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伦理学基石是“绝对命令”，即除非愿意自己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否则你不应行动，这一原则强调了人类的意志规律、自由规律、道德规律，并指出正确认识和运用道德规律是人类的责任，也是明辨善恶的尺度。康德认为，理性的人能为自己立法，因此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将自身看作目的。这产生了由普遍客观规律构建起来的体系，即目的王国。目的王国服从自身加于自身的规律，而自然王国则服从外因起作用的规律。这个“道德的最高原则”加强了理性的力量，提高了人格的尊严，真、善、美都将交由它裁定。《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是康德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一本经典著作，虽然它的篇幅不长，但集中论述了德性是人的意志的道德力量而具有自主性的思想，是康德德性论的代表作，对西方的伦理思想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
《情节与历史叙事》是利科先前著作《活的隐喻》的继续发展，核心部分是由1978年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瑞克讲座”构成，讲座的法语版本作为《叙事学》的前三章出版，除此之外，还包括1979年牛津圣吉尔的泰勒学院“扎哈洛夫讲座”《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此书的各章节也曾以提纲的方式在多伦多大学的“诺思洛普·弗莱讲席”和“比较文学的计划”两次讲座中被进一步扩展。利科比较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心理时间概念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物理时间或宇宙时间概念，并分析两种对立时间观的内在疑难，为了解决这种疑难，利科尝试利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概念把时间与叙事结合起来。由此，利科结合现象学、历史编纂学和虚构的叙事理论建立起自己的叙事理论，通过把时间性与叙事性联系起来的创造性工作，利科为我们理解时间的本质和主体的自我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
20世纪中叶，法国知识界正在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争论不休的时候，德勒兹却为尼采的思想所痴迷。他在1962年发表的专著《尼采与哲学》突然搅乱法国知识界的神经，开启了法国的后现代主义之路。《尼采与哲学》不单有对尼采的严谨且系统的阐述，同时还糅入了作者富含创见和想象力的解释。解释，于德勒兹即是重复，以重复出新，以重复创造。他后来的许多革命性的思想，包括事件、差异、重复、生成、时间性等核心概念，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萌芽。故此书不但可作为管窥尼采思想精髓的透镜，亦是深入了解德勒兹乃至后现代哲学的桥梁。本书分为《悲剧》《能动与反动》《批判》《从怨恨到内疚》《超人：反辩证法》五章，不仅系统性地呈现了尼采哲学的全貌，并且在论述尼采哲学精要的过程中还辨析比较了尼采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尼采与弗洛伊德学说以及尼采与马克思主义。
《路标》是马丁·海德格尔晚年自编的论文集，汇集了海德格尔自1919年至于1961年间所出版的重要文章14篇，特别可以呈现海德格尔在近半个世纪的思路历程。在“纪念库尔特·鲍赫”中海德格尔说：“我们相互参加对方的艺术史和哲学方面的讲座和讨论班，由此建立和证明了我们的深厚友谊。由一种专心致志的共同的追问之思带来的要求，促使我把本卷论文集——那是在这一个存在问题的行进途中的一系列逗留——献给我的这位已故的友人。”在此书中，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到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思想之进程和海氏对西方“存在历史”的独特的清理、批判。本书书名亦已明示，它包含了海德格尔在“存在”问题之追问的道路上的各个标记——“路标”：“本书把我的一些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串在一起，意在让读者对一条道路有所体察；这条道路只在途中向思想显露出来——既显示又隐匿。”
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艺术即经验》是约翰·杜威美学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被现代诸多学者视为20世纪的美学经典著作。《艺术即经验》力图在哲学上恢复人与动物、有机物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建立以经验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上的一元论。该书主导思想是把经验看作人的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的各种情感和意志的表现，是人对刺激的一种反应。杜威认为经验最完美的表现就是艺术，经验即艺术，并认为从审美经验中去寻找艺术的答案是不可能的，这种答案只能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才能找到，审美经验必须首先适宜这种知觉经验。书中主要阐述了作为艺术的经验与普通经验的来源——“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甚至对那些不赞同前面所说的话的读者来说，这里所作的陈述的含意对于确定问题的性质也是有益的：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
