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缺水的九品书库
“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这是徐志摩笔下的浪漫之都巴黎，在徐志摩眼里，“巴黎却不是单调的喜剧”，他在巴黎的饭店里遇到了一个让他忘不了的女人，她生长在巴黎，从小就爱读《天方夜谭》，东方的文学及一切曾让她魂牵梦萦，成年后，她爱上了一个菲律宾留学生，并远渡重洋与其在菲律宾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便丢弃了她，与另一个女子结婚，她独自返回故乡，黯然神伤。《巴黎的鳞爪》分为三个部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本书是新月书店1930年版《巴黎的鳞爪》的复刻版，汇集1924到1926年徐志摩感怀、记游、叙事之散文精品，包括《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等12篇，大多写的是法国、英国、意大利的人事和自然风光，徐志摩从文豪大家谈到诸亲好友，从自然景观、城市记忆谈到人文思想。
“十年是并不短的时间。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1941年，值徐志摩逝世十周年，卞之琳编就《十年诗草》，把他“到目前为止的诗总集作为纪念徐志摩先生而出版”，“世间有的文学创作，一出手就好歹无可更动，除非干脆取销；有的得不断加工而终还得不到作者自己的理想定本。‘诗草’本就是‘诗稿’的意思。《十年诗草》经历过好几个十年，我既坚持忠于历史，不作窜改，又坚持忠于艺术，一再加工，结果还是草草，这就不能说岁月无情了。”《音尘集》《音尘集外》《装饰集》和《慰劳信集》全部收入。卞之琳的诗有很深的相对观，融欧化古，思辨与柔美并存，灵动而跳跃，语言在克制中涌出浪漫。他出“新月”而入“现代”，独成一家，为中国诗坛的琢玉者。本书为出版80周年再版，据诗人生前修订笔迹改定，十年复十年，原貌再版。
这是《白粥》：“你我在热汤中浮沉/有人炫耀鲍鱼瑶柱的极品/且细尝一碗平淡白粥里的众生”；这是写《石锅拌饭》：“把青瓜切成半个月亮/把月亮蘸点麻油/温柔地给生菜按摩/让它发出胡弓的旋律”；这是《菜干》：“阿婆让我再喝你煮的汤/试尝里面可有日子的金黄”；这是《潮州榄菜》的味道：“各有前因各有各的姻缘/不一定能配上/刚好配上/就没什么话好说了”……《菜干》《蔬菜的政治》是香港著名作家、诗人也斯的一部重要诗集，顾名思义，这是一本有关食物的诗集，但又不完全是谈食物。也斯的咏物诗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咏物诗，他常常不是拿食物来做比，而是做兴，兴起的源头。他要写食物，歌咏这个食物，不是要歌咏他的道德高尚，而是从这个食物本身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什么，或者说能够研发出，看看他跟这个食物所处的各种社会，人文的关系是怎么样，想把它挖掘出来，这是他的一种咏物诗。
梁秉钧，笔名也斯，香港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学者。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用本名发表诗歌，用笔名发表小说和评论。作品包括《半途》《游离的诗》《在柏林走路》《也斯的香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等，多次获得“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2012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被誉为“香港文学形塑人”。“雷声隐约再响/蝉鸣还在那里/在猛烈的雷霆和闪电中歌唱/蝉鸣是粗笔浓墨间的青绿点拂/等待中肌肤上一阵清凉/因为雨滴溅到身上/而发现了那温暖……”《雷声与蝉鸣》是也斯创作的首本诗集，也是他的代表作，收录他16岁至28岁作品，被认为是现代华文诗坛的经典之作。此次推出40周年纪念版，收录包括《夏日与烟》《中午在鲗鱼涌》《写一首诗的过程》《抽奖》等在内的80余篇诗作，增补诗篇《树之枪枝》，并收入诗人生前好友的纪念、解读文章。
20世纪中叶，法国知识界正在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争论不休的时候，德勒兹却为尼采的思想所痴迷。他在1962年发表的专著《尼采与哲学》突然搅乱法国知识界的神经，开启了法国的后现代主义之路。《尼采与哲学》不单有对尼采的严谨且系统的阐述，同时还糅入了作者富含创见和想象力的解释。解释，于德勒兹即是重复，以重复出新，以重复创造。他后来的许多革命性的思想，包括事件、差异、重复、生成、时间性等核心概念，都能在这部作品中找到萌芽。故此书不但可作为管窥尼采思想精髓的透镜，亦是深入了解德勒兹乃至后现代哲学的桥梁。本书分为《悲剧》《能动与反动》《批判》《从怨恨到内疚》《超人：反辩证法》五章，不仅系统性地呈现了尼采哲学的全貌，并且在论述尼采哲学精要的过程中还辨析比较了尼采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尼采与弗洛伊德学说以及尼采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52年。该书是钱穆的讲稿整理而成，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解，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该书分别就各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钱穆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有得有失，而且也不像“五四”以来所讲的，中国古代完全是“专制”制度，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他强调结合历史背景看制度。他反复强调不可用“阶级”“专制”“黑暗”等词语来笼统地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史。
