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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48·2200817·1673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25.00元当当12.40元 | |
| ISBN：9787305161520 | |
| 页数：132页 |
《来自别处的声音》汇集了布朗肖晚年所写的几篇重要文论：《关于路易-勒内·德·福雷的诗歌》《拉斯科的野兽》《最后的言者》和《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关于路易-勒内·德·福雷的诗歌》的卓越文章将诗人从被遗忘的作家队伍里拉出来，并且阐明了这位诗人及其作品的价值；福柯写过一篇名为《外界思想》的文章，论及布朗肖的虚构作品，《我所想象的米歇尔·福柯》以半虚构、半评论的形式对福柯的友谊做出了回应……路易-勒内·德福雷、勒内·夏尔、保罗·策兰、福柯，当布朗肖和他们对话，声音不在“此地”，而是来自“别处”——布朗肖以旁观者的姿态经由外部来反思自身，对其他作家、哲学家的评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他在言语中走向真相的另一面，“在不得不失去的所有一切之中，这唯一的一个可达到的、亲近的、未失去的东西：语言。语言，它，一直没有失去，是的，不顾一切。”
《来自别处的声音》：没有证人的证人
你说，我们不停地出生
但是死者，它们，以死亡而结束。
——路易—勒内·德·福雷《塞缪尔·伍德之歌》
塞缪尔·伍德在说，在说着出生，“不停地出生”，在说着死亡，结束的死亡，不停地出生和作为结束的死亡，构成了“我们”的生命长度，但是，在被死亡划出了生命的句号中，“我们”为什么还会“不停地出生”？当出生成为一种持续的状态，是不是消解了死亡的终止感？“塞缪尔·伍德之歌”仿佛定义了一种出生的非存在，不停地出生，总是在出生，出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意义？又仿佛描述了一种死亡的非存在，“以死亡而结束”，是以作为智者的“它们”的存在被取消而结束的。
出生的非存在，死亡的非存在，存在和不存在具有了相同的厄运，塞缪尔·伍德之歌成为“绝对终止的持续和延续”，在其中的是“我们”，而这个“我们”，在出生的存在和非存在、死亡的存在和非存在同义反复中，却是通过“你说”来言说的，而“你说”是不是将“塞缪尔·伍德之歌”变成了一种括号之外的“他者”的声音？“你说”而言说，“我”自然成为了一个故事，或者，“我”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通过别人来讲述的，所以，“我”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甚至在不停地死亡中，孩子要受他人的审判，而那个“我”之外的你将拥有审判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力——“这暴露了孩童时期暴君的欺骗”；而到了“你说”的死亡面前，智者的“它们”也一样听到了如暴君的声音：“禁止老去！”——就像犹太教阿西迪姆一位大师拉比·纳曼·德·布雷斯拉夫的话。
但是，在这个“你说”构成的关于“我们”的故事中，塞缪尔·伍德是不是有一种渴望：渴望回到没有暴君存在的孩童世界？渴望在真正的智者生活中回到永恒的本原？——“你说”指向两种渴望的状态：当孩童不再“总是出生”的循环世界里，他唯一留下的是自己的印记，即使是痛苦的记忆，也是“我唯一的财产”；当满足之人的智者“禁止老去”，他将无需意愿、无需希望、无需任何改变地活着，或者，“智者死亡时不需要他人”，在无人陪伴中，他以“本原，绝对的本原”中得到满足，从而成为真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满足的人”。当孩童以生命最初的印记作为唯一的财产，当智者在“禁止老去”时拥有绝对的本原，塞缪尔·伍德唱响了生命之歌，“死亡的时刻，或者是通过死亡，我们才能够从概念的意义上重新抓住开始，即出生：强拍当时取消了时间的直接性，极乐中的忧郁或许也从中消除了。”
“塞缪尔·伍德之歌”作为“你说”的部分，作为“我们”的渴望之源，正是路易-勒内·德·福雷写下的诗歌，和“寻找孩提时期的自己把印记留在哪里”而发现唯一财产的《海上悍妇》一样，是福·雷德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探寻，正是他把“不停地出生”安放在“以死亡而结束”的背景中，在死者并非作为智者而出现的逻辑里，出生才被赋予了另外的可能，“唯有出生在前赴后继，也就是说，总是有出生进行，亏欠自己的出生，最终的非存在才能够阻止。”这种阻止是为了终结存在对于非存在的干扰，而非存在一直在“我们”之外的世界中“顽固地坚持着”，于是，回到“出生”的状态，便是寻找婴儿的语言，寻找婴儿语言中的安静：它是私密的，含蓄的，“安静，它被献给安静，通过一个不可能的挑战，它许下了一个愿望。”而这安静作为最初的语言，作为“前奏”，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非存在”？
