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7消失的亮光

这是人们会谈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谈起就会沉默的一年。
    ——布莱希特

黑夜原本是沉寂的，黑压压地冷弥漫着，扩散着，甚至没有一点光亮。但是那根蜡烛却被点燃了，而且开始不再沉默——是因为一种死亡的到来，一种预料之中的死以预料之外的方式发生，甚至，一种已被确认的死以可能复活的方式发生。

黑夜沿着两种不同的轨道滑行着：有人开始悼念，有人期待奇迹；有人正在愤怒，有人却开始沉默。两种不同的轨道，是将时间置于不同的坐标下，黑夜，是昨天沉入寂静的黑夜，还是今晨再次爆发的黑夜？昨夜和今晨，在零点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状态：被宣布死亡和“正在抢救中”，它们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死亡或者活着。但是在同样被黑压压地冷弥漫和扩散的黑夜，怎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怎么可能诞生所谓的奇迹？

时间已经混乱了，被叙述的事件也已经混乱了，在三个多小时的区间里，电击和ECMO成为一种治疗的手段，而对于一个人的生与死，也而完全变化了被陈述的语气。两种状态，两种消息，两个坐标，以及两次黑暗，是不是要将一个完整的人割裂开来？矛盾和冲突在演绎着；不断确信又不断被证伪；不同语境里对于事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呢？生命体征在哪里？复活的迹象在哪里？或者，对于自己死亡的定义又在哪里？

但，总之是死了，一个人的死，一个病人的死，一个个体的死，即使黑夜抵达凌晨，即使混乱变成一致，一个人的死最后也变成了不在场的证明：被叫做“公民”，被称为医生，被定义是英雄，这许许多多的修饰语，其实都是对一个平凡人的忽视，那个工作之余追剧逛街的80后小伙子在哪？那个忙碌了一天心心念念炸鸡腿的医生在哪？那个喜欢秋天街头最轻柔的风的年轻人是谁？连最后的死亡也在证真和证伪中被分隔成两种不同的时间，于是，名字变成了符号，身份变成了象征，于是，他不再是自己，于是，他活在被定义的语境中。

他是医生，却成为了病人，他是凡人，却被定义成英雄，他死在昨夜，却活到今晨……还有什么样的背谬会存在这极为普通的一生里？是该歌颂他的死，还是该祈祷他的生？在分隔成两种不同状态的黑夜里，他既不能死在充满了愤怒的昨夜，也不能死在到处是无奈的今晨——或者说，他作为不断被定义、不断被符号化，甚至不断被消费的个体，本不应该死。但是他却必须死：一个月前，当他在纸上按下了红色手印，他就难以逃脱命运的捉弄；十几天前，当他染病却依然在一线，他就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几天前，当他被确诊成为真正的病人，他就已经走上了死亡之路——当他最终死于这一场被自己预警却被迫否定的疾病，这个世界和所有活着的人都开了一个玩笑。

也和这个时代开了一个玩笑。死永远是自己再无法知晓一切的沉默，已经不会再说话，不会再发布信息，不会再提醒朋友注意，冰冷冷地躺在床上，再没有呼吸；但是，死亡却又不是悄无声息离去的沉默，他成为了“用生命预警的英雄”，他被说成是“吹哨人”，他的行为和经历变成了公民意识的一次觉醒——“人死了，热沙冷却，昨日的太阳被黑担架抬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后面是必须一遍遍质问的“然后”：然后谁应该记得他？然后谁是“听哨人”？然后谁会让他永远活着？但是在被分割开来的语境中，“然后”也仅仅是一个形式，有人哀悼但没有人会低下身子道歉，有人开始调查但一定不会有最后的结论，有人致意敬意但最后连仪式都充满了恶心的味道——在真实的死亡中，在个体的警醒中，在不在场的事件中，“原告席上早已人山人海，被告无一人出庭。”

但是在这一场死亡发生的24小时之后，当所有人都变成了“吹哨人”，或者黑夜里真的没有了沉默者，而且那点亮的蜡烛制造的光亮，真的可以照见黑夜中那一个被隐匿的角落。一个个体的死，一个凡人的死，它应该被还原的也是一个平凡人的生命意义：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吃最想吃的炸鸡腿，体会街头最轻柔的风……但是，在黑夜制造的沉默中，在冷寂带来的死亡里，他最后还是按下了那个被定义的红色手印：

——你已经死了，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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