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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201123·1712 |
| 作者：【法】让·波德里亚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56.00元当当27.30元 | |
| ISBN：9787305076497 | |
| 页数：277页 |
1979年，让·波德里亚独具匠心地写下《论诱惑》一书，从性的诱惑，到权力的诱惑，到后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诱惑，让·波德里亚以“剑走偏锋”的方式聚焦“诱惑”。本书分为“性之食相”“表面的深渊”“诱惑的政治命运”三个部分，从各个层面论述他思想中的“诱惑”这一概念。第一部分分析了诱惑与性的复杂的历史交织，并由之过渡到权力与诱惑的关系；第二部分揭露出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让诱惑通过表面的游戏使零度现象成为不可见的统治和支配的深渊；第三部分则宣告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诱惑的新本质。此后“诱惑”这一概念在波德里亚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乃至其涵义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也许他的本意是试图用“诱惑”这样美文学的、空洞的反讽性范式再一次深化“拟真”这个激进的否定性范式，更重要的是，他想要通过对诱惑的批判性内省，界划自己与后现代话语的根本异质性。
《论诱惑》：更希望揭去真理的外衣
然而死神感到很诧异，便回话说：“我没想吓唬他呀。在那里见到这个士兵，我也很吃惊。事实上我们的约会是在今晚，在撒马尔罕。”
——《死在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在远处，在死亡的背面，那个士兵正是因为在市场的拐角处碰到了死神，充满恐惧的他从国王那里要了一匹最好的马，趁着黑夜逃避死神的追赶，直抵撒马尔罕。一个渴求生的士兵，用最好的马抵达了撒马尔罕，对于他来说，这便是生的诱惑，是对于死的背离。但是当国王谴责死神恐吓了士兵的时候，死神却告诉他，死亡就在今晚，就在撒马尔罕。——生与死形成的巨大反差，却让撒马尔罕具有了一种诡异的同一性：士兵去往撒马尔罕不是逃避死神不是避免死亡，而是在完成一个死亡的约会，对于他来说，诱惑的也不是生，而是死。
士兵碰到死神的时候，死神做出了一个威胁性的手势，正是这个手势化解了生与死的对立变成了死亡的约会，让-波德里亚（以下写作鲍德里亚）说：“正是在试图逃避命运时，更有可能被命运抓个正着。”死神的这个手势并不是一种计划，它只是一种偶然性，甚至是“用手势的偶然性纠正偶然性”，使得士兵的死变成了撒马尔罕的约会，变成了必然，变成了一个天然事件，而这正是通过我行我素的诱惑才得以完成：没有无意识，没有形而上，没有心理学，没有策略，在偶然性的轻松中，意外的相遇形成了“瞬间的不可破译的默契”——鲍德里亚把这种不可破译的符号看成是诱惑的顶峰：不要有意义，“被诱惑的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正在消失的符号中。”
同样不由自主陷入诱惑的符号中的还有那个小男孩。小男孩希望仙女给他想要的东西，仙女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永远不要想到“狐狸尾巴的红颜色”。小男孩认为这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事，但是当走了之后却无法忘记仙女告诉他的“狐狸尾巴的红颜色”，他的脑子里，睡梦中，到处都是狐狸尾巴的红颜色，他无法摆脱它。“狐狸尾巴的红颜色”没有在小男孩的生活中真实出现，但是却像梦魇一样缠绕着他，鲍德里亚说，这是一个荒诞却具有绝对真实性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所凸显的就是无意义能指的威力：如果有一块牌子写着“这扇门向虚空开启着”，你能抗拒打开它的欲望吗？如果仙女禁止他的不是“狐狸尾巴的红颜色”，而是小男孩本来就想得到的那些东西，那么小男孩反而更容易从中解脱出来。