“安静所言说的内容甚至比字词更久远。任何言说之人都是由必死的肉体构成的。”言说是肉体构成的言说，是字词作为工具进行的言说，字词“首先是我们的主人／因为要保持沉默，就必须经由它们”，而当字词以工具的方式存在，当主人保持着沉默“经由它们”，言说是不是成为一种塞缪尔·伍德口中的那种“裂口”？“无可挽回的裂口。让我们为此备案。／我们遗憾终生。”抱憾终身如不断趋近的死亡，在肉体呈现为言说时，走向某种终结。是的，当塞缪尔·伍德面对那个“太美”的她时，为什么只是在梦中感受痛苦？“唯有在梦里，她才会现身于人前／太美了，以至于无法减轻痛苦”，而通过德·弗雷笔下的塞缪尔·伍德之歌，莫里斯·布朗肖分明听到了肉体言说的嘈杂和自我欺骗，“因为只有和梦魇一起，她才会出现在那里。”一边是理智的白昼，一边是梦魇的欲望，一边是记忆，一边则是死亡，它们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斗争，“人们从睡梦中挣扎着醒来，以期质问她，忘却她。接来的一个又一个子夜里，她又回来了，还是同样的姿势，倚在另一扇窗户边。”
这必然是一个裂口，一个“我们遗憾终生”的裂口，但是布朗肖的疑问是：“为什么不斩断缆绳，向她奔跑而去呢？”她在梦中，她呈现于一种不言说的美，她在理智的白天之外成为一种非存在，如已经结束了的死亡，而我们是在死亡近旁默默坚守着的存在，只有向她奔跑而去，就是接近非存在的死亡：在死亡中，借助于死亡，这死亡，不仅得到认可，而且被称为“作为寂静的完美形式而被选择”——布朗肖所回忆起来的是一段在埃兹的生活，经常居住的小屋子，有两种宽敞的视角，一边可以看见科西嘉岛，一边可以眺望费哈角海岬，但是布朗肖看见的却是墙上的一幅肖像，“塞纳河畔的少女”紧闭着双眼，“洋溢着敏锐而吉祥的笑容”，让观者相信她正沉浸在无比美好的时光中，“她引得贾科梅蒂去找寻一位愿意重新尝试死亡中的极乐考验的年轻女子。”
这一幅画提供给布朗肖的是关于死亡非存在的言说意义，如在梦中，如虚幻的存在，如死亡，当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带来不言说的美好，是不是“来自别处的声音”带来的是死亡的安静？不再言说，不再以肉体的方式言说，不再用作为工具的字词言说，安静如少女双目紧闭所感受的美好，空幻而永恒。言说就是斩断缆绳向着美好奔跑而去，言说之人会一直与我们言说，就像塞缪尔·伍德所说：“我们触动了诗文。”——“将古诗文延长，从而赋予它一种昏暗而璀璨的光辉，淳朴中的崇高。就是通过这些修饰语，我才平息了那些声音，那些呼唤我们、吸引我们迈向终点的声音。”但是，听到“来自别处的声音”而言说，也是一种以不停地出生而走向的死亡，也是以“禁止死亡”而看到了无可挽回的裂口，所有在德·福雷那里，布朗肖看到了“一场巨大的、无止境的、无可挽回的灾难”，它将临在生命之中，以肉体的方式显现，以智者的死亡而终结——德·福雷像一句誓言在说：“我不再写作了。”
因为他丧失了写作的天赋？因为在巨大的灾难中已经感受了死亡？德·福雷仿佛在“你说”中将“我”的故事都消耗了，一种孩童般的暴力让他“不再写作”，但是从“我”的故事中挣脱出来，从第一人称的书写中转变过来，不妨看做是德·福雷的死亡和新生，当那个缺乏自我的我，那个在真实与幻想之间争辩、犹豫和摇摆的我，变成“你”，变成塞缪尔·伍德，变成奥斯蒂纳多，变成“海上的悍妇”，新的写作开始了，“或许他明白了：为了不再写作，那就必须继续写作，永无止境地写作，直至终点，或者从终点开始。”言说从不言说开始，生命从死亡开始，书写从缺乏自我的我之后的你开始——“在长时间的寂静之后，作者所感受到的义务，如同一次判决，甚至是罚入地狱的宣判。”
第一人称的独特地位被改变了，在人称的转变中，作者被罚入地狱，“面对每一个继续寻找财富的读者”是不是如《奥斯蒂纳多》一样，变成了一段乐谱？“哦，奥斯蒂纳多！哦，辛酸的美丽！”德·福雷就是在这辛酸的美丽的“前奏”中寻找另一种写作？寻找另一种开始？“精神无法逃脱死亡，它是即时生命的接替……精神唯有在自身死亡的同时才能够存在……先前的经历不复存在。”引用黑格尔的话是要将工具的言说，肉体的言说都变成精神意义的死亡，而“我”也从时间的变奏中，从“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组成的“我们”中解脱出来——没有当时也没有现在，只有结束和开端：只有婴儿般的安静，只有少女般的美好，“安静，它被献给/安静”。
