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7《资治通鉴（八）》：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资治通鉴》第八册记载了《宋纪一》至《宋纪十六》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420年庚申，尽于公元478年戊午。

【赦彼有罪】

东晋灭亡、南朝宋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宋朝取代东晋，也是所谓的“受禅”，这其中也颇有戏剧性。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是刘裕，刘裕早年以“躬耕”“樵渔”为生，家境较为贫寒，后加入北府兵，在镇压孙恩、卢循起义中战功卓著，之后又打败称帝的桓玄，迎立被废黜的晋安帝。

公元420年，刘裕想受禅但是难于直接开口，于是召集手下群臣饮酒欢宴，在宴席上刘裕说了关于自己的一大通话：“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这是对自己功绩的总结，之后他说：“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似乎是想解甲归田、告老还乡，群臣们只是一味称赞他的功能，却不知道刘裕讲这番话的深意。欲擒故纵的刘裕让群臣们对他受禅的心思心知肚明，于是在当年六月壬戌，刘裕抵达建康，他利用傅亮让其用委婉的语气暗示晋恭帝司马德文讲君位禅让给他，于是草拟了退位诏书呈给晋恭帝，司马德文操笔而成，对于禅位于刘裕一事也毫无意义，并且对左右说：“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丁卯，宋王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从此驾入建康宫，临太极殿。宋王变宋武帝，刘裕在改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大赦，“其犯乡论清议，一皆荡涤，与之更始。”以前凡是行为不道德的人，受过舆论抨击的人，在大赦中一律清除罪名，为的是让他们改过自新。对于刘裕的这一举动，裴子野议论说，当年虞舜接受国家大任时流放了有罪的共工、骧兜、三苗、鲧等“四凶”，武王征服殷商的时候，将顽劣的遗民迁到了洛阳，这些都是对前代罪人的惩罚，“天下之恶一也”，罪恶都是一样的，但是刘裕颁布“乡论清议，除之”，就是“过矣！”

同样在永初二年的时候，“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宋武帝实施大赦，裴子野再次议论说：“夫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对刘裕赦免有罪的人表达疑问。不仅如此，在刘裕即位之后，他还命人进入司马德文住所，然后把毒药递给已经成为零陵王的司马德文，司马德文不肯饮服，信佛的他说了一句：“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士兵们二话不说，一拥而上用被子蒙住司马德文的头，将他活活闷死。而等待司马德文死后，刘裕又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朝堂哀悼三天。不到一年，即在永初三年五月，刘裕在西殿去世。虽然受禅之后干了这样一件事，但是对于刘裕，依然给予了较高评价，“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被服居处，俭于布素，游宴甚稀，嫔御至少。”

【昵比之为】

“严整有法度”的刘裕开创了宋朝，但是刘宋之后的宋朝君主却越走越远，宋武帝之后，侍中程道惠劝徐羡之等人拥立南豫州刺史刘义恭为皇帝，但是徐羡之等人却认为宜都王刘义隆有更高的声望，于是就宣称奉皇太后张氏之命列举了皇子刘义符的过失罪恶，要将他废黜由刘义隆继承皇帝之位，他们又声称奉皇太后之命收回皇帝的印信，将刘义符送到吴郡。在周密的安排下，刘义符被迫来到了吴郡，并被软禁在金昌亭。六月癸丑，徐羡之等人派邢安泰前去刺杀刘义符，虽然刘义符年轻力壮逃出昌门，但是追兵们用门闩捶击，将刘义符打翻在地杀死。由此，刘义隆成为了太祖文皇帝。

对此裴子野从皇族教育展开议论，他认为，古代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但是刘宋的教诲，却完全不同，“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不论是太子还是皇子，都有所属的“帅”和“侍”，但是担任这两种职务的人，“皆台皂也。”也就是说，都是等级底下的臣仆，“制其行止，授其法则，导达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谨敕者能劝之以吝啬，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太子、皇子也有老师，“多以耆艾大夫为之”，也有所谓的“友”和文学的设置，“多以膏粱年少为之”，所有这些人都是“具位而已”。当他们长大，亲王赴州就任由长史教化，又设有典签一职，他们也往往窃弄权柄，恣意横行。所以，裴子野认为，“是以本根虽茂而端良甚寡。”由于即位的皇帝年纪幼小，身边又都是邪恶奸佞小人，“天然自出，然习则生常，其流远矣。”

