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秀之恋

编号:C27·1970315·0361
作者:施蛰存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1年1月第一版
定价:8.45元
页数:371页

与《雾·鸥·流星》一起,构成了施蛰存1926年至1936年这十年的小说创作,而《石秀之恋》中的大部分作品更能代表施蛰存“新感觉派”的风格。《扇》、《鸠摩罗什》、《石秀之恋》中意识流的运用其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施蛰存自己却把这十年的文学创作“看作是我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如果不是过谦,必是施蛰存超越自己的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十年创作仍是施蛰存的辉煌期。收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三编24部小说。

工作与时日·神谱

编号:S31·1970315·0360
作者:(古希腊)赫西俄德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1年11月第一版
定价:4.70元
页数:74页

赫西俄德约生于公元前8世纪,是古希腊的创作诗人,《工作与时日》全诗828行,分5个部分,歌颂公正与美德,里面包含着伊壁鸠鲁式的信条:乐观、积极、勤劳,此长诗被称为“一支光荣的歌”。《神谱》共1022行,述说了奥林波斯诸神的诞生以及彼此的血缘关系,这是对希腊神话较早的纪录,而谱系以诗歌的形式反映出来却是一个先例。

实用主义

编号:B86·1970315·0359
作者:(美)威廉·詹姆斯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9年8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224页

威廉·詹姆士对“实用主义”作过如下定义:“即经验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和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元诗等等。”这是威廉·詹姆士试图对哲学的难题进行解答,试图以实践的方法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实用主义》:只不过是确定方向的态度

真理这个以大写T开头而又是单数的词,既然是抽象名词,当然要求抽象地为人所承认,但是各种具体的真理就只有在被认为是方便的时候才需要承认。
       ——《第六讲 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

真理如何命名一种存在?它是一种观念还是一个事实?它是在一个已经确定的永恒世界里,还是在不断确认的认识过程中?它指向的是经验主义的实在,还是指向理性主义的纯粹?而当真理只是一个以大写T开头的词,一个单数的词,一个抽象的词,是不是会永远陷入到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中?

形而上学的争论,是关于“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一只树上的松鼠,一个树下的人,他们在相互对立而不可见的两面,这个两面制造了这样一种争论:人是绕着树看那松鼠,但是松鼠总是以同样的速度跑到他的反面去,也就是说,人和松鼠总是隔着不可见的那棵树,所以最后被争论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人是否绕着松鼠走?或者说当人绕着树在走,松鼠绕着树在跑,是因为人绕着树而追着松鼠,还是松鼠绕着树追着人的反面?

对于这争论的问题,威廉·詹姆斯给出的方法是: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就是所谓的“绕着”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松鼠在从北面到东面再到南面再到北面,在一种循环中人就是绕着它跑的,因为人也完成了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人先在松鼠的前面,然后再到右边,再到前面再到左面,当回到前面完成一个循环的时候,就不是绕着松鼠跑了,相反,而是松鼠绕着人在跑。所以在这两种差别的解释里,詹姆斯很明确表示:松鼠和人都是在相对运动,那个这个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就具有了相对性,“你们两边都又对又不对,就看你们对‘绕着跑’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怎么理解的。”

“又对又不对”的解释是缓和了争辩,但是缓和是不是消除?詹姆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折中,或者是一种妥协,找出矛盾中的差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实践,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从所谓的真理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是被一棵树挡住而对立成了两面,因为对立面就可能建立起了不同的原因体系,是先有人跑这个原因而导致了松鼠绕着跑的结果,还是先有松鼠跑的结果才导致了人绕着跑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争论的产生就是把人和松鼠放在了不同原因下,当一个问题被放置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识中,它永远是被争论的,而詹姆斯的态度很明确,这种争论需要的是调和,需要的找出差别,而实用主义首先作为一种方法论,其最本质的意义就是给出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则,争论就无尽无休。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宿命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概念的任何一对中的任何一个都既可能适用于又可能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概念的争论是无止境的。”很明显,实用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争论的终结者,就是把无止境不同原因的现象放置在一个必然要终结的体系里,当终结的时候,一还是多,宿命还是自由,物质还是精神,就没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的确,在詹姆斯的观念体系里,哲学就是遭遇了“两难”,哲学是什么,他认为是“我们对人生真谛的一种多少有些说不出来的感悟”,感悟是建立在个体意义上的,而个体具有不同的气质,它是崇高的,也是平凡的,它鼓舞我们的灵魂,它又制造疑惑和劫难,它能照亮世界的前景,但是它有时又常常让我们讨厌。而在这种气质主义下,哲学就呈现为两难,詹姆斯把相似的对比用两个名词来概括: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是对于信仰抽象和永远原则的态度,经验主义是对于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的观点;理性主义者赞成所谓的意志自由,经验主义者是一个宿命论者;理性主义具有宗教性质,但它不解释具体的世界,“同具体的事实和快乐与痛苦,毫无实际接触”,经验主义是和具体事实的经验有关,但是又带有非人本主义和非宗教色彩;理性主义具有高尚纯洁的特色,却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指向的完善变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经验主义者常常关注单独的、实际的特殊的事物,甚至是那些可怕的纷乱、惊奇、暴虐和它所表现出来的粗野……

