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27《专名》：人是“相遇”的衔接点
再没有什么是官方的了。再没有什么是客观的。没有任何关于人权的宣言。没有任何“左翼知识分子的抗议”！没有任何祖国，整个法国停摆！所有教会都沉默！一切情谊皆有危险。
——《无名》
没有官方，没有祖国，没有客观，没有人权宣言，没有左翼知识分子的抗议，连所有教会都选择了沉默，这是制度的空位期，这是历史的终结，这是世界的遗弃：善已经成为所有维度的“善”，恶成为所有时代的“恶”，暴力再也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谁还会去言说“正义”，甚至在正义消亡时连人自身的孤独也不再言说，就像《耶利米哀歌》所说的“狭窄之地”，“没有大祭司献祭，也没有祭坛供奉我们的全燔祭！”
排比句式的“没有”，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无名”状态，它指向了一个具体的的在场：“1940至1945年间的独特之处在于：遗弃。”更指向了这个“遗忘”之后的时代，而当列维纳斯命名了“无名”，是不是就构成了一种在“谁”之外的言说？不应该遗忘正义、孤独和历史，也不应该在“无名”中沉默，列维纳斯言说了“遗忘”之后时代的必需的、可传承的“三条真理”：“为了人道地生活，人们需要的东西远远少于他们所生活的璀璨文明所提供的一切”；“在许多价值的失效开始显露的关键时刻，人类的全部尊严，便在于相信这些价值终将回归。”“从今往后，我们必须在文明和同化不可避免的重启中，教导新一代人拥有在孤立中变得坚强的必要力量，并知晓一颗脆弱的良心在孤立中被吁求去承受的一切。”三条真理是人道、尊严和良心，他们共同构成了遗忘、沉默对面的吁求，而这种吁求就构成了列维纳斯所说的“内在生活”，它是一种义务，“在向八面来风敞开的意识茅屋中，庇护整个人类之人性。”
只有庇护整个人类的人性，人类道德才会重新回归母体，也在呼吁文明、激发文明、欢庆文明并赐福文明中使得文明得以可能。这就是列维纳斯为“无名”时代的在场提供的一种治疗图，在《自序》中，列维纳斯也指出了这个时代被施压于思想之上的重量，它甚至是25个世纪文明史中最大的重压，当上帝不可攻坚的峭壁已经坍塌，当我思之不可动摇的根基断裂，当世界之星空不再抗拒时间的流动，现在的在场就变成了“无名”，于是时间在“语句”的同时性中无法传输其意义：命题不再将事物聚合，没有所指的能指玩着符号的游戏，再现和表象之统一性的柏拉图式回忆变成遗忘，理智被厌倦，信念被解体，系谱学取代了解经学，人们在胡言乱语、口误、粗言秽语中寻找难以言传的东西，话语不再言说，它成为了被撕裂的存在，而现代性完全变成了粗浅的真理和时髦的谈资。
也许这不是一个没有了一切的“无名”时代，因为还有话语，还有谈资，还有微言大义，还有系谱学，只不过充斥着“词源学中肿胀的词语之尸骸”，这不是“无名”，而是通用名称的时代，是语句的同时性时代。似乎通用名词的时代比“无名”时代更有一种在场性，但是列维纳斯对时代的批判提出的则是无名和通用名称之外的另一种命名，那就是“专名”，专名抵抗着意义的消解，专名帮助我们言说，即使在言说沉沦之后，它也允许我们去推想另一种可理解性的黎明，而专名的意义就是“诉说指示着一张面容的人名”。通用名称制造着普泛性的人称，专名却指向了面容下的人称，通用名称带来的是陈词滥调，专名则言说着意义——它们的区别在列维纳斯那里最核心的就是用“诉说”取代了“所说”。
“所说”指示的是语言传达的内容，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当他完成自我介绍就是传递了语言“所说之物”，他甚至就在自我介绍中结束了对话，但是“诉说”则是给与一种意义，它是对他者的亲近，是对他者的回应，也是对他者的负责，所以诉说是一种伦理示意，甚至无需说话就能传递善意的微笑，这样就在语言的伦理维度构建了与他者的关系，“精神不再是一劳永逸的所说，而是总是开辟从同一到他者之道路的诉说。”通用名称之于专名，就是所说之于诉说，就是同一之于差异，就是漠然之于可理解性。不仅如此，诉说在另一个意义上却是断裂之后和自我的联系，是警醒，“被他人所导致的我之警醒，被陌生人所导致的自我之警醒，被无国籍者，也即被只是邻近的邻人所导致的自我之警醒。”在列维纳斯看来，这种关系学不是对自我的反思，也不是一种普遍化警醒，而是指示了一种为他人的责任，一种我对他人的替代，对他人受难的赎罪，对他人最后的赎罪，并且以无法回避的方式授予自我，由此，“我之自我独一性由此并未被异化，而是被激化至无可替代。”这种断裂、警醒、赎罪和激化，列维纳斯将其看成是一出超越性的“神圣喜剧”。
