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7消失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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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会谈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谈起就会沉默的一年。
    ——布莱希特

黑夜原本是沉寂的,黑压压地冷弥漫着,扩散着,甚至没有一点光亮。但是那根蜡烛却被点燃了,而且开始不再沉默——是因为一种死亡的到来,一种预料之中的死以预料之外的方式发生,甚至,一种已被确认的死以可能复活的方式发生。

黑夜沿着两种不同的轨道滑行着:有人开始悼念,有人期待奇迹;有人正在愤怒,有人却开始沉默。两种不同的轨道,是将时间置于不同的坐标下,黑夜,是昨天沉入寂静的黑夜,还是今晨再次爆发的黑夜?昨夜和今晨,在零点被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状态:被宣布死亡和“正在抢救中”,它们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死亡或者活着。但是在同样被黑压压地冷弥漫和扩散的黑夜,怎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怎么可能诞生所谓的奇迹?

时间已经混乱了,被叙述的事件也已经混乱了,在三个多小时的区间里,电击和ECMO成为一种治疗的手段,而对于一个人的生与死,也而完全变化了被陈述的语气。两种状态,两种消息,两个坐标,以及两次黑暗,是不是要将一个完整的人割裂开来?矛盾和冲突在演绎着;不断确信又不断被证伪;不同语境里对于事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呢?生命体征在哪里?复活的迹象在哪里?或者,对于自己死亡的定义又在哪里?

但,总之是死了,一个人的死,一个病人的死,一个个体的死,即使黑夜抵达凌晨,即使混乱变成一致,一个人的死最后也变成了不在场的证明:被叫做“公民”,被称为医生,被定义是英雄,这许许多多的修饰语,其实都是对一个平凡人的忽视,那个工作之余追剧逛街的80后小伙子在哪?那个忙碌了一天心心念念炸鸡腿的医生在哪?那个喜欢秋天街头最轻柔的风的年轻人是谁?连最后的死亡也在证真和证伪中被分隔成两种不同的时间,于是,名字变成了符号,身份变成了象征,于是,他不再是自己,于是,他活在被定义的语境中。

他是医生,却成为了病人,他是凡人,却被定义成英雄,他死在昨夜,却活到今晨……还有什么样的背谬会存在这极为普通的一生里?是该歌颂他的死,还是该祈祷他的生?在分隔成两种不同状态的黑夜里,他既不能死在充满了愤怒的昨夜,也不能死在到处是无奈的今晨——或者说,他作为不断被定义、不断被符号化,甚至不断被消费的个体,本不应该死。但是他却必须死:一个月前,当他在纸上按下了红色手印,他就难以逃脱命运的捉弄;十几天前,当他染病却依然在一线,他就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几天前,当他被确诊成为真正的病人,他就已经走上了死亡之路——当他最终死于这一场被自己预警却被迫否定的疾病,这个世界和所有活着的人都开了一个玩笑。

也和这个时代开了一个玩笑。死永远是自己再无法知晓一切的沉默,已经不会再说话,不会再发布信息,不会再提醒朋友注意,冰冷冷地躺在床上,再没有呼吸;但是,死亡却又不是悄无声息离去的沉默,他成为了“用生命预警的英雄”,他被说成是“吹哨人”,他的行为和经历变成了公民意识的一次觉醒——“人死了,热沙冷却,昨日的太阳被黑担架抬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后面是必须一遍遍质问的“然后”:然后谁应该记得他?然后谁是“听哨人”?然后谁会让他永远活着?但是在被分割开来的语境中,“然后”也仅仅是一个形式,有人哀悼但没有人会低下身子道歉,有人开始调查但一定不会有最后的结论,有人致意敬意但最后连仪式都充满了恶心的味道——在真实的死亡中,在个体的警醒中,在不在场的事件中,“原告席上早已人山人海,被告无一人出庭。”

但是在这一场死亡发生的24小时之后,当所有人都变成了“吹哨人”,或者黑夜里真的没有了沉默者,而且那点亮的蜡烛制造的光亮,真的可以照见黑夜中那一个被隐匿的角落。一个个体的死,一个凡人的死,它应该被还原的也是一个平凡人的生命意义: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吃最想吃的炸鸡腿,体会街头最轻柔的风……但是,在黑夜制造的沉默中,在冷寂带来的死亡里,他最后还是按下了那个被定义的红色手印:

——你已经死了,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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