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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8·2201122·1705 |
|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当当18.50元 | |
| ISBN：9787305135095 | |
| 页数：324页 |
“……卡夫卡想毁掉其作品，可能是因为他认为那必会倍增众人的误解。在此混沌的研读过程里，我们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就是映射在某些残篇、未尽作品之上，被所识与被所掩的部分光线，因而，总是更加加剧了那些作品的分裂，最后碎裂成细尘那般大小，如同总是与道德脱不了干系的遗作，在面对这类多半遭到长篇大论的评论所侵袭的寂静之作，这类成为可以无限发表题材的未刊之作，这类沦为历史注脚的永恒之作时，不得不扪心自问，是否卡夫卡自己，早就在辉煌的胜利中，预感到同等程度的灾难。”《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汇集了13篇布朗肖论卡夫卡的文章。从卡夫卡开始，到卡夫卡结束，这是一部向文学大师卡夫卡致敬的书。卡夫卡对布朗肖的影响在布朗肖的著名文论《文学空间》里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当写作成为“祈祷的形式”，毫无疑问写作是出自其他形式的，即使在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界的视景下，写作已经停止成为作品，卡夫卡在宽恕的时刻认出了文学的追寻者，并且明白不应该再写了——一个字也太多！
《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为无言而说
此神秘正是以下：我是不幸的，我坐在我的桌前，并且我写着：“我是不幸的。”这怎么可能？
——《卡夫卡及文学》
坐在桌前，是身体于桌子之前，也是时间之“前”，一种句子已经在脑中形成：“我是不幸的。”但是坐下开始书写：“我是不幸的。”一个书写的句子之回应，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又是奇异的可能性，因为它是不可能性：无法抵达时间之前的这种“不幸”，或者说无法在程度上完全抵达，它造成的是“引人非议”的结果，是本质上的欠缺，“因为还必须知道为何书写”。于是，坐于桌前的书写让卡夫卡察觉到“那条他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
但是，这种神秘性还在另一个维度被展开，《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一本书，一个物，一种阅读，也是必须坐在我的桌前才是可能的，而且是为了可能察觉到那条“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这条道，就是从阅读趋向书写，从阅读者趋向书写者的邻近可能——我的阅读如何接近卡夫卡的书写？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其实已经明白地显示在书名上：从卡夫卡到卡夫卡，之前的卡夫卡和之后的卡夫卡，起点的卡夫卡和终点的卡夫卡，书写的卡夫卡和被阅读的卡夫卡，何以在“从……到……”的结构中变成一种邻近的可能性？“从卡夫卡到卡夫卡”到底是为了邻近而接近甚而至于理解，还是在阅读的阐释中让作者死去而自己成为作品的另一个作者？
谁的卡夫卡？卡夫卡是谁？在1943年的《卡夫卡的阅读》中，布朗肖已经指明了“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混沌性，当我们研读作品，我们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就是映射在某些残篇、未尽作品之上，被所识与被所掩的部分光线，因而，总是更加加剧了那些作品的分裂”，最后碎裂成细尘般大小的遗作，而且这些遗作和道德脱不了干系，它们最后成为“遭到长篇大论的评价所侵袭的寂静之作”，成为“无限发表题材的未刊之作”，成为“沦为历史注脚的永恒创作”，甚至于在布朗肖看来，卡夫卡自己也早就预料到了同等程度的灾难——否则，他为什么在生前想要毁掉自己的作品，因为“那必定会倍增众人的误解”。所以，在这种阅读的混沌性中，我们成为了某些残篇，“从卡夫卡到卡夫卡”那条未知的邻近可能性之道，实际上就是未知本身，而阅读卡夫卡必然要成为说谎者，但又不是说谎者，那是一种惶惶不安，一种对命运的焦虑。
