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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96·2150725·1199 |
| 作者：师永刚 邹明 主编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77.00元现价23.00元 | |
| ISBN：9787506350808 | |
| 页数：802页 |
副标题：《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这里有《纽约时报》上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献，有《时代》版韩战中美交战记录，有《华盛顿邮报》版的中美建交秘史，有《纽约客》上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有《新闻周刊》版的蒋介石兴衰故事，也有英国研究中国的方法等……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中国时代1900～2000》试图探究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是偏见还是洞见，是真知还是误读？那是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100万字，25位学者，历时8年，6本美国主流报刊编就的中国时代，是历史的“他者”文献，是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
《中国时代》：历史进行时的“美国目光”
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铅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大众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蒋介石的大溃败1948-1949年》
这是“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时代，这是“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的时代，这是蒋介石说出“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的局面，这是“一个共产党的远东”正在形成的局面，1948-1949年的故事里有着矛盾和冲突，有着进攻和防守，也有着胜利和溃败，而在这个关键年代，在美国的主流报刊里，有“基督将军”冯玉祥的介绍，有国共人物胡宗南与陈毅的素描，有关于陈毅的诗的译介，有美国“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更多的是关于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的蒋介石在局势面前的抉择，当“国民党每况愈下”的时候，有“蒋介石的无奈”，有“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有阎锡山丢失太原后“国民党大撤退”，也有“令人震惊的历时性的一周”：“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目前他们正向中国其他还未被红色浪潮席卷过的地区推进。”
1949年，4月，一周，当时间的段落被不断缩小，宏大叙事其实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微观叙事，不管是国民党400公里的防线被击溃，还是共产党“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历史事件正在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中发生，这是对于历史现场的返回，这是对于行进时代的记录，而这种微观化的报道也正是深入历史瞬间寻找历史线索的一种方式，时代在哪里发生？历史被记在何处？当我们以陌生的眼光回望甚至围观中国的时候，却恰恰在这扇被打开的大门里，窥见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
但是，当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个个人，看见另一个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亲历者，在解读这一段历史？或者说，被记录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到底有没有异同，有没有距离，甚至有没有鸿沟？就像这一章节里所叙述的那样，在中国之外站着一个“西方”：“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低估和错误似乎是一种西方从来就有的误解，而在西方视野中的这个中国和中国事件，“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毁灭性的错误，建设性的重构，在这双重效应面前，中国最终必定也是一个“他者”。
所以，这本身就成为一本关于“他者”的书，“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书写者是美国主流报刊，所以“中国百年现代史”就变成了“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中国时间的起点是1900年，终点是2000年，在这个一百年的时间段落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出现了太多的人物，构筑了太多的线索，“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而在这本厚重的历史书里，中国本身就已经从自身出发记载了巨变，记载了灾难，记载了奇迹，但是对于历史具有的阶级意识而言，这样的历史尽管耳熟能详，但是却只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或者说，我们看见的历史，只写在教科书般的文本里。
并非这样的文本是不真实的，也并非这样的记录是有选择的，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说，谁都无法真实还原，谁都无法站在高处俯视，所以当“中国时代”被美国的目光触及，当中国历史被西方媒体记录，那扇打开的门里面也只是一个片段和有限的中国，这里有《时代》周刊的背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有《纽约客》的注视，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也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但是，“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并非只有打量和好奇，甚至吗，“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所以重要的并不是重重地关上大门，已拒绝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而是在这样一种打量、好奇和误解中呈现出历史的另一种维度，而这种维度，却也恰好让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观望，这几乎就是一种目光的回望和审视，它以逆向的方式重新回到正在发生的时间里，一种文明对于另一种文明的打量，反过来，另一种文明对于一种文明的观望，在这样的双重路径里，或者也具有“毁灭性和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历史，总之是一段被看见的时间，它发生着事件，它活跃着人物，它改变着历程，它被叫做“时代”——在时间轴线上，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每一条线索都是其中的一个点，这些点不是用来切割时间本身，而是用点组成线，用线变成面，用面合成立体。