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现实主义

编号:H21·1951205·0207
作者:柳鸣九 编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4.90元
页数:348页

现实主义,这一影响时间较长的文艺思潮的确在20世纪之后失去了其主流地位,西方“现实主义过时论”使这一创作手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现代主义”等许多文艺思潮的夹击下已江河日下,但作为一种表现方法,现实主义显然是广义的,它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中的历史使命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这本对“现实主义”进行 研究的专辑围绕它的近况作了多元的分析,其中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西方学者的论述。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探索的对象正是它自己

现实主义不只是19世纪的一场文学运动,而是渊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普遍的艺术倾向。因此,可以断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从哲学和心理学看》

当时间定在二十世纪,当样式限于现实主义,是不是一种局限论?这容易造成的可能错觉是,当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高峰之后,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是不是中断乃至凝滞了?当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不断解构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表现手法,现实主义是不是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但是,“二十世纪现实主义”这个汇集而成的书名似乎就是为了打破现实主义的尴尬处境,在回返和回顾之后,是为了面向一种未来,或者说是为了在历史的观照中重新为现实主义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这种面向未来的探索是否具有必要性?在序言里,本书的主旨似乎是明确的,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的研究,就是要打破现实主义至上论,就是要消除现实主义绝对理念观、现实主义固定模式观,因为现实主义至上论不符合风格多样化的要求,不符合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而“现实主义绝对理念观、现实主义固定模式观,则与文学发展史、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丰富实际、蓬勃生机实诸多不合”。在这样的主旨之下,一个很明确的探索方向是:让现实主义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胡尹强在《现实主义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命运》中说:“现实主义多元化,是二十世纪人类主体意识进一步成熟和深化的表现。”只有在多元化和不断更新中才能保持和获得永不衰竭的艺术活力;而周宪在《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从哲学和心理学看》中也认为,现实主义是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普遍的艺术倾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

胡尹强将目光定在现实主义在“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命运”,周宪则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他们都把现实主义多元化看成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而在周宪那里甚至将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说成是“泛现实主义”,“20世纪是泛现实主义的时代,这就是我们时代现实主义交响合唱的主题和主旋律。”泛现实主义是不是就是现实主义的多元化,如果不纠缠于名词的多义性,周宪当然是在一种现实主义的泛化中寻求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他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现实主义的源头是朴素的实在论,所以十九世纪发展的现实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实证主义指向的是外部世界,当第三人称“他”的视角成为一种共有视角,是和第一人称“我”的独特视角形成一种反差,正是“他”的向外性和共有性,使得现实主义在实证主义的哲学倾向中越来越走向泛现实主义。

周宪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是从现实主义具有的朴素实在论出发的,而胡尹强的现实主义多元化是从表现形式上立论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现实主义的多元化是不是仅仅是表现形式?胡尹强认为,很多评论家认为意识流是一种心理现实,所以意识流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尽管独特,但是具有现实主义特质,是一种最为独特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而认识了意识流和表现主义具有的现实主义特质,推而广之,存在主义、黑色幽默和新小说都有现实主义特质……如此,现实主义便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倾向,带来了永不衰竭的艺术活力。相同的观点也在陈众议的《魔幻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 心理现实主义》中得到体现,他在对拉美20世纪现实主义进行管窥之后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都是现实主义多样化发展的样式,“塞万提斯的幻觉是现实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又何尝不是呢。”现实主义中有对现实的摹拟,有对现实的再现,有对现实的反映,有对现实的表现,所以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而拉美文学呈现的这种多元化发展,一方面体现了现实主义本身具有的活泼特性,“因为现实主义并不局限于逼真”,另一方面对现实范畴的不断拓展,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形式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繁复,从死板到多样的发展路径。

意识流和表现主义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也是现实主义,当现实主义多元化真的变成了泛现实主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现实主义?或者更具本体论的提问是:什么是现实?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和它密切相关的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前者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达到辉煌之后被取代的文学流派,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又取代了现实主义的强劲势头,钱念孙在《现实主义研究的困境》中认为,十九世纪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土德》,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笑面人》等浪漫主义作品,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并不比现实主义作品逊色,也就是说,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困境其实和浪漫主义当时衰落的困境一样,但是这种衰落的困境却也蕴含着“并不逊色”的生机;而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现实主义的式微更为明显,尤其是战后西方出现了信仰危机,对现实的质疑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滥觞,从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那个在外部呈现的现实,也解构了那个“他”的共有视角,它在主体性丧失的困境也对世界的本体提出了质疑。

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王宁引用布莱恩·麦克黑尔的阐释,提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布莱恩·麦克黑尔认为,现代主义的主旨是关于认识论的,也就是说,现代主义作品提出的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谁知道它?他们如何知道它?其确切程度如何?认识是如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可信性如何?认识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时,认识的对象是如何改变的?什么是认识的极限?”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以本体论为主旨,它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世界的本体:“世界是什么?世界有多少类型?如何组成的?不同点在哪里?当不同的世界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或什么时候世界间的界限受多到侵犯?文本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所设计的世界的存在方式又是什么呢?被设计的世界是如何建构的?”而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愿回答这些问题。当现代主义追求认识论,后现代主义追求本体论,那么现实主义又是以什么作为主旨?

不管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现实主义其实关注现实,所以现实主义的问题其核心还是那个问题:什么是现实?别林斯基阐述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原则:“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复制生活,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他认为现实主义的特质就是“对现实的忠实性”,“它不改变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而契诃夫的理解更为简洁明白:“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朴素的存在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现实主义,当现实主义要忠实于现实,是对于现实的复制,是按照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这里是不是会产生误解:“生活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无边无涯的?所以它是无法认识的?另外,当要“再现生活”的时候,现实主义创作是不是只是生活的复制品,创作是不是一种机械的过程?

现实主义的机械论,似乎也是其跌入衰落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似乎就是从别林斯基、契诃夫等人提出忠实于现实的原则而引起的争论。在书中列举了关于现实主义的几场争论,一场则是卢卡契和布莱希特的分歧,卢卡契与布莱希特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几乎以毕生精力为创立和维护以现实主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辛勤劳动,但是在他们对待现实主义的创作中产生了分歧,卢卡契对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布莱希特作为戏剧家没有发展自己的理论,他只是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和政治斗争挂钩,他的美学理论的基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卢卡契认为文学应该提供关于人和人的命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真实图像,他的美学基点是人和人的解放,所以卢卡契的美学基础是“人本论”,而布莱希特的美学基础是“阶级论”,卢卡契着眼于人和人的解放,布莱希特着眼于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产生这两种对于现实问题的对立观点,其原因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卢卡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布莱希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人本论”和“阶级论”的根本分歧,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也就是这些观点本身就打上了浓重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曲解了现实主义,甚而至于误解了真正的现实?其实卢卡契认为布莱希特的理论没有发展,而对于他的创作实践则是肯定的,尤其是在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中,布莱希特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多样化的实践者,他一反统治欧洲上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戏剧观念,提出了“记叙性戏剧”的观念,一般戏剧是一种行为,而记叙性戏剧是一种记叙,一般戏剧“引观众于行为”,让观众身临于另一种境界,它面向的是观众的情感,而记叙性戏剧“置观众于旁观者的地位”,它向观众表现另一境界,它面向的是观众的理智——和一般戏剧不同的是,布莱希特给了戏剧另一种空间,它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布莱希特对于戏剧“陌生化效果”的追求,也革新了现实主义戏剧的表现手法,在他看来,当观众的理智保持在戏剧全过程,意味着“辩证法成为享受”,对于戏剧创作来说,布莱希特的思想具有一种时代精神。

但是,当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学观变成卢卡契所说的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机械式的运用,甚至抛弃了多元化的追求,而这种对创造性思想的抹杀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在卢卡契的身上。1958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卢卡契发表了《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一方面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另一方面则反对任何背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主张,他认为“形式同样是对现实反映的一种方式”,“文学作品具有感性的直接性,而现实作为被反映的图象,直接决定着艺术表现的方式”,所以他反对“先锋派”文学,认为它们是“病态的唯我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产物”以及“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颓废美学观的必然表现”。对于这篇文章,德国的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专门写了一篇《被迫的调和》的反击文章,他严厉地批评了卢卡契把现实主义视为“天经地义、唯一合理的创作方法”的“传统主义”眼光以及轻蔑地贬斥“先锋派”文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他认为,这一切完全是卢卡契的“屈服”:屈服于官方的共产主义教条,屈服于将哲学变成纯粹统治目的服务的工具论,屈服于现实的意识形态化,“他的概念框架——他的才智成了这种理论框架的牺牲品——是如此狭窄,致使所有试图得到自由呼吸的东西在其中都遭到窒息。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才智和信念,这一理论框架仍然未被触动,卢卡契对自己早期著作的明显留恋于是带有一丝悲剧色彩。”

因为屈服而牺牲,阿多尔诺称之为卢卡契的悲剧,在阿多尔诺看来,这种带有主观性的妥协而进行的创作,已经背离了真正的现实,他所说的“反映”实际上只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美化,对意识形态的顺从。卢卡契对布莱希特的阶级论提出了批评,阿多尔诺把卢卡契“被迫的调和”看成是一种屈服式的牺牲,实际上都隐含着对现实本体论的不同理解。而针对现实和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一场“开放体系”和“无边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无边的现实主义”是法国加洛蒂于1963年提出来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是对于原来“现实主义”法则的一次修正,在加洛蒂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他曾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我为之奋斗了三十七年,现在也没有放弃,但是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而是一种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即对时代或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的艺术和科学,并且由此得出克服这些矛盾的办法。”

而1972年苏联《文学问题》上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概括的形式》,则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历史地开放的体系”的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苏联文艺理论家、科学院通讯院土德·马尔科夫,他在文章中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具有丰富性,而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艺术真实性”,它需要继承也需要创造,所以,“新艺术的最重要的原则正是那种给美学观点的真正广度提供辽阔的天地的自觉的历史主义。”在之后的《真实表观生活的历史开放体系》中,马尔科夫再次强调了真实性和开放性之间的关系,真实性是客观存在,而开放性则是“内容的明确性程度”是基于认识、主题和描写手段的多样性,“认识的开放性给主题的选择,也就是说给形式和风格以广阔天地……”“开放体系”提出的背景是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发展的灵魂的体系;它的哲学基础是对世界和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列宁的艺术党性原则;体系的特点是“艺术真实的广阔标准”,真实的艺术不是封闭的,它不排斥过去和现代艺术的真实性,同时要在社会主义思想性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发展这种真实性。

