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

  编号:Y85·1951112·0194
作者:(美)艾伦·H·约翰
出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7.40元
页数:374页

艾伦·H·约翰逊并没有用自己的观点评价当代美国艺术,而是以艺术家的观点阐明他们的美学追求,理解当代美国艺术的创作理念。本书辑录了从1940年至1981年在杂志上发表的艺术家采访录及论文,艺术派别则包括:抽象表现主义、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其他艺术、大色域绘画、偶发艺术和其他前流行艺术、波普艺术、最简单艺术、系统艺术即概念艺术、照相现实主义绘画及超现实主义雕塑、大地艺术、场所及建筑性雕塑、表演艺术、电影电视艺术、装饰性情节性和流行形象绘画及陈设等。


《当代美国艺术家论艺术》:艺术是一种生和死

在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我的左臂被一位朋友射中。子弹是由一把铜衣的22英寸长的枪射击的。我的朋友站在离我大约12英尺远的地方。
克里斯·伯登

1971年11月19日,加利福尼亚,桑塔那,表演艺术家克里斯·伯登被朋友从12英尺远的地方射来的子弹射中左臂,当子弹射中手臂,必是一种触及肉体的疼痛,但是对于伯登来说,这一次的射击及受伤都变成了“完美”,即使本来以为只是擦过手臂却受了重伤,即使他后来在床上躺了24小时,但是他仍然把这一过程看成是比戏剧更伟大、更真实的体验,也更接近自己所实践着的艺术观念,因为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名为“射击”的表演艺术作品。

表演艺术,其实就是行为艺术,行为之产生,需要的是人的参与,所以在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人就是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伯登作为一个行为艺术的主体,他在整个艺术作品中感受到的是比虚假的戏剧更真实的体验,是趋向于完美的感觉,“假如你没有被子弹击中过,那你怎么能知道被击中的感觉呢?这似乎已经足够有趣,值得一试了。”值得一试,既是艺术过程的可行性,也是艺术成品的必要性,至于当被子弹真正击中,这种感觉和体验才会成为唯一,那么,疼痛和危险是不是可以忽略?

伯登在和莉莎·贝尔的会谈中,就认为,不管是擦伤还是被击中胳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对被瞄准被击中的想象。”想象是虚幻的,是假设的,只有想象被击中才会变成真实,“坏的艺术才是戏剧。”所以这是完美的艺术,没有矫揉造作的虚假成分,没有故弄玄虚的表演态度,而且当这件作品被记录下来,也成为一种视觉性的作品。对真实性的体验,就像用艺术的子弹击中想象,这对于克里斯·伯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作为艺术家所追求的一种高峰体验:1971年4月26日至30日,伯登在加利福尼亚的厄文那创作了《五天小屋》的作品:“我连续五天被锁在5号小屋,在这段时间里从未离开过小屋。小屋有2英尺高,2英尺宽,3英尺深。进入前的几天我停止了进食,这样可免去大便的麻烦。头顶的柜里放着一瓶五加仑的水;脚下的柜子里放着一个五加仑的空瓶子。”1973年4月13日,加利福尼亚威尼斯区,伯登没穿衣服,两位助手将6英尺的玻璃板放在他的双肩上,然后将汽油浇到玻璃片上,最后扔入了火柴,当汽油被燃烧起来,“几秒钟之后,我跳了起来,将玻璃片坠落于地板上……”

被锁在小屋里长达五天,点燃放在肩上的玻璃片,和《射击》这部作品一样,伯登把自己的身体放进作品中,让容易受伤、感觉到危险、但是能获得真实感的肉体变成作品一部分,就是把所有虚幻的想象都击碎,就是寻找艺术的真正完美性。而创作这样的表演艺术作品,其目的是什么?绝非只是为了体验而体验,为了真实而真实,伯登告诉莉莎·贝尔的是,大多数人并不想被子弹击中,但是他们每天在电视上却观看着枪战的场景,而且伯登认为美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大约百分之五十的美国民间故事都谈到人们被枪决,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暴力的作品,“暴力并不存在于观众之中”,当暴力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一次的射击就变成了对于现实的呼应,“这很可怕但是很有趣。”伯登说。

观众冷眼看待暴力,艺术家亲自实践射击,在看和被看的关系里,艺术家是不是真的以一种奉献精神成全艺术品的完美?伯登的表演艺术或者是一种极端表现,但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其中一部分,让自己介入而成为艺术品,这样的创作手法并不鲜见。艺术家理查德·塞拉1970年创作了《错位》的艺术作品,那年夏天,他和琼化了五天时间走来走去,“我们发现假如两个人朝相反方向走,不管地形的弯曲,希望彼此看到对方,那么就得彼此对空间确定一个地志学的定义。”所以作品的边界就成了两人能够彼此看见的最大距离,对于塞拉来说,他想获得的是“一种介于人对这个地点的总体感觉和人在走动时与它的关系之间的一种辩证法”,通过作品建立了人和人以及土地关系的尺度,而其中的艺术家本身也创立了一种唯一性的体验感觉;情节性绘画艺术家乔纳森·博罗夫斯基从1968年开始一直写下数字,他把这一过程叫做“概念性联系”,到现在为止已经写到了“二百六十八万六干八百八十六”,数字是线性的,是理性的概念,而写下它是不是就进入了没有目的的神秘主义之中?博罗夫斯基谈及这一创作的目的时说:“我的大部分创作都试图调解两种相反的趋势——将西方的理性头脑与东方的神秘主义头脑结合在一起。”

