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铺街

编号:C38·1981103·0461
作者:(法)帕·莫迪亚诺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7.50元
页数:156页

“寻觅自己的身份”成为70年代莫迪亚诺小说是最常用的题材,这位“新小说派”作家在《夜巡》、《户口薄》之后,在《暗铺街》中仍在表达他对时间的一种追忆,失忆症的私家侦探通过种种努力去寻找自己的以前,这颇有寓意的题材成为莫迪亚诺对时间进行驾驭的手段之一,追忆可能距真实越远。1978年获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第一句是:“我什么也不是。”


《暗铺街》: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

 

直到目前,我觉得一切都那样混乱无序,那样破碎不全……在寻觅的过程中,我会突然想起一件事的某些细节,某些片段……总之,或许生活正是如此……

 

J.—P.贝纳尔迪的卡片上写着关于霍华德·德·吕兹和阿尔弗雷德·让的有关资料,在1912年到1950年的情报信息中,只有相关的父母名字,相关的国籍,相关的住址,以及最后离开法国到帕迪皮岛定居的情况,可是在这最后的信息之后,卡片附着的短签里却再也没有继续的方向,那一句“霍华德·德·吕兹先生是英国(或美国)侨民,在我们的情报部门没有留下多少线索”把我的寻找又推向了一个未知的领域,那太平洋岛上会有新的信息?那个叫弗里布尔的摄影师会在帕迪皮岛上为我找到最后的线索?失踪的弗雷迪只不过是海上最后消失的一个符号,那根最后割断的缆绳是躲藏留下的启示,“我终将找到他”的自信最后只是那个重新回过去的出口,上面清楚地写着“去罗马暗铺街2号”,而当夜幕降临,当礁湖的绿色小时,当湖面一点点变暗,水面上的朦胧磷光预示着最后必然是被吞没的结局。

可是,从巴黎到太平洋小岛,再从小岛到罗马暗铺街2号,一切的线索都是混乱无序,都是破碎不全,一个进口似乎必然会有一个出口在等待着,一种曾经也似乎必然会有一种现在接应着,那么,在寻觅的过程中,那些被想起来的细节和片段能否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许生活正是如此”的无奈是另一种焦虑:“这确是我自己的生活呢?还是我潜入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自己的生活被另一个人的生活取代,这或许是我写给于特的信中表达的无奈,自己和另一个人,或者都有着叫“我”的共同属性,可是当我从时间的众多破碎线索中被海水一样的现实吞没的时候,那个旧地址是不是返回时间的唯一线索?

旧地址的隐喻,也在和我有关的一种阅读体验中,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这些在现在时间里出现的标签将我带向一个1988年的文本里,拂去灰尘,从角落或者被其他书籍压着的书橱里拿出来,就是寻找旧的那个暗铺街2号,在被时间覆盖的线索里,只有C38·1981103·0461的代码,这和“我”在巴黎第16区的那座“彗星汽车修理厂——弗科街五号”一样,标注的是是一个“AUTEUIL 54-73”的代码,可是要复原1998年11月3日的购买线索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不认识莫迪亚诺,也没有仔细阅读《暗铺街》,对于文本的记忆甚至已经完全被海水吞没,可是在文本的封底,分明留下一个印章,椭圆形,叠印在条形码的右侧,一个叫被遮挡,仿佛是“我”在文本里寻找自己时看到照片上那个影子,印章上的“零售章”写成了“另售章”,上面是一个大大的B字,在上面则是书店的名字,只是“石路书店”前面两个字被条形码遮挡住了。按照留下印记的时间顺序来看,应该是条形码在前,它是文本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而那枚印有错别字的章却在其后,只是当一切模糊的时候,条形码却盖住了“石路书店”前面作为唯一地理标记的名字,如何用力辨别也只是徒劳。在这个城市其实从来没有过“石路书店”,它像是一个谜语省略了最重要的谜面,所以当时间变成一种悬浮状态的时候,对于和文本有关的记忆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徒劳,另一个城市,像在巴黎暗铺街之外的那个太平洋小岛,即使抵达,即使亲历,也并不能完全打开走进过去的进口,或者说,在缺少现场的文本面前,一切的进口都意味着被关闭的出口,那根缆绳的确是被割断了,从此大海上只留下朦胧的磷光,只留下那张很久以前的照片,只留下有着错别字被遮挡住一角的印章。