威廉·詹姆斯:人其实是绕着实用主义在跑

一种是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一种是唯心主义的,一种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是乐观主义的,一种是悲观主义的;一种是宗教信仰的,一种是无宗教信仰的;一种是意志自由论的,一种是宿命论的;一种是一元论的,一种是多元论的;一种是武断论的,一种是怀疑论的……而把这哲学上的两难区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不是就是一种简单甚至粗暴的划分?詹姆斯也说到了这种区分方法,“哲学是充满了种种精微的推理、剖析和审慎,哲学领域里有各种结合与转变,现在却把它的冲突场所说成是两种敌对气质的横冲直撞的混战,这是多么无情的讽刺,竟把最高级的事物用最低级的表达方式说出来:这是多么幼稚的皮相之见!”但这是所谓哲学专业人士的批判观点,而把哲学“粗鲁”地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詹姆斯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完全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调解——似乎越是粗浅,越是粗鲁,越是“难以饶恕”,就越能体现实用主义的意义,因为,他说:“我提出这个名称古怪的实用主义作为可以满足两种要求的哲学。它既能象理性主义一样,含有宗教性,但同时又象经验主义一样,能保持和事实最密切的关系。”

“我所描绘的图画不管如何粗俗简略,却完全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才是真正具有真理性质的观点,才能认识世界的本真,才能在所谓的形而上学争论中刹车而走向终结。实用主义从希腊词派生而来,意思是行动,是实践,引用德国莱比锡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就是:“所有实在都影响实践;对我们说来,那影响就是实在的意义。”实践而实在,就是把一切的理论都变活,在詹姆斯看来,实用主义本质上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注重特殊事物上,它和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而在抛弃形而上学抽象问题上,它和实证主义是一致的,就如副标题,实用主义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但是,让旧思想穿上新外衣,并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置换,而是给所谓的哲学难题找到活起来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差别论”,就如“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的这个形而上学争论,其真正的差别就是每种说法背后的原因,而差别最后的作用是消除无休止的争论,找到最后的终点:“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它走在最后,所以它是目的论的,而这个目的就是真理,就是那个以大写T开头而又是单数的词,并把它从抽象名词变成一种具体的存在,“因此实用主义的范围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

实用主义为什么会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实用主义是关于实践、实在的方法论,在詹姆斯看来,不论是具体的物质实体,还是与思想、感觉、灵魂有关的“精神”实体,都是实用主义的对象,也是实用主义的主体,而且用实用主义考虑形而上学问题,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用主义者看见的是一个通向无限的上帝。“我个人相信要证明有上帝,主要乃在于自己的内在经验。当这些经验使你相信你有上帝以后,上帝这个名称最少会给你一种精神上休假日的好处。”在这里个人经验主义中的上帝取代了那个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不仅是一种“有神论”的现实实践,“如果我们的信仰把它具体化起来,变成一个有神论的东西,它便成为一个有希望的名词了。”而且,也取消了唯物主义的意义,在詹姆斯看来,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世界已经完成,另一部分的世界没有完成,完成的世界里,不论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世界已经发生而且完成了,寻找原因就没有了意义,重要的是未完成的世界,而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会毁灭的,也就是说最遥远的那个宇宙的终点注定是走向毁灭的,这种毁灭无法保证我们理想的利益,无法实现遥远的希望,所以,“这种完全的最后破裂和悲剧就是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实质。”

