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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6·2190819·1588 |
| 作者：【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32.00元当当15.50元 | |
| ISBN：9787532169689 | |
| 页数：200页 |
“这部颇具吸引力的沉思录与那些形塑我们生活的对立力量有关——幽默与伤感，失落与希望，残忍与同情”，《一匹马走进酒吧》是以色列著名作家、“文坛三杰”之一的大卫·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荣获了2017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故事发生在内坦亚，以色列北部海滨城市，毗邻约旦河西岸。作者以奇幻独特的叙述结构，通过主人公杜瓦雷在酒吧的一次夜场单口相声表演，讲述了一段交织个人、家庭、民族的悲喜剧。他讲了鹦鹉的笑话，也提倡征“肉体税”，肆意取笑台下过量注射肉毒杆菌的女观众，却突然宣布今天是他的生日——儿时的记忆纷纷涌现，他讲了美丽忧郁的母亲、暴躁的父亲，他用倒立行走来避免其他孩子的欺凌……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旁观并渐入情节，深入彼此的一段回忆，在不断推进的悬念中直至情感高潮，演出孤单落幕。
《一匹马走进酒吧》：只要一具沉默的身体
“有一天我只能走对角线，走象的步子，第二天我只走直线，就是车的步子，然后走马步，一步——两步——，然后我发现人们就像在和我玩象棋。”
一匹马不是被选中的马，一匹马不是被审判的马，一匹马也不是生了5匹小马的马，一匹马只是一匹马：它走进了酒吧，起先要了一杯金星牌啤酒，喝完之后又要了威士忌，再喝完要了龙舌兰，之后又喝了伏特加，接着又是啤酒……各种不同的酒喝了下去，一匹马只是在喝酒，它最后也许醉了，但是它一定没有听酒吧里脱口秀滑稽演员讲的那些笑话——因为，“一匹马走进酒吧”本身就是一个“要笑死人的”笑话。
从加德纳训练营出来之后，杜瓦雷坐上了一辆卡车，这个笑话是卡车司机讲给他听的，是他“瞎扯”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的一个，当司机在车上讲的时候，杜瓦雷却想脱身，他的头不停敲击着车窗玻璃，接着在摇晃颤抖中听到沙漠深处传来一个声音，但是听不真切的结果，把整个沙漠都放置在了无知的境地中，而这个杜瓦雷不感兴趣的笑话自然也在“听不真切”中湮没了；可是，杜瓦雷却又在酒吧的脱口秀表演中，引用了司机的这个笑话，而且是原封不动地讲述，“我每次讲，都不得不暂停一下，否则会笑岔气的，因为这样会被取消资格。”杜瓦雷说的话，也是司机说的话，酒吧之于酒吧，一匹马之于一匹马，笑话之于笑话，其实没什么分别。
但是，当一匹马走进酒吧，当它要了不同的酒，它行走的路线是象棋中规定的路线？是一步还是两步？如果喝醉了，步子是不是就停留在那里，甚至倒地不起？再推论一下，当卡车司机经过沙漠地带，当他讲出笑死人的笑话，那辆从训练营开出的卡车走的是象的步子？马的步子？是走了一步两步还是根本没有行走？如果再可能想象一下，当杜瓦雷在酒吧里讲起卡车司机说起过的笑话，是不是也走了一条对角线？然后穿梭在顾客身边，既不是象的步子，车的步子，也不是马的步子？甚至有可能，他也像笑话中的那匹马走进了酒吧，要了金星牌啤酒、威士忌、伏特加，然后醉了，或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匹马走进酒吧，是一个笑话，当司机讲起这个笑话，笑话中的笑话，带来的是关于加德纳训练营的回忆，而当杜瓦雷复述司机的笑话，笑话中的笑话中的笑话，是不是就是一种现实？现实是一个矮个子、瘦削、戴眼镜的男人从侧门踢出来似的，趔趄着上了舞台；现实是冲着坐在舞台两侧方向的众人露出自己的胸脯，现实是他享受着观众对他微笑的反应，几乎觉得自己已经得偿所愿了……一家酒吧，根本没有走进来的马，也没有喝啤酒的马，只有从舞台到观众席讲笑话的杜瓦雷，当他在现实里讲述一个一个笑话，当他在酒吧里让人们发笑，他就变成了一匹马，一匹不能走象的路线、车的路线的马，一批只能和其他人玩象棋走马步的马——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被选中的人。