大海,小岛、照片、海水,都像印章一样,是一个谜语必然被省略的谜面,而当某些细节和某些片段组成生活的本来状态的时候,“我”写给于特的信中就有了关于影子潜入的焦虑:“这确是我自己的生活呢?还是我潜入了另一个人的生活?”那个站在自己生活中的人就像是拿着翻出来的文本阅读的我,是的,当我去除了那些灰尘、印章和模糊的时间之后,当我打开第一页读到第一句“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我仿佛也成了另一个在文本里叙述的“我”,另一个在寻找自己的“我”,我和“我”,就是自己的生活和另一个人的生活的区别,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区别,他们都在非我的状态下回归自己,只是所有的回归最后都指向一个没有意义的进口:罗马暗铺街2号。

莫迪亚诺:寻找被真实模糊的自己

暗铺街是旧有的标记,而“我”当被于特叫做“居依·罗朗”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这个符号里有着10年的现在时:“10年前,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在迷雾中摸索时,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病情感动了他,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搞了一个身份是新的时间里的命名,那时候于特叫我“亲爱的的居依·罗朗”,他对我说:“从现在起,不要再朝后看了,想想今天和未来吧。我建议你和我一道工作……”不要再朝后看,而是要想想今天和未来,今天和未来意味着现在时以及将来时,意味着对于过去那个被遗忘的自己的否定,可是这样的否定却完全是脆弱的,甚至只是一种无法恢复记忆的借口,叫我“亲爱的居依·罗朗”的于特只不过是用一种同情给我命名,因为于特自己也失去了踪迹,“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似石沉大海,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的导线,任何把他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过去的于特是那个网球运动员、英俊的金发波罗的海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而现在却和我一起共事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私人侦探所收集着别人的情报,那些五十年来的各类社交名人录和电话号码薄成为寻找线索的工具,“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但是这见证逝去世界的工具和线索里,却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名字,这或许也是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否定,对现在的那个自己的否定,所以在这样一种失去自我的现在时态中,于特选择去尼斯的方式逃避现实的困境,而他离开之前留下的那句话是:“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

探寻过去,意味着要把自己的那个“亲爱的居依·罗朗”隐藏起来,可能也意味着“我什么也不是”。我是现在具体的一个人,而在过去的坐标上,谁能给我一个线索?谁能证明我有着另外的名字和故事?J.—P.贝纳尔迪的情报似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些情报打开的入口看起来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于特到让·厄尔特,我找到了塔纳格拉时期的索纳希泽,从索纳希泽的提供的报纸启示上我找到了斯蒂奥帕,那张照片上有着斯蒂奥帕·德·扎戈里耶夫,也有着一个像我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身影,被遮去了一般的影子里我是谁?“叫我斯蒂奥帕的人大多已故世,剩下的恐怕也屈指可数了。”我见到了斯蒂奥帕,而斯蒂奥帕又给了我一张写有姓名和日期的照片,用这个标记标注着那些流亡的人,可是照片上的我斯蒂奥帕却并不认识,“我站在盖·奥尔洛夫和老乔吉亚泽身边的那张,和童年的盖·奥尔洛夫在雅尔塔的那张。”

谁是盖·奥尔洛夫?让-皮埃尔·贝纳尔迪的情报里给了我关于奥尔洛夫小姐的信息,身为俄国难民又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驱赶出去,又拿到了法国护照,只是当1950年在巴黎第16区利奥泰元帅大街25号寓所去世的时候,只有那位钢琴家瓦尔多·布伦特知道盖·奥尔洛夫的故事。和她结过婚的记忆并不是所有,因为结婚之后的离婚,让盖·奥尔洛夫又成为生活之外的女人,而新的婚姻带出的是一个叫霍华德·德·吕兹的人,这个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他也在照片上,而对于我来说,我是被瓦尔多·布伦特谈论的霍华德·德·吕兹,还是照片上另一个更像我的人?“霍华德·德·吕兹。有可能这是我的姓氏。霍华德·德·吕兹。对,这几音节唤醒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某样和照在物体上的目光一样稍纵即逝的东西。如果我是这个霍华德·德·吕兹,我在生活中一定有些古怪,因为在那么多一个比一个体面和吸引人的职业中,我竟选择了当约翰·吉尔伯特心腹的职业。”