艺术需要真实性,真实性需要广阔标准,“开放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无边的现实主义”划清界限,也和现代主义区分彼此。“无边的现实主义”提倡历史主动性,“开放体系”则提出了艺术真实的多样性,其实在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上并无矛盾,甚至它们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而它们的分歧也许正像路易·阿拉贡所说:“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这些词造成了混乱,或者至少是人们相当一致地给它们加上了一种含混的意义。”加洛蒂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其着眼点就在于人这一具有主观性的主体,“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是人。参与人的持续创造的意识、即自由的最高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无边的现实主义就是一种神话的创造者,“是史诗般的现实主义,是—种普罗米修斯的现实主义。”而“开放体系”从一开始所针对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是对体系的攻击者和破坏者,也就是说,是他们制造了艺术真实的封闭世界——无论是“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开放体系”,都从现实和现实主义的关注变成了对于现实主义者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现实这个本体论的偏离。

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多元化还是泛现实主义,无论是人本论还是阶级论,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和“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现实主义必须回归到现实,回归到一种存在,一种共有,一种本体,正如罗伯-格里耶在《从现实主义到现实》的文中所说,现实世界吸引着当代小说家,而小说家的任务是创造“现实”,这种现实是小说里的现实,所以一方面他认为小说不是工具,“它不表达,它只是探索,而探索的对象正是它自己。”探索自己就是回到现实本体意义,而这个需要探索需要创造的现实就具有无限的可能,“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总有新事物产生。”——现实主义和二十世纪无关,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关,它只是自己继往开来不断更新的那一部分。

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

编号:X92·1951205·0206
作者:
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版本:1991年11月第一版
定价:7.40元
页数:704页

这一卷所收戏剧被称为“象征主义”戏剧,这是一个集体性名词,它的出现并不是短时间的,甚至不是反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等创作手法的,它的主题是不确定的,恰好迎合作者对现实、对生命的独特观照。当然,梅特林克的《青鸟》在很大范围内象征着一种希望,但剧作本身的抽象性使这一解释带有很大的疑问。但这类戏剧的确丰富了作家创作方法和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本书辑录戏剧作品11部。

涅克拉索夫文集(1-3)

编号:S37·1951130·0205
作者:(俄)涅克拉索夫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2年6月第一版
定价:9.70元
页数:1078页

列宁对涅克拉索夫的诗有这样的评论:“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那种批判的激情与战斗的诗意使这些诗充满了思想与责任,他也成为俄罗斯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开创了俄罗斯庄稼人看诗的习惯,这是涅克拉索夫的贡献,但他仍然轻视了诗歌的另一种价值。本集第一至二卷为抒情诗(1838-1877) ,第三卷为叙事诗。

男向导的奇遇

编号:C42·1951128·0204
作者:(印)纳拉扬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1年11月第一版
定价:2.40元
页数:224页

“奇遇”表现出了印度特有的精神世界。仅仅只是一名导游,便被一连串的巧合奉为祭司,这种传奇式的故事带有很大的宗教危机论,向导拉朱公布身份后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这多少让主题出现了多元化。纳拉扬,被称作印度三大英语作家,专嗜于虚构场景与人物,男向导的虚构性很容易看出作者除了天生的想象力外,便是对一种文明的主观批判。

20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上、下)

编号:H74·1951124·0203
作者:蒋广学 赵宪章 编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23.70元
页数:1234页

由70多位学者编撰的这本《20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的出发点是向国人打开了解西方文艺思潮的窗口,但显然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许多名著是无法以这种方式摘录介绍的,它抹煞了著作的系统性。这本工具书共涉及哲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文学等多种领域,共介绍名著近二百部。

战后20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

编号:C44·1951122·0202
作者:苏菲
出版:暨南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3年7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274页

战后20年,即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1965年,这一时期被称作是马华文学的“第二阶段”。马华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直接继承,一直缺乏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而此段特殊时期的马华文学则被认为是“侨民文学”走向“国民文学”的过渡,作家的本土意识逐渐加强,走向独立探索阶段。该书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填补了一个空白,共分战后初期、紧急状态使其、反共时期和独立前后时期。

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

编号:Z34·1951120·0201
作者:(日)长谷川泉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156页

日本近代文学的崛起,应当认为是政治上的明治维新,导致近代西方先进文化思潮的涌进,从而改变了日本传统的人文结构。长谷川泉把近代日本文学的贡献归纳为:“痛切的发现人的觉醒,认真地探索人生。”《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表达了作者的民族自豪感。本书对近代日本的20余种文学思潮流派进行了简明的介绍,以勾画出日本文学发展的脉络。

诗品注

编号:S12·1951020·0178
作者:[梁]钟嵘 注
出版:杭州古籍书店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定价:2.20元
页数:132页

南北朝诗风式微,钟嵘站出来抨击永明诗人“伤其真美”的弊病,对以流畅露情的诗歌进行了复古,这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本诗论专著。钟嵘注重诗歌的比兴、风骨、词采和滋味的评品,评析了两汉至梁的122位诗人,并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形象的语言概括诗人的独特诗风。诗评专著五言,并附诗人代表诗做,对后世诗论、诗话有重大影响。注本为民国陈延杰注,1927年开明书店影印本为底。

红楼梦(上、下)

编号:C25·1950512·0125
作者:[清]曹雪芹 高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88年第一版
定价:21.00元
页数:1988页

虽有《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等旧名,均不敌“梦回红楼”之艳与悲。曹氏题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亦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之意,虚华之末,只是空幻之境,一代盛衰,皆为梦尽之处。 红楼之中,有几个能安享太平,皆如烟飞。曹氏所著前80回本隐有悲悯,高鹗所续,尽显末落,然“悲”字有损,实为苦也。开篇以神话为缘,为古典传奇一固有模式,呼应结尾,结构严谨,有起有伏,暗里明中,皆不一般也。凡120回本,参阅脂评抄本或程伟元刊活字本,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三家评。

天才

编号:C54·1950425·0117
作者:(美)德莱塞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856页

《天才》被舆论拒绝与抨击更多是政治目的,而非道德目的,这一反讽式的称呼正是基于德莱塞这一代艺术家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与偏见以激起的抱怨与发泄。德莱塞有一种自诩的快感,但却是失败的,主人公尤金在美好抱复下投入创作。但最后成为堕落与受迫害的“御用工具”。《天才》是另类的谴责小说,它与政治舆论的力量相比,只是一点微弱小光。在静处燃烧,最后归于沉寂。


《天才》:每个人内心隐藏着美丽的幻影

假如他的意识中可以说是有位上帝的的话,他也渐渐变成一种双重性格的人物或是善与恶的混合物——是最理想、最清高的“善”,同时又是最离奇、最卑贱的“恶”。他的上帝(至少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狂暴而恐怖的上帝,同时,又是一个恬静、完善的神明。
——《第三部 反抗》

混合着善与恶,混合着上帝与魔鬼,对于尤金来说,最理想、最清高的善是不是对美的极致追求,而最离奇、最卑贱的恶是对道德的背叛?肉体带来的青春力量也一定会带来迷失,带来病痛,带来邪恶,而当这种被追逐的美以欲望的方式展现的时候,对于尤金来说,只能以婚姻的背叛为代价。而当最后这种混合着狂暴、恐怖的上帝和恬静、完善的神明出现在尤金矛盾的的人生世界时,尤金反而以一种悔悟的方式重新回到了美的范畴和道德高地,这是救赎,广义的宗教救赎,形而上学的灵魂救赎,也是自我世界里那个美丽幻影的救赎。

却开始于一种死亡的悲悯。当安琪拉痛苦地挣扎在生产的病床上的时候,尤金似乎看见了人生的恶,“哦,天啊,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那并不漫长、却经历坎坷的人生在他面前,最后变成了死亡,变成了开刀,变成了失去知觉,变成了疼痛,变成了“她能活下去”的疑问,对于尤金来说,似乎一切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在回答大夫的时候,说出的那句话是:“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救她的性命。我没有别的希望。”让安琪拉活下去,远离死亡,对于尤金来说,仿佛是生活的一种完整状态,因为孩子就要出生了,自己就要成为父亲,而如果一个人的生是伴随着另一个人的死,如果生命的意义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死亡之上,那么那么美,那么道德,那么艺术,还有什么作用?这种对安琪拉面临死亡的悲悯恰是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悲悯,”由于他的欺骗,他的不可靠,他的游移不定的性情,她才落到这步田地的。“这是死亡之因,尤金内心受到的是自我的谴责,但是这样的谴责依然以安琪拉生命的终结作为背景的,当他说出“我真对不住你”这句话,当他发誓“我会照护她的”,他其实完成了一种从恶到善的救赎,完成了自我的命名,完成了人生的界定——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叫“安琪拉”就是让死去的妻子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死亡是为了重生,重生是为了告别罪恶,在尤金的救赎里,这是一种轮回。

似乎一切都向着善的方向前进,甚至在艺术道路上,尤金也凭着自己的创造力,在矛盾的幻想中创作了一张充满鲜明有力生活的画,一万八千块的价格刷新了他从事绘画创作以来的最高价,也预示着生活的回归,而在尤金的心里,似乎这样一种对于美的追求始终没有泯灭过,而当和苏珊暂时分开一年的等待变成了分开五年后的相遇,那种欲望,那种青春,那种至死相守的疯狂都变成了留在心里的一道美丽幻影。纽约第五大街,是重逢,却是陌生的重逢,“他竟然不认识我了,再不然他现在痛恨我了。哦!五年就变成了这样!”苏珊的世界里,尤金仿佛已经走远,而在尤金的内心,却有着一种报复的想法:“虽然我不能确定,嗯,即使是她,也去他妈的!我要使她得到她应得的创伤。”匆匆相遇,却又各奔东西,于苏珊来说,是一种隐隐的忏悔,而对于尤金来说,却是“决不让她知道我还喜欢她”的放弃,其实,在两个人形同陌路的相遇中,内心都依存着那一种既渴望又藐视的“美丽幻影”,像过去的影子,像未来的梦境,却始终不敢走近现实。