罗马君主卡利古拉在情人死去之后，发现人格、尊严，甚至痛苦在死亡面前毫无意义，他开始极端使用他的权利，肆意地破坏、践踏一切人类原有的系统、善恶、情感，成了人人恐惧的暴君……他想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恒，想要拆穿这世间所有的虚伪……“别人总以为：一个人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所爱的人一日之间逝去了。其实，他痛苦的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1938年加缪开始撰写《卡利古拉》并同时收集写《局外人》的资料，1940年完成《局外人》之后的三四个月，开始投入到《西西弗神话》重要部分的写作。《局外人》1942年发表，《西西弗神话》1943年出版，《卡利古拉》1944年出版，加缪将其合称“荒诞三部曲”，可以说《卡利古拉》和《局外人》《西西弗神话》一起，从小说、散文、戏剧“三位一体”共同呈现了加缪的“荒诞哲学”。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冯至自己说，《十四行集》是在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受里尔克这种‘特殊的实验’的启示，我才放胆写我的十四行。”《十四行集》不仅受西方生存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也潜隐着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某些因素，冯至说，“有些体验，水远在我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有时一天写出两三首，有时写出半首便搁浅了，过了一个长久的时间才能续成。这样一共写了二十七首。”
“在人口稀少的地带，我们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总觉得它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在《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冯至这样写道。《山水》是冯至先生四十年代昆明时期所写散文的结集，是冯至散文代表作，兼具诗心与哲思，隽永耐读。传统文化的积淀对冯至先生的思维影响很深很深，即使他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往往也是灵感的触发，从而回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他写散文也极具诗意，同时还有淡淡的哲理意味，似稀疏的星子，点缀着中华的山山水水。 《山水》不是传统的景物描写或游记作品，冯至用原始的视角观察自然，那些无名的山水在他的笔下升华为一种 “理想之境”，他把视角置于自然山水中的普通人物和动植物，表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宇宙的关系，短暂与永恒的关系，《山水》中淡泊、优美且极富哲思的文字，处处展现着生命的伟岸。
冯至的《伍子胥》创作于1942年冬到1943年春，取材于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人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在大众比较熟悉的历史故事中，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国重臣，后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最终报了父兄之仇。似乎伍子胥掘墓鞭尸才是故事的高潮，而在冯至的《伍子胥》中，故事止于伍子胥进入吴市后，作者更关注的是伍子胥在整个逃亡过程中的思想、心理活动、情绪的起伏与精神的成长。冯至在这部小说中重新演绎了伍子胥逃亡的过程，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这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在少年时，我喜爱这段故事，有如天空中的一道虹彩，如今它在我面前又好似地上的一架长桥——二者同样弯弯地，负担着它们所应负担的事物。”
巴黎，1964年那个冬天，在记忆的深处若隐若现。在那家叫绿吧的咖啡馆，那个总是头一个走进咖啡馆的女人，总是坐在最里面的老位子上低头对着一本书。她叫热纳维耶芙·达拉姆，他们在一家专售神秘学著作的书店第一次相遇，她带他去见一个女友，女友推荐他们阅读灵修导师的书《与奇人相遇》，介绍他们认识秘密社团的其他成员……六年后，在神秘学书店的同一条街上，他们再次相遇，时间仿佛停顿了，除了一丝变化：她的身边多了一个小男孩。有一天在河边的旧书摊，有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相遇时节》。我也一样，在很远的从前，我也有和人相遇的时候。那时我常害怕虚空。独自一人还好，和几个刚认识的人在一起我会头晕。我宽慰自己说，等一下就有机会不声不响走开的。这些人中总有那么三两个，你不知道他们可能把你带往何方。那是冒风险的事。
