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27 《特写》：我想我是个好演员
他，开着摩托车的马克马巴夫，他，坐在后面捧着花的萨布吉安，他是拍摄了《骑自行车的人》的著名导演，他是曾经假冒马克马巴夫的骗子，两个人坐在摩托车上，仿佛是合二为一，这种结合像是现实和理想的，像是生活和电影的结合，萨布吉安在阿恒哈家里就曾说起过要拍一部两个人坐在摩托车上的电影，只不过那时他向他们要了1900特曼的钱而被怀疑是诈骗，而此刻，这部电影用一种现实的方式完成了。
但是，两个人，一部摩托车，又不是完整的电影，他们的背影，只是从破碎的车窗玻璃上可以看见，而且两个人的对话，总是断断续续，后面的摄像说，音轨出现了问题，一会儿却又好了，声音仿佛被传递了，又被搁置了，马克马巴夫接到了正在《婚姻的祝福》里演戏的萨布吉安，却问他，你喜欢马克马巴夫还是萨布吉安？声音断掉的时候，萨布吉安或许正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答案，他们开着摩托车继续走，萨布吉安要去买一盆花，马克马巴夫建议不要买黄的，要买红的，萨布吉安接受了建议，然后换了一盆，接着坐上了摩托车，向着阿恒哈家里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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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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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电影的镜头？或者可以称之为假戏真做，还是被虚构的现实生活？摩托车，真假导演，断断续续的声音，当这些电影的元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能将生活和艺术割裂开来了，这像是一个隐喻，在现实中构思着电影，在电影中演绎着现实。但是，这显然不是萨布吉安的第一次演戏，那次假冒导演马克马巴夫的经历或许才是他真正电影生涯的开端。只不过，这个开端是一场骗局，是一次自我的虚拟，是无限接近又必须退出的过程。
如果要将这个被杂志记者华尔兹安塔定义为假冒导演的事件明确一个起点，那便是公交车上的那次相遇。拿着马克马巴夫电影小说《骑自行车的人》的萨布吉安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上来的阿恒哈夫人看见了这本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影小说，便问他，这书是哪儿买的？对话开始了，无限接近电影的故事也开始了。萨布吉安似乎有些犹豫地告诉他书店的地址，但是阿恒哈夫人似乎并不满足与这本书，她问，书是你写的？萨布吉安又一次犹豫，然后肯定地回答：是的。又问：你是马克马巴夫？又回答：是的。然后问他，一个大导演为什么坐公交车？他说，是为了寻找电影的构思……一问一答，步步逼近，萨布吉安明显已经从自己的身份中走出来，在不断发问中无限接近另一个虚拟的身份：导演马克马巴夫。他们的声音并非是时断时续的，完整、流畅的对话里还谈到了阿恒哈家里儿子的工作和女儿的学习，谈到了他们对电影的兴趣，当然在对话之后，萨布吉安主动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也要到了阿恒哈家里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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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写》海报 |
接着马克马巴夫去了阿恒哈家里，吃了午餐，还同家里人一起聊起自己的电影，甚至在他建议下一家人去电影院看马克马巴夫的另一部电影，慢慢的，他就完成了从萨布吉安到马克马巴夫的转变，他把自己当成了导演，然后为了拍摩托车的电影要了1900特曼的钱，为了布置场景将院里的树砍掉了。但是当阿恒哈的女儿看见报纸上马克马巴夫在意大利得奖的照片时，才发现家里的这名导演和照片上的不像，怀疑开始了，而当萨布吉安从山上下来坐上阿恒哈儿子迈赫达德的摩托车回家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名揭露骗局的记者和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还拿着一把枪。
骗局被揭穿，萨布吉安被拷上了镣铐，被送进了拘留所，最后在法庭上进行审理。这本身是一个简单的案子，除了他拿了1900特曼的钱，也没有什么重大的犯罪证据，所以面对审判长，面对阿恒哈家人的原告，面对记者华尔兹安塔的旁听，以及面对拍摄整个庭审的摄像机，萨布吉安开始诉说自己为什么假冒导演马克马巴夫。庭审的焦点是两个，萨布吉安为什么要假冒导演行骗？那1900特曼的钱是不是行骗？或者说他是不是还有盗窃的嫌疑？萨布吉安回答说，“我知道我在法律上有罪。”但是他从来没有欺诈和盗窃的意图，至少在良心上没有。而对于为什么假冒导演马克马巴夫，萨布吉安的回答是，我喜欢他的电影，马克马巴夫甚至已经成为我的偶像，在朋友面前，我也总是假扮他，所以在车上当阿恒哈夫人问他是不是马克马巴夫的时候，他自我满足地作了肯定的回答。而去阿恒哈家里，也只是因为一家人都喜欢马克马巴夫的电影，而拿了那1900特曼的钱也只是为了想要构思一部电影，“我想用钱来拍我的第一部电影。”