把自己当成艺术的一部分而让身体参与其中,这是一种创作实践,而另一种创作实践则是把世界的一部分或者世界的某种关系当成艺术品,克拉斯·奥尔登堡1965年开始设计制造了宏大的纪念碑,而这些纪念碑都与食物有关,它们是烘馅饼,香蕉,酒吧,煎土豆,带西红柿和小刀的牛肉香肠;艾丽斯·艾科克于1972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的新金斯顿附近的杰帕尼农场完成了名为《迷宫》的艺术作品,她的作品就是五个同心的十二边形组成的木结构,直径约32英尺,高6英尺。《迷宫》的外形是一个山堡,艾丽斯说自己是受了美洲印第安人圆柱和祖鲁人的村庄的影响,当人行走在这件艺术品里的时候,目光在变动,景物也在变动,“我将《迷宫》看作是位置变动中的身体/眼睛运动的一种秩序,不可能一眼观察到全部。它只能作为一连串的次序而被记忆……”具有同样理念的一件艺术品是“大地艺术”艺术家克里斯托创作的《峡谷帘》,那块重达8000英镑的巨大帘布横跨在来福与科罗拉多1200英尺的顶峰之间,谷底有一条路可以通行,当参观者沿着这条路行走的时候,艺术体验便产生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块横跨峡谷的巨型布帘,也清除峡谷帘后面是什么,但是当人进入到巨大帘布之后,其实渺小性就制造了帘布另一种神秘,走到这边,这能看见有限的部分,而峡谷那边的部分就无法看清,而走到那边就能看见这边的部分,对于克里斯托来说,重要的不是进入期间的人有限看见了什么,而在于看见的过程,“背后的事物也不十分重要,只有那运动,那过渡才是重要的。”

风景是开阔的,大自然是丰富的,而世界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情节艺术、表演艺术,大地艺术,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跳出了绘画艺术画布的局限性,将作品放置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或者把世界存在的一切都变成了艺术本身——当然包括人。这里很明显就达到了伯登所追求的“击中想象”的真实感和唯一性的体验感,但是反过来说,是不是也会有伯登被子弹击中左臂的危险性和躺在床上24小时的疼痛感?一个极端的例子出现了,1973年,“大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决定开始创作《阿马里略斜坡》这幅大地艺术,1968年他在加利福尼亚蒙诺湖进行过“地点-非地点”创作,当旋转的空间被创作出来的时候,他在大地之上感觉到了宏大的真实性,“在这种现实之中,任何思想,任何观念,任何体系,任何结构,任何抽象都将被撕得粉碎。”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一种固体和液体迷失在对立中的状态,让他着迷,但是当他进入到更富有震撼力的《阿马里略斜坡》的时候,却死于了一场空难。

子弹没有让表演艺术家伯登在左臂严重受伤后“躺入墓地”,却让大地艺术家罗伯特结束了生命,这当然是意外,但是在充满了危险的艺术创作中,罗伯特被艺术夺去生命似乎并不是一种极小概率的事件——当艺术创作变成意外事件,到底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生活?或者说艺术和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我相信艺术是人生的一种赋香剂,与任何真正的赋香剂一样地芳香浓烈。”“偶发艺术家”阿格尼斯·代内什这样说,他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反射和对生活结构的分析,生活和艺术密不可分,而且艺术的魅力在于成为“一种造就将来的伟大动力”。同是从事偶发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阿伦·卡普罗更是把生活的日常看成是艺术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当代艺术从波洛克开始,就把生活和艺术放置在同一个高度,“我们必须变得迷恋甚至迷狂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和对象,包括我们本身、衣服、居室,如果需要的话,甚至是42大街的宽广。”当创作偶发艺术时,垃圾箱、警务公文包、饭店大厅、商店橱窗、大街都变成了偶发艺术发生的场景,成为展示的窗口,“它们没有结构的开端、中间过程和结尾。它们的形式是开放的、流动的;不寻求什么,也不得到什么,除了一些引起人的特别注意的事件,它们仅表演一次,或是几次,然后就永远消失了,而新的作品将取而代之。”

偶发艺术,偶然性的日常场景就变成了艺术的一部分,但是持反对意见的艺术家也大有人在。波普艺术代表人物吉姆·迪纳认为,有艺术也有生活,当生活进入艺术的时候,只是被当成“物”来运用,“物的运用仅仅是为了创作艺术,正如颜料的运用是为了创作艺术一样。”而颓废主义者阿德·阿德·赖因哈特则将艺术和生活完全区分开来,“关于艺术,要谈论的唯一的一件事就这么一回事:艺术就是艺术,别的一切就是别的一切。”艺术作为艺术,只是艺术,艺术不是非艺术,“说到艺术和生活,唯一能谈的,就是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把艺术和生活分开,就在于艺术是非呼吸的,是非生命的,是非内容、非空间、非时间的,艺术的唯一标准就是:个性和优美,准确和纯一,抽象和本质。

《艺术作为艺术》,就是赖因哈特关于艺术观念文集名字,也是他从事艺术的实践体现,而他提到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因为艺术是唯一性存在,所以,“艺术是一种生和死,它既不美好,也不自由。”艺术是非生命的,却有着生和死的过程,这种生与死其实是对于艺术本身而言的,或者就是艺术独立性的关键所在,而当伯登手臂受伤,罗伯特飞机失事,是不是身体和生命都和艺术无关了?是不是都只是在“非艺术”的层面发生了?不同派别的艺术家对于艺术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对于艺术的本体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艺术本体论上,抽象表现主义的马克·罗斯科认为,艺术是一次进入未知世界的冒险,“只有那些敢冒风险的人才能够探索它。”而巴尼特·纽曼则认为,“抽象的形式要比某一事实的形式‘抽象’更真实,它是一种已知的本质的暗示。而不是载负着过多的伪科学真理的纯粹的幻象。”他更是对于审美活动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审美活动的基础是纯粹理念,所以从本体论到认识论,需要艺术家从纯粹中认识审美,他著名的《一个九十度的直角是一个可认识的自然形象》写作,就是在阐述纯粹,“但一个90度的角,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就像一棵树一样,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具有其可认识的因素。”而弗朗西斯·克兰认为,绘画是一种图画性的形式,“我不能理解它可以和图画性本质相脱离。”

