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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45·1970627·0379 |
| 作者：（英）托马斯·莫尔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2年7月第二版 | |
| 定价：7.40元 | |
| 页数：163页 |
托马斯·莫尔以旅行家希斯拉德的口构筑了“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这个“最完美的国家制度”里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公民有劳动、享受卫生健康和教育、自由学术研究的权利。这并不是托马斯·莫尔躲在16世纪的书斋里做的幻想，在中世纪封建专制和初期资本主义的掠夺中，莫尔进行着对恢复人本主义的反抗。当然，1516年的《乌托邦》只是他寄托自己理想的工具，他的使命并不是只是向人们展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是希望通过宗教来实现社会的改良与进步。1535年7月，托马斯·莫尔的头被挂在伦敦桥上示众。
就应该使得全世界都采用乌托邦国家的法制，若不是那唯一的怪魔加以反对，这怪魔便是骄狂，它是一切祸害之王，一切祸害之母。
唯一的怪魔是骄狂，是祸害，是欺凌和嘲笑，它不是夸耀财富的女神，而是“从地狱钻出来的蛇”，盘绕在人们的心上，阻碍人们走上更好的生活道路。而只有乌托邦拔掉和消除了这一怪魔，“铲除了野心和派系以及其他一切罪恶的根源”，没有内战，没有纠纷，没有危险，没有毁灭，更没有他国的扰乱。但这是“无何有之乡”的乌托邦，这是拉斐尔的乌托邦，这是国家理想盛世的乌托邦，这是遭风暴失事而被冲上岸的乌托邦，这是第四次航程要塞上的乌托邦，而所有的乌托邦都在托马斯·莫尔的世界之外，他只是听说，只是转述，只是引用，只是杜撰。但是在没有亲历乌托邦的现实里，他依然看到了那骄狂的怪魔，那从地狱钻出的蛇，那带来野心、罪恶、纠纷和毁灭的怪魔，将这位“最著名和最博学的伦敦公民及行政司法长官”吞噬，而这种吞噬也是理想的覆灭，是哲学的死亡，是生命在微笑中终结。
这是矛盾的时代，“在他的思想中仿佛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矛盾，并构成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这矛盾是个体的抱负和现实的矛盾，托马斯·莫尔所追求的生活是不受羁绊和闲适，他厌恶宫廷生活，厌恶君主，当然更憎恨专制，但是却成为英国亨利八世的行政司法长官，这个“经过千难万难”才被逼近宫廷的职务或许是托马斯·莫尔的另一种政治抱负，但是英国的现状又让他感到痛苦，这里有着对盗窃犯的严刑，有着大臣的随声附和与献媚，有着国王的惰与傲，借用拉斐尔的话说就是：“这种傲慢、荒谬而顽固的偏见，我曾在别的国家屡见不鲜，有一次也在英国见过。”当然更主要的是国家私有制的存在，有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躁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对于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时代来说，英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种怪魔，侵吞着政治理想。所以托马斯·莫尔只是用一种春秋笔法来映射英国社会的不合理，并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制度。
在《乌托邦》里，他不是伦敦公民，也不是行政司法长官，而是拉斐尔·希斯拉德，一个精通希腊文，爱冒险，竭力搞哲学的“杰出人物”：“这位拉斐尔——这是他的名字，他姓希斯拉德——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深晓希腊文。他对希腊文下的工夫比对拉丁文还要深些，因为他竭尽精力去搞哲学，他觉得关于哲学这门学问，拉丁文中除了辛尼加和西塞罗的一些论文外，缺乏有价值的东西。”而他的内心充满着冒险精神，他“请求甚至要挟韦斯浦契同意让自己成为留在第四次航程终点的要塞上二十四人中之一”，从而有机会游历到制度优越的国家，有机会登临乌托邦，有机会描绘这个理想的国家。而托马斯·莫尔只不过是拉斐尔经历的转述者，“所以我的文体越是接近他的随意朴质风味，越是接近真实，而只有真实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注意，也实际上是注意了的。”一是要保持谈话的真实，二是仅仅是转述，“在宣传乌托邦国家这点上，我当然不愿意比他抢先着笔，以致夺去他的述的新鲜花朵和光彩。”也就是说，托马斯·莫尔一直努力去除自己的影子，将乌托邦有关的制度全部变成拉斐尔的故事，而托马斯·莫尔不仅站在拉斐尔的故事之外，甚至还对拉斐尔的讲述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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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莫尔：微笑着死去的理想主义者 |
