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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51109·1235 |
|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28.00元亚马逊10.50元 | |
| ISBN：9787532156818 | |
| 页数：237页 |
“他们犯下原罪，但上帝的宽恕是无限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正因此，那些事实上没有告解的人，与做了告解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些自大的、敬神的人，是有区别的。”《二十一个故事》收录了格雷厄姆·格林自1929至1954年的短篇小说12篇。《地下室》中的男孩在小时候目睹了一场偷情与意外，导致他悔恨、疑虑一生，这篇故事是通向本书其他故事的钥匙——恐惧、遗憾、暴力、对恋情的追求和背叛是全书的基调。少数故事有着喜剧的讽刺乖张——《可怜的马林》中，马林先生的腹鸣能模拟任何声音；其他则带有冷漠怪异的悲剧感：《情色电影》里一对夫妇撞见了丈夫年轻时的失检行为；《毁灭者》中少年帮伙无目的的毁灭行为让人震惊；《散场》中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心灵感应在捉迷藏游戏到达到了恐怖的高潮。每篇小说均带有格林标志性的道德拷问意味，也是了解战时和战后英国心灵图景的杰作。
《二十一个故事》：仿佛肉身消亡得太快
你瞧，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品位，可怜的马林的肚子卓有成效地学会了空袭警报的声调，但是不知怎的，这肚子从没学会警报解除信号。
——《唉，可怜的马林》
身体里的腹鸣，是一种声音，却不是自我控制的声音，它会无缘无故地出现，会在静默中制造哀鸣，悲悲戚戚取代其乐融融，这当然是一种破坏。可是，这种破坏对于身体之主人的马林来说，让他变得可怜。可怜是因为面对无奈的病态，他会“在印刷商从狼藉的茶点前直起身体，舒坦地靠上椅背的时候，传来了一首勃拉姆斯协奏曲开始的几个小节”，不是设置好的音乐，不是烘托现场的气氛，却在若有若无中带向某个遥远落魄的角落。
而真正的可怜或者并不是面对身体无奈的病症，而是在他人世界里，变成一个嘲笑的目标，马林找医生的时候，医生笑他，在舞曲播放的时候，晚会现场的人笑他，甚至在两个新闻纸业公司合并的关键场合里，即使合并耽搁了二十四个消失，他们也还是在笑他——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在这个具有某种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马林发作的腹鸣更像是对于胜利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似乎能找到真正的根源：“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德国乐队……”德国乐队代表德国文化？德国文化象征德国情感？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对于德国的意义，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和破坏，马林在这个特殊日子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破坏合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隐喻，腹鸣就像是身体里再也无法根除的德国情结，成为制造病态之后再也无法解除的警报，把肉体的象征意义推向一种逆构：马林是Maling，对应于装病以逃避工作者的malinger，却也是装病逃避历史的一次逆构。
肉体是可怜的，是可笑的，是逆构的，它指向的是背叛，是无法解除警报的逃避。《艾奇韦尔路附近的小地方》里克雷文在向海德公园行走中，却看见了整个世界的庞大和黑暗，像墓穴，连接着每一个人，“为了死人，地球被弄成了蜂巢的结构。”这是一种肉体死亡的归宿，在一个没有一身好衣裳，没有一辆好轿车，没有一套公寓，没有一家不错的旅馆的生活里，肉体必然会指向死亡，但是即使你在梦中发现尸身不腐这个惊悚的细节，即使你在醒来成为乐观主义者，即使你有一丝宗教信仰的庇护，但是肉身之死必然要发生，无法阻挡。克雷文也是无法摆脱一九三九年这个时间，而在“默片之家”的地方，他拼命赚钱相信爱情可以在肉体以外生长出来，也无非是一种自我安慰，库伦马厩弄里发生的惨案，就是覆灭了人之生存的唯一肉体，一个男人的脖子被人用切面包的刀从左耳根切到了右耳根，在这桩恐怖的凶案面前，克雷文或者只是听说，但是那个电话分明把他带向了恐惧的起点，带向了肉体的终点。