诉说构建的是我对他人的代替、赎罪，更是对自我的授予，这就是“专名”具有的伦理意义：它在自我和他者、我和他人之间建立联系，它是对存在论的超越，更是对无名和通用名称的“所说”的超越。列维纳斯的这一构建明显有着马丁·布伯的影子，布伯提出的“我和你”著名论断其实就是这种诉说。列维纳斯在《马丁·布伯和认识理论》中从认识理论的维度重新阐述了前辈的思想，在他看来，认识是灵魂最高的活动，也是灵魂作为孤立者的实体性标志，“灵魂从其自身开始而存有，也就是说，分隔地存有。”认识活动总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客体是认识的对象，是被主体构筑的，而这很容易走向二元论，列维纳斯认为，认识的确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活动，但是被主体作为对立面构造的客体，以一种对立来反对客体，但是对立中却契合着它所否定的思，这种思让主体和客体共同维系着“可表述的真理概念”，按照布伯的思想，真理不是一种内容，真理比所有主观性更加主观，但是这种主观性和唯心主义的主观性不同，它通向的是比客观性更“客观”之物，通向主体永远不能含括之物，也就是说，它通向“完全的他者”。
| 编号：B83·2251105·2383 |
布伯的认识理论就是让认识越过客体而朝向存在，所以自我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即“我”是作为关注某个“你”的“我”，由此构建的“我-你”关系就是把自身放置在一个外在的存在者面前，一个极端他异的存在者面前，这就是自我的他异性，而这种关系的构建就是“相遇”：“这是介于承载于一个客体之上的经验与将一个存在者置于另一个存在者面前的相遇之间的差异”，我不是表象你，而是与你相遇，“我-你”的相遇不是位于主体之中而是位于存在之中，而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崭新的，而且关系构建的“之间”只有在身上进行，“人不是一个建构的主体，而是相遇本身的衔接点。”列维纳斯认为这种关系完整地保存了“你”的他异性，而只有在他异性的地方才有真正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相遇，是投入，是拥抱，是回归，是诉说，就像布伯在收到列维纳斯等人送给他85岁生日礼物时的致谢，“我决意对所有祝贺我85岁寿辰的人都心怀感激的记忆，并与他们结盟。”感谢即结盟，而结盟不就是一种相遇？
在布伯那里，相遇甚至也是与上帝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伦理回响是通过上帝的中介，通过对上帝的模仿，并通过一整套高度知晓上帝之本性的神学而被伴随的。”我与你相遇，也是我与上帝相遇，列维纳斯对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解读中，就把这种相遇看成是一种超逾式的灵启，是一种语言的复活。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是第一位获得此殊荣的希伯来语作家，他也是列维纳斯忠爱的作家，阿格农的文学是对这个撕裂、崩塌和终结世界的见证，所以列维纳斯认为只有当一首诗同时是一份档案，它才是真正的艺术，“艺术的本质就在于：在字里行间——在时间的间隔中——在时间之间进行指示，就像一种先于行程的踪迹，或者一种先于声音之震动的回声。”作为档案的诗指示着过去，它就是诉说，诉说着难以言传之物，并在诉说中在场，“这是鲜活的语言，复活的语言，它的文字被召唤在鲜活之物中，指示当下事物与希望。”这种复活的语言并不在不可再现的过去，而是在自身的踪迹中，这就是超逾，“这一超逾，也许仅仅在阿格农搅动这一现实的诸要素，并让我们仿佛听见其超现实的窸窣作响时，最为意味深长。”