喜欢导演的电影，继而把自己想象成导演本人，对于萨布吉安来说，这样的虚构和想象充满了危险，一个电影导演自己坐公交车，还几次到影迷家里去吃饭，而报纸上的照片轻可以戳穿这个谎言。但是萨布吉安似乎并不只是为了让自己置换成崇拜的导演，在他的内心深处，更是对现实无奈的一种虚构。萨布吉安其实是一个下层的穷人，他曾经做过油漆工，也卖一些肥皂和小食品，但是下岗之后生活依然窘迫，妻子和他离婚，他和母亲、孩子住在一起，生活的巨大压力，让他显得沉默和自卑，而即使在阿恒哈家里，右脚的袜子上还破了一个大洞。这种生活的现状让他在马克马巴夫的世界里得到了些微的满足，阿恒哈家里人把他当成导演，不仅邀请他在家里吃饭，还非常尊重他，“他们给了我招待和尊重，他们会顺从我做一些事。”所以他说要把院子里的树砍掉布置场景，他们就砍了树，他说，要用1900特曼的钱，他们就给了他。
冒充导演，让萨布吉安获得了自信心满足，而这种满足其实是短暂而脆弱的。以前不可能的生活出现了，对于萨布吉安来说，只能维持这个谎言，而且要在越来越多的破绽面前圆谎。但是这对于他来说显然太难了，而这种圆谎的感觉对于萨布吉安来说，更有一种回归到现实的恐惧，“如果我离开这里，我就变成了原来的我，还是回到那个凄凉的家，回到自己的阶层，当然他是不愿过以前的生活，所以他越陷越深，以致最后被揭穿骗局进了拘留所，甚至被审理。
但是对于这个”悲惨的结局“，萨布吉安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这样冒险的行为一定会被戳穿，而且极易被戳穿，但是如果不是被外界所揭露，对于他来说，是不会自己主动撕下面具的，他不想成为那个穷人的“我”，他要在虚构的“他”的生活里，这种虚构对于萨布吉安来说，何尝不是一部人生的电影，“我想我是个好演员。”因为假冒马克马巴夫本身就是一场表演，只不过最后萨布吉安演的还是他自己。“一旦有了思想，艺术戴上了面纱。”这是萨布吉安在法庭上引用的一句话，其实对于他来说，那句话可以说成：“一旦有了欲望，艺术戴上了面纱。”并不是因为在马克马巴夫的电影里，他看到了像自己一样处在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遭遇，并不是这种遭遇在他身上产生了共鸣，而把欲望合理化，而是欲望必然会以突破法律底线的方式让他经受职责和控诉。而这种违法的遭遇让他承受了“灵魂的痛苦”，让他感知了人生苦短，让他低头，让他变成一个病人。
“我以为他生病了，这是社会的弊病。”这是迈赫达德在庭审最后说的话，社会弊病在萨布吉安身上体现出来，作为一个穷人，没有社会地位，得不到心灵慰藉，甚至连温饱都受到影响。而其实，这样的社会弊病又不仅仅侵害萨布吉安一个人。迈赫达德是刚毕业的土木工程大学生，但是毕业之后似乎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里的电脑上浪费时间，而阿恒哈的大儿子早就大学毕业，同样没有找到工作的他只能去卖面包。还有对于萨布吉安的案子，法院迟迟没有开庭，似乎将他遗忘，他只能在拘留所里度过几个星期的生活，只是在摄影记者采访时才帮着萨布吉安要求法院尽快审理。而在这个充满弊病的社会里，杂志记者华尔兹安塔无疑是一个代表。
获得假冒导演的线索后，华尔兹安塔显得异常兴奋，他带了两名警署的警察，打了出租车去阿恒哈的家里，在路上，他便对出租车司机说，这是炒作的好机会，一辈子就只能碰到两三个，只要在杂志上发表，就能引起轰动。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幸灾乐祸的想法，华尔兹安塔把萨布吉安放在了自己的对面，当警察将萨布吉安带出门的时候，他忙不迭地拍照，还四处去借留下口供的录音机，而在他将警察和萨布吉安送上出租车的时候，自己口袋里的钱付不起车费便立即向阿恒哈借了200特曼。他轻易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把萨布吉安送进了拘留所，也使杂志引起了反响，而在报道被登出之后，他接到了同样被冒充的导演马克马巴夫骗去的受害者电话，有哭诉骗婚的，也有挪用资金指控的，而其实那些冒充导演的并非是萨布吉安，在庭审时，华尔兹安塔将所有的罪证都推给了萨布吉安，还洋洋得意于再一次引起轰动。
一边是窘迫的穷人，一边是社会的弊病，一边是用虚拟身份的逃避，一边是更卑鄙的制造矛盾，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的这种矛盾，变成了庭审时两种镜头的象征，一种是特写，一种是广角，特写对着的是低头、诉说的萨布吉安，广角的主体是形形色色的原告、证人和旁听者，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镜头，折射着不同的现实。那个顺着坡道滚下去的罐子或许也是一个象征，出租车司机踢了一脚，已经被当成废物的罐子独自滚动，毫无目的，毫无方向，就像在弊病社会里生存的那些个体，它也停驻在道路前方的一个障碍物上，但这绝不是目的地，只是暂时地停歇，拿到了录音机的华尔兹安塔兴奋地跳起来，一脚提到了罐子，罐子又顺着坡道向下滚动，这是被动的人生，依然毫无目的，毫无方向，就像萨布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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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家园》：只有悲观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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