很多艺术家从艺术派别上提出艺术本体论思想,“偶发艺术”具有的偶发性是不是艺术的本质,阿伦·卡普罗认为,“偶发艺术,简言之,就是事情的发生。”而且就是一种决定性发生但又不知道走向何方的发生,所以偶发艺术希望的是抛开常规的东西,“整个地投入到艺术的真实自然和(人们所希望的)生命中去。”所以那些所发生的、变化的、自发性甚至是失败的愿望,“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吉姆·迪纳创作了《汽车相撞》这件作品,在他看来,“偶发艺术”是一种令人极感兴趣的事,“人们知道他们将去看什么”。而对于波普艺术,那种消费主义或者商业性意象的运用和改写往往充满了戏谑的味道,罗伯特·英迪安娜将其看成是“速溶咖啡”,“它的感染力与它的范围一样广阔;它是近代电影中的宽银幕。它并不是僧侣统治之下的拉丁文,它是通俗的艺术……”克拉斯·奥尔登堡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波普艺术的本质:它是一种艺术,是政治的、色情的、神秘的艺术,它是一种艺术,是零为起点的艺术,“它在姑娘的裙子之下,它是萎缩的蟑螂。”它是一种艺术,是“A级艺术,平价艺术,黄色的成熟的艺术,特殊幻想艺术,待吃艺术,最好和最少艺术,待煮艺术,完全净化艺术,化费更少艺术,吃得更好艺术,火腿艺术,猪肉艺术,鸡肉艺术,西红柿艺术,香蕉艺术,苹果艺术,火鸡艺术,蛋糕艺术,甜饼艺术”……

艺术的本体论,艺术的创作论,艺术的实践论,从抽象表现主义到大色域绘画,从偶发艺术到波普艺术,从最简单艺术到概念艺术,从照相现实主义绘画到大地艺术,从表演艺术到情节性绘画,艺术家们各抒己见,他们都是在创作和实践意义上为美国当代艺术描绘了一幅多彩画卷,而当埃伦·H·约翰逊编辑这本评论集,除了收罗各个流派艺术家对于自我创作的艺术阐述之外,更在于提供一把“进入神秘领域的钥匙”,因为在约翰逊看来,只有接近艺术家的思想、感觉以及理解他们创作的方法,才能真正进入艺术的世界。这里似乎有一个隐喻:当艺术家阐述自己的观点评论自己的创作,它是在这本书的作用下引导读者进入其中,那么不妨把这本书看成是一件艺术品,它需要的是艺术创作者,也需要观者,就像“峡谷帘”一样,重要的是运动,是过渡,而如果把这本书也当成一件艺术品,如果回到赖因哈特的那句话,“艺术是一种生和死,它既不美好,也不自由。”是不是能看成当代美国艺术的生与死的问题?

被贴上“美国”这个标签,就像艺术作品被贴上了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偶发艺术、大地艺术标签一样,是不是反而会形成一种封闭?在约翰逊看来,抽象表现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当代艺术发声的标志,“美国开始在世界艺术中担任主角。”其中的代表人物杰克逊·波洛克在和记者问答时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未去过欧洲。”所以在和欧洲无关的艺术创作中,他处处体现的是美国精神,“一个美国人,就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绘画自然受到这个事实的影响,不论他是否愿意。”虽然他认为绘画应该打破任何国界,但是对于美国精神的强调,以及对于从未去过欧洲的阐述,本身就有一种地域性观念。而同一流派的纽曼则强调了美国标准,“美国画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真实性,获得了出人意外的新意象。他们发端于一种朦胧的纯粹幻想和情感,没有任何可知的物质的视觉的或数学的对应物,通过朦胧的情感意象,创造了一种不可捉摸的真实性。”波普艺术发端于美国,罗伊·利希滕斯坦认为,波普艺术之产生是因为美国受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冲击更快,价值观念也更为扭曲,但是波普艺术的工业化特点,也使得它必然走向世界,“欧洲不久也将如此”,但是同样是波普艺术家,罗伯特·英迪安娜则认为,“它是美国的梦,它是乐观的,丰盛的和乡土气息浓厚的……”而且他关于波普艺术的那本书名就叫《美国梦》。

当代美国艺术家,是站在美国土地上创作,是在书记着美国艺术发展史,但是绘画是无国界的,艺术是开放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这个词更是代表着艺术的生——一种不断抛弃传统、不断革新手法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所以它在“当代”意义上指向了未来可能的方向,波洛克说:“我认为新的艺术需要新的技艺。现代艺术家已经发现了绘画表现的新方法和新手段。在我看来,用文艺复兴和其他任何传统文化的旧形式,现代艺术家都难以表现这个有飞机、原子弹、收音机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而阿伦·卡普罗认为从50年代晚期开始,偶发艺术就是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用它本身来充实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超前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我们过去对被迫在艺术中掺入生活的抱怨的办法。”正因为此,所以他提出的问题是:“但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意味着我们以后能做什么,从美国到世界,从当代到未来,从传统到现代,艺术不断地在否定自己中前行,在创新突围中成熟,艺术的生与死,艺术的非时间非空间,艺术的纯粹理念基础,艺术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被瞄准被击中的想象”中感受真实,体验完美,新艺术的子弹已经出膛,小屋里的艺术家无需躲避,因为,“假如你没有被子弹击中过,那你怎么能知道被击中的感觉呢?”

盖利曼剧作选

编号:X38·1951112·0193
作者:(苏)A·盖利曼
出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6.30元
页数:427页

1968年开始发表作品的盖利曼生活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剧作自然在建设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着力进行表现,他是“生产题材”剧作家,表现了一个相对平静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存在着那些冲突,那些矛盾。”内收盖利曼5部剧作:《反馈》、《验收书》、《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


《盖利曼剧作选》:故事发生在今天

(高声地)我整个人都在您面前,还要问名字干什么!
《长椅》

可以不问名字,因为名字仅仅是某种符号和标签,当“整个人”站在面前的时候,具体的存在便意味着“去名化”的可能。但是在不问名字之前,却遇到了如何命名的问题:看完书,想在豆瓣上做一个标记,但是搜索“盖利曼”无果,于是只好用唯一的书号去检索,结果出来的书名是《外国当代剧作选(5)》,和彼德·谢弗的《伊库斯·上帝的宠儿》是一个系列——豆瓣上彼得·谢弗的这部作品就命名为《外国当代剧作选(3)》。用图书系列来做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毕竟不严谨也不科学,但是谢弗的戏剧作品收录了两部,还可以用两部剧作的题目作为书名,但是A·盖利曼的这本书却收录了五部剧作,难道用对谢弗的书命名的方式泡制成《反馈·验收书的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

