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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2·1951120·0200 |
| 作者：（德）尼采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92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4.20元 | |
| 页数：136页 |
对于尼采来说，《论道德的谱系》是一本容易被人忽略的著作，这是尼采后期关于伦理哲学的一本总结，具有一定的系统性，1887年出版。此时的尼采已疾病缠身。在书中，尼采开始显露其极端与反叛的一面，他对基督教心理、良心心理、禁欲主义理想都进行了批判，却散发了温柔的本质。
禁欲主义理想是使哲学家笑对高尚果敢的精神的最佳条件—一哲学家并不以此来否定“存在”，他正是在这里肯定他的存在，而且只是他的存在，也许直至那罪恶愿望的临近：“世界毁灭了，哲学诞生了，哲学家诞生了，我诞生了！”
—《第三章 禁欲主义理想意味着什么？》
毁灭而诞生，禁欲而创造，一种结束意味着一种开始，一种失落意味着一种胜利，当讨厌尘世、敌视生命、怀疑感官、摒弃情欲成为一种遁世的态度，当贫穷、谦卑和贞操成为一种理想，谁在那里高喊：“美就是不含私利的享受。”睡在那里宣布：“胜利孕育在垂死的挣扎中。”谁又会在孩子出生时不无懊恼地说：“罗喉罗降生到我家，我被套上了一副枷。”
当然是哲学家，那些在哲学诞生后诞生的哲学家，那些称之为“我”的主人，但是当世界之毁灭成为哲学和哲学家诞生的一个前置条件，生命意义在哪里？自由意志在哪里？或者司汤达所说的“美许诺幸福”的“私利兴奋”在哪里？宽广、宏大、多元的世界，是被那些称为“我”的主人看成是“罪恶”，所以挣扎，所以自我鞭笞，所以禁欲，当一切都被神圣化，摆脱折磨已经变成了自我折磨，而所谓的胜利只不过是在禁欲的目的实现中去除了虚无主义。
所以尼采说否定“存在”，只是为了肯定存在，而且是为了“我”的存在，当我存在，我诞生，是不是生命反而在另一个维度里再生？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是哲学家费德高尚果敢的精神，还是世界被唾弃为罪恶，这些道德标准到底如何界定？世界毁灭而退回到哲学，在“我爱智慧”的偏见中，却深藏着一个道德维度，也就是说，在“以生命反生命”现象出现之前，在“活生生的对立意志、反自然意志被哲学化”之前，那些和欲望、信仰、利益、良心有关的道德偏见是如何产生的？渗透着必须毁灭世界观是如何起源的？
“我写这篇辩论文章来探讨我们道德偏见的起源。”尼采在前言中就界定了一种“道德偏见”：关于善与恶，关于好与坏，这是“他们”设定的道德谱系，而“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所以他问：“究竟什么是我们关于善和恶的观念的起源？”如果加上一些挑剔仪式和“哲学上面的训练”，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人的观念，“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又是什么？”把这些道德谱系归于道德偏见，尼采的对立面已经明确地站立在那里，而他在探讨起源的时候挑战这些偏见，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道德谱系：“我们要批判道德的价值，首先必须对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为此还需要认识这些道德价值产生、发展和推延的条件和环境，认识作为结果、作为症侯、作为面具、作为伪善、作为疾病、作为误解而存在的道德，同认识作为原因、作为医药、作为兴奋剂、作为抑制物、作为毒药而存在的道德。”
那些道德里有症候，有面具，有伪善，有疾病，有误解，而认识这些道德是为了全面了解“作为原因、作为医药、作为兴奋剂、作为抑制物、作为毒药而存在的道德”，尼采的道德谱系论述是不是也是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其实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不管是道德偏见还是生命意志，其实关键不在于二元论，就像善与恶，好与坏，它们本身就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重要的是这善与恶、好与坏命名的背后，为什么有着“反生命”意志，有着反私利的权利？
什么是好？谁是好人？“好”的观念在尼采看来，在判断起源上就“暴露了其拙劣”，“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的对象们，也就是这些行为的得益者们的赞许，并且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于总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就是什么好的一样。”这是他们建立道德谱系的开始，好的行为是不自私的行为，并且受到对象们的赞许，这是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根本没有触及到本质，本质是“好”就来源于那些“善行”的人，也就是起源于“好人”自己，他们是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当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上等的，于是他们命名自己是好人，行为是“好”的，而目的是对立于那些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粗俗的人和行为。