对此，裴子野提出的警示是：“降及太宗，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也。”皇家教育的隐患最终在太宗刘彧身上得到体现，他最终举天下而弃之，就在于“昵比之为”的缘故，亲近奸佞小人，对于有国有家的人来说，“其鉴之矣！”

【恃才放逸】

《资治通鉴》对东晋以来的士族制度进行了批评，在刘宋王朝中则指出了士族代表谢灵运的命运。在《宋纪三》中记载了刘宋秘书监谢灵运的经历，“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上唯接以文义，每侍宴谈赏而已。”谢灵运被刘宋文帝看重，但是只是文采而已，当时王昙首、王华、殷景仁，最初的名望和地位都在谢灵运之下，但是后来他们都得到了重用。谢灵运对此愤愤不平，所以身为秘书监的谢灵运自称有病不参加朝会，“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游山玩水成为他的工作，即使十多天不回来也不上疏奏报，于是刘宋文帝想让他自己提出辞职，但是谢灵运上书还是称自己有病，皇帝赐假，谢灵运回到会稽后依然“游饮自若”，后来被司法纠举，谢灵运也被免除了官职。

但这并非谢灵运的最后结局。元嘉十年的时候，谢灵运和几百人一起游历山水、探险搜奇，甚至在山林中伐木开路，当地百姓惶恐不安，以为是山贼来抢劫了。当时的会稽太守与谢灵运有矛盾，于是上疏朝廷指控谢灵运有异志，谢灵运亲自到皇宫门前为自己审辩，文帝刘义隆便任命他为临川内史。任职后的谢灵运依然我行我素，不管郡中政事，之后他被弹劾。这一年司徒刘义康派人前去逮捕谢灵运，谢灵运生擒了前去的同州从事郑望生，还率领军队逃走，并流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从一开始游山玩水荒废政事到后来抗拒官名还率兵逃跑，谢灵运的罪责当然发生了质变，尤其是那首诗成为了反诗。

于是刘宋朝廷对他的态度也变成了讨伐，谢灵运最后被捉拿，廷尉上奏朝廷说他反叛应被判处死刑，但是文帝珍爱谢灵运的才华，只是免掉了他的官职，而刘义康坚持认为谢灵运的罪过不宜宽恕，文帝再次下诏将谢灵运流放到广州。过了很长时间，又有人告发谢灵运购买兵器结交武士，并说他打算夺取三江口后反叛，但没有成功。于是刘义隆下诏，将谢灵运在广州就地斩首，弃市示众。对于谢灵运的一生遭遇，司马光只是叙述，但这句“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也是一次发省。

【安有四学】

南北朝时佛教发展迅速，这对于传统儒学来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元嘉十五年，豫章人雷次宗勤奋好学，他隐居在庐山，刘宋朝廷曾经征召他为散骑侍郎，但是雷次宗拒绝入仕。后来他以隐士的身份被征召到建康，朝廷还在鸡笼山为他开设学院，让他招聚学生讲授学业。雷次宗所讲授的是儒学，但是那时已经不是“独尊儒术”了，刘宋文帝喜欢文学艺术，他命令丹阳尹、庐江人何尚之专设玄学，命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设立史学，命司徒参军谢元开设文学，加上雷次宗的儒学，并称为“四学”。虽然文帝对儒学还是特别关注，他多次临幸雷次宗的学馆，还让雷次宗不必穿朝服为皇上讲授儒学，所赏赐的财物也特别丰厚，后来文帝还任命雷次宗为给事中。但是雷次宗拒绝了，之后雷次宗又回到了庐山。

文帝设立“四学”，却还是偏于儒学，而雷次宗讲授儒学有了较高的地位却最后“还庐山”，这其中当然也有很多故事。但是司马光却对设立“四学”颇有微词，他引用《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引用孔子的话：“辞达而已矣。”以此来表达儒学的绝对地位，在他看来，史学只不过是儒学的“一端”，文学是儒学的“馀事”，老庄的虚无，更让他认为玄学“固非所以为教也”，学者学的目的就是“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很明显，唯一之道便是儒学之德。

【元嘉治世】

南北朝南北对峙时期，刘宋文帝在继承和延续宋武帝刘裕生前推行的多项改革政策的基础上开创了一个盛世，这一时期，刘宋文帝努力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终于有所恢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元嘉之治开创了魏晋以来最好的社会局面，也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宋书》赞曰：“三十年间，氓庶蕃息......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