不是,我在照片的左边,“你认识他吗?”瓦尔多·布伦特说:“不认识。”不认识的陌生人,也是关于我存在的另一个线索。而从30年前的《社交名人录》里查阅到的霍华德·德·吕兹又仿佛变成我的父亲,“我查阅了巴黎近10年的电话号码簿。每一次,霍华德·德·吕兹这个姓氏都是以下列方式出现的:霍华德·德·吕兹,亨利—帕泰花园广场3号,第16区-MOL50-52。”这些代码又组成了新的线索,而根据这个线索找到的克洛德·霍华德,是霍华德最后一名代表,而他说“你感兴趣的这位霍华德·德·吕兹只能是我的堂兄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又变成了弗雷迪,但是照片左边的那个“不认识”的人呢,在克洛德·霍华德那里又变成了“也许像”的模糊指认,“我不敢向他暗示我就是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心存希望。”但是最后克洛德·霍华德却说,弗雷迪已经死了,而那个在俄国女人身边很像我的人在克洛德·霍华德记忆中又变成了南美人佩德罗,克洛德·霍华德送给我的那饼干盒里的照片上就有我,后面署名“佩德罗”,以及和佩德罗有关的代码:ANJOU15-28。而ANJOU15-28的号码指向的是: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第8区。

按照这个地址,我又被命名为麦克埃沃依,一个南美人,和德妮丝·依韦特·库德勒斯结过婚,于是,我又成了佩德罗·麦克埃沃依,“其实,我或许根本不是这位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我什么也不是。但一些声波穿过我的全身,时而遥远,时而很强,所有这些在空气中飘荡的分散的回声凝结以后,便成了我。”我是被那德妮丝留下的两本书和一个记事本以及那张警察局的纸条确认的,而并不只有一个名字和一段婚姻,还有康邦街,还有卡斯蒂耶旅馆,还有当年“巴黎第17区,罗马街97号”的地址,而在芒苏尔的记忆里,同住在这一楼的阿莱克·斯库菲被凶手“蓝骑士”杀害了,只是这被杀害的记忆完全以现在存在的声音而显现出来,“蓝骑士今晚有空……蓝骑士今晚有空……请给电话号码……请给电话号码……”芒苏尔打给凶手的电话似乎又把记忆拉回到“今晚”,可是对于和德妮丝一起的我来说,却变成了一个悬案,“斯库菲被人暗杀时,德妮丝仍住在这里吗?如果我们住在下一层,这样的惨事本该留下一些痕迹。但它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有当我走进卡斯蒂耶旅馆的时候,才感觉到这里有个女人在等我,伴随而来的还有身上的香水味,还有胡椒的气味,以及她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的一颗黑痣。

香水、胡椒、雀斑和黑痣,以及那个蓝骑士的电话,都在复原着记忆,可是这胡椒味道不也出现在我寻找斯蒂奥帕的过程中在旅店里遇到的新娘身上:“她身上有股胡椒的香味,使我回想起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想起来,或者想不起来,那胡椒味是现实还是记忆?而在那个赛马骑师的口中,似乎一切又回来了,和盖·奥尔洛夫结婚的弗雷迪,和德妮丝穿越边境的我,以及那张照片里那个在车祸中死去的鲁比,当然还有赛马骑师、老乔吉亚泽,“我们穿着白西装”。那是七个人的照片,而这张照片有还原着那次穿越瑞士边境时的遭遇。