对于拉斐尔的聪明和勤奋，托马斯·莫尔提议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国王的谋臣”，但是拉斐尔向莫尔指出了两方面的错误，一是从自己来看没有所谓的才能，“即使那么有才能，在打乱我的安静生活的同时，我并无从为公众谋福利。”也就是拉斐尔所拥有的才能并不是治理国家为公众谋福利的才能，而更为关键的是，在拉斐尔看来，国王是不伟大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想方法夺取新的王国，而不是治理好已获得的王国。”所以在王宫里，处处充满着傲慢、荒谬而顽固的偏见。而另一方面，以哲学家自居的拉斐尔也认为，哲学是和统治者无缘的，他引用柏拉图关于哲学家躲雨的故事说，“哲学家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外出，毫无好处，只是和其余的人一样弄湿身子。因此，如果少他们本人安全，他们就觉得满意，这样，他们便留在家中，对于医治别人的愚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不管是政治上的国王、大臣，还是一般的被雨淋湿的平民百姓，哲学家都是无能为力的，都不应该参与国家管理。而当拉斐尔提出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公平分配，才能使人类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而托马斯·莫尔的质疑在于“我有相反的看法。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因为我无从想像，当人人同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行政官在他们中间怎能有什么地位。”也就是说私有制消除不公平的同时，也消除了人们之间的差距，那还有谁会去努力奋斗，还有谁生产更多的物质？而拉斐尔的观点是：“因而，你若是到过乌托邦，你可以当之无愧地承认，除掉在那儿，你从未见过生活得秩序井然的人民。”
托马斯·莫尔用这样的曲折表达来构建他者的“乌托邦”，这正反映了他矛盾，甚至想逃避的心态，而这种矛盾也使他的生存呈现出一种悲剧性的意义。但在托马斯·莫尔这里，建构的欲望大于逃避，对乌托邦的向往大于对现实的妥协，尽管在形式上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转述者，站在拉斐尔文本的后面，但是他还是用一种严肃的态度构筑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庞大的制度“幻想的方案”，这是“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他使用的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是在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上，都是托马斯·莫尔的杜撰，“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本身就是据古希腊语虚造出来的，六个字母中有四个元音，读起来很响，指的却是“无何有之乡”，不存在于客观世界。而拉裴尔的全名应为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拉斐尔虽然是借用教名，但是希斯拉德是用希腊语构成，大意可能为“空谈的见闻家”。而乌托邦岛东南的“阿科里亚人”也是用希腊语杜撰，意谓无何有之乡的人，其构成类似“乌托邦”的意义。乌托邦国王乌托普征服的阿布拉克萨岛的名字也是希腊字母，代表数字365，等于全年的天数，寓有神秘意味。
杜撰的名字，也就是被书写、被命名的名字，这是托马斯·莫尔的世界，这是他创造的理想国，所以拉斐尔这个影子的存在是托马斯为了叙述更为真实更为可信，也为了规避矛盾和风险，所以乌托邦看起来是真实存在的，是一种可以抵达的现实，在几乎完全是拉斐尔叙述的第二部，一个具体、可见的理想盛世被展开了。这里有具体的地形：“乌托邦岛中部最宽，延伸到二百哩，全岛大部分不亚于矛这样的；宽度，只是两头逐渐尖削。从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哩，使全垒岛呈新月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哩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大水。”这里有具体的城市：“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而“亚马乌罗提作为全国中心的一座城，其位置便于各界代表到来。它被看成是主要的城，亦即是首都。”这里有具体的人，“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而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理想，最主要的体现是财产公有、生产劳动、务农为本、城市规划、卫生健康、学术研究等。
在乌托邦，财产公有是最大的特色，在城市里，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的格局，让每扇门都可以轻易推开，而任何人可随意进入，“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而且，每户人家“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对于每一户来说，户主来到仓库觅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而在乌托邦，商品在全部居民中均匀分配，任何人不至于变成穷人或乞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乌托邦就是一个大家庭，甚至他们将这种“公有”延伸到其他岛屿：“他们将剩余运销到别的国家，有大宗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枕大红和紫色染料、生皮，黄蜡、油脂、熟皮，以及牲口。他们把上述产品七分之一送给这些国家的贫民，余下的廉价出售。”在乌托邦，由于没有贵贱，所以那些金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耻辱的标记，“所以别的民族对于金银丧失，万分悲痛，好像扒出心肝一般；相反，在乌托邦，全部金银如有必要被拿走，没有人会感到损失一分钱。”他们只是在出于军事的目的才储存金银。所以废除私有制是乌托邦最大的实践，拉斐尔说：“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