选中，便是别无选择，便是命运使然，“你们就是没法拿其他民族来和我们犹太人作比较。我们是上帝选中的人！上帝有别的选择，可他偏偏选了我们！”但是当一个人也像马一样只能走马步，他甚至不活在自己讲述的笑话里，他活在被规则约束的游戏里，“他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哪怕他们本人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谁知道他此时此地正在玩什么复杂的象棋游戏呢？”和街上的人玩象棋，就是和现实在玩游戏，游戏规则让他无法成为走象的步子、车的步子的一匹马，让他无法像走进酒吧的马可以喝不同的酒，于是，在杜瓦雷身上，民族是被选中的，出生是被安排的，生活在被制定的游戏里，一匹马何以逃离这种被命定的现实？
耶路撒冷的老哈达医院，母亲萨拉·格林斯坦分娩生下了他，无从选择的命运是从生命诞生一刻开始的，他便成了一匹必须走马步的马，“一个声称把最好的都给我的女人，却把我生了下来！我的意思是，想想有多少审判、牢狱、调查和系列犯罪都是因为谋杀而起，可是我还从没听说有一件案子是关于分娩的！”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因谋杀而起，唯有诞生不会是谋杀，它甚至是一种喜庆，一种和被上帝选中一样的荣耀感。但是被安排的命运在杜瓦雷身上却不再是被选中的自豪感，西奈半岛的战役是不是经历了？“没错，恰恰就在那天，即我被孵化并从此颠倒生态平衡的九个月前，你们觉得真能碰巧发生什么吗？”成为一个卖笑为生的人是不是对母亲的背叛？““原谅我，妈妈，我搞砸了，我背叛了您，为了搞笑我把您都给卖了。”在杜瓦雷还没过完的一生中，耶路撒冷的老哈达萨医院、占领特拉维夫运动、资本市场的全面改革、纳肉体税、强硬派修正主义者，似乎都成为他生命有关的关键词，它们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宏大叙事，也是微观视角，是旁观，也是经历——被选中，就是无法替代，就是无从逃离。
而在加德纳营地的那个笑话被讲述之前，却是“关于我的第一次葬礼”，而在第一次葬礼出现之前，是四个月倒立行走，头和脚的颠倒，世界便也反转过来，不是为了看见不一样的城市和人群，而是让人群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当我双手倒立着行走时，就不会有人关注母亲了。”在第一次葬礼出现之前，也是第一次吻了那个叫里欧拉的女孩，凌晨三点站岗时触碰了女孩的身体，“我的孤独岁月终于结束了，而且，可以说，我的新生活开始了。”倒着行走的颠覆，第一次触碰女孩的新生，对于杜瓦雷来说，却开启了第一次葬礼，“因为要服丧七日”，于是，杜瓦雷便再也不回来了，即使回来，所谓的训练也早就结束了，从此“耶路撒冷有新鲜血液！”
出生没有谋杀，消失却留着鲜血，从生到死，一切也都是被选中的结果，而葬礼之后，似乎所有的时光都结束了，终于，一匹马走进了酒吧，终于，一匹马开始讲起了笑话，杜瓦雷成了一个讲脱口秀的演员，一个小丑，“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谈的是死亡，这位女士！为死神鼓掌吧！”死神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酒吧里戏谑死亡，戏谑战争，戏谑疾病，每一个笑话都为了逗乐观众，但是每一个笑话都让人悲伤，像一匹马的故事，当司机在卡车上讲述的时候，杜瓦雷想着要逃离，敲击着车窗玻璃，然后听到沙漠深处传来的声音，不真切，但是却真实发生了：有人在喝酒时被笑话逗笑，有人拍着桌子大喊：“真的，伙计们，我们是来笑的，可这家伙让我们回忆大屠杀，他居然讲大屠杀的笑话！”有人走上来说认识他，“你压根没什么变化。” 这些声音从酒吧里的观众里传来，最后都成了听不真切的声音，因为在杜瓦雷看来，他们都在和自己玩象棋游戏，酒吧之内和酒吧之外，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都是笑话的一部分。
但是，用笑话的方式生活，以小丑的身份活着，似乎也成了一种庇护，至少对于父亲是强硬派修正主义者、母亲遭遇了不幸、有着五个孩子、身体已经枯瘦得像一匹马的杜瓦雷来说，是这样一种逃避。““告诉你吧，内坦亚，归根结底，它就是一种悲哀可怜的娱乐形式，说实话。”只要笑，笑是原因，笑是结果，于是在因果一体再无外延的故事里，再没有什么必须选中的种族，再没有必然出生的命运，再没有不再回来的服丧，当然，也没有该死的灵魂不朽，只有肉体，毫无负担的肉体，“不要思想，不要回忆，只要一具沉默的身体，在草地上像僵尸一样蹦跳着，不动脑筋地吃喝玩乐。”和笑话本身一样，即是原因，也是结果。