也就是否定了世界的唯物性,而只有上帝,可以“保证一个理想的秩序可以永久存在”,也就是说,只有有神论才能保证永恒性,而实用主义在自己内在经验中树立的那个上帝就是把希望带进经验中,“对于将来便有一个更可相信的看法。”所以,实用主义的本质是向后看的,看到在事实之上永久存在的“庄严高尚的东西”: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生命本身会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詹姆斯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让实用主义成为一种统一体,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无论是高尚还是低微,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只有用实用主义的这种折中、功利、甚至妥协,才能最终抵达真理。

这种调和在《一与多》里有了进一步的阐述,一元论和多元论,也是一种争论,但是其实在詹姆斯看来,一与多只不过是不同的立场而已,就像人和松鼠的争论一样,“世界是一”其实不是起源论,实际上它的意义是“目的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在这个目的下有多元的可能,但是这一切的多只是系统的组成方式,它是相互依附、相互连接的宇宙,而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系统,就在一个目的中“为他讲一个故事”,而这个统一成整体的目的论就是实用主义:“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着人类不断的努力而组成的联络系统,世界正日益统一起来。”

这种统一性,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它吸纳了常识,在“永远是不完整的,时有增损的”情况下,实用主义把新事物加进去,从而形成新的经验,与就真理结合之后、互相修改之后,就变成了趋向最终结果的新真理;实用主义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因为,“既然真理并不就是实在,而只是我们关于实在的信念,那就必然含有‘人的因素’;但这些人的因素,只有在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认识的这一意义上才能认识那非人的因素。”在以内在经验形成上帝的过程中,实用主义又具有了宗教特色,因为是趋向于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把不完整变成完整的整体,所以它是改善主义的,和宗教一样,它最终是为了终极的善,“只要你承认宗教可以是多元的或仅仅属于改善性质的,实用主义就可以说是宗教性的了。”

实用主义是对于常识的统一,但是一种人本主义,是具有宗教特色的,所以实用主义必然是一种真理,“真理是善的一种”,这种善也是真的,“凡在信仰上证明本身是善的东西,并且因为某些明确的和可指定的理由也是善的东西,我们就管它叫做真的。”实用主义的真理性在詹姆斯看来,更重要的意义是观念和实在的“相符”,只有相符,它就是在临摹实在的——具有经验主义的特色,而且,实用主义的真观念是一种“能使之生效,能确定,能核实的”观念,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永远面向将来,这就超越了面向过去的那个理性主义。

取代经验主义,超越理性主义,变成上帝,变成真理,这不仅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实用主义的目的,也是作为一种主体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以大写T开头、单数、抽象名词的真理,在统一了逻辑与崇高、事实和经验,统一了神秘和实用、物质和精神,统一的一和多、宿命和自由,也统一了绕着松鼠跑的人和绕着人跑的松鼠,最终在世界的最末端找到了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甚至找到了不再引起争论的那个上帝:“实用主义愿意承认那生活在污浊的私人事务里的上帝——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上帝的话。” 

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

编号:B83·1970315·0358
作者:(法)罗兰·巴特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260页

罗兰·巴特为《少年维特的烦恼》建立了另一种文本,那种对原文和原语言进行解构正是罗兰·巴特舍之不去的情结。巴特的目的正是通过一种文本创造一个情境:有人正面对缄默不语的对方在温情脉脉中喃喃自语,这种恋人絮语就是巴特的超人之处:他手拿一把手术刀在不知疼痛地解剖语言,并按某种秩序进行重新组合,257个辞条便是257块骨头,然后巴特向着自己之外的人们叫喊:作者死了。


《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我说出口是为了让你回答起身子

正是由于我将你指定为什么,才使你逃脱了分类的死亡,使你摆脱了他人,使你脱离了言语,我愿你永远不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是一个被陈述的结论,它的前语言是“他的什么”,他的什么是形容词,是被包括的定语,是寻找的范围,可以指向恋人,可以指向朋友,但是,“什么”的死敌却是“饶舌”,是“邪恶的炮制形容词的作坊”,也就是说,历数其特点的什么是一个含混不定的词,是摇摆不定的评价,是令人难受的印象——我行我素、执拗的结局是碰壁,“在恋爱中,这个什么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因为正是它是我们分离,因为我再一次拒绝认可我们的形象被分割开来,拒绝对方的变形”。而对于恋人来说,对于“什么”,会用一个回答:“你就是这样,恰恰就是这样。”