“如果读者愿把此书视为一本小说，未尝不可。但是即使作为一部虚构作品，它也总有可能使作为实事来写的事情显得稍稍清晰亮丽一些。”在《序》中海明威如是说。《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的一部极具自传性质的散文集。一九二〇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身份旅居巴黎，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当时的所见所闻，其中还穿插着巴黎文学界、艺术圈诸多名流的轶事，这既是作者为巴黎这座伟大城市所画的风景的素描，也是他与当时一大批旅欧小说家和艺术家的交往速写，其中不乏格特鲁德·斯泰因、埃兹拉·庞德、詹姆斯·乔伊斯和菲茨杰拉德等名人，海明威在书中毫不客气地对他们做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评断。虽然作者所回忆的这些往事年代甚远，但本书无疑是了解“迷惘的一代”的由来，以及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纠纷缘由的*手资料。书中的经典名句“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更是成为巴黎的“文化名片”，被广为流传。
里尔克于1875年12月4日出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布拉格，1896年入读布拉格查理大学法律和经济学院，同年移居慕尼黑，入读慕尼黑大学。与莎乐美的相识是里尔克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曾随莎乐美夫妇两次游历俄罗斯。1902年，为写罗丹传记，第一次居留巴黎，从此法国成为他多次居留之地，并结识了瓦雷里、纪德等人。1921年7月移居瑞士瓦莱州穆佐城堡，直至去世。里尔克一生创作了许多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还翻译了多部法语和意大利语文学作品。一九〇二年来到巴黎之后，里尔克进入创作的中期阶段，此后六年中，他尝试并写出了大量物诗，其成果便是《新诗集》和《新诗别集》。《爱之歌》是《新诗集》和《新诗别集》的合集，被公认为这个阶段的代表作，而构成其基本篇幅的物诗着实匠心独具，在创作手法上另辟蹊径，因而在德语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35年，因备考巴黎高师精疲力尽的塞泽尔应同学佩塔尔·古贝里纳邀请，与他一同前往其故乡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地区度暑假。一天早晨，塞泽尔在海面上看到一座小岛。出于好奇，他问起岛的名字，随后得知小岛名为马尔丁斯卡，语言的巧合令他惊呼：“翻成法语，这不就是马提尼克吗？意思是圣马丁之岛。”于是他面对着马尔丁斯卡的景色，写下了《还乡笔记》最初的句子。“先祖热情与恐惧的温热清晨/扔出船外我异乡的财富/扔出船外我真实的谎言/但何来陌生的骄傲豁然照亮我心？”埃梅·塞泽尔，法国诗人、剧作家和政治家，黑人精神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塞泽尔一生反对种族歧视、殖民统治与文化同化政策，高声歌颂独特的黑非洲文明，诗集代表作有《还乡笔记》《神奇的武器》等，塞泽尔于2008年4月17日在法兰西堡去世，4月20日法国为他举行国葬，2011年移葬圣贤祠。
“既然一切可被言说，可被执行，我们当中有谁能与玛丽安·摩尔相比，她努力建立起自己的规则，而它们又是最为严厉的——‘自由’的反面？”伊丽莎白·毕肖普如此评价玛丽安·摩尔。玛丽安·摩尔出生于密苏里州的柯克伍德城，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1919年后，她与母亲一起住在纽约布鲁克林，致力于写作，向美国和英国的文学杂志投稿。她一生创作颇丰，1921年出版《诗集》，1924年出版《观察》，三四十年代出版《诗选》《何谓岁月》《然而》，六十年代出版《诗和评论集》《诗全集》等，还翻译了《拉封丹寓言》，曾荣获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博林根奖。《九桃盘》有着丰富的中国元素，“一个中国人“理解 旷野的精神”/以及爱吃油桃/外形似矮种马的麒麟——长尾 或无尾，/矮小，浅棕色，长着普通的/驼毛和羚羊蹄，/这无角的麒麟，/用彩釉画在瓷面上。/是一个中国人/构思了这件杰作。”
《路标》是马丁·海德格尔晚年自编的论文集，汇集了海德格尔自1919年至于1961年间所出版的重要文章14篇，特别可以呈现海德格尔在近半个世纪的思路历程。在“纪念库尔特·鲍赫”中海德格尔说：“我们相互参加对方的艺术史和哲学方面的讲座和讨论班，由此建立和证明了我们的深厚友谊。由一种专心致志的共同的追问之思带来的要求，促使我把本卷论文集——那是在这一个存在问题的行进途中的一系列逗留——献给我的这位已故的友人。”在此书中，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到海德格尔本人的存在思想之进程和海氏对西方“存在历史”的独特的清理、批判。本书书名亦已明示，它包含了海德格尔在“存在”问题之追问的道路上的各个标记——“路标”：“本书把我的一些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串在一起，意在让读者对一条道路有所体察；这条道路只在途中向思想显露出来——既显示又隐匿。”