书名既不应该是《外国当代剧作选(5)》,也不应该是《反馈·验收书的签字人·家丑外扬·长椅·齐努莉娅》,于是,当这本书“整个人”站在面前,却在一种无法命名的状态中,最后索性用《盖利曼剧作选》作为书名——第一次以自造的方式命名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的确是某种尴尬,而当回到“还要问名字干什么”的戏剧语境里,不需要命名的背后不是尴尬,不是凑活,也不是有具体存在的“去名化”行为,而是呈现了一种真相的缺失,正是在这种真相的缺失中,唯一性和必然性也不复存在,于是站在面前的“整个人”也成为了符号和标签,最终具体的存在也变得虚无。

出场人物只有他和她,第三人称代词指向的只是某一种性别区分,他是身材不高、秃顶、壮实的男子,而她则是一名少妇,男子和少妇可以指代所有人,当他和她在祖鲁巴文化休息公园里相遇,第三人称的故事注定会走向不确定,甚至变成完全的谎言。但是在少妇面前说着不要问名字的男人,却首先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现我要告诉您一个高度机密:我叫尼古拉。”告诉名字是为了得到一种肯定性信息,在肯定性信息里才有可能铺垫出接下来的故事:他说自己每月有三百五十卢布的收入,他说自己是一个四十二岁的单身男人,他说妻子和自己离婚了,他说自己正出差在这个城市——无论是收入还是年龄,无论是婚姻状况还是此行的目的,他都是为了搭讪,并寻找一种机会。而当他说可以为遇到困难的女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时,实际上就是把她当成了自己寻找的目标,“只要店里有货,然后我们带上买好的东西,叫一辆出租汽车,到您家里作客去!”

做好了铺垫,只为这最后的目的,但是起先就朝他笑的她却告诉了他一个事实:“您已经在我家里作过—次客了!”这是一种对已经发生事件的确认,理由是她知道他的名字,“尤拉奇卡”无疑解构了他说出自己叫“尼古拉”的事实,而且,和他说“我整个人都在您面前”的具体存在相对应,她也说:“要不要我脱光衣服,让你认一认?”而且在这个身体作为证明的存在中,她也说出了那次在家里做客的情形:在家里呆了一个晚上,最后临走前告诉她很快会回来,因为要从宿舍里取来生活必需品和证件,为了“以后住在你这里。”但是他却一去不返,于是再次遇见之后,她骂他是:“公园的臭流氓!两条腿的畜生……”

他整个人站在她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自己相关的信息,而她也整个人站在他面前,也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叫“薇拉”,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于是问题产生了:到底是他说的是真相,还是她说的是事实?实际上,围绕这个问题,盖利曼在接下去的情节里几乎都是在证明他所说的是谎言,而她则不断地戳穿他的谎言:他说自己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了三年,作为一个四十二岁的单身男人,知道面前的她想要嫁人,于是他急于想一起去她家里,但是她一开始质疑的是,为什么他没有认出自己?“为什么你一下子没认出我来?竟然忘记了,怎么会呢?从你那儿我还能得到什么好呢?我这人就那么容易被忘掉?你去找个不容易忘掉的人好了!”他解释说,“上次我们相遇是鬼使神差,今日则是天作之合。”但是在他紧抱着她的时候,她从他的口袋里摸到了身份证,才知道他根本不叫尼古拉,也不叫尤拉奇卡,而是费多尔·库兹米奇,也就是“费加”;他不是来这里出差,而是在公共汽车场工作;他也根本没有离婚,和妻子住在红军街;孩子也不是女儿,而是两个儿子……

身份证当然是他身份的证明,于是关于名字、工作、婚姻状况和子女都一清二楚,当然也把刚才他所说的话都变成了谎言,但是他还是沿着自己的逻辑,力图证明自己不是说谎,“好,瞎说就瞎说吧,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将这一切都归结为想象力,他便告诉她自己的孩子是儿子,而且马上有自己的孩子了,和妻子已经离婚,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甚至把前妻的电话号码写在纸片上,让她打过去确认。实际上他知道她不会愚蠢到去打电话,她在他面前也说自己不会去确认,但是在自己离开之后,她却真的打了电话,她得到的信息是:电话根本不是家里的,是单位的,和妻子也没有离婚,而且也不是供应科长只是一个普通司机。

于是,谎言全部被揭穿,“全世界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男人在欺骗成千上万的女人!这是生活的规律!”当欺骗成为生活的正常规律,一个具体的人便被解构了,变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他到底是谁?或者如她所发问的:“那到底真相是怎样呢?”但是谎言被揭穿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当他离开她坐在长椅上哭泣,当他返回她告诉他“我觉着我已经活不下去了”,甚至当他建议回去拿点必需的东西然后坐车去她家里,并且“往后我就住你那里”了,她似乎又接受了他新的说法:儿子是两个,但是那个大的是前妻生的,八年前他跟他离婚了,然后她嫁给了一个军人,后来大儿子也结婚了,而现在的儿子是第二个老婆生的,儿子刚上二年级,而和妻子之间也发生了矛盾,因为妻子有了外遇。

在一切被信任的情况下,她等待他回去拿必需品,她相信了她的妻子有了外遇两个人关系不好,她也接受了他回去和妻子好好谈谈明天再来找自己,但是最后他的建议是:“我求你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多么需要,不管你多么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千万不要去找我……工作单位不要去,家里也不要去。听见了吗?”于是她回答了“听见。”甚至最后给了他自己在波里戈夫大街四楼四单元一层的房间钥匙,等待他和妻子商谈完之后回到她身边,开始在一起的生活。从名字到婚姻状况,从工作单位到孩子情况,为什么一个满嘴谎言的人最后还是被她接受?其实,盖利曼或者设置了一个陷阱,当他被她一步步揭穿谎言,似乎说谎者就是他,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之存在就是一个可能,甚至是可能都不是。这里或者又盖利曼道德层面的考量,但是在她拿出钥匙等待他最后来找他的时候,是不是她也设置了一个骗局?或者说,当她成为揭露真相的存在时,有可能她也在编造谎言,甚至比他更甚——在她作为真相的寻找者而存在的时候,不仅站在在道德高地上使他丧失了一个人的尊严,而且一步步接近事实。

