每迈出一部也就意味着新的不安全感对人们的威胁更进一步，实际上，这种独立有一个更贴合的词，那就是：孤立，是一种摆脱束缚而获得的自由，当束缚不再反而没有了安全感，在没有找到积极自由的时候，他只能疯狂得逃避自由，以寻找新的纽带关系。
这是“自由的模棱两可”状态，弗洛姆需要审视的当然是后一种摆脱束缚而形成的自由。如果说文艺复兴让人发现了“个人”的意义，发现了“吾乡即是全世界”的精神，发现了新大陆和整个世界，那么宗教改革无疑是让人走向了消极自由。宗教改革是一场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民的宗教运动，他们的存在状态和心理状态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正式通过宗教干改革让他们找到了自由，但是这种新自由带来的依然是不安全感，依然是无能为力，依然是怀疑、孤单和焦虑感，而从新教中获得安全保护，看起来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臣服，为了被主宰。弗洛姆认为路德就是“权威主义性格”的典型代表，他是在父亲极为严厉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孩提时代他就缺乏安全感，所以他的人格不断收到权威的折磨，他憎恨权威，所以要反抗权威，同时又崇拜权威、服从权威，“他的一生总有两个权威存在，—个是他所反对的，—个是他所崇拜的。”所以他与上帝的关系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恐惧，他对上帝的臣服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被动，所以新教对于他的意义就是建立新的权威，并在这种权威中找到所谓的自由，“路德赋予人在宗教事务中的独立性；他剥夺了教会的权威，将它转给个人；他的信仰及救赎概念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其中负全责的是个人，而绝对不是—个能给予他无法亲自得到的东西的权威。”
和路德看起来不一样的是，加尔文通过贬低自我寻找到信赖上帝的方式，所以他隐含了一种不平等原则：在他看来，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上帝选中的，另一类则是注定受永罚的，由于命运在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人无法改变命运，人只有在不平等中寻求上帝的救赎，而这种救赎就是一种“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用某种卑微的臣服来寻求自我的“自由”。所以在弗洛姆看来，路德和加尔文都描述了一种“四处弥漫的敌视”，并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了宗教领袖，正是以这样的总教观吸引那些强烈敌视而又压抑敌视的群体，“它告诫个人，只要完全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本性的邪恶，只要把毕生视为—个赎罪的过程，只要完全贬抑自己，不懈地努力，就能克服自己的怀疑与焦虑；只要彻底臣服，就能上帝所爱，至少能有希望跻身上帝欲救者之列。”这一种构建一个臣服的上帝的做法，在现代人那里，最后变成了一种异化的自由，它根本不是一种对人的解放，反而形成了新的牢笼。
 |
|
弗洛姆：要靠的人应是他自己 |
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消灭了封建主义，使人得到了解放，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肯定个人外，也强调了自我否定和禁欲主义，无疑这是新教精神的直接继续，更为重要的是，当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只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人就成为了促进经济制度进步、帮助资本积累的工具，成为了巨大经济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在这种工具化的个人活动中，人变成一种自私的存在——和自爱不同，自私的本质就是一种贪婪，就是永不满足，正是这种永不满足造成了自我焦虑，造成了缺乏安全感，而自爱需要的是对自我的真正喜欢和肯定，所以在自我这一维度中，基于自私的社会自我就是一个主观伪装，是全部自我的一个碎片，甚至，“整个人格中的所有其他部分全部被排除掉了。”由此，资本主义造成的自由成为了一种异化，它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工具精神与异化现象最重要最危险的方面或许在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由此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是：当人们无法承受“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带来的负担，便开始全力逃避自由，现代社会逃避自由的方式一方面是在法西斯国家里臣服于一位领袖，另一方面则是在民主政治里变成千篇一律的强制性存在。
弗洛姆分析了“逃避机制”，第一种逃避机制就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这种机制更明确的形式是渴望臣服与主宰，他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就是受虐-施虐冲动，“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弗洛姆将这种冲动称为“权威主义性格”，权威主义以外在权威取代内在权威，以匿名权威取代公开权威，“权威主义哲学中并不存在平等概念。”它在人、机构组织、上帝、国家、良心或心理强制中获得“自由”，但实际上是新的束缚，是新的不自由。第二种逃避机制则是破坏欲，是一种时时盘桓在人心中的破坏欲，是一种伺机而发的破坏欲，其目的就在于消灭对象，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生命欲受阻越严重，破坏欲就越强烈；生命越得到实现，破坏欲就越小。破坏欲是生命未能得到实现的后果。”第三种逃避机制是机械趋同，在这种机制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成为一种模式化的人，是某种种类的人，甚至成为了一个放弃了自我的机器人，在这种机制中，只有取代原始自我的伪自我，只有取代原始活动的伪活动。
三种逃避机制是一种从心理学维度考察的性格类型，弗洛姆更深一步，一方面他分析了纳粹主义，认为纳粹主义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但是其内在的核心是一种心理学性格，特别是那些需要臣服在纳粹之下的下层中产阶级，他们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威胁中变得焦虑和仇恨，“他们异常恐惧，非常渴望臣服于掌权者，同时也想统治那些无权者。”而希特勒正式依靠这个事实，在权威主义性格结构的极端中让他们成为爱有权者和恨无权者。当然在批判权威主义和纳粹主义之外，弗洛姆更希望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把消极自由变成积极自由，在他看来，纳粹主义是一种极端表现，但是纳粹主义兴起的温床却在民主社会中同样存在，那就是个人微不足道感和无能为力感，而在社会进程中，“国家的权威取代了教会权威，良心权威取代了国家权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常识及作为趋同工具的公共舆论之类的匿名权威又取代了良心权威。”
民主社会中存在着这种异化机制，弗洛姆却并不悲观，他坚信有一种积极的自由存在，这种积极的自由便是：“人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要形成这样的自由，就是要个人的自我实现，要全面完整的人格自发活动，就是要认识生存活动本身，“如果个人通过自发活动实现自我，并把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他便不再是—个孤立的原子，他与世界便成为—个结构化整体的一部分；他有自己的正确位置，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不复存在。”这种积极自由凸显的是完整人格的自我，所以弗洛姆提出了一种理性和理想的模式，那就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只有在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里，自由才有可能胜利。在这个社会里，文化的目标和目的就是个人以及个人的成长和幸福，生命再不需要成功或其他东西来证明，个人不臣服于、也不被操纵于任何自身之外的权力，无论是国家还是经济机器。”个人主义不再拥有个人之外的权力，个人主义激发自我的创造性，个人主义将静态适应变为动态适应，个人主义积极参与社会进程，而这才是民主政体体现真正民主和自由的前提，“民主政体必须向人们灌输最强烈的、人的思想能够有的信念，即，生命、真理及积极自发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的信念。惟其如此，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