美丽的幻影,却终究没能完全逃脱恶的引诱,而对于尤金和苏珊那种反抗无果的生活里,救赎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幻影,约翰斯夫人在给尤金精神治疗的时候,引用的是以赛亚的话:“你们的罪虽象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朱红而变雪白,丹颜而成羊毛,都是对于罪恶世界的救赎,但是在尤金那里,上帝似乎一直都不存在,他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一种当代、形而上学探讨的概略既精神调合”,甚至就像一种暂时的安慰剂,让灵魂感受到某种震动,让自己从现实的遭遇中逃避,“逃避他的疑惑与失望的避难所”,这种用来保护被环境弄得血淋淋的心灵的绷带,从不可逃避的渺茫不定中包起来的套子,却不是永恒的,“宗教显然给了生活一个安身之处和一个名义——虽然那只是一个幻想。所以我们给带回到时间、空间和无涯的心灵那儿去——可是我们给当作什么呢?我们总是站在它们面前,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都归之于它们。”

德莱塞:内心的青春力量有时候是一种恶

只是一个安身之处,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对于尤金来说,那美丽的幻影隐藏着,却随时可能变成另一个魔鬼,在这个意义上,尤金的自我救赎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一种妥协,就像他面对苏珊母亲提出的威胁时,开始慢慢退步,慢慢接受,科尔法克斯搬出来的那些地位、权益、名誉,对于尤金来说,代表着现实,代表着生存,“他失去了这个一年两万五千块的真正优厚的职位。他上哪儿去找一个象这样的职位呢?还有谁——还有什么公司能出这么大的薪俸?除非跟苏珊结婚,否则他现在怎么能够维持河滨大道上的公寓?他怎么能保有他的汽车和他的贴身仆人?”一场和苏珊可能的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的爱恋,最后却要以这样一种身无分文的现实方式作为代价,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来说,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而这种疑问解构的正是尤金内心那个属于自己的上帝,如果一切的幻影变成现实,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失败,他的理想就会全部破灭,“不久,他就会没有汽车,没有河滨大道上的住所,没有职业,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结局,对于尤金来说,无疑是一个自己都无法预见的人生的开始,而当苏珊接受母亲分开一年的建议时,尤金虽然把这样的建议叫做陷阱,但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解除心中那个已经被撕碎的欲望,就像那个星象家的预言,第二次失败将会成为不可逃避的命运。同居,不是结婚,那种冲动对于尤金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加掩饰,是天性使然。不管是事业上从亚特兰大到芝加哥再到纽约,也不管是和丝泰拉、璐碧、芬奇、钱宁以及佛黎妲,对于尤金来说,都是在追逐着那个美丽的幻影,也不管是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还是对女性肉体的迷恋,在尤金看来,都是一种人生之美的写照,所以他一直生活在自我构筑的世界里,被幻影照耀,也终被幻影所淹没和吞噬。

“这个艺术家是个感情细腻而复杂的人物,他的感情是无法加以分析的。那时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尤金性格上的各个方面。他最重视的是美。随便哪一个姑娘,只要年轻、有着适度的情感和同情心,并且美貌,就会吸引住他一个时期。”这其实就是对尤金“艺术人生”的概括,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总是会以不同女性出现的方式映照出那道幻影,也总是会以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转折出这样的美丽,在世俗意义上,这就叫成功。亚历山大是年轻的,是有劲的,而芝加哥是真切的,是动人的,也是突出的,而在纽约,则是富裕的、冷酷的、苛刻的,不同的城市,活在不同的形容词里,对于尤金来说,也是不同的人生世界。而在这些不同的世界里,每一个出现在他面前具有无限诱惑的女性成为主宰他生活的主要因素。

在亚特兰大,他遇见的是丝泰拉,这是一种青春最初的懵懂,就像这个城镇一样,“差不多人人都对前途抱有希望。活着可真够劲儿。”十七岁的尤金在这里付出了自己对于女性的第一次爱抚,但是这种恋爱必定只是一个青春的起点,丝泰拉也无非是一个可远观的符号,而尤金也不会在这个城镇里度过一生,他的眼光在远处,在芝加哥。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主动追寻生活的意义,也第一次在这样的空间改变里看见内心里慢慢成长起来的自我上帝,“世界就是为了他的成功而创造的。他也就是为了要在世上成功而诞生的。这正是他应该做的事。这是“新世界的实体”,从刷炉工到房地产公司助理员,从洗衣店送衣服的员工到人人家具公司的收账汇报员,尤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在和女性的交往中,尤金第一次的性体验竟然是和在洗衣店工作的苏格兰小姑娘玛格兰·杜佛,这完全是肉体意义上的,没有任何灵魂的交往和共鸣,所以这个和女人风流韵事的先例“唤醒了他性格上的一种新癖好:“他爱女人,爱她们的曲线美。他爱容貌的美,往后更爱心灵的美。”这种美是模糊的,是冲动型的,不是理想,不是爱情,不是真正的美。

而在这个阶段,有两样东西改变了“新世界的实体”,一个是他第一次走进了展览会欣赏法国画家笔下的那些“色泽鲜艳的裸体画”,这肉体的写真却以艺术的方式进入到了尤金的欲望世界里,“这幅画向他表明了他这时理想中的女性——肉体的美。他一心一意地渴望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儿来对他钟情。”而模特作为写生画的裸体模特,一度打开了他这个欲望王国,但是那次聚会上,“从一群人人到另一群人,作为一种戏耍”的璐碧在他心里变成另一种欲望的代表,这是集体主义的游戏,而不是自我主义对美的欣赏,而住在黑森林的安琪拉的出现,似乎让他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找到了某种契合的美。她安静,她优雅,她美丽,她传统,这样的女人变成了尤金自我定义的婚姻的主角。从爱恋到婚姻,尤金似乎太早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框架,他甚至在事业并无发展的时候开始向安琪拉求婚。

如果尤金一直生活在芝加哥,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构筑他的婚姻,和安琪拉的生活或许是一种幸福,但是对于充满欲望的尤金来说,这远不是一个终点,他的下一站是纽约。“金钱,金钱,这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缺钱他不能娶安琪拉,因为他缺钱必须到更广阔的天地,但是也因为缺钱使他踏上了一条人生的曲折之路。纽约是巨大存在,“可是现在,他是孤独的,而这个大都市正在他四周喧哗,发出一片海洋般的大声音。他必须进去战斗。”不被湮没,就必须站立起来,像一个战士一样把城市当成敌人去征服。“人生是什么?”这是他在纽约的孤独和迷失中一直问自己的问题,而最后的答案是:热情,就像人体一样,必须要用一种热情来燃烧自己,“他起了一种热切的渴望,想把财富和名誉从世界的怀抱里夺过来。生活必须把他的一份给他。”燃烧的火焰里他念叨的一句话是:“假如我有财力……”尤金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又不断地创作,他的“天才”能力终于在纽约站稳了脚跟,而手里有了钱的尤金回到黑森林,和安琪拉举行了婚礼。

一切似乎都是顺利的,都在向着尤金内心越来越大的欲望前进,但是在这场表面上看起来坚贞而又幸福的的婚姻中,尤金的内心世界却越来越受到煎熬。其实在对于生活的理解上,安琪拉和尤金是截然不同的,尤金渴望的是自由的自我主义,而安琪拉却生活在被礼俗包围的生活里,这个比尤金大五岁的女人遵从着父母的教诲,坚守着保守的婚姻观,不能离婚,不能背叛,一生只能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是相异的两个人,那一次尤金从纽约返回黑森林,当拥抱安琪拉之后想要肉体的抚摸,却被安琪拉拒绝,这对尤金来说,变成了一种不安,甚至变成了一种逃避。而在尤金尚未走进和安琪拉婚姻殿堂之前,一个人在纽约的他就不断和女人来往,雕刻家芬奇和歌唱家钱宁,都给了尤金不一样的体验,这种体验中也有那种肉欲的放纵,两个性情、职业截然不同的女人,给尤金揭开了两种崭新的天地。这种欲望的满足对于尤金来说,却是一种伤痛,“你这么美、这么妙,而人生这么短促。”所以在这种悲观主义下,反而激起了尤金对于欲望更强烈的攫取本性,“生活必须把他的一份给他”,对于尤金来说,这是生活的新宣言,他必须把自己当成上帝,当成生活的神,不断地获得自己想要的。

而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在婚后生活中渐渐变成了一种恐慌,在尤金看来,把两个人扯到一块儿的,是欲念,而已经和自己结婚的安琪拉既不具备芬奇的品质、钱宁的才艺,也不具备那种肉体散发的欲望,结婚对于他来说成了一种义务,一种一旦取消可能将安琪拉推向崩溃甚至死亡的仪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和我结婚,我就只好自杀。我不能呆在家里。”所以尤金在痛苦中建立了家庭,更在不安中和安琪拉回到了纽约。但是重新回来的纽约生活却让尤金的生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尤金创作的作品在自己“需要的天国”巴黎展出,他“被内行的名批评家认为是个大艺术家”,这是艺术和人生的完美结合,但是也似乎到达了最高处,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他站在油画面前,握住画笔,疑讶不定,似乎再也创作不出画了,而他把这种身体的问题归结为纵欲,身体满足了欲望,但却不得不付出身体被损害的代价,这像是一种悖论,而尤金就是陷在这样的悖论中无法挣脱出来。