卢梭在写作《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之后，受到法国政府的迫害和查禁，日内瓦的宗教界人士和普通民众对是否通缉卢梭产生了争议，掌握行政权的小议会对法国政府亦步亦趋，坚持对卢梭进行迫害。为此，小议会的检察长写了一篇《乡间来信》为议会辩护，卢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山中来信》，作为答辩。《山中来信》是一部论战类文章，共九封信，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神学和法学问题，第二部分论述政治问题。第一部分计六封信，为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著作《爱弥儿》辩护，并谈论了《社会契约论》。第二部分的三封信讲两个主题：一是着重剖析日内瓦的公民和有产者们当前的处境及改变此种处境的途径；另一个是详细揭露小议会破坏法律的手段及如何防止小议会窃夺大议会的立法权利。信中讲述的，不是山中景色，而是“设计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是18世纪论战类文章的一部杰作。
《蓝皮书和棕皮书》是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时期小范围授课的笔记。1933-1934年，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向他的七个学生口授了一部分讲稿，并把这部分讲稿打印了二三十份，送予罗素等友人征求意见，这部分讲稿装在一个蓝色的封皮内，后被称作《蓝皮书》；1934-1935年，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又向两个学生口授了另一部分讲稿，这部分讲稿只打印了三份，装在一个棕色的封皮里，被称作《棕皮书》。这本书被学界视为《哲学研究》一书的基础材料，提出并阐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诸多主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或者哲学困惑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出现了问题，他细致介绍了语言游戏理论，通过学习或者使用语言游戏，他希望能找到日常语言中的初始形式或者初始语言。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因为哲学家们迫切希望效仿科学，并将人们的日常语言改造成科学化的哲学语言，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才会出现。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是德国思想家尼采于187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被认为与尼采早期的另一部杰出作品《悲剧的诞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共分成十个章节，在本书中，尼采探讨了历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反作用。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这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世界演变的进程”转移到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比如艺术、宗教。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或许这些事物也可以置换成其他的：礼乐、人伦、道统，或者个人内心的坚守和信念；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具有十分典型的尼采式的文风：热烈、有力，痛快淋漓的批判，看似偏激的措辞，读来却给人以一种振奋感。
《我们都是食人族》是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于1989年至2000年间，在意大利《共和报》所发表的16篇专栏集结，以及发表于1952年的《被处决的圣诞老人》一文，这些文章时间跨度极长，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则在2009年去世，直至临终前都在思考着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出路。在这些文章里，列维-斯特劳斯立足当时社会热点，探讨了如圣诞为何风靡全球、疯牛病蔓延广泛、女性割礼是否侵害人权、亲子关系应基于血缘还是亲缘等议题，用结构主义和人类学的眼光审视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反思科学与自然的关系，告诉我们“所谓复杂或的社会，与被误称为原始或古代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远较人们认知的小上许多。”就像出版于1955年的《忧郁的热带》一样，列维-斯特劳斯文章的写作时间并不标示它过期的时间，相反，他在这些文章中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反思放到现在依然成立，且无比犀利。
“翻译是一场艰难的赌博，有时竟会无法为继。我先要用上些时间，讲述翻译中的困难。”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收录了保罗·利科的三篇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文章，其中《论翻译》思辨的中心议题是语言在理论上的 “不可译性”与翻译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展现了翻译是一门处于窘境中的伟大艺术。作为当代阐释学的代表性学者，利科对于翻译的关注来自一种探索主体间理解可能性的本能，“阐释学建立在对言语的不理解之上。”翻译的任务正是疏通其间种种障碍，使理解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利科而言，翻译不限于语间交际行为，也发生于语内甚至是语言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第二部分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名作《译者的任务》，发表于1923的《译者的任务》是影响巨大的翻译学理论文本，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论”、梅肖尼克的“忠于节奏”及“离心论”、贝尔曼的“文字翻译”、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是本文或显或隐的回声。