《资治通鉴》记载了元嘉二十二年的一件事，九月癸酉，刘宋文帝在武帐冈为衡阳王刘义季饯行，在将要离开皇宫时，他告诉儿子暂时不要吃东西，等到达送别刘义季的地方再设宴进餐。但是直到太阳西斜，刘义李还没有来，大家饥饿难耐，文帝这才对大家说：“你们从小生活在富裕安适的环境中，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今天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还有饥饿困苦，让你们以后知道使用东西要节俭罢了。”对此裴子野评论说：“善乎太祖之训也！”他认为，“夫侈兴于有馀，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习其险艰，利以任使；为其情伪，易以躬临。”志向操行受到磨砺，就是让他们接受教育，从而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国家大事自然可以担待。但是这一件小事、家事，也终于没有成为刘宋王朝的典范，刘裕为了巩固本家族的地位，对襁褓中的婴儿封以很高的爵位，后来就沿用了，很多皇族在孩子时就独镇一方，这终于酿成了灾祸，“国之存亡，既不是系，早肆民上，非善诲也。”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件小事也许能反映“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资治通鉴》首先对宋文帝进行了评价，“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而对于“元嘉治世”的记载是：

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间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官得其才】

对于人才的论述，在《宋纪》中有比较重要的两处。一是从大明二年刘宋将吏部尚书分设两名说起，当时的孝武帝因为不希望大权交给自己的臣属，所以六月戊寅出台制度，任命都官尚书谢庄河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礼部尚书，而且撤销了五兵尚书这一官位。

对此，裴子野议论说，“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对于任用官员，周朝的礼仪就规定学校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在家乡进行评论，然后告知各州郡的六事，六事再将这些人的姓名呈报给朝廷；在汉朝的时候，各州郡搜集有才能得人，再有五府任命他们；三公会具体考察他们工作的得失，而尚书就会把考察的结果呈报给天子。可以说，“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而到了魏晋时代，选用官员却出现了失误，“”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而现在只是听其言观其行，无法全面了解，只能得出一面之辞，以致出现了混乱局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廉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所以裴子野认为，孝武帝将吏部尚书一分为二，也就彻底意味着再也无法回到周、汉时代了，“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关于人才任用机制，另一个则是从中书令王僧达的事情说起。王僧达写得一手好文章，但是做事却放荡不羁，当时孝武帝刚即位的时候，曾提拔他做仆射，官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所以王僧达开始变得自负。能升为宰相的他犯了小错被贬为护军将军，王僧达郁郁不得志，几次上疏朝廷想要到外地任职，孝武帝很不高兴，之后慢慢将他降级，五年之间连贬其次，最后还被弹劾了。但是王僧达没有改过，反而滋生了更多的不满和怨恨，甚至指责朝廷存在弊端。孝武帝对他心怀不满，那天，皇太后哥哥的儿子拜访王僧达，他直接就坐在了王僧达的床上，王僧达竟然下令将坐过的床扔了出去，皇后极为不满，让孝武帝将他杀了，这时正赶上正赶上高阇谋反，孝武帝顺势陷害王僧达与高阇是同谋，后来王僧达被逮捕并交付廷尉，最后命他自杀。

王僧达的情况似乎和先前谢灵运差不多，按照沈约的说法，问题出在选用人才的制度上，尤其是士族制度的危害。他认为，“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并不在于他们的出身，而在于他们是不是走正路，周朝的太师太公曾经是钓鱼者，殷商的宰相傅说曾经做的是筑屋垒墙的工作，胡广出身于农夫家里，却能升为汉朝的公相，黄宪也是兽医的儿子，名声也能威震京师。只是到了魏武帝的时候，他所建立的九品中正制度，起初的确是为了评价人才优劣，但是有的地方却为了个人的利益随波逐流，依仗自己门第的高贵、出身的显赫，高居于别人之上，最后竟然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法规。所以沈约指向了刘宋的士族制度，“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士族和庶族被截然分开，这当然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裴子野也认为，古之德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从晋代以来，这一潮流渐渐兴盛起来，而到了晋末，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出身这一标准了，三公的儿子瞧不起一般官宦之家，朝中官员的子孙，则看不起地方官员的后代，彼此之间争比高低，斤斤计较，完全以出身门第为人才的第一标准，而彻底放弃了贤德才能。他通过谢灵运、王僧达的例子认为，他们出身于士族，但是性情狂躁，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而反过来说，即使他们出身贫寒，最后也会因为不拘小节、恃才放逸的性格而遭摧折。