但是,她似乎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个不明显的骗局,当她见到他并且说他曾在自己家里做过一次客,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开始就是一种不真实,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几乎没有质疑就认定自己的确是去过她家,一个到处找女人搭讪到处编织谎言的人,当然已经记不得自己和谁有过交往,于是顺水推舟承认了她所说的事实,特别是在“要不要我脱光衣服,让你认一认?”的具体存在面前,一切都失去了质疑的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已经处于下风,被她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她对他的命名,之后拨打的电话,都是一种骗局,而被他控制的她试图证明她是喜欢自己的,所以一步一步被她牵着鼻子走。最后当她给了他钥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可能,“用不着担心,我的傻瓜。如果有那种情况,我会换一把新锁的。”那个房间是谁的房间,这把钥匙是谁的钥匙,在他没有真正打开那扇门的时候,一切都可能是假设。

所以,在他和她这两个第三人称演绎的故事里,一切都可能是谎言:他不叫费加,她不是薇拉;他没有儿子和妻子,她也没有在一年前认识他;他不是公司职员,她也没有那套房子……在一切的事实都变成虚构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不被命名的、可能的他,她也是一个不被命名、可能的她,于是真相缺失了,甚至寻找真相都在他们相信的谎言里放弃了,最后,盖利曼在他和她离开之后再次将目光对准那些长椅,长椅上还坐着几对情侣:有时是她对他说的是:“咱们走吧,已经很晚了!”有时是她对他说的是:“急什么,还早着呢!”在没有真相的时候,“两位姑娘说得都对。”而盖利曼为这样的可能性生活带出了最后的结局:“因为严酷无情的夜幕正徐徐降落到人间,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有人啼哭,有人安眠。’”谁会啼哭,谁会安眠,也许只有也本身知道,而一切的生活都滑向了没有真相的可能状态中。

“场次由导演决定”标注在这部戏剧里,当导演决定着场次,一切也都变成了盖利曼对于真相的态度。这是剧作选里最具有哲理意义的一部戏剧,作为苏联“生产题材”的剧作家,盖利曼所关注的是一个相对平静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他在《致中国读者》中说“我希望我的剧作能够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存在着哪些冲突,哪些矛盾。”的确,《长椅》之外的其他剧作都具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但是无论是《长椅》中的寓意,还是其他剧作中的现实,盖利曼都在寻找真相,尤其是在“生产题材”的剧作中,他试图抓住矛盾和冲突,用问题的紧迫性和尖锐性,用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权益的利害性,来激发和调动公众的兴趣。《反馈》聚焦的是生产线投产与否的政治问题,正在兴建的大型联合企业需要马上进行投产,州委工业书记完全了解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只能整体投产,不能部分地按生产线分期投产,否则将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反对,一再要求公司提前投产,从而在全州树立一个先进企业的典型。但是刚上任的公司经理努尔科夫知道整个工程竣工投产非但不能提前,甚至如期投产都成问题,但是他没有已故经理马隆采夫的关系和威望,搞不到工程所必需的设备和材料。但是,为了迎合上级的意图,为了能搞到所需的材料,他决定铤而走险,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段,妄图用一条生产线提前投产的办法,沽名钓誉,瞒天过海。

新来的市委书记萨库林经过调查了解,揭露了建筑公司的这一冒险骗局,官司打到了州委奥库涅夫利用职权,将此事的责任完全转嫁于努尔科夫,骗局虽被揭穿,损失却在所难免,最后只得由州委第一书记出面收场:两害择其轻者——提前将一条生产线投产。《反馈》所批判的并非只是抛弃原则、不择手段的努尔科夫,而是揭露这样的问题出现的体制原因,当把市委书记萨库林作为一种理想而最终解决了这个严重问题时,盖利曼就是要将批判一种经验主义,以及经验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徇私舞弊、优柔寡断,最后他通过安装工人叶列明发出自己的声音:“党员必须忠诚老实……劳动中一丝不苟……讲原则……对缺点错误不妥协……与官撩主义……地方主义作斗争……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

就像《长椅》中提出“那到底真相是怎样呢”这一问题,就像《长椅》中谎言成为生活的规律的巨大讽刺,《反馈》所聚焦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地方主义,《齐努莉娅》则表现了如何与现实作斗争:齐努莉娅是一个波塔波夫式的十九岁的姑娘,她天真、善良、富有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她的崇高的思想完全发自她的内心,而不是夸夸其谈的漂亮言词。但是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她遇到了困难:周围上下一些人所奉行的则是另外一套生活原则,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追求的是生活要好,工作要少,待人接物常常表里不一,两面三刀。齐努莉娅几乎完全陷入了这样一些人的包围之中,但是她不向命运低头,一个人孤军奋战。她也动摇过,甚至想去自杀,但信念还是战胜了自己,坚定了斗争的决心,逐渐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但是齐努莉娅和《反馈》中的萨库林一样,有一种理想化色彩,而在《验收书的签字人》中,围绕面包厂该不该验收签字,委以重任的申金完全以这个目标而终极任务,他通过不同的方法甚至极端做法获得签字,但是验收小组成员谢苗诺夫最后对他说的是:“我不能签字。你上头有指示,我上头也有指示—一你有你的上司,我也有我的上司。让他们自己去谈吧。”两个具体执行者的困境变成了权力之间的斗争,而当妻子申金娜却他最终放弃的时候,申金却极力否定了这个决定:“不,不!不,不!”这是一个底层人的呼声,也是他的无奈。

