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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5·1960417·0274 |
| 作者：[晋]陈寿 撰[宋]裴松之 | |
| 出版：岳麓书社 | |
| 版本：1990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15.80元 | |
| 页数：1277页 |
在“四史”中，《三国志》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当然，这其中更多因为裴松之作的注。虽然《三国志》拥魏贬蜀吴的写法在史学界尚有争议，但它对三国史实的整理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的。本书以民国20年商务印书馆白衲本为底，分魏书30卷，蜀书15卷和吴书20卷。
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
–《宋书·裴松之传》
时间沉淀，而为文，而为史，何为不朽？文是太康元年集结成书的《三国志》，那时司马晋朝灭掉三国最后一个政权吴国而一统天下；文是130年之后刘宋文帝命裴松之注《三国志》，那时又陷入纷争不断的南北朝时代，纷争而统一，统一而纷争，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乱世，文是否能在历史的纬度里成为不朽？而当一千六百余年之后，在已无战争年代，在遥远的今世，这“不朽”之文或者只是上下两册的文本，是斑斑点点的书册，是打开而又合拢的史书。
时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浪花淘尽英雄”，时间也是“是非成败转头空”，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当然更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在斑驳泛黄的书页中，却还能听见远处的金戈铁马声，还能看见渐远的英雄豪杰影，那些名字，那些事件，那些争斗，在文字的世界里依然跳跃，或者每一种阅读都是对于时间的重新唤醒，时间在他处，时间也在此地，时间已湮没，时间亦复生，不朽的意义就在于它依然是活着的，每一个在历史之外的读者都能用自己的时间旁注一段历史，也正是这种丰富性，才使得历史更接近现时，才具有某种不朽的“共时性”，正如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
众色而成文，兼采而有味，抵达本质却又超越于上，于是范頵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裴松之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刘勰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赵翼说：“陈寿《三国志》虽称善叙事，有良史才，然亦有舛误。”甚至刘肃在《大唐新语后总论》中说：“陈寿意不逮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全面否定了《三国志》，亦不失为一种对于历史的态度，一种对于文本的观点，大浪淘沙，在时间的内部的外部，那一种不朽才可以渐渐明晰起来，那一段历史才可能接近本质，那一些人物和事件才可能成为文里的符号。
所以，无论是陈寿还是裴松之，都只是站在历史的一个侧面，无论是私写还是官订，都写着和当时时代相关的文，也正如此，一种文书写完成，并不是不朽之定论，它留着另外的位置，裴松之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就变成了另一种解释学，在留着的位置里重新书写为一种文。在这诸多留着的位置上，关于正统之争似乎责难最多，一方面是正史的规范问题，从史记开始，史书的体例似乎已经被确定了，但是《三国志》没有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并不符合《史记》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这或者也是陈寿自我书写的一种证明，在非官方命定的背景下，这反而是一种自由，一种创新。
而另一个争议则是以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他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的为《先主传》，记孙权的则称《吴主传》；《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而《蜀书》中的关羽、张飞、赵云等传记更是简略，《蜀书·关羽传》只有一千二百余字，《张飞传》八百余字，《蜀书·赵云传》仅四百余字。在这一点上，可能存在一个“为政治服务”的书写规则问题，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而这种正统说却在后世被诟病，“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对于这个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过一段公道话：“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这种“当论其世”的做法其实也是陈寿站在历史侧面却不得不进入时间内部的一种证明，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而其实，这种详略的差距在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是陈寿在写作时遭遇史料多少的现实问题，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也正因为史料缺失，不仅造成了《蜀书》之略，而且如徐干、陈琳、应玚、阮瑀等建安时期的著名文人，皆未立传，只附在《魏书·王粲传》中，而且除记陈琳之事有三四百言外，其余皆寥寥数语。另外陈寿为华佗立传而没有为张仲景立传，马钧是当时“天下之名巧”，胨寿也没有给他立传，而对于少数民族，陈寿只撰写了乌丸、鲜卑、东夷传，记录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于西方的氐、羌诸族以及西域诸国，均未立专篇。
而另一方面，和史料无关的正统之争却也是陈寿的一个无奈，不能伪晋，所以不能伪魏，不伪魏，所以能“行于当代”，于是在正统说的逻辑上，就有了曲笔说。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其中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杀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冲突，《三国志》对此如付阙如，但记载了郭太后历数曹髦“罪过”的令和司马昭等人单方面的表章，所以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三国志》的第一卷即“武帝纪”，陈寿评价曹操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是“超世之杰”，这是很高的评价，而对于刘备的评价是：“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对于孙权的评价则是：“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从“超世之杰”到“英雄之器”，再到“人之杰”，三国鼎立的权势者高下似乎已经不言自明。
陈寿之文，留着一个位置，其实在所谓的曲笔中，也是如此。当董卓“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而引起京都大乱的时候，陈寿记述曹操时说：“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这是很简略的一个说法，而在裴松之的注中，引用了两部书：“魏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另一部书是《世说新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杀了好心的吕伯奢一家，故留下了“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形象。与吕布的较量中，陈寿的记录也是简略：“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裴松之在注中引用《春秋》曰：“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又一次显示了曹操的奸诈。