《理性的病理学》是霍耐特关于批判理论研究的论文集，全书共11篇，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与严格的哲学分析进行结合，讨论了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并拓展到康德、弗洛伊德、米切利希、瓦尔泽等人关于道德、历史等问题的论述。作者对形态多样的批判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总结，认为不管方法和对象如何分散，批判理论在如下理念上是一致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产生出的社会的实操、态度或者人格性结构，都沉淀在我们的理性诸能力的一种病理学变形之中。这一理念导致批判理论往往会探究人类合理性的病理的社会原因。但如今，这种哲学与社会分析之间的纽带正在被撕裂，“在对历史社会过程的依赖性中把握合理性”这一德国唯心主义的核心遗产也逐渐衰落。因此必须在理论革新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社会操作实践和制度的特殊建制。
“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长长的书名以逗号中断，恰恰是另一个开始：1835年，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村庄里，20岁的青年皮埃尔·里维耶冷酷地杀害了他的母亲、18岁的妹妹和7岁的弟弟。在狱中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为整个可怕的故事辩护。米歇尔·福柯在研究19世纪精神病学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这个案件，他收集案件的相关文件，包括医学和法律证词、警方记录和里维耶的回忆录。他指出，里维耶案发生时，正值法国许多行业争夺地位和权力之际，医学权威在挑战法律，政府各部门在明争暗斗，法学和精神病学话语都试图将里维耶自己对其行为的描述笼罩在各种权力关系中，将他的声音边缘化为弒亲者或疯子的声音。福柯对该案的重构，是一次对疯狂、正义和犯罪观点来源的精彩探索，“里维耶就是那中心、那沉默，被卷入医学和法学的机器中。人们把他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然后使他沉寂了。”
“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桩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作为20世纪杰出的作家、护教学家，切斯特顿就提出了异教徒的对自我身份正统化的命名，“‘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异教徒》一书正是其代表作《回到正统》的姊妹篇。切斯特顿视野广阔，思想深邃，笔调诙谐，对C.S.路易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涉及范围颇广，涵盖传记、推理小说、历史、神学论著等，著名的著作有《异教徒》、《回到正统》、《永恒的人》、《布朗神父》等。对切斯特顿来说，《异教徒》是对坏哲学或异端思想的批评，《回到正统》则是对好哲学或正统信仰的辩护。作者在《异教徒》中抨击了他同时代那些藐视正统信仰的异教徒，揭示出他们的思想何以是坏哲学。书中充满着智慧的悖论和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语言诙谐幽默，颇为引人人胜。
副标题：“20世纪观念史肖像”。《时代的活体解剖》是德国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对20世纪观念史进行研究与诠释的著作，他所选取的知识分子是一群“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推动他们进行理论思考的是那些关于痛苦、灾难以及驱逐的切身体验。对他们而言，理论就是剖析社会肌体的解剖刀，是揭示社会深层结构与内在生命的利器。无论是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奥雷尔·科尔奈、罗宾·科林伍德、朱迪丝·施克莱还是昆廷·斯金纳，他们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密切联系在一起，试图为时代面临的难题提供诊断和答案。阿克塞尔·霍耐特认为，有必要把20世纪的观念史看作“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虽然本书并不是对主流观念史书写的颠覆，但是它或许能够为受遮蔽的深层经验提供独到的历史、社会或政治的概念性诠释。
伽达默尔是20世纪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及解释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年近期颐时与意大利哲学家里卡尔多·多托利展开了一场颇具丰富意涵和哲学意味的对话，回顾了他全部哲学思想重要方面的发展历程，探讨了20世纪的政治学、神学以及修辞学、解释学、现象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等。“一切真正的哲学思考以或隐或显的方式都是对话，是争执”，这部对话录涉及和记录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哲学家本人的思维轨迹。这本小册子呈现的是关于哲学根本的那些“大问题”的对话，是对“一种哲学之前提的一次重新确定，这种哲学参与到一种和它的时代及它的挑战的负责任的和解之中”。这些作为前提的和根本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形而上学的命运问题；修辞学与哲学、与伦理学、与解释学的关系问题；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的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的问题；神学以及未来西方哲学的走向问题。