面包厂能不能验收通过,关键在于验收小组的签字,这无疑也是一种形式化,而形式的背后则是权力,所以当申金不惜一切代价让达到了标准的面包厂通过验收,被认为是一种正义,申金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精神”,但是有人也指出,申金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正义”,在道德上是不成熟的。两种观点其实也是关于人物定位的争论,无论是程序正义却遇到困难还是用不正义的手段追求正义,他们都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体制问题,而盖利曼也通过剧作将社会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展现出来。其实,在被权力控制的体制面前,在真相被掩盖的现实面前,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命名”:它是《长椅》中那把无关开门的钥匙,是《反馈》中不断被改写的提前投产倒计时牌子,是《验收书的签字人》中夹在车窗玻璃上的车票。

而在“命名”之外,生活就成为了这些问题本身,即使有叶列明、萨库林、齐努莉娅、申金这样的理想人物,最后也只是一个他或她,所以在《验收书的签字人》中盖利曼有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故事发生在今天”今天就是无时无刻的现在,就是无处不在的此时,它不是虚构是一种现实,它不是创作是真实,所以在真相即是真实中,盖利曼本身就是用文本在讽刺着现实,讽刺“命名”:1987年1月6日他在《致中国读者》中写道:“我深信:没有广泛的民主和公开性,社会主义社会就无法向前发展。”四年后的12月25日,他所生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解体。

伊库斯·上帝的宠儿

编号:X38·1951112·0192
作者:(英)彼德·谢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11月第一版
定价:4.55元
页数:324页

曾创作过侦探小说的彼德·谢弗似乎对社会中犯罪事件有着天生的敏感,他对人性中“犯罪”本性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伊库斯》中男孩刺瞎了眼睛,《上帝的宠儿》中萨利埃里谋害莫扎特无不表现作者对“悬念”的剖析能力。虽然谢弗的创作手法多样,但他的基调是悲剧性的,他不是一个狂热的社会改造着,他只是不停的向社会提出问题,在舞台上表现人性中的阴暗面。


《伊库斯·上帝的宠儿》:你的神是一尊嫉妒的神

萨利埃里 (对观众)没有一个说对的。他的死因很简单,是上帝吹的。因为他必须吹,不停地吹。笛子在他永不满足的嘴中吹裂了。
《上帝的宠儿·第二幕》

莫扎特一定在那个夜晚看到了罪恶,当他失去了成为伊丽莎白公主太傅的职位,当他在穷苦中接受了用剧本换报酬的建议,当他在憔悴时失去了休息的机会,这个音乐天才在维也纳走完了他落魄的一生:他举起酒瓶一饮而尽,他绝望地低下了头,他喊出了一句:“啊,神圣的上帝!”在呼喊上帝的时候,他一定是看见了夺命的魔鬼,但是天才而天真的莫扎特,至死都不明白上帝为何未离他远去?或者说,为什么他想感恩的世界里却失去了上帝所垂青的生命?

莫扎特,人称“阿马德乌斯”——拉丁文:上帝的宠儿。“上帝的宠儿”像是人类对于这位独一无二音乐天才的崇敬,但是,当他们的目光向上仰视,其实就是把莫扎特带入到了人类和上帝所割裂的世界里,因为他是被人类命名、应该不食人间烟火的“宠儿”,但是他陷入的绝境恰恰是缺失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保证,没有了高贵的职业,没有了高收入的工作,没有了名望,他甚至在两个孩子和妻子康斯坦茨的哭声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余光,他的死亡就是一个被割裂的寓言:索求他稿子的恩人成为了索命的魔鬼,一个想要感恩的恩人竟然将他推向了深渊——他甚至在妻子面前说哈布斯堡宫廷的作曲家萨利埃里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制造这个悲剧的人是谁?或者把莫扎特置于死地的人是谁?

一切似乎是没有悬疑的,当莫扎特绝望地垂下了头,萨利埃里对着观众说:“戴上我给他预备的面具,亲自出现在莫扎特面前,装成把他引向死亡的信使。”当莫扎特告诉他要为孩子写出这出新剧时,萨利埃里用意大利语对他说:“是我!——我在杀害你!……我为你而下地狱!”已经变成魔鬼的好人就站在他面前,并且看着他死去,萨利埃里难以逃脱道德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就像他的仆人戈雷比格说的:“那是真的!我起誓!上帝啊,那是真的!”就像在剧场里不断重复的“凶手”一词指向了“萨利埃里”,甚至萨利埃里自己也承认,“我给他下了毒药。用的不是砒霜。不是,而是用你们已经看见的,是我干的一件件勾当!”

当死亡的勾当在观众眼皮底下发生,当魔鬼的行为被萨利埃里自己承认,为什么“风言”和“风语”会说“我不相信”?当传播谣言的“风言风语”否定了凶手是萨利埃里,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真相?但是当莫扎特的生命最后阶段已经成为了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一个体面的宫廷作曲家有必要将他推向死亡?就像萨利埃里自己所言:“一个一帆风顺的歌昧团首席指挥有什么理由要谋害一个穷愁潦倒的歌咏团第三指挥呢?真是可笑。”可笑而可悲,死亡却并没有在事件已经显出真相雏形的时候走向终结,一种死只不过是另一种死的起点:1823年11月,在自己的家里,萨利埃里把一篇文章交给戈雷比格,让他在自己死后公开,而正当戈雷比格疑惑的是,萨利埃里把一块饼干扔到了刮脸的水中,然后拿起刮脸刀割向了自己的喉咙,在戈雷比格的惊叫声中,这个制造了莫扎特死亡的凶手也走向了死亡。

“究竟是谁死了?”萨利埃里曾经对于莫扎特的死亡提出过这个疑问,而这似乎也成为他自杀的一个线索:谁死了,一种现象的死亡还是一种本质的死亡?一个上帝的宠儿的死亡还是罪恶的魔鬼的死亡?当“凶手”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是一种赎罪?萨利埃里曾经说过:“他的死因很简单,是上帝吹的。因为他必须吹,不停地吹。笛子在他永不满足的嘴中吹裂了。”当他把自己扮成索命的魔鬼,看起来就是为了打破上帝的恩宠,甚至把莫扎特的死亡看成是一种必然,因为只有莫扎特死了,外界开始渲染,那么作为凶手的自己名气也将会越来越大,“这正是我赎罪的代价。”但是显然,所谓的赎罪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真相”,或者只是单一事件的真相,而在萨利埃里制造的双重死亡里,有着对于“上帝的宠儿”最本质的质疑和解构。