“恶毒的行为、尸居余生的生活、公然的强暴——这就是生活的特色。如果有谁失去了气力,如果生活不很厚道,不赋予才能,如果有谁生来不该受到命运宽容的照顾……其余的就都是苦难。”尤金在苦难中看到了死亡的深渊,在苦难中看到了永远的空虚,而安琪拉也发现了尤金曾经和其他女人暧昧的通信,她遭受了打击,“那帮下流、卑鄙、轻贱、自私、装模作样的家伙。她要她们瞧瞧。啊一啊!她多么痛恨她们。”而她对于尤金,也不再温柔,不再冷静,她吵闹,她大骂,在她看来,这种背叛是对于自己坚守的礼仪的挑战和摧毁,而在安琪拉的大吵大闹和自己身体的病态中,尤金陷入到恐惧里:“欲念、狡诈、自私、妒嫉、虚伪、毀谤、憎恨、盗窃、奸淫、谋杀、痴呆、癫狂、愚蠢……这一切和死亡腐朽占有着他的思想。四处都没有光明。只有邪恶和死亡大风暴。这些想头加上跟安琪拉的淘气、自己的不能工作、婚姻上犯了错误的感觉、以及怕自己死亡或是发疯的恐惧心理,使他过了一个可怕而痛苦的寒冬。”

可怕而痛苦的寒冬到来,尤金似乎想着自我的解救,这种解救激发的是欲望,十八岁的佛黎妲是“处女时期的妩媚”,是青春的美,“青春的美;十八岁的美!在他看来,没有它,生活就是一场笑话,一场卑鄙的争夺,一件牛马于的活儿,只有些愚蠢的物质上的琐碎东西,象家具、房屋、车辆和商店,全牵涉的一场为什么的斗争里?给更多的卑鄙的人造成一个住所吗?绝对不是!给美造成一个住所吗?当然!什么美?老年的美吗?……多么糊涂!中年的美吗?胡说八道!壮年的美吗?不!青春的美吗?是呀。十八岁的美。一点儿不差。这就是标准,世界历史证明了它。”在这种美的激励下,尤金从头开始,做散工,搬木段,就像他当初从亚达兰大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到纽约,重新从底层的生存中开始,一步步叩开财富和成功之门,当然这样的成功也包括对欲望的满足,已婚女人威尔逊仅仅以一条胳膊的诱惑就将尤金带向了“在春日的风光里去谈情说爱”的境地,可是他的面前永远有安琪拉,永远有婚姻的约束,永远有争吵和猜疑。在事业上,也在单纯追求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不断地跳槽,从《世界日报》馆到卡尔文出版公司,再到联合杂志公司,尤金的职位和收入不断增加,他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奢华,拥有了安乐和舒适,他结识当代的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觉得仿佛他的一生自然而然是属于这个完美境界的,在这个境界里,乡村别墅、都市华厦、都市和乡村俱乐部、华贵的饭店和旅馆、汽车娱乐胜地、美丽的姑娘、矫揉造作的态度、精妙的赞赏和完美的装置,一般总是分不开的附属品。”

这是真正的天堂,物质和精神完美结合的天堂,但是对于尤金来说,独守着妻子安琪拉似乎将他又推向了另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之中,那种青春的美在哪里,那种“处女时期的妩媚”在哪里,那种艺术的冲动又在哪?当他遇见“青春及美丽的奇迹”的苏珊的时候,似乎一切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看到灵魂与肉体都十全十美的苏珊·戴尔,他疯狂了——不是为了色情,而是为了爱。他要跟她一块儿,握住她的手,吻她的嘴唇,看着她笑,没有别的。”十全十美或者也是尤金的一种幻觉,是对于痛苦人生的一种疯狂补偿,婚姻的吵闹、艺术的失败,对于尤金来说,是青春力量的一种覆灭,所以他要在和苏珊的爱恋中找到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帝。但是他面对不仅是安琪拉,还有苏珊的母亲,在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和苏珊在一起的疯狂中,他全盘否定了自己的婚姻,而这种否定也是对于道德、世俗的否定。而苏珊选择尤金,只是为她的那种自由主义寻找到了一种寄托,她已经长大,已经可以去爱一个人,可以承担责任,所以她只想和尤金在一起,不需要结婚只要同居。

这当然无法被社会所接受,而这种疯狂也无非是两个人内心的幻影,在现实面前,这样的幻影是易碎的,从等待到妥协,再到放弃,这青春的美注定要被破灭,就像陷于权利的尤金一样,再也画不出一幅画,他被自己异化了,在失去理智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那个上帝还在。所以安琪拉最后以死亡的方式唤醒尤金心中的道德归宿感,也只是一种宗教性的玄想,是对于自己的逃避,而那个属于艺术世界的大门或者暂时关闭了,但是在尤金这样“彻头彻尾不敬神的艺术家”看来,暂时的安身之所也只是因为听从了内心那个恬静、完善的神明,眼前代表生命意义的小安琪拉就是“花一般的小姑娘”,就是“可爱的小娃娃”,就是美的最原初符号,这个符号里其实也没有世俗的那种约束,完全是尤金自己心中的美丽幻影:“她不太早结婚,那末他就可以拿她作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她的丈夫不会反对跟他住在一块儿。”

喧哗与骚动

编号:C54·1950311·0107
作者:(美)福克纳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10元
页数:493页

福克纳引用莎士比亚《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疾人如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书名,是其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悲剧阐述。作品中的“福克纳式诅咒”是对现代主义的一大贡献。实利主义者杰生、白痴班吉,以及悲观主义者昆丁,都像是与世隔绝者,天生充满恐惧与不安。大段的心理描写,不同人物的事视角使福克纳的小说艰涩难懂,让我们在阅读中同样充满“喧哗与骚动”。内收《喧哗与骚动》、《熊》。


《喧哗与骚动》:纯洁是一种否定状态

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了什么,罪人们啊?我看见了复活和光明;看见温顺的耶稣说: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弟兄们啊,弟兄们!我见到了末日的霹雳,也听见了金色的号角欢响了天国至福的音调,那些铭记羔羊鲜血的事迹的死者纷纷复活。
——《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

受难才能复活,死去才能重生,当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的复活声音在教堂里响起的时候,谁能看见罪恶与救赎,谁能看见复活和光明,谁能看见沉重的负担,谁有能看见那羔羊的鲜血?对于“康普生旧家”来说,一切似乎只剩下仪式,只剩下在牧师口中的“上帝的羔羊”,只剩下疾病、阉割和“黑鬼”,以及那燃烧的火光。“受罪的并不是你。”当康普生太太对黑人仆人迪尔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全世界的苦难都变成了一种历史和家族的重,变成了一个信仰意义上的罪,都变成了无法救赎而被阉割和失去童真的错,变成了“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妄。

鲜血和羔羊,在手捧着的那本《圣经》里,在牧师祷念的句子里,可是这被“现在”记叙的一九二八年四月八四,又剩下了什么?耶稣复活的那天,坟墓里“只见细麻布在那里”,而遗体已经不见了,而在小昆丁的卧室里,除了匆忙逃留下的一些乱衣物外,也是空无一物,这并非是一种象征,“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但是对于康普生一家来说,最后剩下的却只是一个残缺的肉体:“到如今只有那副百折不挠的骨架剩了下来,象一座废墟,也象一个里程碑,耸立在半死不活、麻木不仁的内脏之上,稍高处的那张脸让人感到仿佛骨头都翻到皮肉外面来了。”家族没有人在牧师面前“把羔羊鲜血的事迹铭记在心”,只有迪尔西,静默而虔诚地记住了复活的故事,看见了末日的霹雳,听见了金色的号角,而所有一切的复活都是因为“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

死者是另一个时间里的罪恶,而这样的时间里是不是都充满着喧哗与骚动?1898年大姆娣病了,1910年昆丁投河了,1912年康普生逝世了,而对于所看见一切的迪尔西来说,仿佛就是背负着这死去的沉重罪恶。“我看见了初,也看见了终”,在时间的长河中,并非是如此自始至终地展现死亡,但又如何去消除罪恶?而在时间之外,那些道德又如何变成新的罪恶,在复活之前“杀死了我”?

复活之前却到处是歌声,死亡的歌声,“迪尔西在唱歌。”三十三岁的班吉似乎总是活在另一个时间里,另一个时间里他三岁,另一个时间里他叫毛莱,另一个时间里他有自己的“坟地”,另一个时间里他闻到了树的香味。那一声“开弟”仿佛唤醒了另一个的时间,他听到了“凯蒂”的声音,“她有一股树的香味。”这一股香味永远停留在三岁的时间里,甚至是在1900年圣诞节前两天送一封情书的罪恶故事里,那味道也一直没有散去,所以当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当猫着腰钻过去,时间总是以真实的幻觉回到一个被阉割的孩子身上,但是这三十三岁的时间和三岁的时间里,总是隔着那一道栅栏:“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被阻隔的栅栏,就仿佛是两种时间的隔离物,当前和过去,死去和复活,即使看见,也必须透过,必须穿过,必须改名,必须冲洗,必须逃离。

“现在他的名字是班吉了。”从毛莱到班吉,似乎是将一个带有出生和母系属性的名字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他生下来的时候名字还没有用坏,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要把他带向一个“创世纪”的神话中?白痴班吉的改名无非是一种仪式,一种复活的仪式,甚至是一种死去的仪式,没有用坏的名字其实早就没有了家族的意义,就像他作为男人的器官没有了意义,“它们早不在了。你再这样,我们以后再不给你做生日了。”当班吉看到了自己被阉割的下身,就像永远听不到自己原初叫“毛莱”的名字一样,已经从自我历史中被抹去了。

福克纳:透过栅栏看见“家族的没落”