“这种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我身上？”我完全变成了一个物体，“身上”就是肉体唯一位置，那不是梦，是另一个自己无法逃避的陷害，“他向前倾着身子，看见电话上方镜子里自己的脸，脸上星星点点的是细细的血滴，像香水喷雾器喷出的水珠。”没有传说，没有梦境，没有信仰，血如水珠一样滴落下来，滴进一九三九年的恐怖之中。克雷文是想要逃避的，他用梦，用赚钱的方式，是想要有一个身体之外的爱情，但是当爱情真正远离肉体之外，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情色电影》里是有着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卡特和卡特太太在某个夜晚走进情色电影院，似乎是无聊，也似乎是寻找刺激，但是这只过不过是对于“某种腺体功能缺陷”的弥补，是对于种种冷淡表现的唤醒，但是徒劳，甚至陷入更深的肉体背叛中，那部情色电影却原来是三十年前的老片，而卡特就是主角，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他们付她钱了。五十英镑。她非常需要那个钱。”这是三十年前的理由，而三十年前的理由下，卡特所展露的无非是和金钱有关的肉体，所以在三十年后他还是在回归的肉体中，和卡特太太保持着某种刺激。
这像是一种拯救，情色电影无非是利用了肉体赚钱，它应该和爱情无关，和忠诚无关，但是三十年的肉体一样陷入到沦陷的尴尬中，人到中年，只留下一个颓败的肉体，进入卡特太太的身体也仿佛是对于肉体蔑视的报复，“上帝啊，我希望她死了。”在“别停，别停。”的呼喊声中，肉体承载的意义是救赎，是满足，还是另一种亵渎？“卡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有一点孤独和内疚。对他而言，在那里，他背叛了他唯一爱恋的女人。”肉体是无法转向的，即使三十年的遗忘，即使“别停别停”的呼喊，在已经寂灭的肉体世界里，在沦陷的现在时态里，生活只能指向背叛。
这是迷失的肉体必然要行走的道路，从生到死，从忠诚到背叛，从过去到现在。而在拯救肉体的努力中，总会有一种叫做精神的力量。《铁证如山》里那个为社团专门作集会的菲利普·韦弗，似乎就是一个拯救的神话，印度军团退休少校，对于菲利普·韦弗来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去的身份，过去的身份对应于过去的身体，但是在他看来，过去没有死去，相反，它在“铁证如山”中又走向了现在，走向了精神的绝对不死，即使现在患上了癌症，菲利普·韦弗也还要证明自己的不死甚至永恒。“真可悲，卡拉肖想，这个病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放。如同生命是个濒临死亡的独子，而他仍希冀与之保持某种交流……”这是真的可悲，还是同为军官的卡拉肖上校对于历史的选择性遗忘？
但终于是变成了在场的死亡，变成了集会上众目睽睽的死亡，变成了布朗医生口中匪夷所思的死亡，“这个人死了肯定有一个礼拜了。”见证过战争期间有人开枪自杀，有人丧命于野地，却从未看见过如菲利普·韦弗一样的死亡，“面部的肌肉好似熟过头的水果，一碰便会掉下来。”但是却在“铁证如山”中维持了精神的不死，“或许他所说的铁证是指精神比肉体更长久，精神经久不衰。”精神超越肉体，精神维持活着，像一个传奇，也像是对于灵异社团的一次证明，但是这个证明最后却取得了反证的效果，菲利普·韦弗的确死了，而且精神也死了，“然而他实际上所展示的却是，在没有肉体的协助之下，精神如何在七天内腐烂为喃喃的胡言乱语。”
精神不是拯救肉体而带向永恒，却是制造了胡言乱语，不是改变了和物质相对的价值观，却一同和肉体走向死亡，“铁证如山”证明的不是不死，而是必死。必死的爱情，必死的婚姻，必死的肉体，必死的时间。就像《纯真》里，我在三十年之后想要的是找回纯真的味道，是要从“带着柴火的烟味儿，带着黑暗中潮湿的铺路石沁出的凉意”的现实重返童年，那个八岁的女孩，那种懵懂的爱，看起来就是一种永恒，“我相信，从她之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至少我再也没犯过对孩子的爱恋大加嘲笑的错误了。”即使回忆还在，那张洞里的纸片还在，却以完全隐喻的方式颠覆了纯真——纸片上画着的不是童年纯真的爱恋，而是赤裸裸的色情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对应着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而首字母的缩写就属于我，所以这个幼稚的色情图是我关于童年无法抹去的记忆，却只和身体有关，但是当纯真变成了色情，寻找只是徒劳，“只是当我觉得这幅画不堪入目时，三十年的光阴已然逝去了。”