抵达萨朗什,去往默热弗,然后主宰南十字座的木屋别墅里,下着雪的日子,我和德妮丝其实已经陷入了困境,被困在深山峡谷中,似乎雪要将我们埋葬,可是那个叫弗雷德的家伙却告诉我们可以偷越瑞士边境,计划开始了,弗雷德留下的那个联系电话就是AUTEUIL 54-73,但是最后偷越计划却把我和德妮丝分开了,“为了谨慎起见”,实际上却是另一次冒险,“十分钟后,我明白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拖着德妮丝钻进这个圈套呢?我尽全力试图摆脱弗雷德即将撇下德妮丝,我们俩将尸骨无存的念头。”

那偷越边境的行动却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中,而德妮丝的最后失踪像是留给我的最后记忆,但是当AUTEUIL 54-73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却是巴黎那个叫做“彗星汽车修理厂”的地方,那么德妮丝在那里,我在哪里,胡椒的味道在哪里?而那个弗雷迪呢,在躲藏到那个太平洋小岛的时候,那根缆绳或许根本没有割断,而我再一次启动这个寻找计划的时候,在帕迪皮岛却看到了海滩上回家而哭泣的姑娘和母亲,最后她走远了,她拐过街角。消失,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吗?”

而在海滩上最后消失,也像是于特从尼斯的那封信中所说的“海滩人”:“一生中有四十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亲切地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在数干张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他身穿游泳衣出现在快活的人群中间,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而我引述他的原话是:“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沙子的世界里,我可能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霍华德·德·吕兹,也可能是在多米尼加公使馆工作的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或者是吉米·佩德罗·斯泰恩,也或者是于特给我的那个“亲爱的居依·罗朗”,而那些提供着线索的于特、厄尔特、斯蒂奥帕、布伦特、苏芒尔、赛马骑师,却都在我的时间里出现了唯一的一次,便也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所以组成线索的永恒之物便只有照片、信件、简报、明信片、社交人名录、电话号码簿,个人的所有可能都被时间消解了,而这些永恒之物所还原的那个“我”却再也找不到出口。而实际上,我对身份的寻找并不是为了获得,而是为了更好的遗忘,就像盖·奥尔洛夫,为什么要嫁给法国人,就是被驱逐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被驱逐而除名也在德妮丝身上,为什么要穿越瑞士边境,为什么要用假冒的法国护照,就是为了忘掉一种不被命名的自己,所以当30年后我变成一个在巴黎私人侦探社的人,我其实已经被自己隐藏了,但是在这寻找中,从我的口音中,又重新还原了我作为一名俄国人的身份,那位出租车司机只是淡淡的问了句“你是俄国人?”,便把我隐匿的自己揭露出来。

“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有时候却是致命的,当47个片断将20年的时间用文本里的“我”还原的时候,就像那枚写有错别字的印章一样,猛然相遇的时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因为你逃不出被命名的结局,就像于特所说:“奇怪的是,有时我会在一个路口碰到一个30年未见过面的人,或者我以为已经故世的人。我们彼此都吓了一跳。”

 

他们

编号:S29·1981103·0460
作者: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8年5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246页

以第三人称作为诗刊的名称,《他们》从1985年出现之时,就以“他者”的身份闯入了诗界,这一诗歌流派以南京这一红粉气息浓郁的城市为据点,不停地侵蚀浮华与虚荣。韩东、丁当、于坚……这些代表人物疯狂地用诗歌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进行解构,宛如在对一只乌鸦进行诗意的命名。本书为《他们》1986年至1996年十年选集,收录46位诗人的176首诗歌。

几年前的《他们》

或许已经死了。

《他们》是一本诗集,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却找不到,没有一点信息。我想不出《他们》死亡的原因?很久了,我相信“他们”一直存在,就像我存在于“他们”之中,现在却突然意识到,死亡是个可怕的词组,它会很恶毒地降临。

黑色的封面,两只有些指向的手保持着向上的姿势,三角形组成了思想的躯干,1986-1996是它的出生和死亡时间,《他们》活在中间。底下是值得尊敬的那些人:“漓江出版社”,他们让一些诗歌存在下来,让他们在某个人的书柜里活下来。

