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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8·2001211·0543 |
| 作者：二十人集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18.00元 | |
| 页数：353页 |
这是一册“七月派”诗人的合集，合刊于1980年，是文艺界重新吹起春风后对这批诗人的总结，这些诗作大都作于三四十年代，是“七月派”诗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些诗作中跳跃着生命的激情，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要开作一支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1944年作的《无题》就是对“七月派”诗人最好的肯定。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
——曾卓《悬岩边的树》
或者会倾跌进深谷，或者要展翅飞翔，或者是向下的黑暗，或者是向上的光明，或者是被埋没，或者是主动战斗，那悬崖边的树，呈现出两种形态，面向两种命运，但是不管如何选择，树有着弯曲的身体，而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一种伤痛的痕迹，一种变形的结果，是风造成了这一切。而这风却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能将一棵树吹到了平原的尽头，能将一棵树吹到临渊的悬崖，甚至能将一棵树造成变形的身体，一定有着巨大的力量，甚至可以摧毁一切。
但是一棵树的命运在映照着风的过去之外，也折射着自己的历史，她曾经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曾经沉浸于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即使孤独地站在那里，也是寂寞倔强的象征。而当它被风吹向了悬崖边，它依然没有死去，即使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依然保持着飞翔的欲望。一九七〇年，当曾卓写下《悬崖边的树》，是不是看见了自己经历的一切，是不是也看见了一个倔强的生命对于天空的向往？而一种生命的选择在一九七〇年其实并不完全写进了历史书中，因为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在遭受了不平之后，在被风改变了形状之后，“七月派”的诗人们还是“要展翅飞翔”。
可以看成是某种苦难经历的反思，也可以看成是某种战斗激情的唤醒，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对于曾卓来说，那奇异的风是一九四〇年那个身为“叛离者”的女郎，“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是她；/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门》）”但是面对哭泣的叛离者，门始终不为她而开；那奇异的风也是一九四一年青春中的玫瑰，身上的刺刺伤了手指，滴下了血珠，但是即使面对伤痛，“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青春》）”那奇异的风或者也是一九四六年那锁着老虎的铁栏，让老虎在狭小的笼中被施舍和嘲弄，但是即使被关注，即使远离了大山，森林，深谷，即使失去了无羁的生活，它身上也残留着草莽的气息，而“铁栏锁着/火！（《铁栏与火》）”
对于曾卓和“七月派”诗人来说，在一九七〇年的悬崖边，他们也保持着向上飞翔的姿势，风的形状与其说是苦难的象征，不如说是重新站立的信号，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不管曾经遭遇了什么，在他们的心中，依然有一个叫做“母亲”的人，“我一定要随着黎明的光/去叩开故居的门，/我一定要跪倒在您的脚前，/求您；即使是一点头的宽恕……(《母亲》)”母亲就是希望，就是家，就是归宿，就是自己重新飞翔的起点——只有在祖国挣断了几千年的锁链，只有故乡的林间不再有敌人的战马，那一个叫做家乡的地方才有可以叩开的门，才有可以跪拜的母亲，才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但是，一九四一年的母亲，和一九七〇年那棵悬崖边的树，到底隔了多少路程？四十年代他们的身上流着战斗的血，有着战胜一切的激情，有着不怕牺牲的勇气，而这些激情、勇气和鲜血是这片苦难的土地造成的。阿垅说：“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当有血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一个兵是没有一滴眼泪的/一滴朝露那样小小的也没有啊，/流血的人不是流泪的人。（《再生的日子》）”第二次诞生，并不只是个体的成长，而是凝聚成一种时代的力量，“从一团风暴那样猛烈的/灾蝗那样厚密的/那日本法西斯主义底火和铁，/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
泪水和鲜血构筑了生命体系的两种风景，为什么会有泪水？因为风暴来了，因为灾蝗来了，因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来了，彭燕郊在一九三九年看见了“冬日”，“低压而紧蹙了的天宇/覆盖着/这快为沉闷所窒息的/饱含苦汁的大地”；鲁煤听到报童说：“山那边在搜查了，快把登着《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纸烧掉……”于是在黑夜里开始了焚书：“而今/当所有监视的眼睛已经离去/当所有偷听的耳朵已经离去/我把下唇咬得出血/的心咽下复仇的誓/生这所谓自己的国土上呵——”牛汉在一九四二年的鄂尔多斯草原上听到了哽咽的声音，“亲爱的读者，/多少年了/我听着/草原在哭泣……/我陪伴着草原/一起悲歌。”冀汸则看见了那个时代太多的罪人，刽子手没有罪，被杀死的人没有罪，来看杀的人没有罪，愚蠢的人没有罪，被欺骗来的人没有罪，甚至割断了花朵的嫩芽的刀子也没有罪，但其实，所有人都犯下了罪，罪人不在这里，却处处是罪人。