所以在变动、立体的时间里，人物和事件呈现出丰富、复杂、多元的一面。“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这是对于1948年蒋介石的一次评价，而当这个时代被细分成不同阶段的时候，他的故事也在多面中被呈现出来。在1930-1934年“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里，“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是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而在1939年“战争下的人物百态”里，“蒋介石本人不是像孙中山那样集革命家与圣人于一体。中国政坛的强硬人物并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遇到挫折时他们一般或退缩或叛变。”1945-1946年“在胜利与内战之间”，“20年来，蒋介石经历过希望与绝望，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对他个人和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革命，也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必要，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倾全力继续打下去。”而在台湾的徘徊和叹息中，“蒋介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他的使命是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不能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由推翻君主专政政体。在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蒋介石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哲学，其中深深浸透了儒家思想。他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晚辈对长辈的忠诚，儿子对父亲的忠诚上的。”
上台、抗战、内战、溃败，直至最后在台湾逝世，蒋介石的个人故事已经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甚至“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这个和美国有着特殊关系和利益的中国人，也经历了起起落落，而在这一个狂热、矛盾和战争的时代里，更多的人在这段历史里被书写，被评价，被记录。比如对于张作霖的描述是：“张作霖：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或女人的头’（他也经常这么说），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对于吴佩孚的评述是：“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作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对于林森的描述是：“林森，不但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他的国民来说，林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大智若愚”的化身。他在他11年半的总统生涯中，他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领袖，从未打算去争夺总司令的位置。”
而在中国政权更替过程中，美国媒体也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其中的主要人物和关键人物，他们说的革命时代的林彪是这样的：“林彪无疑拥有毛泽东崇尚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纯洁性。这个年轻的二号人物是一个小业主的儿子，上了广东有名的黄埔军校。当时的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然而年轻的林彪，很显然受到了共产主义更多的影响。林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22岁的军官，他投奔共产党，后来指挥了著名的红军第一团，参加了长征，来到了延安。”他们说改革时代的邓小平是这样的：“邓小平早在他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一场大胆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之前，他就丧失了一只耳朵的部分听力。今年81岁的邓小平曾经偶然拿这部分听力开一些适当的玩笑……他其实很明白中国目前实行的体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信仰的许多原则不同。”而对于毛泽东，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事件中，也呈现了一个多元的毛泽东：“而对于毛泽东的叙述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土地改革者’（如美国国务院所称），也不是一个‘乡村集会者’（如德恩·拉丁摩尔所称），也不是对莫斯科不忠心的铁托（如伦敦和华盛顿所指望）。毛泽东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传统，他的合作者是斯大林。从莫斯科到巴黎的路途经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已经走了一多半了。”而在混乱时代，“这一尖锐的挑战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全世界的眼睛惊异地看着毛泽东在‘净化’中国共产党，但却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争吵，以至于导致了广泛的混乱……”而当1979年毛逝世的时候，“伟大舵手与世长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它还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震惊。”他被称为是伟大的革命者：“只有列宁才堪与毛泽东一起称为本世纪最成功的革命者。20年代，游击战士、伟大的战略家。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曾辉煌一时的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赢弱、绝望，是外国殖民者和地方割据统治者的牺牲品。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统一，并逐渐成为超级大国。”并在新中国建立的20年间，称为一种典范：“ 从1949年解放至今已20年，毛拒绝把他的住处重新刷新。毛是个无私的典范，而这也是他脑海中所要重建的中国社会的样子。”