它属于我是不是一种幸运?也许是他们死亡的次年,1997年或者再后面,我在一个陌生城市见到了他它,当时它正在被廉价出售,连同里面几十位诗人,在一个柜台陈列,少有人问津。这样的相遇是偶然的,我的那次陌生城市之旅完全是自发的,完全是盲目的,任何可能对现在留深刻记忆的故事都在我意料之外,但是很不幸,90年代的这次出逃为我带来了一次文本的虚构,以及这本廉价的《他们》。

“我决定明天离开这座城市 远足荒原/把他的小书挟在腋下/我出门察看天色/通往后院的小路/已被白雪覆盖。”(于坚:《读弗洛斯特》,我们的心情在变化,这个时代在变化,黑色的封面之后是白色的底,它容纳了一个时代,一个流派,一批诗人以及一些文字,之后便是集体的死亡。每个人都有墓志铭,你可以把这些墓志铭当成诗歌来读,在这个冬季,新的诗人就会产生,横空出世,把所有可以缅怀的东西都埋葬在黑色的90年代。

所以我一直忏悔,手捧《他们》等待赦免。

拉格泰姆时代

编号:C55·1981101·0459
作者:(美)E·L·乌克特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6年9月第一版
定价:9.20元
页数:236页

干过多种职业的乌克特罗最后选择以音乐的某种技巧来表现自己所认为的美国社会,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就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工业文明空前发达,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虚构的三个家庭在“拉格泰姆式”的生活中如何被异化。“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社会也是如此,人注定只是这些时代的副产品,在历史中消亡。“这时候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随着机器沉重的喘息已经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这是小说最后的结尾。


《拉格泰姆时代》: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中的表演

这年是1914年,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上空,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据说已被暗杀。就是在这一瞬间胡迪尼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小男孩,他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中他自己的影像。
——《40》

1914年是开始还是结束?当胡迪尼一次一次制造了逃生的奇迹,他是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了魔术表演的舞台,还是真实地让自己生活在幻想世界里?当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的上空,那惊动世界的一声枪响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城炸开了世界的另一种走向:大公被暗杀,作为导火索引起了战争的爆发,欧洲之外的美国是不是就是那个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自己影像的小男孩?

原先是上升的,直到升到了制定的高度,在百老汇大街和第七大街的上空,其实是看不见远处的欧洲,那个照见自己影像的小男孩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但是在胡迪尼旋转着面对时报塔楼的窗户,他仿佛听到了关于时代的一记钟声,一种秩序散落成碎片,另一种秩序正在向下的旋转中建立起来——正在建立,宛如街头逃生魔术一般,在进行的过程中迷幻了想象和现实,模糊了虚构和真实,但是即使能从这钟声敲响的时候进入1914年之后的时代,头朝下的倒置状态也预示着开始即为结束,生即为死,小男孩即为朽败的历史,“一群小孩,他们都是好朋友,有黑有白,有胖有瘦,有富有穷,各色各样的淘气的小顽童在他们的街坊四邻中经历了种种滑稽可笑的冒险,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跟我们大家一样,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

这个设想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或者可以谱写一支曲子,就像历史本身一样,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最后还是在机器沉重的喘息中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谁失去了战争?当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被驱逐,当美丽多情的伊芙琳·内斯比特红颜憔悴,当疯人院里的哈里·凯·索获释而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停战纪念日游行活动,谁又打赢了战争?或者从1914年的萨拉热窝的枪声到最后的停战日,谁都不是战败者谁都不是胜利者,因为这只是一部冒险电影,这只是如胡迪尼的逃生魔术,这只是一曲拉格泰姆的乐曲——在美国盛行的拉格泰姆便是以右手弹奏出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同时左手以沉稳的低音伴奏的一种黑人音乐。

“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的首创者斯科特·乔普林曾经这样说过,虽然变幻无常,但是不能弹得太快,太快就是紊乱了节奏,就是制造了混乱,就是混淆了想象和现实、虚构和真实,甚至向上的方向和向下的速度。但是乔普林对于乐曲弹奏的提示在那个混杂的20世纪初根本不会成为一种规则,几乎每个人都在右手的无常左手的低沉中演奏着拉格泰姆,于是众多的左右手,众多的切分旋律和低音伴奏,制造了众多的声音,众多的声音编织了众多的冒险,众多的冒险书写了众多的困境,最后的一切都变成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里那个影像,在头朝下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成长。

