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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28·1970617·0377 |
| 作者：胡适 | |
| 出版：海南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5.90元 | |
| 页数：188页 |
“丁在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徐霞客。”一生致力于旧中国地质学研究的丁文江的确有着徐霞客式对地理学的牺牲精神，但胡适对丁文江的褒扬并不仅仅于此，而是丁对新文化与新科学的追求与胡适的“改良主义”有着共通性，这表现在丁文江创办《努力周报》，他提出了“选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少数人”的精英拯救思想。胡适对丁文江的评价是：“这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只不过，胡适不是一个出色的传记作家。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丁文江
不责怪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深究国民教育程度的低下，也不归责于政客造成的腐败、军阀制造的黑暗，当丁文江把当时的弊病看成是“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责能力时，他是不是走上了一条偏激的路？甚至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成为想用“少数人”的觉醒来拯救中国的英雄主义者？——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体制的原因，只是少数的精英分子没有醒来。
这的确是丁文江思念观念转变的一个风水岭，如果当时的中国还是顺着丁文江的想法走自己的那条路，他可能在中国地质学上有了非常大的建树：从英国留学7年回来之后，他先后成为了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成立了中国地质研究所，还进入了北大地质系，他的一腔热血开始倾注在中国地质学的开创性意义上，而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他的这条知识型人生之路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打了报告，认为“北票”的矿产丰富值得经营，农商部次部长刘厚生和京奉路局交涉，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成立，当时的资本达五百万元；他将用自己在地质调查所积累的经验训练人才、延揽人才、支配人才，当然更多的人才将在中国地质学的广阔舞台上一展身手；他会用自己的勤奋好和努力，在实践中考察中国的地质构造，“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在“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难走的路”中积累经验。
但是这一切似乎在中国混乱的政治中终止了，他发起创办了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他开始在刊物上讨论“科学与人生观”，他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他对如何训练自己做好政治生活的准备提出了四条一件，他组织了“努力社”对加入的社员提出了两条标准……从曾经是站在地质学一线的实践者，到在刊物上发起“科学与人生观”的学者，再到用“我们的政治主张”来指导自己实践的战斗者，丁文江的转变是巨大的——他甚至批评曾经在《新青年》上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说他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甚至在他看来，胡适这种避开政治谈所谓纯粹学术、文化和思想的人，就是他所说的“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的“少数人”。
这是中国政治生态发生改变之后的转折，丁文江当时往来于沈阳、北票和天津之间，他目睹耳闻的不再是和地质研究以及矿产开发有关的事物，而是“直皖战争”造成的创伤，他担心有朝一日奉系军人会控制北京政府，从而使得中国政治走向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的深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和朋友一起发起创办时事评论的《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开始了对“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努力周报》上，他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所谓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一起都禁不起政治的摧残，所以他呼吁，“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一的义务。”所以他指责，“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所以他亲自提出训练自己进入政治生活的“四项准备”和成为“努力社”社员的两条标准。
把改良政治看成是一切建设的首要条件，把“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的少数人看成是可怕的存在，甚至把不谈政治的知识分子说成是中国政治混乱的主要原因，丁文江显然是偏激的，甚至有些极端，而这种偏激的观点形成很大原因上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的，对于这一个被
傅斯年说成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被胡适赞誉为“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为什么在国情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会急于喊出“改良政治”的观点？会成为对少数人怀着极大痛恨的人？一个从来不喝酒、生活有规律、从不借债、讨厌臭虫的人，应该是一个兢兢业业于自己学术领域里的学者，应该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甚至是讨厌政治的知识分子，而丁文江走上“改良政治”这条路，用实践和理论来建设“我们的政治主张”，其实就是因为自己需要成为那个有责任心而且有责任能力的“少数人”，只有成为这个肯向政治上去努力的少数人，才能继续自己作为一个实践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存在。
自幼天资过人的丁文江，在十五岁时遇到了一生的大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从此开始走上了外向求学之路，先是到了日本，之后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又去了英国，在英国放弃了学医的志愿，改学动物学和地质学，一九一一年在留学七年之后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对于踌躇满志的丁文江来说，就是走上了一条实践之路。他搭上了刚通车的滇越铁路进入云南，之后从昆明经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然后经常德、长沙、汉口、上海，最后回家。这次被胡适称为“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绝不是简单欣赏中国的大好河山，他随身带了许多书籍和仪器，他不走最容易的海道而选择最困难的云南贵州长途，“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只为调查沿线的矿产资源，只为亲身接触那里的土著居民，只为自己人种学的研究做好准备。