罪人无罪，这是不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绿原在一九四四年批判了天真的乐观主义者犯下的罪：当我们的身份还是“尚未亡国”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快乐自由？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当“注视着一颗子弹旋转过去的胸脯”，一个逃兵被打死在街上，可以祝福死者，“来世不可在黑巷里内咬伤一位贵妇的带钻石的手指”，或者也祝福或者的人，“永远踏着蔷薇色的旅途，切莫逢见窃贼和土匪！”像是一种逃避，但是死亡在眼前，死亡正在发生，旁观者怎么可能带着冷漠甚至“天真的乐观主义”回避着一切？“在泥泞的时间的走廊上，他们用虚无主义的酒灌醉自己，避免窗外的噪音。/在象海一样汹涌着波涛的大陆上，他们迷信地怀疑一切——甚至专门寻找/哀伤的街，丧气的屋子，流泪的书……做他的一朵离世的岛屿，/潜伏着他们的做手势的灵魂，恐惧地聆听着，斗争的阵亡者的作怪的呼喊……”这是属于中国的苦难，这日历撕完了，时钟停摆了，不相干的旁观者应该注视那颗子弹，应该书写真正的革命史。
在中国的苦难面前，有太多的旁观者和乐观主义者，而郑思的《秩序》则指向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残忍，当一群越狱不遂的囚犯露出判决之前死寂的面孔，当南方的海洋在不平地起伏，当大厦变成堆起的堡垒，当大雨之后尸体被亲属抬走滴下了污血，却传来了法官们的结论：这是法律的秩序！谁的秩序会制造死亡，谁的秩序会带来污血，谁的秩序里对苦难的中国视而不见？“一匹意大利种或者德国种的脱毛的老狐狸/站在上面声嘶力竭，痛哭流涕/做着各种煽动的手势”，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秩序，而在这样的秩序中，“一座黑色的大升降机/载着中国底褴褛的人民/在向着一万公尺的煤坑的最下层降落下去……”降落下去的本来就是底层的中国人，而那些老爷们陶醉于色情的肉体，房门外是“守卫者底钢盔和美国冲锋步枪底青铜光芒”，混合着脂粉香味的是都市的秩序；“无数的官员们，也正因为这井然的秩序在领薪水，摆官架子，讨姨太太，下判决书，考试，坐小轿车，开会，打电话，发脾气，拍台子……以及其他。”这是生活饱和的秩序……在这种种所谓的秩序中，没有正义的尺和法律的剑，“英雄们正在集体地死去……”
英雄死去，其实这样一个中国不需要所谓的英雄，也不会维持这样的秩序，他们需要的是人民，在苦难中起来战斗的人民，在死亡中重生的人民，以及推翻就有秩序重建新秩序的人民：于是，阿垅在一九三九年的二月期望“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并立下誓言，“我去了！/是的，我去了，/请不要笑我仍旧是为爱而战的吧，/我去了啊/我将为大家到人们底废墟堆中寻觅燃烧的火种。”他在“纤夫”中看见了一寸一寸的力，“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以一寸的力/人底力和群底力/直迫近了一寸/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于是鲁藜把自己当做泥土，“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然后在黎明披着星辰出发，在旷野获得“活的诗歌”，让种子掉在大地上，最后是向上的飞翔，“啊，飞翔，飞翔，勇敢的灵魂/向着时间的激流猛进/有人爱酒我爱水/有人爱安乐我却爱波浪”；于是，在苦暗的雨中长大的孙钿，开始“振扑着坚强的翅翼”，开始“叩响新的光明的门扉”，向一座破屋走去，“坚强的灵魂是不灭的太阳，/象春天一样的/走上战斗的行程去吧！/用轻快的步子呵，/用轻快的步子”……
彭燕郊爱着祖国“今天的艰苦的战斗”，方然的子弹已上膛，“我要勒着缰绳抽打了，/我要奔下/那喷着雾的山沟了，/我要回去了，/我底枪弹还是一颗也未发出呀！”杜谷希望“二十五岁的年轻还必须在土地上开花”，化铁希望中国“永远地站立起来吧”，绿原告诉所有人，“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冀汸发出了宣言，“我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在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不论他们的处境如何相异，他们都生活在中国的苦难的土地上，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炽烈的斗争中。”诗必须是诗，诗却不仅仅是诗，对于这些诗人来说，诗歌是他们的武器，“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绿原：《诗与真》）”
苦难和战斗构筑了“七月派”诗人四十年代的双重书写主题，但是当这一场战斗结束，当诗歌作为武器取得胜利，对于他们来说，又将面临怎样的选择？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而其实，诗永远构成了他们的当下，甚至奇异的风也从来没有远离他们而去，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节诗句中说：“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无题》）”白色花在那里开放，无罪而开放，但是为什么最后的命运是凋谢？一九四四年的白色花像是一个预言，凋谢或者是在胜利之后不再拿起笔，或者是诗歌变成了工具，或者是被扼杀在那开放的故事里——有人已经死去，但是活着的人呢？他们是不是在奇异的风里都会留下变形的形状？“人们常说：家是一种负担/现在该感到轻快了吧/谁知道呢？可能，习惯于轻快/并不比习惯于沉重容易……（《家》）”彭燕郊在一九七九年夏末《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的诗中这样说，那一个家为什么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因为一粒沙子伤害了他，因为一片草叶太锋利了，伤痕会增添自卫的力量，却也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就像那棵树，被风吹到了平原的尽头，吹到了悬崖的边上，身上留下的都是风的形状，“这时‘牛棚’万籁俱寂，/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绿原在一九七〇年写下了“牛棚诗抄”，苦难似乎还在，战斗似乎还需要，只是在这悬崖边上，即使“重读《圣经》”找到了作为救世主的人民，真的可以在自我的战斗中得到解救？其实，在反思被湮没的时代，“七月派”或许真的像“白色花”一样，最后走向的是凋谢的结局，但是开过了，纯洁地开过了，激情地开过了，坚强地开过了，就已经绽放了属于自己的那道风景，“诗和真理都很平常/诗决不歌颂疯狂”，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