“20世纪之初,美国已经有了汽车、火车头、飞机、点火引擎、电话和25层的大楼。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即使最著名的实干家们也极易受到超乎自然的幻想的影响。”20世纪初,美国,是真实历史应该书写的时空坐标,这里有汽车、火车头、飞机,有点火引擎、电话和高楼,那时,铁轨从大众刊物撰稿的幻想者眼中变成了现实,它正伸向西部并且延伸到了未来;那时,皮尔庞特·摩根登上了百星航运公司的“大洋洲”号开往欧洲,他已经把白星、红星、美洲、自治领、大西洋和利兰等航运公司合并为一家拥有120艘远洋邮轮的公司;那时麦迪逊大街的宴席上,美国最有实力的人物相聚在一起,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和哈里曼;那时,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已经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希望找到工作……在这个已经被历史书写的20世纪初,在这个正在创造神话的美国,为什么那些最著名的实干家们还沉浸在超乎自然的幻想中?就像那次摩根举办的宴会上,“洛克菲勒称自己有习惯性便秘,常常坐在马桶上考虑问题;卡内基喝了白兰地在打盹儿;而哈里曼则尽说一些无聊的蠢话。”这是不是只是一个被传说的美国?

20世纪初,美国正在创造神话,正在等待英雄,而所谓的英雄或者正如“父亲”那样,他只是用一种叫做“爱国主义”的感情,来为自己的产品赢得市场:父亲制造了大量的国旗、彩旗和花炮,他就是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爱国热忱,但是这爱国主义的背后依然是那种超乎自然的幻想,甚至这种超乎自然的幻想,也同时变成了爱情。但是作为一种隐喻,父亲之爱国热忱,父亲之社会革新思想,也只是一种冒险式的生活,当入睡之后摸黑到了母亲的卧室,父亲的汗水滴到了母亲的胸脯上,母亲吃了一惊,心想:“尽管前面只会有灾难,可是我知道这些年是幸福的。”摸黑的象征故事,在汗水和充满肉欲的胸脯上写成,即使前面充满了灾难,但是在这个看起来十分美满的夜晚,似乎所有冒险的汗水都可能收获一种幸福生活——父亲去往北极探险,无疑是美国式传奇的一种书写,他们到达了北极极点,并且留下了以证明这一历史奇迹的证据:国旗在分钟翻滚,北极探险队的皮尔里让父亲与马修·汉森和爱斯基摩人合影,“那是5个粗笨的人影,国旗插在他们身后一个终年封冻的冰峰上,似乎向人们指出那就是地球上真正的北极极点。”

传奇正在被创造,但是这一张被登载在报纸上的照片,却因为光线不足只留下一片黑影,于是,“报摊上的头条新闻说皮尔里到达了北极极点,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探险变成了表演,就像父亲和母亲的那个汗水滴落胸脯的夜晚一样,“胡迪尼的意外出现打断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床笫之欢。”胡迪尼的逃生表演制造的是另一个神话,他在小男孩的“警告公爵”中揭示了父亲身为犹太人的现实,而移民身份似乎再也不能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当乘坐北极探险号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从欧洲驶来的移民游轮,那些移民的心中充满着对美国国旗的向往,和父亲擦肩而过,是不是唤起了父亲的源初身份?男爵只不过是一个如国旗、彩旗和花炮一样的商品,而在冒险变成表演的过程中,一个美国之外的欧洲变成了真正的现实:“纽约人鄙视他们,说他们不讲卫生,缺乏教养,身上散发着鱼腥气和大蒜味,疥疮流脓流血;他们没有自尊心,为几个小钱什么都肯做;他们偷窃,酗酒,强奸自己的女儿,随意自相残杀。”