无论是复活还是超越，一首诗同时是一份档案，文本在自身中相遇，这就是诗，“诗，诗意地指示承载它的复活：不在它所歌唱的寓言中，而是通过它的歌唱本身。”同样是在书写流浪、漂泊，同样是对犹太状况的指涉，列维纳斯在回答《新手册》的提问时，认为埃德蒙·雅贝斯不是占据了一个位置，而是一个“失位者”，也正是失位的状态反而敞开了空间，这种敞开是雅贝斯用审慎的句法制造裂变，在意义和字母的分解中释放出一个不受保护的空间，这个空间没有图像、没有幻影、没有魅惑，但是却被上帝围困，这就是最高级的敞开，列维纳斯将其看做是“受启”主体性的形式，“在这一敞开中，并不存在对那些思想正统之人古旧、晦涩之词的援引，而是存在一种发音——先于所有可回忆的开端之前——在这发音中，上帝被听到了。”当上帝听到，不正是布伯和上帝的相遇，不正是阿格农超逾的灵启？
但是在和上帝相遇中，列维纳斯却对克尔凯郭尔提出了批评。克尔凯郭尔对存在是思的对应物提出了质疑，他的实存概念是一种新教式的抗议，在他看来，信仰不是对一种本身完美而战无不胜的真理之不完善知识，也不是对某种不确定的真理之知识，信仰是一种实存的境况，是一种受苦的真理，也只有这种受苦的真理才能描绘神圣的显现本身，所以克尔凯郭尔在对主体性的出离中建立信仰，那就是与上帝的单独会面。实际上克尔凯郭尔虽然承认有伦理阶段，但是他对自我的出离完全跳过了伦理阶段直接到了宗教阶段，也就是说，“受苦的真理并不向人敞开其他人，而只在孤独中向人敞开上帝。”之所以克尔凯郭尔直接面向上帝，是因为在他看来，伦理意味着普泛，也就是说，在伦理阶段自我的独异性会在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下消失，普泛性无法表达“自我”的秘密。对此，列维纳斯进行了诘问：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不是会在普泛性中消失？如果外部性的关系不能形成普泛化的总体，不是因为自我保留了秘密，而是他者向我展示了外部性使得这个总体爆裂了，所以列维纳斯的质疑也就回到了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主体性就是一种责任，自我就意味着“无法逃避责任”，“正是当他人的一切都与‘自我’有关时，‘自我’才达到了它实存的顶峰：作为我。 ”而这就是伦理。
伦理就是对他者的责任，就是在对他者责任中的自我实存化，而这个过程就是相遇，马丁·布伯“我和你”的哲学如此，雅贝斯失位的敞开哲学也如此，阿格农超逾的宗教观如此，非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责任也是如此。而列维纳斯在文学作品的评价中更具象地阐述了“相遇之书”、他者陌异性和自我的实存。“我看不出一次握手和一首诗歌之间有什么区别”，当保罗·策兰在汉斯·本德的信中写下这句话，它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种诉说：握手就是紧握的时刻，是给予的方式，是亲近之语，而对面必定站着一个同样伸出手的他者。策兰的诗歌对他者的亲近是在对自我的分离中完成的，他发现“一个地方，在那里，个人在将自己作为自己的陌生人的把握中，自我脱离”，而诗歌就是“转过去，面向他”的他者之诗——这种返回在列维纳斯看来时一种冒险，因为自我很可能在“无有之地献身于他者”，很可能返回也不是始于被呼唤者的回应，但是正是这种没有终点的终极性的冒险形成了“完美轨迹之环状”，这就是策兰的“子午线”的环状，“仿佛在走向他者的过程中，我找回了自我，并定居在一片自此是故乡的土地上，且卸下我同一性的所有重负。”它存在也不存在，它在通往不可能的可能之途中，这就是不言说存在意义的“绝对时隔”，“它言说所有维度的弃离，迈向乌托邦”。
策兰的诉说在自我分离中面向他者，在从他者陌异性的返回中迈向乌托邦，而列维纳斯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考察，与他者的相遇是在死亡和爱中构筑的。普鲁斯特对时间的反思也是从自我和状态的分离引发的，自我之外是另一个自我，他们有时有着无与伦比的友谊，又是则是陌生的冰冷，“重要的不是内在事件，而是自我抓住它和被它扰乱的方式，就好像在别人身上遇到它的一样。”它构成了一种自身和自身的诉说，在这种诉说中，他人的死亡、他人的爱构成了陌异的他者，也通过他者让自我在场，让时间在场，让缺席在场，“这种非-爱其实才恰恰是爱；与不可把捉之物的争斗，才恰恰是占有；阿尔贝蒂娜的缺场，才恰恰是她的在场。”