三十年光阴逝去，最重要的逝去当然是身体，所以指向肉体的色情图作为一种记忆，完全变成了关于身体的沦陷。无论是马林的腹鸣，还是克雷文的恐惧，无论是韦弗的胡言乱语，还是那张幼稚的色情图，都在肉体世界里成为一种象征，但是在这陷落的身体之上，需要的是一种拯救，解除警报是解救，“铁证如山”是解救，重新定义纯真是解救，而在肉体世界里，最后的拯救或者是找到上帝，找到信仰。但是上帝在哪里？《里弗先生的机会》其实没有机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随时叮咬的蚊子，只有肿胀的黑人尸体，只有帐篷和脚踝，“或许你会相信上帝，那个体恤人性脆弱的仁慈的上帝，会乐意给里弗先生三天幸福的时光，从咬噬的齿轮上解脱的三天，而他正穿越丛林开始返乡，带着外行的伪造签字，还有被感染的黄热病血毒。”所以在这生死考验里，在这肉体威胁中，上帝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当你深陷丛林，满目枯草，被死亡重重包围，无人生还，不会抱有坚定的精神信念。”那一个带着肉体不死精神不灭的上帝，其实抵不上他对远方的妻子说的那一句话：“照顾好自己。别忘了喝啤酒和牛奶。”
上帝在哪里？这是只有深陷在困境中才会变成一种无奈，这仅仅和拯救有关，却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我有一种直觉，神是存在的，我的人生路上有种种非比寻常的巧合，它们像丛林里为豹子设下的陷阱，拦住了我们去路，于是偶尔，我也会惊诧喟叹，几乎就此产了信仰，然而，神就可以将他的创造物弃于‘自由意志’的滔天罪恶之下吗，我在理智上厌弃这样的神。”《剖白之暗示》里那个火车旅行中的旅伴，似乎就将这种背叛抛向了关于造物主和自由意志之下罪恶的矛盾，上帝像是因父亲，而旅人的天主教徒父亲就是将他抛向了深渊，“他的手段就是腐蚀我，让我堕落。他制定了一个精巧的可怕计划。”计划或者会改变，意志或者会动摇，但是身体呢？如何逃脱死亡的威胁，如何避免堕落的痛苦？上帝在别处，对于每一个无法拯救的人，或许只有背叛。
背叛的爱情，背叛的纯真，背叛的上帝，似乎这个时代总是响起马林那悲哀的腹鸣声，一九三九年，或者一九四〇年，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件：战争。战争制造了恐怖，战争带来了死亡，战争动摇了信仰，战争的世界里只有而“尔虞我诈”。“牛津圣安布鲁斯学院”，这个在战争中出现的学校，其实没有真正的学校，没有真正的教师，没有真正的秩序和仪式，有的只是骗子和谎言，“普利斯盖特在这儿就是科学课程导师了。我管历史和文学。我想你嘛，亲爱的，可以搞定——经济学吧？”文学士芬尼克、药剂师普利斯盖特组建的函授学院无非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空壳，所以在芬尼克外甥女伊丽莎白看来，这就是一个骗子学校。不仅“学校”里充满了欺骗，生活里似乎到处是谎言，骗子学校看见德莱弗爵爷，便录取其儿子，一方面骗子学校需要这样一种有地位的人的加入，另一方面，德莱弗爵爷接受儿子被录取，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谎言，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儿子身子还在监狱里，但是他把监狱说成是教养学院，让儿子说是在那里服役。谎言里套着另一个谎言，这一个谎言对应着别人的谎言，所以不管是授学位的仪式，还是最后爵爷的儿子和伊丽莎白之间相亲，也都是欺骗事件的继续：“他们没来由地相爱了，就在公园里，为了省几个两便士铜币就坐在长椅上计划着如何去骗那两个老骗子，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青出于蓝。”
战争带来了“尔虞我诈”的现实，所以在这种欺骗中，所谓的婚姻和爱情也都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在这样一个没有人能摆脱的游戏世界里，肉体的意义在不断地被消解，而在肉体消亡中，精神即使作为一个象征也没有了救赎意义。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死亡，一切也都是毁灭。“我的房子哪里去啦？”在托马斯先生从厕所里出来，逃离沃姆斯利公地帮孩子的恶作剧之后发出的这一声疑问，不是针对孩子，而是针对这个充满着“毁灭者”的世界，孩子们拆掉的只是“小气鬼”的房子，却在深层意义上是对于这个到处是爆炸的世界的模仿。房子就像人的肉体，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放置自己的地方，房子去了哪里？肉体去了哪里？信仰去了哪里？只有破坏，只有消亡，只有毁灭，“片刻之前，那房子像个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人一样庄严地矗立在轰炸废墟当中，然后，砰，哗啦啦，什么都不剩了——一件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