所以，这些好人成为了主人，成为了好与坏的命名者。权利变成了权力，尼采认为这是上等文化的标志，从历史上来说，罗马的骑士-贵族拥有强有力的体魄，拥有健康的条件，所以在战斗、冒险、狩猎、跳舞和比赛中成为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人。上等文化命名了“好人”，当然也命名了坏人，但是当犹太人起来反对罗马贵族，用奴隶起义打败主人的时候，另一种道德建立起来，那就是平民道德，这是一种犹太化、基督化和暴民化的道德，当起义成功，那些曾经的命名者，曾经的主人就成为了“恶人”，那么是不是好与坏就有了对调？
其实并非是如此简单的倒置，“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当耶稣成为爱的人格化福音，当他成为罪人的救世主，当他把祝福带给贫穷人和病患者，他的确是成为爱的化身，但是当以一种转化和创造的方式颠覆主人道德的时候，那种奴隶道德天生含有怨恨，“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所以被他们定义的恶人实际上就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是高贵者，是强有力者，是统治者，他们只不过被仇恨的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定义，改变了形态。所以在这种被诱惑的爱面前，逻辑呈现出两端，一段时间“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也就是说征服欲、统治欲都该抹杀，他们不需要寻找对抗，不需要凯旋；另一方面则是弱者在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本能下成为中立的主体，他们的逻辑是：“我们这些弱的确弱；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好。”而后一种逻辑在尼采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谎言，甚至是神圣化的谎言，“这些软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成为强者，有朝一日他们的“王国”也能来临，他们就把这个王国称为“上帝的王国”——他们事事处处都如此谦卑！”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爱，他们的期望，就是要在上帝的名义下成为“好的”。
从弱者的自我保护、自我肯定出发，道德就披上了一种责任的外衣，在他们看来，这种负责人的信仰就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权，就是一种少有的自由，就是一种驾驭自己的权力，“这个独立自主的人肯定地会把这种本能称之为他的良心……”甚至成为了一种能控制感情的理性，这是道德习俗带来的成就感，“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长期意志的人，一个可以许诺的人，他有一种骄傲的、在每一条肌肉中震颠着的意识，他终于赢得了这意识、这生动活泼的意识，这关于力量和自由的真实意识，总之，这是一种人的成就感。”而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一个理性的人，就是要有负罪感，有受到良心谴责，在可估算、有规律和必然性中成为一个能够支配未来的人。
这是尼采顺着犹太的起义、反抗而形成基督文化的反思，实际上已经喊出“上帝死了”的尼采在道德意义上对这样的信仰提出了质疑，什么是负罪？什么是良心谴责？实际上背后是一个关于惩罚和自由意志的问题。负罪当然是欠债，而欠债就是一种“惩罚”，这个非常物质化的概念其实是一个体系，里面有债权人，有债务人，当债权人分享了主人的权利，他终于能够把一个人当“下人”来蔑视和蹂躏，这种实施残酷折磨的权利不断被神圣化，成为一种“喜庆”，甚至是关于“失身的喜剧”。所以所谓的罪恶感、责任感无非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那就是人反对人，人和人较量，他们是买主和卖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而建立这种关系之后，正义感必定消失，而被命名的另一种正义感就变成了“宽宥”：“宽宥已经成了最有权力者的特权，或者勿宁说，成了他的权利的彼岸。”
和反抗者对于罪人的定义一样，其中包含着更多的怨恨，所以通过惩罚所能达到不是正义，不是责任，不是道德，相反，是恐惧的增加，是欲望的克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惩罚不是改进了人，而是驯服了人。惩罚是外向的非道德，而良心谴责则是内向化的非道德，“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于是良心谴责引发了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人为了人而受苦，人为了自身而受苦。当本能被压抑，还有什么自由，还有什么意志？还有什么具有生命的意义？当基督教用上帝让备受折磨的人找到安慰，当上帝为了人的债务牺牲自己，甚至用自己偿付了自己——债权人自愿地为他的债务人牺牲自己，这是出于爱？