“在这场战争中,当然必须要摧毁这个人!”这是萨利埃里的心声,当他发起这场“战争”,看起来也的确是一种嫉妒心。萨利埃里一心想要名声,跻身伟人之列是他的追求,“我希望大放异彩,犹如掠过欧洲上空的一颗彗星!”尽管已经是一个多产的宫廷作曲家,尽管有体面的住宅和体面的妻子,尽管众多的学生,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作曲家却不幸遇到了莫扎特,正是这个上帝的宠儿的出现,“那一夜改变了我的一生。”国王接见了莫扎特,让他写一个含有正统德国美德的歌剧,给了他至高的礼遇。萨利埃里以为莫扎特只是一个风流的人,却不想被恩宠,于是嫉妒心在那一刻开始膨胀,他不想失去自己最漂亮的学生凯瑟琳娜,于是想要占有莫扎特的未婚妻康斯坦茨,他答应前来找他的康斯坦茨,让莫扎特成为伊丽莎白公主的太傅,但是条件是让康斯坦茨做出“牺牲”,当康斯坦茨拒绝,于是萨利埃里开始了报复:他把太傅的职位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乐师,他羞辱了当时拒绝他的康斯坦茨,他在皇帝面前说莫扎特的歌剧伤风败俗——他把《费加罗的婚礼》看成是一个明显的失败,他说莫扎特挥霍无度还去嫖妓,正是在萨利埃里的不断攻击,他的阴谋得逞了,莫扎特成为了上帝的弃儿,不仅失去了成为宫廷音乐家的机会,而且在贫寒交迫中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

在这样一种结局里,萨利埃里已经用最卑劣的手段打败了他,为什么还要将他推向死亡?因为上帝把他的名声吹裂了,这样一个原因似乎显得苍白,萨利埃里自杀之前其实已经讲出了他内心所要扼杀的东西,“我周围的人向往得到各种权利,我则唯独向往得到奇妙的音符。”向往各种权利,甚至包括莫扎特,当人们称他是“上帝的宠儿”,无疑是在一种荣光中感受上帝给予的权利,而这正是莫扎特一生无法走出的窠臼,而萨利埃里认为自己是纯洁的,只要音乐是真正的“上帝的宠儿”,他在音乐中甚至渴望成为奴隶,“让一个神——音乐,把我占有、驱使直至累死。”上帝和上帝的宠儿是沽名钓誉的,只有心中有神的人才能抵达真正的高度。而当萨利埃里用一把刮胡刀杀死了自己,他就完成了一种解脱,所以死去而站在有光柱的舞台上时,他把目光投向了黑暗的源初,然后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所有的庸才们—一在世的和未来的庸才们,我宽恕你们全体!阿门!”

自杀不是因为罪恶需要赎罪,而是不想在这个连上帝都被污名化的世界里活着,所以萨利埃里不是嫉妒的代名词,他也不是罪恶的魔鬼,而成为了内心有着音乐神圣性的人。音乐是他的神,权利是上帝的伎俩,神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可和解的,也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完成自我神话的命名——“莫扎特”只不过是一个道具,“上帝的宠儿”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只有站在超越宗教和道德的高度看见内心的神,似乎才是生命的真相。但是生命是在死亡是完成命名的,而在《上帝的宠儿》之外,《伊库斯》里出现的“你的神是一尊嫉妒的神”,是不是也需要用一种死亡完成对于自由的命名?

也是伤害,也是死亡,当然,也是表象里的嫉妒。首先是六匹马被刺瞎了眼睛的伤害,凶手则是一个叫艾伦的少年,“一个铁家伙弄瞎了六匹马。”这是身为地方法官的海瑟对于事件的描述,而当他被转到精神病院的时候,实际上在马成为伤害者之后,艾伦也成为了伤害者——这是法律和科学对于人的定义:当艾伦被带到医生狄萨特面前的时候,他一开始没有任何回答的反应,之后则是骂医生,之后则是不停地喊“埃克”……在这个过程中,他站在狄萨特面前的时候,完全是一个缺乏交流的医治对象,甚至就是一个精神病院里非正常的无数病人中的一个,狄萨特在见到艾伦之后做过的那个梦似乎印证了这一种对立关系:在梦中狄萨特成为戴着金色面具拿着一把快刀的祭司,他主持了一个隆重的献祭仪式,而献祭的贡品就是一群儿童,当狄萨特将那把刀扎进孩子的身体,他的副祭司抢去了他的刀,“我就醒了。”

献祭的孩子,拿刀的祭司,以及被夺去了刀的结局,似乎是一种隐喻,狄萨特似乎也在整个梦境里看见了伤害:那些孩子和艾伦有着一样的面容,这是作为对象的病人的投射;但是自己的刀被人拿走了,而后梦醒了,也就意味着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罪恶,所以梦激活了他压抑的欲望:“我越来越这样认为。我希望用未来的十年悠闲自在地游遍真正的希腊……”他这样对海瑟说。噩梦让他第一次开始面对艾伦,开始不是作为治疗对象和他交谈,虽然一开始也是没有反应,也是冷漠甚至敌视,但是狄萨特渐渐掌握了一些关键词,也在和艾伦的父母接触中了解了艾伦的一些经历:比如他重复的“埃克”是歌曲里的词,比如他的父亲作为一个印刷厂工人希望他阅读,比如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张圣经里的图片,最为关键的是马,艾伦的母亲多拉说他喜欢马,他看西部片,看骑马的牛仔,“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他,骑马这个词来自伊库斯,拉丁文的马字。”正是这个“两个U字连在一起的单词”让他着迷,但是匪夷所思的是艾伦却不喜欢骑马。