这并非是差异诠释的并呈，而是“从卡夫卡到卡夫卡”这个结构本身的虚无。卡夫卡是书写者，卡夫卡式被阅读者，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两个“卡夫卡”，那么从卡夫卡到卡夫卡就是一种阅读于书写的解读过程，而“从”所确定的卡夫卡就是这个结构的起点，就是这个过程的原初，那就是书写如何是一种可能？坐在桌前开始书写，这是毫无理由的，当他凝视笔端的时候，他甚至不会听命于“停下”，但是这个毫无理由的书写却被黑格尔推向了矛盾的囹圄：为了能够书写，他必须具备书写的天分，但是一方面只要书写者上尉坐在说桌前，作品便无法被卸下，他也无从知道是否具有成为书写者的能耐；另一方面，只有在书写者开始书写之后，他才具备天分——必须具备天分他才能够书写而成为书写者，必须书写才能印证他是不是具有天分，因和果是一个互为彼此的关系，或者说，这个过程本身就取消了因果，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甚至，书写就是一种“停下”，它是空洞，它是虚无——文学的书写“正如同虚无工作于虚无之中”。
这是文学行动具有异常性的本质，也是书写者超越的难题。这个难题似乎在阅读者那里被化解了：当书写者书写而不停下，是因为在书写中“等待着一个读者的靠近”，他将会用一个书写和阅读者的双重身份向语言提问。所以在作为书写的“卡夫卡”那里，文学的书写变成了一种非法的存在，而且是无意义的：作为一个书写者，当卡夫卡偶然写下“他从窗口眺望”，他认为瞬间意识到这个句子已经完满无缺，因为这个句子“作者得以成为作者”，是句子造就了他，句子就是他本身，他即是这个句子存在的整体。但这种句子造就的书写是一种“无目的性的自动写作”，但是当卡夫卡在坐于书桌前就已经有了“我是不幸的”，之后坐下来书写，在布朗肖看来，对书写者而言，句子就已经把全身心投入的他监禁了，“这个作为其唯一生存证明的句子，表面上看来完美无缺。而……同时也是其他人的句子，一个可被阅读的普遍句子。”
这个被认为是完全无缺的句子，监禁了书写者，这种监禁的状态使得作品消失，“它流变成其他人的作品，一个其他人所是（却非他的）作品”，它是一本用其他的书来论断它的书，一本异于其他本书的原初智术，一本透过作为其他本书的映射而被理解的书，实际上，为阅读者打开了入口，“读者造就作品；透过阅读而使作品诞生；他是作品真正的作者”，而且是书这一物件“鲜活的意识和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这个读者而书写，作者和读者也在此意义上合为一体。虽然作者和读者合二为一，但是在单纯的书写者意义上来说，作品已死，作者已死，在书写一开始就已经发布了命令：停下，“除非放弃书写，否则书写者无法隐匿于自身之中。”
但是在这个阐述过程中，布朗肖还只是站在阐释学的基本框架里。但是这绝不是“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闭环——很明显的一个疑问是，当作者在作品完成之时就宣告作品死亡，继而让作者自己也死亡，阅读者变成了作者，是另一个作者，那么这“另一个作者”是不是还是作者？他是不是还是会和完成作品的作者一样走向死亡？“作者之死”为读者留下了命名的空间，但是读者的“作者化”同样是一个重复的过程，作者死亡之后重生的“另一个作者”，只不过是死去作者的同语反复——甚至，文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摧毁自身”。显然，布朗肖并不是把“到”卡夫卡的那一个卡夫卡看成是纯粹阅读意义上的存在者，他必须返回到“卡夫卡”作为书写者的存在，探讨书写本身从死亡到重生的另一种可能。
“我只是文学，我无法，也不愿是任何他者。”卡夫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很明显，卡夫卡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书写者，这里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生前就希望摧毁自己的作品。布朗肖认为，卡夫卡的这个想法可以单纯地认为他的作品尚未完成，因为“我的作品是残缺”，所以要摧毁其作品，让这种完满变成一种永不满足的缺憾。但是卡夫卡的这种预设并不是对作品本身的要求，而是不愿让自己成为他者，在他看来，只有将书写隐匿于自身中，才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布朗肖认为，卡夫卡式奇异的，他怀着自我救赎的目的不相信确定性，他对字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信念，他从未对一般人“惊世骇俗的转变”感到畏惧，他肯定于自身中存在的的潜在力量——“只是文学”的卡夫卡所挑战的不是非书写的可能性或者艺术评论，而是书写的能力。或者说是书写本身在围困和解放，在虚无和实有，在空洞和完满中抵达“未知的近邻可能性之道”：“我是不幸的”的书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活着，它是存在，它是思考，但是“我是不幸的”的书写又是可能的，它是流畅的字眼，它是精准的发展，它是幸福的影像——“我不幸之状意味着我力量的竭尽；然而，我不幸的表达，却是力量之长。”