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艺术即经验》是约翰·杜威美学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被现代诸多学者视为20世纪的美学经典著作。《艺术即经验》力图在哲学上恢复人与动物、有机物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从而建立以经验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上的一元论。该书主导思想是把经验看作人的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的各种情感和意志的表现，是人对刺激的一种反应。杜威认为经验最完美的表现就是艺术，经验即艺术，并认为从审美经验中去寻找艺术的答案是不可能的，这种答案只能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才能找到，审美经验必须首先适宜这种知觉经验。书中主要阐述了作为艺术的经验与普通经验的来源——“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甚至对那些不赞同前面所说的话的读者来说，这里所作的陈述的含意对于确定问题的性质也是有益的：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
卢梭在写作《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之后，受到法国政府的迫害和查禁，日内瓦的宗教界人士和普通民众对是否通缉卢梭产生了争议，掌握行政权的小议会对法国政府亦步亦趋，坚持对卢梭进行迫害。为此，小议会的检察长写了一篇《乡间来信》为议会辩护，卢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山中来信》，作为答辩。《山中来信》是一部论战类文章，共九封信，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神学和法学问题，第二部分论述政治问题。第一部分计六封信，为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著作《爱弥儿》辩护，并谈论了《社会契约论》。第二部分的三封信讲两个主题：一是着重剖析日内瓦的公民和有产者们当前的处境及改变此种处境的途径；另一个是详细揭露小议会破坏法律的手段及如何防止小议会窃夺大议会的立法权利。信中讲述的，不是山中景色，而是“设计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是18世纪论战类文章的一部杰作。
《蓝皮书和棕皮书》是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时期小范围授课的笔记。1933-1934年，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向他的七个学生口授了一部分讲稿，并把这部分讲稿打印了二三十份，送予罗素等友人征求意见，这部分讲稿装在一个蓝色的封皮内，后被称作《蓝皮书》；1934-1935年，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又向两个学生口授了另一部分讲稿，这部分讲稿只打印了三份，装在一个棕色的封皮里，被称作《棕皮书》。这本书被学界视为《哲学研究》一书的基础材料，提出并阐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诸多主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或者哲学困惑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出现了问题，他细致介绍了语言游戏理论，通过学习或者使用语言游戏，他希望能找到日常语言中的初始形式或者初始语言。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因为哲学家们迫切希望效仿科学，并将人们的日常语言改造成科学化的哲学语言，各种各样的哲学问题才会出现。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是德国思想家尼采于187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作品，被认为与尼采早期的另一部杰出作品《悲剧的诞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共分成十个章节，在本书中，尼采探讨了历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反作用。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这种力量是超历史的，它将目光从“世界演变的进程”转移到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之上——比如艺术、宗教。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或许这些事物也可以置换成其他的：礼乐、人伦、道统，或者个人内心的坚守和信念；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具有十分典型的尼采式的文风：热烈、有力，痛快淋漓的批判，看似偏激的措辞，读来却给人以一种振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