“他的什么”是别人的定义,而“就是这样”是消除了任何意义的选择,“不论来自自我的,还是来自他自己的系统;他只是一个没有上下文的文本”,甚至,他的什么,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替代,也无法在文本中插入任何形容词,但是,这就是被解构的文本,这就是恋爱中摆脱了他人的定义,摆脱了言语,“我愿你永远不朽”的意义就在于:“我从中得到快感,但毋需去辨识它。”这是无形容词的言语,这是自在的状态,这是逃离了死亡的存在:“我爱对方,并非因为他的(被历数的)优点特征,而是因为他的自然存在;由于某种你可以称为神秘的意念作用,我爱,但并不是爱他这个人怎样,而是爱他存在着。”

就是这样的“不朽”在罗兰·巴特看来,就是一个关于恋人絮语的讲坛——“有人正面对缄默不语的对方(情偶)在温情脉脉地喃喃自语。”一个是“他的什么”,一个是“就是这样”,一个是缄默不语,一个是喃喃自语,在言语结构中,这是不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在罗兰·巴特给出的原则中,恋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带有某种特殊症状的主体”,而是有着非现实的、难以捉摸的定西的存在,所以用一种“元语言”来编织自己的恋人絮语,在方式上,通过模拟演示代替表述,通过陈述代替分析,通过肖像代替心理描绘,而且将原有的人称“我”复活,让我制造喃喃自语,让我面对缄默不语的对方,以此,便有着这样的情境:“恋人的脑子也在转个不停,不断想出新花招,又不断跟自己过不去。他的话语总是呈万千语絮,一有风吹草动便纷至沓来。”也就是在情境中吗,恋人用对身体姿势的瞬间捕捉,来取代对静止对象的凝神关照,从而在一种“跟自己过不去”的状态中完成“就是这样”的不朽命名。

 

只有一个人,只有“我”,喃喃自语的我编制了这样一个系统,这是孤独的系统,包括表白爱情、袒露心迹以及谈恋爱,都不是人的孤独,而是系统的孤独:“我独自一人把它变成了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真正表述是:“也许我不断地被迫接受我自己表述中的唯我主义”。唯我主义,就是喃喃自语的系统,就是“我”制造故事,就是我沉浸其中,就是我享受孤独,就是我追寻死亡。所以一切都是单向的,只有起点,却没有投射的目标。比如“相思”的絮语里,“思念远离的情人是单向的,总是通过呆在原地的那一方显示出来,而不是离开的那一方;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与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也就是说,思念远方的情人“从根本上就意味着恋人的位置与他情人的位置无法相互取代”,这就是说:我爱对方要甚于对方爱我。这样的单向性很可能使我异化成一种女子,也就是在所处位置的颠倒关系中形成恋爱中男子的女性化,也就是自我的衍化中达到一种相思的平衡,本来恋爱中的双方都在寻求与对方的交融,“一个相互拥抱的意象,两个形象在此融为一体。”但是在远方情人的思念中,那个形象却只是一个干枯、泛黄和萎缩的东西。思念之苦包含着两种形式,一种是欲望,一种是需要,但是当欲望被需要所挤压,痛苦的絮语就出现了两个文本:“一是欲望,高举双手;另一是需要,张开双臂。”

不管是高举双手,还是张开双臂,其实都是一个人的喃喃自语,都是空空如也。单一的我在思念中,也在等待中,“我在恋爱着?——是的,因为我在等待着。”而对方从不等待。所以恋人注定的角色是:我是等待的一方。而这样的等待却提供了另一个文本:“某风流名士迷上了一个妓女,而她却对他说:‘只要你在我的花园里坐在我窗下的一张凳子上等我一百个通宵,我便属于你了。’到了第九十九个夜晚,那位雅客站了起来,挟着凳子走开了。”一百天的等待,在第九十九天的时候却取消了等待,当搬着凳子走开的那一刻,恋爱的对等结构取消了,并不是表述自己的主体地位不容取代,而是要恢复那种单一的“我”的状态,因为不取消离开,就意味着第一百天的到来,就意味着属于自己的恋人到来,而这种“属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对于恋爱中自我主义的亵渎。