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寻找奇迹,美国探险队远赴北极制造神话,20世纪初的历史其实就在左手的变化无常和左手的低沉伴奏中响起了拉格泰姆的声音,而且这种演奏真的太快了,“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难解难分。私奔的女子在一阵狂欢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把这种风流韵事遮掩起来。人们从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揣摩着。”美国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作家西奥多·德莱塞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嘉丽妹妹》,但是遭到评论界贬抑,甚至摆在书架上也无人问津,“这一夜,德莱塞将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那时的弗洛伊德和荣格刚乘坐劳埃德公司的“乔治·华盛顿”号班轮抵达纽约,他的学说还没有被美国人接受;那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用自己的勇气和刚正成功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筹得的资金将用于支援正在进行罢工的衬衫业工人和宾夕法尼亚州麦基斯波特市的钢铁工人,支援被西班牙政府以煽动总罢工罪判处死刑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

实际上在这个快速演奏的“拉格泰姆”时代,一切都在冒险中打开了,一切都在混乱中上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没有在美国得到认同,但是在学说之外的现实里,困惑人的是自我的存在和异化,胡迪尼在托姆斯监狱里想要表演从新式脚镣中逃生魔术,但是那个犯人却在胡迪尼一丝不挂,“非常猥亵地举起双臂,髋部顶在铁栅上拍打自己的生殖器。”这状奇遇是不是正戳中了胡迪尼埋于内心的恋母情结?他之后去往欧洲进行巡回表演是不是对于这一次奇遇的逃避?而最后母亲的死去是不是这一种情结彻底被埋葬?甚至弗洛伊德和荣格来到纽约之后,在街角看到街头艺人用剪刀和纸剪出肖像,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目不转睛看着他们的孩子而困惑,是不是也是精神分析还没有成为一种心理科学时的迷失?在精神分析还没有接受时,无政府主义却成为了对于混乱的的抗拒力量,戈德曼面对伊芙琳说:“你是资本主义的可怜虫,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完全是腐败和虚伪的,这样你的美无非就是黄金的美,也就是说它是假的、冷冰冰的、毫无用处的。”她让伊芙琳脱去了胸衣腹带,解除了象征“妓女的胜利”的衣服,一丝不挂的肉体,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写照,“你看我,即使我身段这样也不受胸衣腹带这种东西的束缚,我穿的衣服都很松快,让身体顺其自然,自由自在地呼吸。”

当然,种族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母亲发现那个黑人婴儿,然后将他收养,之后知道了婴儿的母亲萨利,然后将她收留,为什么婴儿会被抛弃,“萨拉曾经想杀死她的新生婴儿。生活不是他们双方任何一个人可以掉以轻心的。他们无情地信守着自己的希望与情感。他们自己在受苦。”但是婴儿的父亲是谁?小科尔豪斯,他出现了,而且他还向萨利求了婚,但是在这个白人世界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像婴儿一样是一种被歧视被抛弃的现实,而小科尔豪斯和萨利似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萨利代表的是社会改革派,希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小科尔豪斯则代表着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他最后变成了恐怖分子,“这对了不起的情侣当初在母亲一家人的生活中出现使他们受到惊吓;他们之间在意志上的冲突也产生了一种几乎像施了催眠术一般使他们身不由己被左右的效果。”

E.L.多克特罗: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

两条道路分叉着,但是哪一条道路会通向胜利?萨利,这个极其贫穷、未受过教育、对于人持身处事应有的方式抱着一种绝对信念的黑人姑娘,更像是一种不被书写的现实,即使她被科尔豪斯求婚,对于她来说,这里也没有归宿,最后在潜在的暴力中倒下,在被警察带走之后,死了。而小科尔蒙斯早就离开了萨利前往纽约,他的名字变成了杀人放火的象征,福特汽车事件只是一个引子,绿宝石岛消防队站房被炸也只是预言,甚至8条命丧于科尔豪斯之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目标,他针对的是白人,是政府,是制度,他写给美国政府的第二封信的条件是:交出名叫威尔·康克林的白人败类由我处置;原样交还T型福特车及车上定做的潘达索特车篷;最后则是要让自己成为临时美国总统。