而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陈寿只是用几句话概括：“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公兵不满万”而能击败实力雄厚的袁绍大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叙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的正面形象，而裴松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并从当时的形势上分析这并非如陈寿所说如此寡众，“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此次三点，就破除了曹操神话，“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裴松之的时代显然和陈寿的时代截然不同，所以在对于史料的怀疑上更加大胆，而其实从陈寿的行文来看，陈寿在《三国志》的“曲笔”其实并非如文字所写，传递出为当世服务的表象，而是在三国交错中的记述中选择性地隐藏在文里，卷二是“文帝纪”，陈寿记述了继位前的征兆，“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正是这种征兆，所以汉帝“禅位”时，诏书曰：““……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徵，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使得曹魏统治得以正统化，而陈寿评价文帝也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但是这无非是表象，在卷二中，陈寿记载了曹丕在位期间各地发生的各种灾害，地震、彗星、降雪，旱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是所有传记中灾害最多的一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反讽着“禅让”继位时的“天象”。同样对待曹操，在卷一中几乎没有负面评论，但是在《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中直接评论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
正统之争和曲笔回护或者是一种无奈，而陈寿在行文上的简略，作为一种缺点，却为后世的创作留下了另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自然便是《三国演义》这部传奇小说的诞生。《三国志》写的是历史，它需要的是真实性，而《三国演义》是小说，它更需要的是传奇，所以在阐释《三国志》的时候必然会从《三国演义》的维度来进行解读，或者说，在《三国演义》的英雄故事流传中，必定会从《三国志》中寻找历史的痕迹。
一方面，《三国演义》中的著名故事在《三国志》中叙述简略，比如杀董卓的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跌宕起伏，而在《三国志》里只有寥寥几句，《董卓传》里说：“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馀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在《吕布传》里也是如此：“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布遂许之，手刃刺卓。”没有美人计，甚至连貂蝉也没有，“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再比如夏侯惇啖目的记叙：“太祖自徐州还，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寥寥几句，裴松之引用对内容进行了扩充：“魏略曰：时夏侯渊与惇俱为将军，军中号惇为盲夏侯。惇恶之，照镜恚怒，辄扑镜于地。”而在《三国演义》里，第18回的这个故事使夏侯惇的性格跃然纸上：“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拨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把眼珠拔出来又吃进嘴巴，侧面映衬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的传统孔儒观念，因此一直深受说书人或普遍读者的喜爱，久而久之即成为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由是更加强了民间认为夏侯惇刚烈强悍的印象。对于“荡寇将军”张辽的描写也是如此，陈寿记述了张辽杀死匈奴单于蹋顿、合肥战役八百步兵大败十万敌军、活捉孙权被封为征东将军、文帝时带病征讨死于江都等史实，却没有关于吴国骗小孩子：“张辽来了！”的故事。
赤壁之战在《三国演义》里浓墨重彩，而在《三国志》中虽然多处有所涉及，但是记述依然简略，在《武帝纪》中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前面只是背景，真正写到这场战争也只有“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这22个字；在《蜀书·先主传》里略有扩充：“赤壁之战：先主遣诸葛亮自结於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有了水军数万、焚其舟船等细节；在《诸葛亮传》中则又有了新的扩充：“亮曰：‘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於赤壁，引军归鄴。”即写出了赤壁之战火攻的原因，也以诸葛亮的视角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战略地位。而在周瑜传中，这一场战役写得更为具体：“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於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和《三国演义》比较，《三国志》对于传奇故事的描述则从史实的角度加以记录，所以就有了《三国志》没有记载而《三国演义》里被虚构的故事，也有了《三国志》这样记载而《三国演义》为了突出人物性格那样演绎的故事。《三国志》中有“煮酒论英雄”，“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三国志》中有木流牛马：“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三国志》中有三顾茅庐：“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有刮骨疗伤：“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但都是寥寥几句。而《三国志》中没有桃园三结义，在关羽传里说：“亡命奔涿郡。先主於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在张飞传里说：“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三国志》里没有“三期周公瑾”，而且周瑜是一个“性度恢廓“”的人，裴松之引用《江表传》也证明了周瑜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没有舌战群儒，没有七擒孟获，没有空城计，甚至连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也不录入。
《三国志》当然是要还历史的真实，如果从后世的小说《三国演义》来回望三国志，则很多故事只是虚构，关于关羽的事迹中，温酒斩华雄是江东猛虎孙坚所为，徐州诛车胄是刘备所为；过五关斩六将并未发生，华容放曹操，这是刘备拦截，但他去晚了，所以被曹操跑掉了，单刀赴会，实乃鲁肃单刀会关羽，败走麦城是孙权使人劝降，关羽诈降，在城头虚插旌旗，从别门撤退，被吕蒙算到，半路截杀之。而在诸葛亮身上，火烧博望坡是刘备所为，草船借箭，是孙坚、孙权父子所为，征汉中指挥是刘备，六出祁山，诸葛亮只伐魏五次，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到了祁山……小说非史，在文与文之间，那个位置并非是陈寿故意留下的，但是在时间的改变中，自然有了另外的符号。
而其实，在历史之内外，这种虚构并非全都变成创造性构想，它的另一面则是误读，而这种误读甚至发生在陈寿自己身上：“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於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这是记载在《晋书·陈寿传》中的一段话，这也成为对于陈寿“索米轻亮”的争议。而其实，清朝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就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其实在曹丕即王位后，就杀了丁仪、丁廙并男口，他们是没有子嗣的。另外关于陈寿对于诸葛亮报私仇的手法也颇有争议，其实看一下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诸葛亮的评价就可以推翻这样的说法，“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还校订了《诸葛集》，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此真无识之论也”。
《晋书》是史书，《三国志》也是史书，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在对文的记述，对史的裁取，都可能会有疏漏，遗失，甚至偏见，所以才有了裴松之的注，“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所以才有了“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的修订和整合，所以在时间之中，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只有沉淀，只有积累，才能在“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中成为一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