回到了言说的“前语言状态”，回到了生命的“智者”状态，布朗肖引用勒内·夏尔的《无名的野兽》，来阐述诗歌言说中“瞬间的永恒”。无名的野兽结束了兽群中的行走，成为“狼吞虎咽的巨人”，它用“八句戏言”装扮自己，在乡野之间“虔诚地打着嗝”，即将分娩的腹部满是忧郁——戏言、打嗝所组成的声音，是无名野兽的言说，可是在拉斯科的檐壁里，乔装的母兽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双目噙满泪水，闪烁着智慧”——一种智者的出现，提供了关于肉体和工具言说的死亡，但是，“闪烁着的智慧”又如何在“我的面前”形成一种永恒的瞬间？无名的野兽，起初在一种言说中，是口中说出来的语言，但是，不是纯粹的话语，不是与神明保持着融洽，而真正的书写是“闪烁着智慧”的言说，是以神谕的方式“非个人”的存在——或者就是一种非存在，“神谕也好，书写也好，都不能为自己辩护，不能自我表达，不能自我保护：没有与书写之间的对话，没有与神灵之间的对话。”正如苏格拉底所指出的，真正的写作，真正的言说，是坚定的话语，是为存在得到担保：“可以用来交流并且是为交流而生。”
言说和书写不是为了自我表达，而是为了交流，所以当声音来自于前奏而被置于开端，一种交流就是“召唤最初的决定”，像先知一样，“并非指其能够预告未来的事件，而是指这语言不依赖某些既存的事物，不依赖现行的真相，也不依赖已然说出或是已然得到确认的唯一的语言。”它从婴儿般的安静这个开端而来，它指向还没有言说的未来，“来自神示的话语就是这样，它什么也不授意，什么也不强迫，甚至什么也不说，却让这份安静变成了野蛮地指向未来的手指。”在勒内·夏尔的诗歌中，处处是这种指向未来的“无名的野兽”：在《最初的磨坊》里说：“诗人在寻找的过程中，搁浅在岸边，唯有在原处慢慢等待。”在《形式的分割》中说：“一旦证据崩溃，诗人便汇报以未来的喝彩。”在《毁灭之诗》中有记载：“诗歌，重新定性人之内部的未来生活。”《早起者》艺术的名字就是对“最早起床者”的呼唤：“我们之前的这个征服不定的征服与保存，低声地抱怨着我们的毁灭，将我们的失望转移。”或许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中，这一结论更加尖锐：“此刻，我距离契合线和终点，并不遥远。在那里，我思想中的所有东西将通过融合而成为未来的空缺和承诺——这个未来并不属于我，我请求您赋予我安宁和休憩。”
一种指向，一个目标，一种瞬间，未来在开启，未来在言说，“诗歌是这个未来的、非个人的、欲来的话语。”而在默默坚守在死亡近旁的“我们”呢？是不是在未来的言说中会成为一种人称上的交流者？“我们”是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的合体者，“我们”都在近旁走向未来，“我们”都在为交流而生中不再是自己的我，这是最初的言说，而“我们”是最后的言者，保罗·策兰说：“任何人都不会为证人作证。”“我们”的存在是为自己挑选一个伴侣，但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某些存在于我们身上，却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对自己感到匮乏，从而超越自身无法抵达的界限。伴侣此前早已缺失，这一缺失，甚至从此就处在我们的位置之上。”没有证人作证，没有证人的证人，声音不是存在之时的声音，思想是外乎于时间的声音，所以“我们”既是交流者，也是陌生人，在安静中，我们一起走向言说的未来，书写的未来：
语言。语言，它，一直没有失去，是的，不顾一切。但是它必须穿过自己缺乏的回应，穿过一个糟糕的沉默，穿过致命的话语厚重无比的黑暗。对于已然发生的事情，它没有给出任何词语便穿过了。但是，它穿过了事件发生的地点。穿越，得以重新返回白昼，经由这一切而变得丰富。正是在这一语言中，在这些年和后面的那些年中，我努力写诗：为了言说，为了给自己指明方向，为了知道自己处于哪里，为了知道应当去哪里寻找某个为我呈现的真实。我们所见的，是事件，是运动，是进程；是为了赢得一个方向所作的尝试。
柏拉图说：“对于死亡，任何人都一无所知”，保罗·策兰说：“任何人都不会为证人作证。”莫里斯说：“我是你，当我是我的时候。”于是，在“出发/无论如何，出发”的声音中，莫里斯所要听到“来自别处的声音”，只是为了打破生与死构筑的生命封闭形式，消解我和你的割裂状态，破除肉体和工具意义的言说，而这一切他在福柯身上找到了战斗的武器：“福柯质疑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某些理性或理性化的危险。他所感兴趣的，不是一般的权力概念，而是权力的关系、构成、特征及其运作。”福柯所坚持着的观念，就是要摆脱主体的概念，不再有作品，不再有作者，不再有创作的整体，“恶人的理性是现代历史的事实。非理性之人不会获得如此多的永不失效的权力。”作为肉体存在的福柯，作为言说的福柯，终究在莫里斯的世界里成为了“没有证人的证人”，终于成为了面向未来的“我们”，于是，当一种死亡发生，莫里斯站在以死亡而结束的智者面前，想起了第欧根尼拉尔修队亚里士多德说的那句话：“哦，我的朋友们，我没有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