《万里长城》没有在建筑工人手里完成，也没有被卡夫卡书写完成，这个以失败为主题的作品，是卡夫卡书写的一种病征，但也成为他文学的一种象征，“他的精力无穷，仿佛他的激情是如此绝望，从这层思考来看，希望的缺席便可能成为最强劲的希望，然而，这种无止尽的不可能性只能证明继续的不可能性。”所以，他是书写者，书写本身在书写时便是他命令自己“停下”，便是让作品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准备书写之人“正是已死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越是躲开自己，就越是在场，自身毁坏和无限崩解的另一个说法是：幸福和永恒。这便是卡夫卡在《日记》中所说的“满意的死亡”，“即我所能写出的最佳作品，正是奠基于这种能够心满意足死去的权力上。”布朗肖对此的解读是：因为是死亡才是极限，支配死亡即是支配自身，其能力就是全能，而艺术对于瞬间的控制，便是达到了“至权”，“无论如何，他冷静地等待死亡，使得他能够透过他的主人翁们维持一个清楚的视线，能够透过洞察的亲密性将他们的死亡合一。”
满意的死亡是满意的书写，死亡的权力是书写的权力，所以回到“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结构，一个卡夫卡在书写，也在死亡，一个卡夫卡在死亡，也在书写：“从卡夫卡”开始，“无所谓，为力行而书写。”“到卡夫卡”完成，“写吧，惧于力行的你。”“从卡夫卡”开始，“让你身体里的自由发言。”“到卡夫卡”完成，“喔！别让你身体里的自由蜕变成字词。”“从卡夫卡”是文学毫无意义，“到卡夫卡”完成是文学并非毫无意义——“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是从意义的缺席到创造的革命，是从书写之物到崭新现实，是从停下到在场，是从空无到存在。正是在“停下”制造的不在场中，文学语言走向了空洞，走向了虚无，走向了不完整和不确定，走向了空缺，但是否定本身被链接在语言之中，但是文学在“从卡夫卡到卡夫卡”的转变中，形成了一个自明的存在：“无言，为无言而说。”
无言是死亡，言说是死亡之后的书写，因为，“能见上帝者，必死无疑。”无言的死亡才能给出死亡的生活，而文学正是“为无言而说”：否认白昼，文学重建白昼，肯定夜晚，文学察觉出夜晚的不可能性，布朗肖借用的一句话便是：“背负死亡而生，并永存于死亡本身。”这是死亡的权力，这是文学的权力，这也是卡夫卡所说的书写的权力，它所区别的正是确定的、表意的、指称对象的日常语言，而卡夫卡在文学的书写中所拥有的的是“制造含混性的语言”，“它确实在观念上具备了这个——‘背负死亡而生，并永存于死亡本身’以便从文学之中获得话语的可能性和真理的——历史性时刻。”
所以，布朗肖认为卡夫卡一生都在这种书写时刻中，都保持着书写的权力。但是，这是一个“从卡夫卡到卡夫卡”被确定的卡夫卡？为什么《变形记》因为一个客体的欠缺而把读者卷入困顿的怪圈之中？为什么《审判》中乔瑟夫·K在两个男人未读一字而实施了荒谬的审判？书写是不是真的是“为无言而说”？书写者的死亡权力是不是偏执地制造合一的读者？甚至于卡夫卡一个个体，他嘱咐马克斯·布侯让作品消失，为什么不自己销毁它们？布侯变成了卡夫卡作品中的“奇异的变形”，他成为了卡夫卡的权力影子，布朗肖说：“布侯的处境是悲怆的。”卡夫卡书写的文本被米莲娜翻译成捷克文，两个人在1920年间左右相遇之后友谊变成了激情，甚至是卡夫卡唯一一次感受到惊心动魄的激情，“为何他爱，或者，不能爱上米莲娜？”卡夫卡的恐惧、焦虑最后将米莲娜推向了痛苦的深渊。
这是属于卡夫卡含混的变形，含混的审判，含混的权力，含混的情感？那一部属于卡夫卡书写的现实之书从来不是“为无言而说”，它总是在说，总是在书写，总是在含混，它没有停下，也没有死亡，当然也没有被销毁，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是另一个卡夫卡：他坐在桌前，他写下“我是不幸的。”他成为了不幸的书写者，“如果唐·吉诃德疯了，那么，塞万堤斯显然疯得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