而喃喃自语还需要继续,缄默不语也无法代替,一个唯我主义的系统里还有“怎么办”:“你爱夏洛蒂:要么是你有些希望,并由此而行动;要么你毫无希望,因此你得死了这条心。”这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选择,而在这“心智健全”的人的语言之外,维特却回答道:“我偏要居于两极选择之间:也就是说,我不抱希望,但我仍然要——或者:我偏要选择不做选择;我情愿吊着:但我是在继续下去。”其实放弃选择,回到自我状态,回到喃喃自语的系统中,“情愿吊着”也还要在这个单一指向的系统中表达恋爱的絮语。

但其实,在喃喃自语之外,在“我”之外,另一个对象是存在的,这就是“你”,维特之于夏洛蒂,便是一种我和你的对等关系,在恋人絮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像“我为对方感到痛苦”表达的同情,“在你温柔宁静的怀抱中”的搂抱,以及“我爱你”的呼唤,都建立了一种“我”-“你”的关系,所以在“闲话”中,“第三人称代词是个令人不快的人称代词:它是非人格化的代词,总意味着空缺、取消。人们的议论掠劫了我的心上人,还给我的仅是没有血肉的一个通用的替代,适用于不在场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要取消那个非人格化的第三人称“她”,而要还一个有血肉的“你”——“在我看来,对方不应该是一个被指:你就是你,我可不想让人家对你评头论足。”这个你复活了,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不被评头论足不被别人定义的人,也就纳入到了自己的系统里,在这个有“你”的系统里,鼻子上的疵点成为肉体相关的符号,交谈成为反反复复议论的形式,献辞成了一种礼物的接触和感觉,即使“我要竭尽全力赠予你那会使你窒息的东西”,那个“你”也是站在我的前面,活在我的系统里,成为一个人格化的代词。在慵倦的状态下,甚至情欲也在等待中变成了一种行动:“我无休止地渴望着得到你。”仿佛看见一张沉睡的脸,微启的双唇,松软下垂的手的时候,“我就想扑上去”。

但是在这出现“你”的结构关系中,我其实并非改变对方缄默不语的状态,而这种未被改变的状态对于我来说,则开始了一种自设的情境,“比方说,如果我发现对方竟然在思考,我便不再会想。爱欲重又变得很飘逸,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意念,一个整体上:我又恋爱了。”重回其实是重建,以自我的方式折射出一个完整的恋人系统。这里有自我沉浸,在“我沉醉了,我屈从了……”的絮语中,麻木的状态却是若有所悟,“身心沉浸的妙处全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死的)举动全由我决定:我信得过自己,我将自己托付给了谁?上帝,大自然,或是随便什么,除了对方)。”这里有自我惩罚,“恋人对自己情人感到负疚时,或者:想试图让对方看到自己受的罪时,总要(通过生活方式或服饰等)摆出一副自我惩罚的苦行相。”这里也有自我疯狂,维特在山里碰到的疯子却用寒冬腊月的鲜花献给夏洛蒂,“当他被关进疯人院时,是幸福的:他对自己一无所知。”但是这种疯狂却体会不到痛苦,疯子并不是在恋爱,而是在疯狂中体验人格解体,而“我”的自我疯狂是用“我在故我疯”的状态摆脱一种权欲:“我的疯狂并不意味着我很独特,而是因为我与一切社会性绝缘。如果说别人或多或少总是在为争得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可不想仿效,我不想捍卫任何东西,哪怕是我的疯狂:我绝不社会化(正像人们在提某某时说“他并不象征着”一样)。”这里也有自我打扮,那件蓝外套和黄背心的服饰实际上是一个将要被欲望毁了的生命:“蓝外套整个地将他包容了起来,周围的世界隐去了,除了我们俩以外什么都不存在;借这套衣服,维特为自己构造了一个孩童的身体,将男性和女性融为一体,外面一切都消失殆尽。”而在维特自杀的时候,人们发现他身上穿的正是这一套衣服。