但是,班吉却还会哭泣,还会脱掉衣服看看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初”,而他似乎永远看不见自己的“终”——因为终已经被阉割了,三十三岁的终只被定义在三岁的臆想和梦境中,可是那种和家族有关的味道却被班吉敏感地闻到,“接着房间的样子显出来了,但我却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并没有睡着。我闻到了那种气味。”1912年康普生去世的那晚,他就在醒过来的时候闻到了“死”的气味。如此新鲜,如此陌生,却成为无法被抹去的“初”,那根吉姆草上也有味道,那一声“开弟”里也有味道,那撕破的衣服上也有味道,所有的味道在死亡之后都开始复活,“父亲把我抱了起来。他身上有一股雨的气味。”而被改名那天,班吉也闻到了昆丁身上的雨的味道,甚至威尔许,都有那种在时间里复活的味道,在当前和过去,在现实和梦境里,味道混杂在一起,就像时间混杂在一起,但是在这味道的集合里,却再也闻不到凯蒂身上树的香味。
那个没有味道的“始”其实早就写在了凯蒂的故事里,“我是要逃走,而且永远也不回来。”这是1898年的逃离,对于七岁的凯蒂来说,这仿佛是自我世界里的第一声抗议,而在班吉的世界里,这初的逃离就是对味道的背叛,“她打开她卧室的门,可是我拽住她的衣裙,于是我们走到洗澡间,她靠着门站着,盯着看我。接着她举起一只胳膊,掩住了脸,我一边哭一边推她。”凯蒂急急地从外面回来,急急地走进家里,那一个晚上再也没有树的香味了,第一次委身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对于班吉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开始,推进洗澡间,无非是要洗掉代替树的香味的香水味,洗掉身体上的罪。这是1909年的夏末,空气中已经没有了味道,对于已经在另一个时间里被定义、被阉割的人来说,班吉只不过象征着一种最初意义的罪,不是道德之罪,也不是信仰之罪,而是肉体之罪,看见的一切都是黑夜:“接着黑暗又跟每天晚上一样,象一团团滑溜、明亮的东西那样退了开去,这时候凯蒂说我已经睡着了。”

没有了香味,没有了月光,这沉睡的黑暗其实早就在昆丁的时间里出现过,“最后一下钟声也打响了。终于钟声不再震颤,黑暗中又是一片寂静了。”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的黑暗里,时间在逃离,那只从祖上传下来的手表是在复活着时间,还是在扼杀着时间?“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那嘀嗒嘀嗒的声音总是告诉昆丁时间活着,从祖父到父亲,时间一直没有死去,没有死去的时间是不是将改变复活的仪式,是不是会在上帝面前显出人类的愚蠢和失望?“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拉丁语,意为:归谬法)。”时间其实并非是荒谬的,而是钟表的荒谬,人类经验的荒谬,所以在这个“不间断地、永恒地、越来越有气无力地行进”的时间里,昆丁将钟表砸碎,玻璃碎屑布满了表壳,钟表碎了,但是时间活着,对于昆丁来说,无非是从一种荒谬走向另一种荒谬,那橱窗里还有在走动的十几只表,即使被砸坏了也可以再次被修复。当时间必须在谬误的人类经验中被证明的时候,昆丁的征服和逃离最后都只能以一种下沉的方式结局。

“只有铁熨斗才会浮起来”,这无非是昆丁荒谬的命题,当身体投向那水中的时候,那骨头一定会沉向河底,就像把钟表砸碎了之后,时间永远不会在那个夜晚死去。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耶稣也没有妹妹,所以在关于对凯蒂童真的救赎中,昆丁只能看见那一个溺死的黑影。父亲说,童真是男人想出来的,就跟死亡一样,仅仅是一种别人都有份的事儿,所以这便是世界上一切事情的可悲之处,“所有的事情,连改变它们一下都是不值得的。”凯蒂委身于一个男人,失去了贞操,但失去的似乎就是被男人定义的贞操,童真是达尔顿·艾密司口中的“都是骚货”,是赫伯特·海德口中的“什么道德原则去他娘的吧”,是“躺在桌子上每只角上都点着一支蜡烛两朵假花捆在一根玷污的粉红色吊袜带上”的那封结婚请柬。“凯蒂你可不能结婚,你有病啊。那个流氓。”当昆丁对凯蒂说出这一句忠告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总得嫁人呀。”嫁人、结婚,和童真有关吗?而那次委身的经历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女人从来就不是童贞的。纯洁是一种否定状态因而是违反自然的。伤害你的是自然而不是凯蒂,于是我说这都是空话罢了。”凯蒂从自然中被剥离出来,而“我总要嫁人”似乎又回归到了自然,而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对于昆丁来说,却是一种信仰的彻底覆灭,是一种爱的彻底沦落,纯洁永远在一种否定状态中,它带来的是背叛、是逃离,以及自灭的死亡。而在昆丁的世界里,纯洁的火焰燃烧起来,便是超越死亡的肉体之美,“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超越死亡。到那时你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到那时我们两人将处在纯洁的火焰之外的火舌与恐怖当中那支箭没有移动位置却在逐渐变粗,接着一条鳟鱼猛地一扑舐走了一只蜉蝣,动作幅度虽大却轻巧得有如一只大象从地面上卷走一颗花生。”

所以在那个孤独的夜晚,昆丁所看见的是浮出水面的荣耀之主,“再过片刻,那两只熨斗也会浮起来的。我把熨斗藏在一边的桥底下,然后回到桥上,靠着栏杆。”水面上的铁熨斗,仿佛是一种召唤,让他决意于从桥上跳跃下去,看见微光,看见波澜,看见沉睡中睁开的眼睛,看见火焰的燃烧,看见女人周期性排泄带来的微妙平衡,而那个意大利女孩,在昆丁的世界里成为了另一个“妹妹”,给她面包,带她回家,而即使被逮捕被审判,也在生活的“终”里看见纯洁的火焰在燃烧。凯蒂的离开,对于昆丁来说是爱的覆灭,但是却在另一种死亡方式中找到了自己,“我干过的一切也都成了影子,我感到的一切为之而受苦的一切也都具备了形象,滑稽而又邪恶莫名其妙地嘲弄我。它们继承着它们本应予以肯定的对意义的否定,我不断地想,我是我,不是谁,不是不是谁。”尽管像砸碎钟表阻止时间一样荒谬,但是在“Non fui.Sum.Fui.Non.sum.”中变成了一种救赎,过去不存在,现在存在,过去存在过,现在即将不存在。在于不在之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其实只是那一片归于寂静的黑暗,那不再震颤的钟声。

“正是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你们才能复活;我死去,为的是使看见并相信奇迹的人永远不死。”但是在昆丁看来,永远否定状态的纯洁在1989年凯蒂的离开宣言中就已经不存在了,投河寻找上浮的荣耀之主,对于昆丁来说,却像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可是当一切的肉体之爱都覆灭之后,谁还会在复活的路上听见时间的声音?而当时间又指向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的时候,当三十三岁的班吉在“初”,迪尔西的祈祷在“终”的时候,复活也变成了一个只有苦难的名词。“我早说过,天生是贱坯就永远是贱坯。”杰生对着凯蒂的私生女昆丁说着关于罪恶的话,一切似乎都和金钱有关,都和财富有关,“你的血从来都是冷冰冰的。”这是现实里的鲜血,不是羊羔的鲜血,对于黑人,对于女人,似乎都在这一种冷冰冰的故事里成为罪恶的代名词。杰生说:“吃饭的时候一厨房都是黑鬼,都得让我养活。你们就光会跟着他满街溜达,等到我想换一只轮贻,就只好我自己动手了。”杰生说:“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原则:绝对不保留女人给我的片纸只字,我也从不给她们写信。”对于杰生来说,家族的印记已经渐渐在他身上抹去,不像昆丁一样在哈佛求学,凯蒂的丈夫赫伯特也没有给他在银行做事,“我只求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让我把自己的钱赚回来。等我赚回来了,那就让整条比尔街和整个疯人院都搬到我家里来好了,让其中的两位到我的床上去睡,再让另一位坐到我餐桌的位于上去大吃大喝好了。”对公平的追寻在杰生那里,其实变成了疯狂的报复,凯蒂给他50块钱只能看小昆丁一眼,那些寄给小昆丁的信却早就被杰生拆开拿走了里面的钱,而在小昆丁翻墙出去的时候,他也跟踪她,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而那一笔不见了的钱其实无非是自己制造公平世界的一个报复的象征:“这笔给抢走的钱,是他用来补偿自己没到手的那份差事的损失的,是他花了好大心思;冒了很多风险才弄到手的,这笔钱象征着他丢失的那个差事,最最糟糕的是,使他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下贱的丫头片子。”
 
一九一零年二月六日,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是基督受难和复活日,那些死亡和复活,那些道德和罪恶,那些童真和死亡,在被重新书写的时间中讲述着关于康普生家族的荣辱,从1699年至1945年,从一个被废黜的亚美利加王到一无所有的贱民,康普生家族的时间表上,有着荣耀和权势,也有着没落和颓废,从“康普生家”到“康普生旧家”,“康普生家的任何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这种荡然无存的痕迹并非是一种真正的死亡,那朝不保夕的贞操,其实无非是一种家族的荣耀观念的失落,当昆丁用死亡来牺牲自己寻找归宿的时候,他爱的只是死亡,而对于杰生来说,荣耀观念就等同于财富和权力,“他完全不把上帝这样那样的教诲看在眼里,考虑的仅仅是警察会怎么说。”牧场、姐姐和火光都在那个世界里失去,却又重新“复活”,只是这样的复活已经没有了信仰的意义,“耶稣又不是您弄复活的,是不是?”康普生太太无非是一个另一个荒谬的利己主义者,上帝不在她心里,只在那敲响的钟声里。所在康普生家族的时间里,那消除罪恶的羔羊的鲜血,有时是失去童真流出的血,有时是女人自然生理周期性中的平衡之血,有时却是追逐财富头撞在铁轨上流出的血,而这些血和死亡一样,将康普生的家族历史,一层一层掩盖住。而唯一探出脑袋看见这仪式的,是活在自己三岁时间里的班吉,罪恶和死亡都过去了,苦难和疼痛都过去了,肉体和信仰都过去了,甚至白人和黑人的故事也都过去了,最后的“喧哗与骚动”里已经没有了栅栏:

那支折断的花耷拉在班的拳头上,建筑物的飞檐和门面再次从左到右平稳地滑到后面去,这时,班的蓝色的眼睛又是茫然与安详的了:电杆、树木、窗子、门廊和招牌,每样东西又都是井井有条的了。

南方与北方

编号:C37·1941211·0085
作者:(美)盖斯凯尔夫人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707页

与简·奥斯丁、勃朗特一样,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也同样沾染上了19世纪英国宫廷式的陈酸气味,其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上仍透出“小家碧玉”式怨叹。背景的宏大与主题的世俗使其无法获得与《乱世佳人》相匹敌的影响力。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恋爱无疑在宫廷女子的宗教虔诚与心灵开放的矛盾中,正如第一章所引用的苏格兰民谣:“有人钟情,出了阁,生活下去。”