实际上，对上帝负债的想法变成了人自身的刑具，信仰变成了宗教假说，以良心谴责的方式寻找解脱反而加剧了自我折磨，这绝不是未来的世界图景，绝不是生命的道德意义，而尼采继续搬出了札拉图士特拉：“这权力只属于札拉图士特拉，不敬神的札拉图士特拉。”正是他将我们从“从伟大的憎恶中、从虚无意志中、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这一正午的报时钟声，这一使意志重获自由、使地球重获目标、使人重获希望的伟大决定，这个反基督主义者、反虚无主义者，这个战胜了上帝和虚无主义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到来。”
这或者是在信仰意义上的呼喊，是反基督的一种造神运动，而对于尼采来说，重建道德谱系的最重要意义是反对自然意志被哲学化，也就是回到了哲学家本体的“我”该如何诞生的问题。当那些哲学家高喊着“世界毁灭了，哲学诞生了，哲学家诞生了，我诞生了！”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制造了世界毁灭的幻象，就是在负罪和良心谴责中排除了“私利兴奋”。当康德说“美就是不含私利的享受”，叔本华将其物化为将性工具、女人当做死敌，甚至那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放弃甚至厌恶婚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他们都未曾婚娶，甚至我们都不能想像他们会婚娶。用我的话说，结过婚的哲学家是喜剧人物”，如果儿子出生，他们甚至会说：“罗喉罗降生到我家，我被套上了一副枷。”
尼采当然也没有婚娶，也没有罗喉罗，但是当尼采以这些哲学家为标本审视道德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禁欲主义的巨大影子，而这个影子是危险的。为什么叔本华把道德价值超验化为开始否定自己，为什么康德要去除私利的享受，为什么哲学家不当喜剧人物，就在于他们要用禁欲主义来摆脱折磨，就像禁欲主义理想的口号所说，“胜利孕育在垂死的挣扎中”，禁欲就是一种十字架精神，“哲学家们特有的那种讨厌尘世、敌视生命、怀疑感官、摒弃情欲的遁世态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几乎赢得了哲学态度自体的地位。”他们在贫穷、谦卑和贞操中实现着自己的理想，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光芒。但是尼采说，这只不过是人类反对本能的行为，是最高超的欺骗和诱惑，是对于恐惧的恐惧，禁欲主义就是树立了一个敌人，就像犹太人对面的“恶人”，就像负罪面对的债权人，“正是他的敌人使他留了下来，他的敌人总是不断地引诱他生存”。
假象的敌人？在活生生的对立意志中，反自然意志被哲学化了，在反对本能的禁欲体验中，形成了“以生命反生命”的现象，在损害精神健康、审美趣味中，人的病态变得常规化——尼采举例那些医务人员，他们的对立者是病人，所以他们自己必须也是病人，必须和那些患者结成联盟，“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并为他们所理解；但他还必须是强者，他的自胜力必须强于他的胜人力，他还必须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强力意志，这样他就可以享有病人的信任和恐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是他们的支柱、阻力，是依靠、是束缚、是教诫师、暴君、上帝。”这是一种逻辑，另一种逻辑是通过慈善、馈赠、缓和、帮助、劝说、安慰、夸奖、赞扬等提供抗压抑感的药方。或者自己必须是病人，或者在微笑快乐中播撒爱，禁欲主义的理想就是“限定了那些更加希有的力量，特别是限定了勇气，限定了对舆论的蔑视”。
但是，反对禁欲主义真的是尼采的目的？他问的问题是：“如果除去禁欲主义理想，那么人，动物人，迄今为止尚未有什么意义，他在地球上的存在不包含着目标。”哲学家保持着禁欲主义，是一种反自然意志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禁欲主义，生命本身是不是反而走向了虚无主义？禁欲主义的天然敌手不是科学，“科学和禁欲主义理想，这两者原存在于一片土壤，即它们同样地过分推崇真理”，所以当禁欲主义成为一种反生命的意志，成为“拒绝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是它却还是一种意志，“最后还是让我用开头的话来结尾：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求。”所以当一切都归结与反对信仰和生命的虚无主义的时候，尼采在道德维度上还是无奈地回到了“意义”本身，因为最可怕的是在虚无中连自己都废弃了：“我们从来就没有试图寻找过我们自己，怎么可能有一天突然找到我们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