而在这样一种自我编织系统的状态下,罗兰·巴特更关注的是写作和那句“我爱你”的絮语情境和意义。维特的絮语其实完全是一种和回忆有关的写作,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爱的表达,当诱惑和内心冲突,当绝境和自我表达变成词语的时候,写作便成为一种自在状态:“不是什么都表达不了,就是表达得过了头:没法做到恰如其份。”写作不是因为自己太软弱,也不是自己太强大,而是在写作的旁边必须要进行写作,“一旦明白写作不会给你任何报答,任何升华,它仅仅在你不在的地方——这就是写作的开始。”所以那些和恋爱有关的絮语其实就是写作的自我表达,就是寻找一种安身的位置。而那句“我爱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写作的符号?一端是我,一端是你,本来是一个完满的恋爱系统,“我爱你”甚至在匈牙利语中结合成单独的一个字,所以在这个用爱栖身的句式里,我爱你这一具体情境“不是指爱情表白或海誓山盟,而是指爱的反复呼唤本身”。当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它是一句话,是一个发音,“它的信息就包含在脱口而出本身,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没有蕴藉,没有丰富的内涵。所有内容都被包容在说出一这个动作本身”,这个动作是肉身和嘴唇紧密相连——张开你的双唇,咬住那个字眼,然后说出了。所以在这样一种动作中,“我爱你”的呼唤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反符号:痛苦没有被否定,甚至连怨艾、厌恶、愠怒都没有被否定。正是通过呼唤,痛苦不再郁结胸中,不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不再转弯抹角和暗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一种无法排遣胸中愁结的不能自拔的状态”,也就是说,“我爱你”这一个词取消了符号意义,变成了一种爱情的原始冲动和自然表达,摆脱了爱情在花哨的表象上大做文章。

也就是说,我爱你从出发这一端抵达另一端,是为了寻找这样一种真实:“我也爱你”,所以巴特说:“我说出口是为了让你回答。”我爱你是属于所有人可付出的词,不管是抒情诗人,也不管事说谎者,还是流浪者,只要成为付出的主体,只要支出了这个词,那个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定义,“语言本身意识到自己无牵无挂,便孤注一掷了。”这便是“就是这样”的最终归宿,我爱对方就是因为他的自然存在,“由于某种你可以称为神秘的意念作用,我爱,但并不是爱他这个人怎样,而是爱他存在着。”爱着,永远爱着,这一切抵达的是永恒的终点,所以即使是最后的死亡,也并非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悲剧,而是永远爱着的满足。而这样的终极状态在罗兰·巴特看来,却是一种肯定,也是恋人絮语的意义所在,所以在这一解构主义的文本后面,罗兰·巴特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反对社会化和现实化的表达。在恋人絮语的周围,其实是另外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嘲讽、遗弃、贬斥和忽略着恋人絮语,“而当某种道白放任自流,游离于现实土壤之外,独往独来时,它就只能成为一种肯定之载体,不管这一载体是多么的微弱。这一肯定便是本书将揭示的母题。”但是那现实之中的道白呢?那在社会土壤上结出来的恋爱结构呢?

社会化的恋爱是电视上不断重复的“我爱你”,是爱情小说中用绝对投射性的材料构成的主人公,没有那个系统,没有喃喃自语,没有爱着永远爱着的孤独,有的只是被命名的真实:“人们视为‘客观’的东西,在我看来却是造作,而人们视为疯狂、幻想、谬误的东西,我却看作真实。”甚至是那种污秽的爱,罗兰·巴特说:“一切不合时宜(落后于时代)的东西都是淫秽的。作为(现代的)神明,历史是专制的,不允许我们不合时宜。”所以在这样一个以理性的名义接受现代性和大众化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对激情的蔑视,而“爱情之所以是淫秽的(不合时宜的),恰恰在于它用情感代替了性欲”。而恋人的文本也被看成是没有任何崇高性可言,也就没有了社会意义,但在罗兰·巴特看来,那种微不足道的顾影自怜和平庸的心理活动构成的文本并非是真正恋爱的文本,而必须进行“回收”(recuperer),回收是回到传统的立场,是打消其破坏性。当恋人的情绪、感受与社会的习俗、规约格格不人,也就只能用这样的“回收”来意会,也就是说,在罗兰·巴特看来,一旦用社会所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来表示它,那么借以界定恋人的特殊性——他的情感也就受到了侵犯,恋人也就不再成其为恋人了。

所以“我”要保持一个完整的系统,最后选择是是一种自杀,一种永远爱着的自杀,而这种自杀就是一种“清心寡欲”:“一方面,我并不反对声色世界,一任欲望在周身流动;一方面,我又将我的欲望附着在‘我的真实’上;我的真实就是绝对地去爱”。所以在清心寡欲的既是“我”的永恒,也是“你”的不朽,而那个我说出又希望让你回答的“我爱你”便成为一切的意义:“‘我爱你’萦系在我的心头,但我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