人物或者都存在于历史事件中，所以在美国媒体的关注中，百年中国发生的那些斗争、战争、改革都影响了不同的历史走向。在“日本制造的侵略战争”里，报道引用日本的说法：“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 “如果中国按照共产党的思路办事，在东方制造麻烦，那就等于他们在自己削弱东方。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快快觉醒，恢复东方民族的天性，与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互提携……日本不要中国的领土，只是想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是为了土地的话，整个华北地区早就被战无不胜的日本皇军占领。”而对于这场侵略战争，蒋介石的说法是：“中国不会被征服……我们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证人民的和平，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我们要战斗，继续战斗下去……中国人将战斗到底，即使最后只剩下一寸土地、一个中国人。”而在苏联方面来说，则是：“斯大林的目标难以捉摸。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只有让日本与中国长久地进行殊死搏斗，他在东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但是，在苏联的西面，最近的友好政策极大地满足了斯大林的自我意识，扩张了苏联的疆界，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决定对日本也采取友好政策，而不是同它开战。”其中的共产党的作用，则是：“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流亡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而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20多年“围观”中，美国媒体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大跃进、浮夸风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解读，1952-1954年是“在革命的阵痛中”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存在于两个劣势中。”一个劣势是“北京目前最大的优势——与苏联的关系。”另一个劣势则是“中国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匆匆忙忙、雄心勃勃地要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工业大国’，他们会模仿苏联，如果可能或会避免苏联所犯下的错误。第一个五年国在开始做苏联1929年做的事情，而且它的资源要比苏联当时拥有的少得多，然而面对已经被承认的失败，北京依然选择了在中国启动这样的旧系统，它要‘赌一赌’这条路在中国可以走多远。”而在反右倾与整风运动的1957年，“最初是毛泽东公布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不断推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以及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渠道发淮泄不满的必要性。然而，没等这些花朵长出枝芽，就被‘整风’运动锄掉了。”对于大跃进的1959年，“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发生的错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小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而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称作是“一场噩梦”：“大规模的动乱使人失去分析能力。日复一日，当红色中国最近的动乱席卷全国时，北京宽阔的大街上到处飘扬着红旗，狂热的群众就失去了理智。毫无疑问，红色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动乱。”
实际上，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在历史行进的“现在时”，总是有主观臆断，有偏颇和误解，有站在现场的迷失，而在这一个“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的辑录中，这样的迷失也无可避免。“这本美国人撰写的中国史，对于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则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献式的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其实这种指路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打开了一扇有限的门，甚至是一扇虚幻的门，据统计，《时代》周刊一共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宇。”如此众多的记录对于中国时代的书写是丰富的，也有重复，有赘言，不仅如此，也还有偏见误读，甚至攻击和谩骂，所以辑录的意义就在于留下有限的报道，一年一篇的编年体形式，连缀成中国的现代历史，而这种连缀方式无可避免地具有主观判断，甚至是一种选择性存录。“这是一本经过编译，经过编排，经过删节的中国现代史。这本书充满了中国式的编辑经验与编辑历程，但这种编辑代表了当下中国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仅供中国读者参考。”什么是“中国式”的编辑方法，其意义也就是在窥见门内的片段之后，又从那里折身，回到中国的现实里，所以对于很多敏感事件，都没有记录，而1900-2000年的时间段也只是一种虚设，起始的一章是《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1930-1934年》，也就是被报道的中国时代从1930年开始，而1900-1930年的重要历史则变成了正文前面的几帧历史图片，这里有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大报恩延寿寺、1871 -1872北京总理衙门的三位满族大臣，有广州街头赌博和北京街头拉洋片，有晚清旧臣的庭院与和尚的交谈，有1872年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有中日甲午战争等，但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报道，“1900-1929年间，是我习惯的画传，里面是收集的这些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影象回忆。他们稀见而珍贵。用这种方式概括20世纪初始至30年代，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也许我们会重新纪录这段历史。”虽如此，也是一种记录的缺失。而分成上下两册的《中国时代》，下册的最后部分显然有一些凑足篇幅的嫌疑，1999年分成ABC三辑，2000年也分成AB两辑，甚至关于美国导弹击中中国使馆事件、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也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分列在不同的篇章里，显得有些轻重不当。
无论是片段，还是节选，无论是主观，还是无奈，在百年中国行进的故事里，美国目光提供了历史的另一个文本，中国或者美国，差异或者对立，在相同的人物和事件里，记录其实形成了一种互文，一种文化打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化反过来又评述一种文化，在目光相碰的那一刻，历史也许早已不是曾经的历史，真相也无非是被记载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