在前两个条件满足之后,科尔豪斯终于没有实现第三个愿望,在图书馆人质事件中,科尔豪斯的身体最终在街上抽搐,“一连串的姿势仿佛是想把自己流出的血迹揩净一样。”黑人倒在白人的枪下,暴徒死在军警面前,这似乎是一种秩序的胜利,但是在科尔豪斯的恐怖活动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发出了重要信号,一个是“父亲”,他认为是革新主义者,他相信共和政体具有可臻完善性,但是他的观点是:“黑人有了正确指导还不能承担起各项人皆可为的责任是毫无理由的。”所以他不信个人不努力也缺乏远见会成为人杰伟器,而这种革新主义者既反对戈德曼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科尔豪斯的极端行为,无疑在维护属于自己的阶级偏见。

而父亲和“母亲的弟弟”调换人质身份,无疑将从来不出现名字的“弟弟”推向了另一种混杂的舞台,这个“身无分文却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在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丈夫哈里·凯·索被关进大牢的时候,“弟弟”成为了

对伊芙琳·内斯比特进行意淫的主体,甚至在戈德曼让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丝不挂的时候,在偷窥中满足了一种欲望,“他双手紧紧捏着勃起的生殖器,似乎竭力要掐死它;但那玩意儿鄙视他的意图,像鞭子那样抽打着他在房间里乱跑;在他魂销神迷或者是绝望的叫喊中,大量丝状的液浆犹如子弹向空喷射,然后又像彩带缓缓地落在躺在床上的伊芙琳身上。”欲望投射的不只是一个被无政府主义解除了胸衣腹带的肉体,而是一种恋母般的存在符号。而当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看到萨利带着潜在的暴力在订婚状态下死去,才激起了他对于自我的拯救,“我会制造炸弹,他说,我懂得怎样爆破。”这是他对科尔豪斯说的话,从此他成为了一个亡命之徒,成为了一个革命者——这种革命行为远比科尔豪斯来得隐蔽和彻底:他用手榴弹炸毁了图书馆的人行道,他认为科尔豪斯对政府的威胁信只是自我满足甚至是背叛,“我们不是说着玩的!外面有足够的人可以拉起一支队伍!”

科尔豪斯死后,“弟弟”连夜驾车去第一百二十五街的滨水区,乘渡船到了新泽西州,他驱车向南,在新墨西哥道斯镇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爱情纠葛,之后加入了得克萨斯州的起义军,之后又来到了墨西哥城开始了新的争斗:“来自各地区的起义军领袖在墨西哥城相聚一堂。这是需要对革命再次阐明的紧要关头。卑鄙的暴君狄亚斯被推翻之后改良派马德罗执掌了政权。马德罗被一个阿兹特克人卫塔将军所推翻。如令卫塔跑掉了,温和派卡兰沙正在试图僭取政权。首都由于激增的派系集团、贪官污吏、外国商人和奸细而骚乱不安。”甚至离开美国的“弟弟”并不是逃避,而是开启了革命之路:在他移居国外之前的一年半里,弟弟发明了17种军械装置,其中有一些那么先进以致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中包括后座力火箭榴弹炮、低压地雷、声纳导向深水炸弹、红外线照明来复枪瞄准器、电光弹、连发来复枪、轻机关枪、榴霰弹、粘性硝化甘油炸药和便携式火焰喷射器。”

对于“弟弟”来说,革命不在美国发生,却在全世界点燃了战争的信号,而1914年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使用,也是一种预演,所以“弟弟”所代表的革命世界让一切正在发生:

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在欧洲,海牙的和平宫开幕,42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庆典。社会主义者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决定国际工人阶级将不再替帝国主义列强打仗。巴黎的画家们正在画那种把两只眼睛放在头的一侧的肖像。在苏黎世,一位犹太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宇宙是弯曲的。这些无一逃过皮尔庞特·摩根的眼睛。他在法国的琴堡登了岸,他图书馆里的那个发狂的黑人挑起的事件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沿着自己惯常走的路线横穿欧洲大陆,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他坐在自己的私人车厢里同银行家们,首相们和国王们一起进餐。

“弟弟”不再是中产阶级,不再是无名的孩子,这个拉格泰姆也不再冒险组成的乐曲,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也不是电影的主角,“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精神分析、无政府主义、种族问题、移民、爱国主义、恐怖分子、革命、社会主义,在右手变幻无常、左手低沉伴奏中,混杂成了“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