回到中国之后，在第一次旅行之后，丁文江到北京做了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之后又到地质研究所，后来又成为北大地质系的教授，而且他还担任古生物学的教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民国初年，丁文江再一次开始了自己的旅行，他花了八天时间，调查了太行山正太铁路附近的地层次序、煤铁的价值，这次旅行让他找到了三个重要的发现：他指出“太行山”这个名词应该有新的地理学的定义：那从河南的济源、沁阳，到河北的阜平，山脉是南北行的，那才是真正的太行山；他认为，中国传统地理学把山脉当做大水的分水岭，是与事实不符的；他的调查报告是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详细的证实山西的“平定、昔阳的铁矿不容易用新法开采，所以没有多大的价值”。民国二年，从山西回到北京的丁文江又接到命令，要他去云南调查东部的矿产，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仔细考察了个旧的地形、锡矿的分布、土法采矿冶金术、个矿采矿工人的痛苦生活的等等，丁文江用游记的方式记录下来。而在调查中，他因为接触到了土著民族，所以他开始进行了人种学的研究，他请当地兵工厂制作了量物体径的曲足规，加上几件普通测量用的仪器测杆，皮尺，丁文江便开始研究人种学了，他测量了栗苏、青苗、罗婺、罗倮四族人的结果，并用统计学方法进行了研究，之后他还发表了“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也是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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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我们这个时代的徐霞客” |
对于丁文江来说，两次旅行都是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开展的实践活动，这为他之后建立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了条件，也为他建设中国地质调查所这个纯粹科研机构积累了经验。而实际上，丁文江热衷于在实践中探索新知，完全是一种徐霞客式的精神，而丁文江最佩服的人便是徐霞客，他整理了徐霞客的游记，为游记做了一册地图，还写了详尽的“徐霞客年谱”，在丁文江心目中，徐霞客就代表着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求知精神，“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所以胡适称他是“新时代的徐霞客”——一方面他和徐霞客一样用“万里遐征”的精神投身于实践，他为了要看山，“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另一方面，也通过实践纠正徐霞客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报答那位三百年前的奇土的恩惠了。”
身体力行的实践，锲而不舍的求知，对于丁文江来说，目的也是很明显，就是“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就是通过自己所学来改造中国落后的地质学、人种学水平，但是当国内形势发生改变，当政治局势陷入混乱，所谓的实践，所谓的学术，所谓的研究，都受到了影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丁文江开始转向对于政治的评论，开始发表政论，开始要“改良政治”，开始让自己真正成为有责任心有责任能力的少数人。丁文江转向而期待政治改良，似乎也是一种“实践”，只是当这种实践期待有一个明确目标，甚至有一个急于见效的目的，很多时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的一种狭隘论——掺杂着个人的美好想象，“改良政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
在丁文江转向政治改良的过程中，有一场比较有名的论争，那就是胡适所说的“玄学和科学”的论争，在《努力周报》上，丁文江批判了张君劢的“人生观”，他认为，张君劢所说“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的思想就是一种玄学，在他看来，“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而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真知识，他认为，科学的对象并不是“死物质”，而是概念和推理，而概念和推理就是心理的现象，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也都是概念和推论，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受科学方法的审查和评判”。丁文江提出的“科学的知识论”，其实是将科学当成了涵盖一切的精神，也即所谓“科学的精神”，“时时想破除成见，……无论遇见什么事，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
所以人生观就是科学，而不是所谓的玄学，他深信“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也从这个论点出发，丁文江认为，人需要一种高尚的“宗教心”，“所以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这种天功不是神学同玄学所能贪的。所以有许多人尽管不信神学玄学，他们的行为仍然同宗教根本相合，就是这个原故。……”在他看来，宗教心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是一种人类的“天演论”，是优胜的种系本能，当然在这样一种高尚的宗教中，人才能“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也才能拯救中国的科学，拯救真知识。
胡适认为丁文江的“科学观”以及宗教心“不免带有个人情感成分”，甚至可以看成是他为了改良政治“努力”的方向，而这种急于改变现实的想法最后也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丁文江又创办了《独立评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用独立精神的目的就是撇出政治局势，再建一种理想型政治模型。丁文江呼唤“今天的青年”能“彻底地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另一方面，他认为抵抗侵略是中国生存的唯一途径，甚至把自己假设为“蒋介石”提出了三条办法：“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不互相攻击。”
在丁文江苏俄旅行中，他更是把这种含有宗教心的政治主张阐述得更为直接，他看到了苏俄强大的地质科研上的力量，所以他认为苏俄拥有三千个地质学者、二千队做田野工作的地质探矿技师，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就是有“最富教心”的牺牲精神，所以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他“却极热忱的希望苏俄成功”。这样一种苏俄模板，让丁文江开始展望中国命运，他提出了“新式的独裁”，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他提出了“统制经济”和“建设”，“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所以在那本未完成的《苏俄的旅行》中，丁文江似乎再次看到了理想主义的实践之路，他高声喊道：“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愿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
苏俄，堪察加，似乎变成了丁文江世界里的一个乌托邦，改良政治也好，“新式的独裁”也罢，科学的独立精神也好，“宗教心”也罢，这些论点都是丁文江失去了实践的机会陷入在混乱中国里的一声呼喊，都是他追求“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理想情怀，只是个体力量太微弱，中国命运太悲怆，丁文江在误读的世界里坚持着信念，就像他最后的死，也完全是对于身体的一次误读。那时，政府利用中英庚款的借款，努力完成粤汉铁路中间没有完成的一段，而丁文江又开始了自己的实践之路，他到湖南考察粤汉铁路一带的煤矿储量和开采，也是用锲而不舍的求知欲望走最难走的路，也是用“万里遐征”的精神投身其中，劳累，疲乏，加上最后的煤气中毒，竟然在经验主义的施救下折断了肋骨，甚至他从此再没有康复，直到生命的最后终止。
傅斯年说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胡适说他是“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当他最终倒在自己热爱的地质事业上，或许也是对他的最大安慰，也是他理想中“活泼泼地生活的乐趣”。而在二十年后，胡适为丁文江作“简略的传记”，从最富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认为丁文江的一生就是对那句最喜欢的诗句的阐释，Beready to die tomorrow;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刻成墓志铭便是一个不想死去、充满着求知欲望和实践精神的灵魂：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拚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