死神约会的撒马尔罕，仙女禁止的“狐狸尾巴的红颜色”，都是魔法语言制造的巫术，而它们就是诱惑的施魅法：“因为诱惑他的不是禁止，而是引诱他的禁止的无意义。”禁止是一种秘密的言说，秘密弱化或者取消了意义，它建立的是符号之间的默契，诱惑正是在这里被创造出来，它是一个游戏，在无意义中只有空白的符号，荒唐的、荒谬的、省略的、无参照的符号又吸收着我们，这是“意义的日食诱饵”，于是士兵奔向了死亡，于是小男孩被梦魇缠绕，“某个唯一的符号在瞬间进行的致命消遣。”但是，诱惑的施魅是一个“逼真的假象”，它不抵达意义，不产生真实，甚至是“比虚假更虚假”的存在，但是诱惑为什么在“逼真的假象”中制造了“禁止的无意义”，这种禁止的无意义开启的是那一扇虚空的门？
“一个不可磨灭的命运压在诱惑之上。”鲍德里亚开篇的第一句话似乎就要为诱惑正名，在他看来，宗教、巫术、爱情、哲学、道德，以及精神分析和性解放，都把诱惑看成是邪恶的策略，使得性、邪恶和倒错的价值都在诱惑中被提升了，当那些被诅咒的东西都获得了新生，而诱惑却依然停留在认识的阴影中。所以鲍德里亚认为，诱惑并不属于布尔乔亚时代，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回归本质、回归生产，而诱惑与它们格格不入，它不属于本性的范畴，它只是一种招数，它不属于能量的范畴，它只是一种符号和礼仪，它是性、意义和权力的反向体现——当女人成为生产自身的女人，成为女人的女人，成为性别的女人，她就已经是欲望的最后一位“神灵化身”，而这就是诱惑的结束。所以当命运压在诱惑之上，诱惑需要从性、意义和权力中走向它的反向——撒马尔罕在逃生意义的远方，却早已经成为了死亡约会的终点。
性的返乡体现，鲍德里亚将之命名为“性之食相”——它是如发生日食或月食中出现的状况。“如今，在性话语解放之后，没有任何事物比性更为可靠。在性形象增加之后，没有任何事物比性欲更为可靠。”在性的阐释上，黑格尔提出了女性气质是一种“群体的永久性讽刺”，女性是在性别意义上被定义的，她处在男性威力的统治之下，她必须在男性的对立面存在，而男性的性标记几乎提供了所有的模式：勃起性模式，直立性模式，上升模式，增长模式，生产模式等——女性气质的讽刺性就在于它是一种阳物寓言的产物，它具有的诱惑性只是被纳入男性模式中。但是鲍德里亚认为，诱惑式比性别更特殊也更高尚的存在，性之食相正是对诱惑的重新定义，他举了异装癖的例子，异装癖模糊了性区别，它甚至取消了女性气质的“群体永久性讽刺”，这是一种向符号的质变行进的状态，“与其说这是一种性别的累加，还不如说是一种性别的取消。”这种质变也解构了阳物寓言，女性在诱惑的反向威力中消解了以男性为代表的的生产的威力，甚至，“倒是男人例外地产生于女人”。所以在鲍德里亚看来，女性既不是秩序的产物，也不是等价物的东西，更不是有价值的东西，当诱惑的形式战胜了生产的形式，女人应该享受快感——这是向虚空开启的那扇门，因为它是女性在“群体永久性讽刺”中形成的性享受的缺席，而诱惑变成了挑战，变成了游戏，变成了礼仪，它建立的是礼仪交换的法则，竞价的法则，“我转身躲开，你将不能让我享受快感，而是我让你做游戏，把你的性享受盗走。”
这是鲍德里亚对“性解放”的考察，诱惑取消了性别建立了游戏。而在“立体的黄色淫秽”中，鲍德里亚认为它也构成了诱惑缺席的东西，构成了超真实主义的存在：黄色淫秽太过真实了，它是比真实更真实的存在，但是因为太近反倒不真实了，它变成了现实的过量，变成了幻觉——不是性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幻觉，对其进行窥视也不是对性的窥视，而是对性的表现和消失的窥视，是“场景消失和诲淫物涌入的一种眩晕症”。鲍德里亚将黄色淫秽的这种现象称为“拟真”，“人们越是狂热地走向性的真实性，在没有遮羞物的情况下操作，就越是会投身于符号的积累，就越是会自我封闭在无穷无尽的超值意义中。”所以它没有任何东西留给偶然，没有任何东西留给外表，“一切都是可见的和必需的符号”，这便是生产——生产的意思就是“使某物可见”，就是让某物显现，当生产强制性的将一切东西物质化，立体的黄色淫秽这种拟真的存在就站在了诱惑的对立面，“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诱惑，黄色淫秽中也没有诱惑，因为这是性行为的即时生产，是快感那生猛的现实性。”
在“性之食相”中，鲍德里亚其实定义了诱惑的两个特点，当女性气质结束“群体永久性讽刺”之后，男性/女性的二元结构被消解了，不再有女性也不再有男性，它呈现的是“结构的零度”，在这个零度里只有诱惑本身，“这是诱惑的内在威力，它将真理中的一切东西抽掉，把它纳入游戏，纳入外表的纯粹游戏。”当属于二元结构的阳物寓言被打破，当男性的威力被取消，其实就是在“立体的黄色淫秽”中重建了比权力更强大的诱惑体系，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性机制，它表现为欲望，变现为资本，表现为财产司法，表现为里比多经济，但是权力如果只是生产而没有交换，那么它唯一的结果便是消亡，而要避免消亡，则需要诱惑，需要挑战，“诱惑是一个循环和可逆的过程，是挑战、竞价和死亡的过程。”它在空白中打开那扇通向虚空的门，让权力完成空间的转换，因为，“挑战与诱惑的礼仪逻辑要远远高于性与生产的经济逻辑。”