策兰的诗歌和普鲁斯特的小说，构建了相遇中的诉说，诉说中的自我在场，而在场是不是对真理遗忘的“遗忘”？列维纳斯的《论布朗肖》就是从布朗肖的《等待，遗忘》进行阐述的：等待什么？遗忘什么？等待和遗忘处在怎样一种关系里？“或许正是这样的运动——它瓦解了那些被还原至现在的词语”，列维纳斯如此注解“等待，遗忘”，那么现在的词语为什么需要瓦解？布朗肖的瓦解指向的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困境，存在的真理变成了“世界的图像”，它是世界，是权力，是行动，是理性，是政治，是劳作，这一切都被布朗肖归于“白日”范畴的行为，它包含了人的全部广延性，但是只有一样东西不再其中，那就是艺术，艺术无法介入世界，无法服务历史，无法认识世界幻想，当然更不是有用的，艺术只属于黑夜，所以对于白日范畴来说，文学作为艺术之一种，本身就陌异于这个世界，它通过诗歌语言揭示和保持为他者的东西。
所以陌异性的文学通向孤独，它让不属于世界的存在者存在，它让消逝的在场中言说，甚至它所追求的是作品的无人称性，“所有艺术作品，当其作者并不重要，好像服务于一种无名的秩序时，都是更加完美的艺术作品。”这样的无名不是制度的空位，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世界的遗弃——那些无名都在“白日”范畴之中，而布朗肖的无名是非秩序、非人称，“那是一种无法熄灭的沉默，如同一阵喃喃低语。”它是与我们的脱离，是真正的“文学空间”：不照亮世界，却暴露无光的荒芜，不是一道暗光，是低处的黑夜，“它把世界带回到它的本源，带回到回环往复，带回到喃喃低语，带回到持续不断的汩汩作响”——非现实的诗意探索正是对现实的陌异性的探索，正是对同一性的解构。于是，在《等待，遗忘》中它既是不等待什么的等待，也是和追忆相对的遗忘，“无所等待并遗忘—切”由此走向了主体性的反面，那就是“所有中心的缺失”。
实现这一切的唯有诗，它把词语、整体的标志、总体性的时刻都搅乱了，意义从同者走向他者，从自我走向他人，而且布朗肖的诗所钳住的是“看和说”之间还没有合拢的时刻：它呈现的视觉秩序已经遭到遗弃，却还在言说和示意，“言之无物的词”还在文化和历史的秩序一边，却还在以记述的形式封闭“所说”的总体性；无所等待又在摧毁等待，无思想却是思维，纯粹的胡言乱语，“她说话时给人的感觉，是她不能把词语同以前语言的丰富内涵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故事，与所有人的过去没有联系，甚至与她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关联，与任何人的生活都没有联系。”布朗肖写道。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一种疯狂——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另一部著作就是《白日的疯狂》，它是白日被人疯狂地欲望，也是白日陷入的疯狂，更是白日和黑夜形成的对照，“白日永不会过去。在流逝的时间之中心，没有什么逝去，也没有什么到来。一切总是记忆和威胁。”
这是布朗肖和自我的相遇，而自我就是一个陌异的他者，是他者开启了没有任何出路的外部，是他者把刀子刺入了我的肉体，更是他者发现了需要自身认罪的灵性，“承受他人，在他人身上受难”，这是寓言文学的终结，是语言的终结，是记述的终结，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没有记述，绝不再有”，但是文本依然在场，是对自由否认的在场，是终结处的相遇，是遗忘后的诉说，“一个文本，一种组织，一件织物，一部作品！无论如何拒绝，在脑海中的某处”——“某种东西仍在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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