【疾恶父兄】

裴子野曾经在皇家教育中说到最大的隐患，就在太宗刘彧身上，刘彧如何成为刘宋最大的灾祸？刘彧即位之初，能尽诸将之力，进用才学之人，又亲自讲学，有宽仁之声。但是之后宠信阮佃夫、王道隆等，专擅威权，货赂公行，府库为空，百官并断禄俸，而奢靡益甚。而在刘彧身上最明显的则是在教育的缺失之后好鬼神、对忌讳，残忍好杀。泰始二年，明帝刘彧听信谗言，将晋安王刘子勋杀死，那时他对世祖的其他儿子和善如故，但是司徒刘休仁返回京师后对明帝说起，松滋侯刘子房的兄弟仍在人间，将来一定会对国家不利，应该及早打算如何处置。明帝于是在十月下诏，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予真、淮南王刘子孟、南平王刘子产、庐陵王刘子舆、刘子趋、刘子期、东平王刘子嗣、刘子悦等全部赐死，镇北谘议参军路休之、司徒从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刘祗、中书舍人严龙等人也全部因受株连被杀。

至此，孝武帝的二十八个儿子，全部被明帝杀死，骨肉相残莫此为甚，“宋氏之业，自此衰矣”。但是刘彧的疑心并未就此终结，在他病情加重的时候，考虑到死后皇后王贞风会临朝主政，而她的哥哥江安侯王景文将会以国舅的势力当上宰相，家族强大的王氏由此可能会有篡位的想法，所以明帝派人送毒药给王景文命他自杀，并亲写诏书说：“我与你为多年朋友，为了保全王家一门，所以做出这个决定。”王景文写奏章回答明帝，最后引罪自责，饮药身亡。还有一次明帝做梦，梦见有人向他报告说：“豫章太守刘愔反。”等到醒来，明帝便派人前往郡城，杀了刘愔。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皇室的悲剧？沈约评论认为，前代君王的“遗训馀风”非常重要，它是后世的榜样。刘宋太祖文帝治理国家对于隆家之道显然认识不足，彭城王刘义康对历史也一无所知，只看到兄弟之情也不懂君臣之礼，还想把家族中的亲情用在治国之道上，“主猜而犹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训之微行，遂成灭亲之大祸。”到了明帝时代，由于自己的猜忌心理，残杀兄弟肆无忌惮，最后只剩下幼主孤零零坐在宝座上，这也是刘宋皇室命运的象征，所以这并非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也并非是某个君王的个性使然，“斯盖履霜有渐，坚冰自至，所由来远矣。”

裴子野也认为，明宗为了保护自己的养子却屠杀了一母同胞兄弟，“宋德告终，非天废也。”亡国之君的共同点就在于“先弃本枝，妪煦旁孽；推诚嬖狎，疾恶父兄”，所以为了避免他人登上宝座，而将本枝一一剪落，结果“七庙绝祀”，整个国家也将陷入绝境。由此裴子野发出了“祸福无门，奚其豫择！友于兄弟，不亦安乎！”的呼告，希望兄弟能相亲相爱，护佑国家平安。

【狐借虎威】

但是刘宋的江山还是没有继续，元徽五年，萧道成杀宋后废帝，拥立宋顺帝，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荆州刺史沈攸之反于江陵，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反于石头城，领军将军刘韫、直阁将军卜伯兴反于宫廷，皆被萧道成平定，进位至齐王。升明三年（479年）四月，萧道成强迫宋顺帝禅位，年号建元，到了冬十二月乙未，随着后军将军杨运长成为宣城太守，“太宗嬖臣无在禁省者矣。”

天下易位，有外因更有内因。沈约评论说到了如何对待君王身边的人，君王身处皇宫九重，和民间隔绝，早晚奉陪的是受宠的左右侍从，与朝廷大臣相距甚远；上下情况的沟通，本应有固定的机构执行，“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那些身边的人完全根据主人的喜怒哀乐来讲话，他们都迎合君王的心意，久而久之，让君王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地位卑微，他们身份低贱，不可能专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鼠凭社贵，狐借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效，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就像明帝晚年，因为担心皇子孤危而考虑到国家的盛衰，而宠幸的弄臣打算使幼主陷于孤立，永远控制朝廷，于是，明帝的弟弟和那些皇室的亲王都被屠杀，当身边不再有人，政权也最终被旁落，“宝祚夙倾，实由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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