巴塞尔的钟声

编号:C38·1941112·0077
作者:(法)阿拉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15元
页数:415页

达达运动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的个人生活历经坎坷,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的抗争,《巴塞尔的钟声》中仍是这个表达主题:妇女问题,警察内幕和工人运动,是对整个法国社会至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写照。与他的超现实主义 歌相比,他的小说更有力量与才华。


《巴塞尔的钟声》:她摆脱寄生和卖淫的生活

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我们之所以奋起反对屠杀,这并能是因为我们自私懦,不能为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理想付出最大的牺牲。我们经受过资本主义苦难生活的磨练,经过这种磨练,我们都成了女战士……
——尾声 克拉拉

巴塞尔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这是危险的钟声,这是战争的钟声,这也是革命的钟声。在大教堂外的有群众,有叛徒,也有革命者,而当克拉拉·蔡特金的声音像钟声一样传播开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取代饶勒斯演讲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她更是一个女战士——“她是属于未来的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今天的女性。”反抗屠杀,投入战斗,甚至“能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并转化为一种行动,向着资本主义苦难生活表明了最后的态度。

但是一九一二年绝非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未来的起点,“新的浪漫曲从此开始。骑士小说已告结束。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阿拉贡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这样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是那个骑士小说的时代呢,那个有着男女尊卑等级的爱情呢?那个有着龌龊故事的时代呢?它们并不会立即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消失,当然也绝非随着蔡特金的那句宣言而埋没,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阿拉贡只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指出了巴黎女性的方向,只是用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取代另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有时候敲响的战争的号角,有时候敲响的徒劳的祈求,那一句“我向生者呼吁,我为死者哭泣,我要消灭灾祸!”有时候反倒成了一场新酝酿战争的前奏,当饶勒斯说出“大钟的响声总是向人的的良心发出呼吁”的时候,那种对于良心的召唤实际上成为人类另一种不幸,声音像子弹一样在呼啸,“生者——在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以此自诩呢?如今一切都已岌岌可危,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生者变成死者。”

是的,曾经有那么多生者,变成了死者,有那么多的呼吁变成了哭泣,当一九一二年成为未来的起点,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成为女战士,它们仍然是妻子,仍然是母亲,仍然在男尊女卑的爱情玷污下生活,仍然被金钱统治,仍然经受苦难生活的磨练,甚至,有时候甘愿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倒回去,如果从蔡特金理想主义的女性角色出发,在更大的天地里,在更久的时代里,她们依然是未醒的生者,依然是哭泣的死者。而阿拉贡为其他的女性贴上了两个名字的标签:迪安娜和卡特琳,或者在和蔡特金组成的女性三部曲中,她们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只有在女战士的宣言中,她们才可能被重新再造。

对于阿拉贡来说,“再造”绝非是简单抹去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固有的女性属性,当然,也不是一种终止生活的放弃。在女性三部曲里,阿拉贡试图用一种生活的还原来终结旧时代,用自我的指向表明无产者的革命方向,所以在迪安娜和卡特琳身上,阿拉贡提供了巴黎社会的背景,而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看见她们的软弱、无知、迷惘和蜕变。在迪安娜身上,交易的符号贯穿着她的婚姻生活,十九岁离婚,对于她来说,是一笔丰厚的年金,从她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写在迪安娜身上的标签,而在此后几乎和所有男人有关的故事里,她都加深了这个标签。“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似乎成为迪安娜生活的一个写照,对于她来说,睡觉似乎是展示生活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睡觉生活里,她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男人必须拥有财富和权力。

路易·阿拉贡:听到了1912年巴塞尔的钟声

在和已经离婚的罗马内订婚之后,她又和制糖大亨吉尔松-凯内尔认识,而认识之后,也成为他的未婚妻,而对于罗马内,她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他不理解象我这样年龄的女人到底需要什么。除此之外,他对家庭没有感情。”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只是那种“适合登在画报头几页的理想人物”,而面对有妻室的吉尔松·凯内尔,她展示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欲望,自己对于金钱的依赖。而这种所谓的爱情也从来没有持久性,在一次谈生意的晚宴上,迪安娜又结识了乔治·布律内尔,而在三个月没有露面的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在爱尔兰举行了婚礼。

“布律内尔一家人搬到奥菲蒙路,迪安娜的梳洗用具都是金质的,所以放在大厅里。有人猜想迪安娜在的的盥洗室里大概用瓷盆洗浴。”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写照,而布律内尔绝非是简单的工业大亨,他利用自己家里的赌博场所揭结识了一大批要人,其中就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对于布律内尔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进入巴黎的政府部门,从而掌握权力,所以他需要成为议员,然后成为部长。而对于迪安娜来说,这也绝非是一个终点,她有一个对待自己像父亲般慈爱的道尔士上校,有拥有据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的梅赛德斯牌汽车的维斯纳尔,甚至和大使馆的塞尔维亚秘书勾勾搭搭,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并不是欲望的终结。

在布律内尔家里,当那一声枪响的时候,皮埃尔·德萨布朗成为权力交易的牺牲品,“萨布朗一家和共和制下的法兰西旧贵族都有联系。他们对这种沉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因为布律内尔家在政界有关系。多硬的关系啊!”而为了圆这个谎言,迪安娜主动出击,把皮埃尔·德萨布朗之死说成是对于自己觊觎而失败的羞辱之死,而完全掩盖了为维斯纳尔、克洛兹和白里安效劳的布律内尔的丑脸,和皮埃尔的哥哥德萨布朗上尉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她甚至以自己的色相诱惑,“罩在内衣外面的短披肩敞开了,仿佛可以看到她的胸脯在跳动。”而皮埃尔的故事完全被虚构成一个对迪安娜非分之想的道德恶作剧,“总之,皮埃尔一再地纠缠,他对我们私下里纯洁无邪的来往已经感到不满足了。”而最后迪安娜似乎用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皮埃尔之死的惋惜:“就像你们整个的社会,你们的谎言,你们的陈规旧习一样,都是大大的错误。可怜的皮埃罗!为什么我没有干脆就做了他的情妇呢?”

像兄长一样跟你谈谈,在雅克·德萨布朗面前,迪安娜完全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博得了他的同情,而雅克对于面前的这个女人,用了“圣洁”这个词形容,而同样说出这样评价的是维斯纳尔:“亲爱的,迪安娜是懂事的,迪安娜比你更懂得什么叫生意。”生意,对于布律内尔,对于维斯纳尔来说,就是永恒的主题,而对于迪安娜来说,她获取的是另一种感官和金钱的享受。而对于布律内尔来说,皮埃尔·德萨布朗案件只是成为他向上的一个砝码:“巴黎各界的头面人物都认为迪安娜是受害者,乔治是与事件无关的,皮埃尔·德萨布朗也不再是悲剧的主角。”而作为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其实一直有着一种“寄生虫”哲学来支撑他的人生之路:“我们都是寄生虫。为什么不承认呢?我对这种看法的毫无反感。做一个身上有寄生虫的畜生,比牲口背上的寄生虫又好在哪里呢?”时代造就了社会的分工,造就了生意,造就了贵族,但是在这新的时代里,“寄生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高级形式,而未来就是寄生生活的世界,问题在于要不断地创造寄生的新形式!”所以应该为寄生虫的生活干杯,而实际上,在道尔士的安排下,布律内尔渐渐失去了地位和权势,并且成为市井小人的代表,而这一切只为了让迪安娜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当迪安娜的阑尾手术折磨身体之后,布律内尔和她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当维斯纳尔问失去了优势的布律内尔“用什么来补偿我”的时候,布律内尔还厚颜无耻地说出了“我的老皮”,而维斯纳尔的回答是:“你的胆量倒不小。首先,你的老婆,我已经占有了;其次,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也没有老婆了。”

维斯纳尔早就占有了迪安娜,“他并不想娶迪安娜。跟她还能再睡几年呢?并且这也会使入变老的。”所以对于迪安娜来说,她其实更是一个牺牲品,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她似乎永远有着变幻和勾引的手段,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爱情,得到真正的幸福,她沉溺在欲望和金钱世界里,成为男人的工具。而在迪安娜的对面,却站着一个处处独立,处处不委身于男人的女人,她就是阿拉贡贴上标签的第二个女人:卡特琳。

“所有的女人都是奴隶。”这是卡特琳反抗的一种信号,对于她来说,男人代表着一种权威,一种压迫,就像沙皇,所以她极力赞扬巴尔干半岛以罢工来反对战争的工人,把向沙皇扔炸弹的农民当成是英雄,而在男女关系上,她也一直认为男人总是以主子的身份来指责女人,来控制女人,所以女人不能结婚不能成为男人的压迫者。尽管母亲周围是一片情欲的光晕,尽管漂亮性感的姐姐的身边总是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男人,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她一直不想踏入到男女之间的纠葛中。十岁是岁男人有火热的好奇心,十四岁时有个激进派向她求婚,但是对生育有模模糊糊恐惧感的卡特琳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不能爱雷吉斯。”对于她来说,尼采般的意志力控制着她:“不管是道德方面的或是其它方面的,使她不愿委身于人,而主要是有一种社会的因素的牵制住她:她不愿意做某个男人的妻子,她害怕一旦委身于人,就要由他来主宰。”她想要的是男女的平等,想要的是一种改变现状的革命:“卡特琳之所以热衷于革命,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革命,终于也有妇女参加了。将来头几项革命措施就是废除婚姻,堕胎合法化,给妇女以选举权。是的,甚至包括选举权,尽管那时也许不再选举了。”

但是不管是戎根,还是德委兹,不管是蒂埃博还是利贝尔塔,在他面前的男人尽管有着不同的思想,有着不同的行动,但是对于卡特琳来说,似乎都难以逃脱她心中那种固有的男女关系,“不,我亲爱的,我不能做你的妻子,因为你脸上的肌肉抽动。”她对德韦兹这样说,而当她和蒂埃博在一起,说着不信上帝的想法,说着自己的生活,甚至可以和他睡觉,但是在身体的欲望之下,卡特琳对于女性革命意义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一九〇五年俄国在远东的失败让卡特琳感受到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巴黎的现实,依然让她无法看到憧憬已久的前景:“偷情寻欢的事有过三、四起,但这种私情后来全被她抛弃;因为她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享乐都无法掩盖生活、思想,社会奴役的烦恼。”