怀特海是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为人所知的是被称为过程哲学的哲学学派的定义性人物。过程哲学既是一种有机哲学，也是一种价值哲学，它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每一事物——小到一个人，大到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倡导创新，推崇开放，强调探索新的可能性。《过程与实在》是怀特海创立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的代表作，是一本公认的哲学名著，“本体系所要保持的一致性就是要发现：任何一个现实实有的过程（或合生）都要将其他的现实实有包括在自己的组成成分之中。”事实上，随着当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宇宙论﹑进化论﹑系统论﹑自组织论等科学新研究所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怀特海的哲学思想——被称为现代新形而上学——越来越为当代世界所重视，也包括宗教神学界人士和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人士的重视。该书学术价值难以估量，是研究怀特海思想的重要书籍。
《政治家》是柏拉图后期的一篇重要对话录，主题是统治的艺术，对德性和谐思想的阐述为其一大特色。在本篇对话中，柏拉图认为，真正的体制是具有“政治家技艺”的人居领导地位，最卓越的政治体制，唯一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制，其统治者并非是那些特意要显示其政治才干的人，而是真正科学地理解统治技艺的人。所以他试图寻找真正的政治家的定义，以便将优秀的政治家那些拙劣的统治者区别开。在发现真正的统治家的同时，柏拉图也展示了一条可行的治国之道，即通过将诸种美德，和谐地“编织”在一起，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和谐，从而实现全体公民的幸福。柏拉图的德性和谐思想受毕达哥拉思、巴门尼德、苏格拉底的影响，但主要是奠基于他的理念学说之上；德性和谐的标准是“中”，其要义在于“编织”，基点在于理性。他是为人类寻求一条可资摹仿的治国之道，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
《克利托丰》是现存的柏拉图对话录中最短的一篇，对话人物是智者克利托丰和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听说克利托丰在与吕西阿斯交谈时批评了他，而高度赞扬了他的对手特剌绪马科斯，便找克利托丰追问。克利托丰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这个传闻不准确，他实际上对苏格拉底有批评也有赞扬，接着克利托丰开始表达对苏格拉底的“赞扬”与“批评”。但是，他实际上半带着嘲弄的语气描述苏格拉底的形象，并且认为苏格拉底只懂得“道德规劝”，他甚至怀疑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令人不解的是，在整篇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面对克利托丰的攻击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苏格拉底的“沉默”就成为了所谓的“《克利托丰》之谜”。 古代学者忒拉绪洛斯把《克利托丰》作为《理想国》的序幕，从内容上来看，《理想国》第一卷就是这篇对话主题的重申，二至十卷则在充分展开的论辩中回应了克利托丰的批评。
《什么叫思想？》是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所做的两个讲座，“这两个讲座均为一课时，课名相同，分别做于1951-1952年冬季学期和1952年夏季学期。”1954年由德国马克斯尼迈耶出版出版单行本，2002年收入《海德格尔全集》出版（第8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少数几部讲课稿之一。第一个讲座展开为对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尼采之基本立场的争辩，第二个讲座包含着一种与巴门尼德的存在历史性的对话。前者为“形而上学之完成”，而后者为“开端性的思想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该书从哲学史角度对“哲学”之特性作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规定，同时形成了对非哲学意义上的“思想”的期许，其中包含着后期海德格尔围绕“存在/存有”而展开的有关思想史、时代的命运、前哲学和后哲学的“思想”前景等问题的思考。
《科学与假设》是法国伟大的数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理论天文学家、科学哲学家彭加勒的一部科学哲学经典名著。在该书中，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科学和哲学的理论前沿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首创的约定论思想在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像彭加勒的其他科学哲学著作一样，《科学与假设》也是多由已发表的短论、讲演、书评、科学著作的序言或绪论串接而成。《科学与假设》虽不是一部十分严整、十分系统的著作，但却贯穿着一条明晰的、深邃的思想主线，彭加勒在书中精辟地阐述了他的一系列富有创见和智慧的思想要点：经验约定论、关系实在论、科学理性论、科学中的假设、统一性和简单性、数学归纳法、相对论的前瞻、进化认识论、操作论、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空间问题等。本书出版后已成为科学哲学领域的经典，深刻影响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