如此，像一匹马一样，即使走着必须要走的马步，只要喝完了那些酒不再有继续，倒地不起或者也是一种活法。但是杜瓦雷似乎不想成为象棋里的那匹马，他的笑话中有犹太人，有西奈半岛战役，有左派，有加德纳营地，有七日服丧期，有耶路撒冷的鲜血，不是要将这些东西都在笑话里“听不真切”，而是让他们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所以和路人玩象棋一样，杜瓦雷需要的是另一种游戏式的活法，倒立行走一般，解构和颠覆，甚至报复一种生存规则。于是，在小丑的身份之外，在观众之外，却请来了一个“我”：曾经一起加入训练营的我，曾经是大法官的我。“我希望你来看我的表演。”那天杜瓦雷打电话这样说，于是，在我成为这场笑话脱口秀表演的观众之后，“我”其实变成了杜瓦雷的另一个笑话。
“我下不了决心，可是我最终意识到你是我唯一能请求的人。”唯一能请求的人，是不是我成为了被杜瓦雷“选中”的人？犹太人被上帝选中，我被杜瓦雷选中，这一种对应里我是不是在杜瓦雷的命名里完成了一种移植？而身为法官，杜瓦雷也对我的这一身份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以前常在报纸上阅读关于您审过的一些案子。我跟踪这些新闻报道，他们还引用您的裁决，引用您关于被告和律师的那些话，您的观点犀利透彻。”法官审理案子，无疑他的手上握有审判的大权，是不是也像上帝一样，是一个至上的审判者？而且，和他一起在训练营地里呆过，也认识里欧拉，在这个意义上，我又成为他记忆的一个导入者，甚至会回忆他忽略的那些细节。被选中的人、审判者和记忆导入者，当杜瓦雷邀请我去酒吧看他演出，是不是我成了那匹走进酒吧的马，继而成为他的一个笑话？
杜瓦雷和我，其实存在着某种对立，身份的对立，地位的对立，舞台之上和舞台之下的对立，所以我对之的反应是：“原来如此，他之前的邀请，还有那可笑的请求，都是陷阱，是他的个人复仇，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进了陷阱。”甚至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灵魂人质。但是，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观者而存在，被选中的人、审判者和记忆导入者这些身份的意义不是被杜瓦雷带入到他设置好的情境中，而是在这些被我主观设想为和他对立的身份上，我反而看到了自己的虚伪：我没有经历训练营跳落、爬行、射击的训练，没有遭遇“第一次葬礼”，没有倒立着行走，没有五个孩子的大家庭“集体反对我”的生活，当然，也没有“为死神鼓掌”的呐喊，一切都是顺利的。但是，在身为法官的时候，我为自己立下的宗旨是：“面对着一些厚颜无耻撒谎的证人、对被害者犯下令人发指的卑劣罪行的被告以及那些在审讯中不停折磨被害者的律师，我曾经大发雷霆。”而一桩父亲虐童案发生时，身为法官的我却对受害者没有表示真正的同情，“已经太晚了，她真正需要你同情的时候是对你讲起这些事情时，那才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当我爱着的塔玛拉离我而去的时候，这样说。
被邀请来听笑话，每一个笑话背后其实都是痛苦的泪，杜瓦雷就像那个被父亲虐待的女孩，需要的是真正的同情，而我站在如上帝一样的高处俯视他的时候，把他看成是一个陷阱的设计者，看成是对权力的报复，甚至质问他：“你就能啥事都开玩笑，戏谑模仿，或是讥讽嘲笑，比如疾病、死亡、战争什么的，都无所谓，是吧？”弱势和强势，原是分明的，笑话和现实，原是对立的，但是在一匹马走进酒吧之后，其实所有的故事都已经听不真切，一种含混的世界里，生与死，真与假，罪与善，其实在不断地置换中成为了一种游戏，就像杜瓦雷讲起的那个笑话，一个妻子在丈夫逝世后发现他生前喜欢穿蓝色西装，于是和葬礼承办人提出意见，要求下葬时换成蓝色西装，而承办人也答应和旁边的一名死者换衣服，最后下葬的时候，妻子看见丈夫的衣服真的换成了蓝色西装，她感到丈夫可以入土为安了，而承办人回答她说：“我只不过把他们的脑袋换了一下。”
从外在的衣服互换变成了肉体和灵魂相关的脑袋互换，这一个游戏，这一个笑话，似乎也正揭示了“一匹马走进酒吧”的全部寓言意义，于是，在我成为某个讽喻式的笑话内容之后，杜瓦雷变成了审判者，“现在我判处你溺刑，”引用卡夫卡小说中父亲对儿子的话，他拿起了长颈瓶，然后将酒倒在了观众头上，溅到了我身上，“表演结束，恺撒利亚！”表演结束，审判结束，游戏结束，“这就是我能给你的一切，杜瓦雷今天的表演彻底结束了，明天也不会有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匹马走进酒吧，最终死在了比笑话更让人可笑的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