这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奴役,是自己被警察当成妓女,是怀孕的朱迪斯之死,是爱情中充满的欺骗,“可是,她马上就觉得爱情中充满欺骗。爱情,那等于突然听从一个男人的摆布。可能她也得跟其他的人一样,面临的是奴役,漫长的时日,坐在窗帘后面绣花。”所以在这样的奴役面前,卡特琳是消极的,她宁肯在不珍爱身体的生活里自我沉沦,自我麻醉,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像年过四十的母亲一样生活了。甚至卡特琳在等待一种死亡的降临,在她面前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当保罗和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卡特琳把这种自杀称作是一种有人情味的行为,“说实在的,他们和她是同一样的人。”因为这就是一种自由,“她心目中的自由,无非是能够不劳而获,游手好闲那种可怜的自由,而她却一直被人生这个伟大的字眼儿拖曳着。”所以为了不被那种伟大的字眼儿拖着,卡特琳站在了塞纳河边的米拉波桥上,准备用这样的方式制造生命的“人情味”。

但是汽车司机维克多救下了她。对于卡特琳来说,维克多的出现并非是生命的解救者,更是思想上的救赎者。作为社会党的中坚力量,他批判了拉法格这种人情味的自杀,“请你相信,拉法格的自杀,是他用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工人阶级。”在他看来,有产者才自杀,而对于那些无产者来说,唯有通过革命,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他带着卡特琳到劳工联合会,参加会议,并且高唱《国际歌》,“我们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消灭劳动,而是要消灭游手好闲。我们希望不要劳动得送了命,但是我们不希望不劳动。”在维克多的革命斗争思想下,依靠着母亲每月从巴库寄来的支票生活的卡特琳,似乎在男女关系上依然寻求一种独立。“你知道,我说的结婚——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生个孩子吧。妇女人人都是如此,也没什么可争辩的。”维克多拥有自己的家庭,对于结婚似乎也是按照平等的思想构筑的,但是妻子让内特流产却让这种结婚思想受到了挑战,从那流出来的鲜血中,他仿佛看见了社会的痼疾。“社会就象一台血淋淋的机器,人如同被割断的手指一样,在这台机器上被绞得粉碎。”

这无非是一个譬喻,不管是对于维克多,还是卡特琳,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流血的社会,在不同的男人世界里,卡特琳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属性,“这一个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曾经使她亢奋得喊叫,却没有能使她内心动情。”而当她因俄国籍被驱逐出境两年不得居留的时候,实际上更把她推向了一种不公平,这超越了男女不公平的现实让卡特琳学会了反抗,当与迪安娜已经离婚的布律内尔强暴卡特琳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扬起了愤怒的拳头,当蒂埃博少校要求卡特琳做自己妻子的时候,卡特琳也断然拒绝了将自己释放的少校,最终,她被驱逐到比利时。

但是,没有看到维克多似乎成为她蜕变的一个遗憾,而当一九一二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卡特琳终于来到了巴黎。在这个国际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混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这里有想要重新征服巴黎、改名为布鲁内利的布律内尔,有最终在十八个月后把欧洲无产者出卖给军阀的民主党领袖,有呼唤良心发现的饶勒斯,更有不明真相无数的群众,那本巨型的书上写着“放下武器”,实际上是对于革命的一种妥协,那些叛徒,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人,正在敲响的巴塞尔钟声里制造新的恐怖:“巴塞尔的钟鸣并不表明欢乐,而是自中世纪以来就多次响起的危险和战争的报警声。这声音和公共建筑物上的红色旗帜形成对照。”这警报声和饶勒斯的良心演讲,把革命带向绝望和惊慌,似乎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而德国老妇人蔡特金的出现,完全成为阿拉贡最理想的女性化身,她不像迪安娜一样成为金钱的附属,也不像卡特琳一样,“却只影影绰绰、朦朦胧胧地看到人类的影子。”而克拉拉·蔡特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完全成为一九一二年这个时代到来的标志,“我把克拉拉·蔡特金当做一个榜样,而且我时刻都会想起她。”

蔡特金被推上了革命的制高点,她的声音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响彻在这个时代的上空,响彻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而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就是在一种战斗的状态下创造生命的价值,创造时代的浪漫曲:“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

圣女贞德

编号:X38·1941103·0073
作者:(英) 萧伯纳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7年8月第一版
定价:7.15元
页数:731页

“他的无优无虑的安乐态度不过是一种策略:他必须哄得人发笑,这样人们就不会想到拉他去上绞刑架了。”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颁奖词对萧伯纳的幽默风格给予了幽默地回答。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使萧伯纳的戏剧在揭露问题之后以妥协的方式宣告矛盾的解体,这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无奈和局限。但萧伯纳毕竟是一个作家,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对社会它只是提醒,而后若无其事。


《圣女贞德》:我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

人人赞美我,我就要受难了!我要你们记住我是一个圣人,而圣人新能够创造奇迹的。现在告诉我,我可以重新复活、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中间吗?
——《圣女贞德》

重新复活的贞德出现在那场烧死自己的大火之后,二十五年,或者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当蔑视宗教的吉尔·德·雷斯已被绞死,当科雄的尸体从坟墓里拉出扔到阴沟里,当不想当国王的查尔斯成了“胜利的查尔斯”,一切的秩序都已经被颠覆了,但是贞德喊出的“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中间”的期望,却只不过还是一个虚幻的梦,她已经不是指挥战争的胜利者,不是背叛宗教的女巫,甚至也不是“另一个上帝”的异端,而是圣女。那列出的四大谬误是对于贞德之死的平反,但是对于贞德来说,她被神圣化,就像二十五年前被妖魔化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十字架因纪念我而神圣,并不是有了十字架才使对我的纪念神圣化了。”这种神圣化并不是永恒,也不是作为一个女人活得更久的象征,这只不过是教会按照常规进行的审查,只不过是对于一种阴谋的掩盖,“她具有崇高的美德,被赋予上天的启示,因此,战无不胜的教会特称呼崇敬、神圣的贞德为圣女贞德。”不管是主教还是过国王,都在颂扬一个二十五年之后被平反的圣女的时候,对于贞德来说,却依然是一个受难的开始,因为颂扬本身就是对一种信仰的亵渎,对于贞德来说,她只想成为一个和上帝站在一起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但是这个活生生的女人在二十五年前却是一个无视传统、无视教规的违背者,却是一个损害教会利益将自己当成上帝代言人的异端。

“这是我的上帝让您发出的命令。我的上帝是天堂里的国王。为奥尔良解围!”在贞德看来,在那场战争中,她必须以上帝的名义站出来,必须以上帝的力量成为解救者,她需要盔甲,需要军刀,需要战士,需要勇气,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当成上帝的使者,在她的耳边是圣女凯瑟琳和圣女玛格丽特的声音,“她们真的和我说话的。我听到一些声音,它们来自上帝。”而且在贞德那里,上帝的意志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解放,“他们也是人”,是对敌人的一种肯定,“上帝创造的英国人和我们都一样。而且上帝也给了他们国土,给了他们语言。他们进犯我们的国土,还想使用我们的语言,这都不是上帝的意志。”所以即使能够获胜,也不是去征服英国,不是去说英国人的语言,不是住在那里,否则魔鬼就会附身,“等我老了以后,一想到我做过的坏事就会发抖。”而对于国王查尔斯来说,他只是一个胆小的人,对于王位,对于国家,他只是想逃避这一切,“我只希望谁都不来打扰我,让我用自己的方式消遣、享受。我从来没想过当国王,是他们强迫的。”而在贞德看来,王位是上帝赋予的责任,她必须指挥军队完成上帝的旨意。

对于贞德来说,真正的阻力来自教会,在大教主那里,她是一个女疯子,她参加战争只不过是一个诡计。“她把上帝的启示带给查尔斯,而教会只能呆在一边。她要在兰斯大教堂为查尔斯加冕;是她,而不是教会……她说话的时侯提到过一次教会吗?从来没有。总是上帝和她自己。”实际上,并不是贞德口口声声代表上帝令教会害怕,而是贞德作为一个牧羊女,却要以上帝的名义重建国家的秩序,这是一种摒弃教会中介的信仰原则,摈弃贵族封建的政权组织形式,科雄主教和沃里克爵士把贞德所预示的这两种危险倾向命名为“新教”和“国家主义”。“撒旦要诅咒,就要诅咒全人类的灵魂。教会始终在提防这一可怕的企图。在我看来,这姑娘只是这个企图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在科雄看来,她不是女巫,她是异端分子。

实际上,在贞德的心里,当她站在战场的时候,她身上已经完全去除了世俗的属性,“我现在是军人,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女人看。我也不想穿女人的衣服,不喜欢女人喜欢的东西。她们总是幻想着情人和金钱,我幻想的是指挥冲锋和放大炮。”当她穿上盔甲,当她手拿军刀,当她指挥军队取得胜利,她实际上越来越远离世俗对她的定义,而这种状态便是孤独,“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从来没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国家是孤独的,上帝是孤独的,在我的国家和上帝的孤独面前,我的孤独算得了什么?我现在明白了,上帝的力量正在于他的孤独。”而只有这种孤独,使她更觉得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也使她越来越走向被定义的“异端”——“异端就将毁灭教会和帝国。”所以当贞德撕掉那张返回到世俗秩序的纸时,迎接她的便是那熊熊的大火。