而在职业上，乌托邦人不分男女都以务农为业，除此之外，他们“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正是这些职业，使他们能安于现状，而那些优秀者可以指定做学问，在这些有学问的人当中选出外交使节、教士、特朗尼菩尔，乃至总督。而乌托邦的政府也不强迫多余无益的劳动，而在乌托邦，“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所以构成乌托邦人幸福的就是快乐，这种快乐“不是每一种快乐，而只是正当高尚的快乐”。而他们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而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使其能这样的生活。自然是乌托邦的上帝，在乌托邦，不论是崇拜日神，还是崇拜月神，或者是崇拜另外的星辰，甚至是“道德或荣誉著称的先贤，把他当做神”，但是绝大多数人只信一个神，“这个神是不为人知的，永恒的，巨大无边的，奥妙无穷的，远远超出人类的悟解的，就其威力说而不是就其形体说是充塞宇宙间的。”这个神是父，是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和老死，而他就是自然本身，是“密特拉”，所以对神的崇拜就是对自然的尊敬，对自然的尊敬当然就是对幸福和快乐的感悟，“他们认为，探索自然，于探索中赞美自然，是能为神所接受的一种礼拜形式。”而因为认同于自然，所以消灭了私利，“自然教你留意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所以在乌托邦，没有在国民利益之上的个人利益，“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
当然，在这些良好的制度下，也还有罪犯，而乌托邦对于罪犯的处置并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处以极刑，而是让他们成为奴隶，“他们的奴隶分两类，一类是因在本国犯重罪以致罚充奴隶，另一类是在别国曾因罪判处死刑的犯人。”除此之外，还有在另一国家无以为生的苦工，他们是自愿到乌托邦来过奴隶的生活。在乌托邦，努力从事的是又费力又肮脏的全部贱活，这是对他们的惩罚，乌托邦人认为这种处罚既能够使犯人害怕，又有利于国家，因为这样做“胜于匆匆处死犯人，使其立刻消灭掉”，而他们的劳动也可以作为反面教员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阻止别人犯罪。
这里有公平分配的食物，有对病人特殊照顾的医院，有正当高尚的快乐，而这里没有贫富差异的劳动，没有对外的征战，没有对土地的占有，没有私有制，这就是乌托邦，远处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所有的虚构，所有的杜撰，对于托马斯·莫尔来说，是希冀成为一种现实，所以在拉斐尔讲述之后，托马斯·莫尔发出的感叹是：“可是我情愿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无法实现的困窘在托马斯·莫尔1516年12月4日前后写给伊拉斯莫斯的信中成为一个虚幻的梦：“我的乌托邦国民已经推举我做他们的永恒君主。我仿佛已经庄严地向前走去，头戴麦编成的王冠，身上的圣芳济修道士袈裟引人注目，手拿谷穗做的节杖，我周围是一群亚马乌罗提城的达官贵人。”甚至还邀请伊拉斯莫斯到乌托邦去做客，“我将充分保证：在我的宽大统治下的人民，将把你当做他们的国王所最亲爱的人而致以应得的敬意。”但是莫尔知道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当曙光升起的时候，梦也就碎了，“我从王位上被赶下来了，我回到自己的禁闭室里，就是说，回到我的法律事务中。可是当我想到真实的王国并不更持久些，我就引以自慰了。”
这其实是托马斯·莫尔无法摆脱的悲情，这个“幻想的方案”虽然“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矛盾，并构成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托马斯·莫尔也凭借这本书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些后来的荣誉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英国社会，也没有改变他身为人文主义者、伦敦商界的宠儿、以及英吉利王国大法官的命运，由于触及“具有模范君主的一切才德而著名”的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利益和私人生活，所以托马斯·莫尔被判有罪，判词称：“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泰柏恩行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但是最后英王命令只是把莫尔杀头，以代替刑罚。莫尔听见后指出：“天呀！救救我的朋友们免叨这样皇的恩惠吧！”
“死后没棺材，青天做遮盖”，以及“上天堂的路到处远近一样。”这是在《乌托邦》里拉斐尔的生死观，而这种将生死付之度外的态度也成为托马斯·莫尔的人生写照，当被处以死刑的时候，这位“总是愉快而和蔼可亲”的完美主义者以一种微笑的方式化解死亡，当他告别家人，自己用头巾扎住眼睛，并且对刽子手说：“我的颈子短的，好好瞄准，不要出丑。”最后，莫尔的头终于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而在这时候，他抛却了伦敦市民、行政司法长官的头衔，他扔掉了那种让他厌恶和矛盾的宫廷生活，当然他也脱去了以拉斐尔的名义覆盖在《乌托邦》上的遮羞布，这一刻，他就是乌托邦人，就是理想盛世的公民，就是追求正当高尚快乐的乌托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