但是那扇门是不是一定要推开，才能走向死神约会的撒马尔罕，才能被“狐狸尾巴的红颜色”所缠绕？其实，死神只是做了一个偶然性的动作，仙女只是施展了言语的魔力，它们并没有真正通向死亡和梦魇的深渊，或者说，诱惑只是一个“表面的深渊”。鲍德里亚认为，诱惑是“消除了话语意义并且使话语偏离真理的东西”，它比真理和意义本身更重要，一方面，诱惑追寻着真理的隐藏意义，另一方面，在阐释中却又摧毁这个真相，所以，它在表层，是一种游戏和赌注的场所，它的目的就是在外表的联合中与意义作斗争，蟾蜍有意或无意的意义，从而进入到任意的游戏中，一个手势，一个词语，便成为诱惑。鲍德里亚认为，黄色淫秽是一种拟真的袪魅，它是比真实还有真实的存在，是拟真物的顶峰，而诱惑式比虚假还要虚假的存在，是外表的秘密，是施魅的拟真——他称之为“逼真假象”。一方面，逼真的假象是空白的符号，是虚空的符号，它反庄严性、反社会再现、反宗教或艺术再现，逼真的假象中没有自然，没有风景，没有天空，没有面孔，没有心理，没有历史性，“这里一切都是伪迹”；另一方面，逼真的假象是现实的讽刺拟像，它掉过头来对抗社会，戏仿社会，“将一个绝对的怀疑投向现实原则。”
所以消解意义的诱惑本身就具有了意义，“诱惑，就是作为现实去死亡，作为诱饵去自我生产。”这种生产再不是二元性中的生产的威力，而是自我产生，“就是落入自身的陷阱，向一个着魔的世界运动，这就是诱惑性女人的威力，她会落入自己的欲望，因自己是诱饵而让自己中魔，其他人也会先后落入这个陷阱。”这是自我的施魅，对于女性来说，就变成了某种消解二元性契约的挑战：她不再是女人，不是欲望的对象也不是欲望的主体，“她就将自身变成纯粹的外表，人造的建筑，他者的欲望将前来就范。”这是礼仪化的女性，这是仪式化的女性，这是异装打扮的女性，这是戴面具的女性，一切都是为了诱惑，诱惑上帝，诱惑幽灵，诱惑亡灵。而同时男性也成为诱惑者，他的策略就是为了回应女性的宿命，就是反映女性的诱惑本质，在这个奇特的关系里，“姑娘像是被强化在讽刺场景中，正好成了她自身本质的诱饵，她可以轻易依赖的诱饵。”于是诱惑变成了一种倒错，废除了性的自然法则，它成了偶然的、任意的游戏。
当诱惑废除了自然法则，在偶然和任意的游戏中它建立的便是规则。鲍德里亚区分了法则和规则，他认为，法则建立在必要符号的超验连接上，规则是在任意符号的内在连接上做文章；法则充当的是合法结构体的话语符号，它有明确的目标，而规则不设置禁忌和压抑，它不走向任何地方；法则的缺席不是没有法则，而是走向规则。所以游戏最符合规则精神，“游戏的唯一原则，就是规则的选择助你从法则中解脱并走向规则”，游戏挫败了意义的无序，消解了法则的禁忌，如果一定要为游戏设定目的，那就是所有的玩家都是作弊者——诱惑者正是作弊者，“游戏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用一个诱惑的秩序代替了生产的秩序。”
诱惑建立秩序，诱惑进行自我生产，诱惑具有意义——诱惑也是一种反诱惑，而在这个诱惑/反诱惑的游戏规则里，逼真的假象具有的施魅性，到底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因为我们以诱惑为生，我们将会死在蛊惑中。”这似乎是鲍德里亚的一种警示，当我们生活在拟真的时代，当社会契约变成了拟真公约，当信息变成了全息照相，当符号的强化让现实无法找到，诱惑的拟像似乎变成了一种“仿生镜像”。克隆术就是建立了一个复体，它是身体拟真的最高阶段，当原件丢失，克隆物变成死亡形象本身；无性繁殖，身体的所有秘密都被调制为生物反馈，这是仿生学阶段的镜像，不仅主体连身体也走向了终结。这便是诱惑走向权力反向的体现，但是却变成了“过分的诱惑”：“由于过度的暴力，人们长期默默忍受统治，由于过分的诱惑，人们允许这种统治。”
从诱惑的礼仪阶段，到美学阶段，再到政治阶段，当诱惑的原件完全消失，诱惑也开始了全方位的分配，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拟真完成了对无意义的驱魔，而诱惑则开始了它的施魅，鲍德里亚说：“解剖不是命运，政治也不是命运：诱惑才是命运。诱惑就是命运所剩下的东西，是赌注、巫术、宿命和眩晕所剩下的东西，是无声效率所剩下的东西。”通向虚空的门，做出偶然性的手势，展开语言的魔力，诱惑就在逃离死却奔赴死的撒马尔罕，诱惑掌握着真理最为晦涩的秘诀，“正因为很难想象真理的赤裸，人们或许更希望揭去真理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