萧伯纳:信仰社会主义的素食主义者

和魔鬼交往,她是女巫,穿男子的服装,是下流和邪恶,当德斯蒂韦宣布这两条令人发指、亵渎神灵的罪状时,那大火已经将一个民族英雄还原为受煎熬的肉体,但是在这肉体被惩罚的时候,德斯蒂韦却感受到了一种救赎,“火在我周围升起的时候,她发现如果我在她跟前举着十字架,也会被火烧死,她就警告我赶快离开,别被火烧着。”在死亡面前还想着别人的安慰,这不是魔鬼,所以当十字架从贞德的眼前拿走的时候,德斯蒂韦给了贞德一种救世的安慰,“这不是她的生命的结束,而是她的生命的开始。”为此就在贞德被烧死的二十五年来,他每天都向上帝祈祷,为的是“愿他的女儿在尘世间也能得到她在天堂里所得到的正义。”上帝的女儿,在尘世中得到正义,这或许也是贞德所希望的,但是大火已经燃烧在那个邪恶的时代,贞德的死意味着新教之死,意味着“国家主义”之死,也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之死。当贞德被平反为“圣女”,这二十五年的聚会就像是一个后来人故意设置的戏剧,以非历史的虚构方式为“一个人的宗教战争”寻找解救的方式。

但是这种解救却依然是悲剧性的,当贞德获得了“圣女”的称号,当曾经反对的人开始赞美贞德,并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当面对贞德如果还面对同样的情境会不会还被烧死的疑问时,那些人依然选择了肯定的回答,“异端分子总是死了的好。活人的眼睛分不出谁是圣人,谁是异端分子。”圣人和异端或者只是不同的称呼而已,当所有的人从贞德面前退出,也就意味着从历史中退出,而最后一名守约的战士也最终离开贞德的时候,她又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对着上帝发出孤独的声音:“噢,创造了这个美好世界的上帝呵,它何时才肯欢迎你的圣徒?需要多久,啊上帝,还需要等待多久?”

赞美是新的受难,不肯穿上女人衣服的贞德似乎只有在作为一个工具之死之后才会想到以活生生的女人返回到世界,这是贞德的想法,或者也是萧伯纳理想,但是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个“奇迹”,它不在历史里,也不在传统的故事里,它被放在“跋”里,这是一种隔绝,而这种理想化的隔绝无非是“在一个对真正的英雄主义极为不利的时代里的英雄主义”,而实现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复活,但是复活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不仅是贞德的难题,也是萧伯纳的难题。

“我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对于萧伯纳来说,贞德的死和复活并非是在英雄的意义之上,而是在一种“生命力”的意义之上。喊出这句话的是《人与超人》的唐璜,这个出现在夜色中,出现在地狱中的唐璜,却发出了新的时代的声音。“地狱是荣誉、孝心、公正和七大美德里其它美德的归宿。世上所有的坏事都是打着它们的招牌干的,地狱不报偿它们,那又该哪儿来报偿它们呢?我不是告诉你嘛,真正受咒诅的是那些在地狱里感到幸福的人。”地狱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被人间和天堂虚构的场所,而在所谓的人世间,那些荣誉、小心、公正和其他美德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东西,爱过的女人代表爱情还是欲望?杀死敌人代表着英雄还是荣誉?在这个被魔鬼统治的世界里,唐璜对于死亡的解读就是对于人间骗局的击穿,“重要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使我们堕落的也并不是杀人和死亡,而是苟且偷生,接受堕落的工资和利益。十个死人也比一个活着的奴隶或其主人强。”而在男人和女人的职责中,他更是把男人当成是女人“生育和抚养子女的一个工具”,这种被安娜称为“野兽主义”的论调其实暗含着唐璜把男性从属地位解放出来的欲望,而要解放,就必须爆发出“生命力”,就必须具有生命的意志:“他在沉思冥想中去发现世界的内在意志,在发明中去发现那种意志的手段,并在行动中用这种发现的手段去按那种意志做。”唐璜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而是哲人。而他把自己命名为纯粹有理性的动物,命名为一个思想家,命名为生命的崇拜者:“这地种至高无上的目的使我觉得:爱情不过是瞬间的快乐,艺术不过是借我能力的熏陶,宗教不过是懒惰的借口,因为宗教树立起一个观察世界并认为世界不错的上帝,这同我的本能正好相悖,我用我的眼光观察世界并认为世界还可以改进。”

这是一个大写的人,即使有自己的快乐,有自己的健康,有自己的财运,也并非是幸福,而“使我成为‘女人’俘虏的并不是对她的爱,而是精疲力竭。”婚姻是人类制度中最放荡的一种,在唐璜的世界里,所谓地狱,只不过去除人世间的放荡,给人一个重新复活成为活生生具有生命力的人,而这个梦醒来的时候,泰纳尔就喊出了“生命力来了”的声音,这是返回到现实的一次转折,作为富闲阶级会员的代表,写作有《革命者手册和袖珍指南》一书的泰纳尔诗歌夸张而热情的人,当他成为安的监护人之后,他似乎觉得摆脱了和安那种“孩子般的同盟”的爱情,这种同盟具有创造力,但是也具有毁灭力,泰纳尔害怕的是在这种爱的同盟中被毁灭,“女人魅力最可怕的一面正在于此;她使你心甘情愿地自己毁灭自己。”爱情或者婚姻,只能使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男人“在结婚戒指面前低头”,所以“既不是爱的奴隶,也不是爱的俘虏”的他逃避着安的追求。在自然的爱面前,他是一个人,但是在这种创造力面前,他却需要一种“超人”的生命力,或者说,爱是一种自然法则,而创造是革命的法则、解放的法则,“成年男女的首要任务就是发表《独立宣言》。求助于父亲权威的男人算不上男人;求助于母亲权威的女人不配为自由的人民生育公民。”所以在世俗面前,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新的男性,希望自己的生活中处处响起《独立宣言》,所以当唐璜的故事在那个夜晚上演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一种痛苦中成长,面对安,面对爱,泰纳尔最终还是以一种世界的意志,把自己纳入到同盟中,而这种同盟也成为生命力的写照,“今天下午我们两人所做的一切就是否认幸福,否认自由,否认宁静,特别是否定不可知的未来浪漫的可能性,而好好过日子。”

受生命力勾引,受生命力控制,实际上也是对于安的一次全新复活,《人和超人》看起来是“对英国人早期崇拜温柔的女性圣者所持的反对态度”,实际上并不是对立,而是转换,生命力或者超人是手拿武器的强者,但其实他们首先应该是人,是正常的人,是不受约束的人,使自己意志下的人。那些武器是贞德身上的盔甲是手上的军刀,是被蕾娜藏起来的士兵手上的枪,“对于一个只有靠你来阻挡死亡的人,这个武器合适极了。”但是在战争之外,士兵的武器并不是枪,而是真正的自己。蕾娜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少女,父亲和订婚的丈夫都在前线作战,也获得了荣誉,但是这不是她最终期盼的生活,丈夫塞吉厄斯背对着她对一个女仆表达爱意,而在战场上,他也是一个毫无勇气的人,在他看来,这种门第之间的爱情只属于钱。而塞尔维亚士兵布隆奇利的闯入,则把蕾娜带向了一个新世界,那巧克力远比金钱更诱人,所以当塞吉厄斯用二十匹马、三辆车作为一种炫耀的时候,布隆奇利却以二百匹马、七十辆车击溃了财富的虚伪,“我有千九千六百对床单和毯子,还有两千四百条鸭绒被。我有一万副刀叉,还有一万只点心匙。我有三百个仆人。六座宫殿似的宅邸,两个马车行,一个茶园,还有一处私人别墅。我有四个功勋章,还有军官的官衔和绅士的名望,而且我会说三种语言。指给我看看,保加利亚有谁拿得出这么多东西来!”

这种种的财富无非是揭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我在瑞士的地位是最最知名的:我是一个自由公民。”自由公民其实是人的意义的最高表达,超过了所有的财富,也贬低了所有的武器,《武器与人》,对于雷纳来说,真正的偶像当然是那个自由公民,那个巧克力士兵,而在蕾娜身上,也激发了那一种爱,一种人性上的爱,一种活生生的女人的爱。这是生命力的写照,而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华伦小姐或者在寻找的也是这样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命力,“我借此学点法律。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一抽舒服椅子里,抽一支雪茄烟,喝一杯威士忌酒,看一本好侦探小说。”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似乎是一种契合生命力的生活,但其实这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女人,一直生活在母亲罪恶的生活之下,她所受教育的费用无非是母亲用肉体换来的金钱,所以,华伦夫人对于女人的期望是:“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跟一个有钱又跟你要好的男人去要好。”金钱是女人活下去的支柱,但是华伦小姐似乎并不追求这些,甚至他把爱情和浪漫放在自己生命力的对面,“可是有两件事我不愿意谈。一件恋爱的青春梦,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另外一件是生活的美和浪漫,尤其是俄斯坦和布鲁塞尔的繁华和欢乐。”去除树林里的那种小孩子的纯洁,也去除了对于美和浪漫的虚无,在华伦小姐看来,只有当一个职业女性,只有把自己从女人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才是真正对于母亲的救赎,才是对女性的尊重,而这个“职业”在萧伯纳看来,便是一种生命力哲学:“人如需被拯救,就必须自己拯救自己。”

纸项链

编号:C29·1940730·0061
作者:崔京生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5月第一版
定价:12.70元
页数:410页

“纸项链”是一种诱惑,崔京生拿着这条纸项链作欢迎状,我们进入其中,才发现项链背后是我们无法表现的同情与软弱,谁为谁挣扎?谁为谁消灭,文章的至高标准在只言片语中瓦解,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信仰,城市把人贬到一个最低境界。浩浩荡荡的“布老虎”充其量也只是一些“纸老虎”,让我们的阅读没有任何的呻吟。

诗魔之歌

编号:S45·1940723·0059
作者:(台)洛夫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0年2月第一版
定价:22.40元
页数:195页

洛夫,《创世纪 》诗刊创始人,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代表 ,被誉为“诗魔”。与他的外号一样,洛夫的诗歌中有着中国当代诗人对词语的遣造能力,散发迷人的魔力。这位从西方诗论中吸取营养的诗人在表现主题上与本土性格一脉相承,“诗人首先必须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后糅进一切事物之中,使个人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天人合一” 的思想使洛夫的诗作处处散发智慧的光芒。本书共分《抒情篇》、《探索篇》、《回归篇》、《生活·禅趣篇》、《乡愁篇》、《故园之旅篇》等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