彼得·谢弗:我不能把它说成是上帝注定的

喜欢看别人骑马,着迷于“骑马”的拉丁文,却不喜欢自己骑马,这种矛盾是不是艾伦的一种分裂,狄萨特在走访中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艾伦的父母就是处在对立的关系中——多拉常常给艾伦读圣经读物,墙上挂着的照片,拉丁文的“伊库斯”都和宗教有关,而他的父亲弗兰克却是个无神论者,他甚至讨厌他们母子整天黏在一起读圣经读物,“该死的宗教——那是我们家庭中唯一的真正问题,而这又是无法解决的。”而艾伦不喜欢骑马,甚至恐惧骑马就是这种矛盾激发所带来的结果:正是有一次在骑师的指导下艾伦骑上了马,但是却被弗兰克阻止最终摔了下来——从此他只要听到马蹄声就感到害怕。

“上层阶级的社会渣滓!骑马的人都是这类货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糟踏普通人!”从骑马到宗教再到社会阶层的仇视,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艾伦,就成为自由和压抑之间的对立,就导致了艾伦的分裂。“看哪,我赐予你,我唯一的儿子伊库斯!”在母亲那里他似乎得到了一种力量,但是当他把一段绳子挽成一个套子,把它放进了自己嘴里的时候,艾伦是将自己当成了上帝眼中的伊库斯,是为了像伊库斯那样拥有力量,“今晚,我们要去击败他们。”他们是敌人,是老板,是主人,“所有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虚荣而炫耀它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虚荣而把各种花饰系在它头上的人!来,伊库斯,让我们击败他们!跑起来啊!”于是伊库斯的鬃毛坚挺在风中。

在艾伦看来,那个马厩就成为神殿,成为圣坛中的圣坛,但是伊库斯,甚至幻化为伊库斯的自我,为什么嘴里要带着套子?“为给世人赎罪。”当艾伦以赎罪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伊库斯,他实际上就是一个牺牲品,“吃掉我的罪恶。为我吃掉它们……它经常这样做。”圣殿即是祭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狄萨特那个关于献祭的梦实际上就是艾伦命运的写照,而当狄萨特梦见了艾伦并在最后的时候被夺去了刀子,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让狄萨特看见了自己身上伊库斯的影子。艾伦生活在父母矛盾的阴影里,而狄萨特的婚姻生活也充满了对立,“可你知道两个人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却象是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似的滋味吗?在精神上,她沿袭家里的习惯总是沉迷在阴湿的苏格兰教堂之中,而我却神游在古希腊的陶立克神殿里——云雾缭绕在柱子之间——兀鹰从天外带来神示。”他曾经对海瑟这样说,也正因为在艾伦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他认为,艾伦跑遍了整个医院打听狄萨特和妻子的情况,“想要通过我挽救他自己。”

真的是一种挽救?其实这是一种双重自我欺骗的开始,从艾伦来说,他在父母紧张的婚姻关系里不想成为牺牲品,所以他在伊库斯那里找到寄托,到马场工作便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而且他还在那里认识了女孩基尔,一种内心深处的欲望让他产生了冲动,“她才是长着这样一双眼睛的人。”基尔的眼睛像马,所以他沉浸在伊库斯的世界里,在性的启蒙中开始忘记家庭的烦恼,忘记社会的约束,但是在和基尔去看有裸体女人的电影时,为什么会碰上自己的父亲?一个整天说工作忙的男人,却是撒谎在电影院里满足在家里无法满足的欲望;为什么在马厩这个圣殿的圣殿想要触摸基尔的身体时,为什么会传来让他害怕的马蹄声?“我抚摸她时,我感觉是在摸它。”当基尔变成一匹马,当他只是需要马从脖子上流下的汗水,他自我挽救却又自戕的分裂性状态又被激活了,“结果我甚至不能吻她。”

但是艾伦却还是走向了想要自我拯救的那条路:刺瞎了马的眼睛,即使他赶走了基尔,即使他活在痛苦中,即使他不停地叫“惩罚我吧!”但是对于艾伦来说,当去除了内心撕裂着的那马蹄声,那刺瞎了无法成为正常男人的马眼,艾伦渴望的是回到一种人格里,唯有毁灭才能得到救赎。但是,当他做出举动成为了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时候,他实际上又跌入了社会的桎梏中,但是他遇到的狄萨特似乎从他的经历中发现了人性的光辉:他是被压抑才渴望自由,他是讨厌虚伪才想要沉默,他是“正常”才可贵:“‘正常’,就是孩子眼睛里善良的笑容——完全正确,它也是上百万成年人临死时的眼神。它能让人欢欣鼓舞,也能让人悲痛欲绝——就象上帝一样。”但是在被命名为正常的时候,一个被噩梦缠绕的医生,一个陷入困境的丈夫,也在现实中成为艾伦一样活在自我挽救却又自戕的分裂性状态里:“‘正常’是必不可少的,操生杀大权的健康之神,而我就是他的祭司。我的工具非常精致。我的同情是真诚的。在这间屋子里我曾经真诚地帮助过许多孩子。”

把正常当成是一个具有生杀大权的健康之神,把自己看成是献祭的祭司,狄萨特实际上在无法改变自己分裂现实的情况下,他只能成为一个毁灭者,甚至夺过了那把曾被夺去的快刀 “我站在黑暗中,拿着镐头挥向一个个脑袋。”艾伦死了,在作为医生的狄萨特看来,这是一种解除他痛苦的办法,在作为祭司的狄萨特看来,他便成为了拥有生杀大权的神,“我不能把它说成是上帝注定的:我不会走得那么远。可是我依然会非常尊敬他。如今在我的嘴里也有一根链条。它是永远去不掉的了。”那匹嘴里含着链条的马,被艾伦刺瞎了双眼,那个生命中带着伤害的艾伦,被狄萨特敲碎了脑袋”在伊库斯和艾伦的嘴里,永远有着无法被拿走的链条,它甚至在死亡时成为被惩罚的烙印。

“你的神是一尊嫉妒的神”,上帝不在,上帝的宠儿只是权利的代名词,伊库斯只是伤害者,只有拿着刀的神,站在黑暗里,以一种毁灭的方式让对立、矛盾消失,而整个舞台仿佛只有这一个神站在那里,和观众说话:“座位上都坐满观众。在本剧进行之中,当狄萨特直接对全体观众说话的时候,也不时地对他们说话。其他演员不和这部分观众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