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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71·2021018·0649 |
| 作者：盛宁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97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7.10元 | |
| 页数：298页 |
本书的副标题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一个中国学者如何参与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研究，这种隔岸观火会不会是一种书斋生活？盛宁在某种程度上是西化的产物，但他在本书中批判了一种所谓的“话语的平移”，就是忽略文本的背景和语境，将具体的理论概念和命题抽出，他反对这种文本本体论，而在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夹杂整合中，盛宁用他自己的观点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找到了标本。
后现代主义话语所表达的是一个“阐释”，而不是“事实”；是有条件的“假设”，而不是可以无条件接受的“真理”。
阐释而不是事实，假设而不是真理，后现代主义话语是不是进入了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是不是回应了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学的转向”？是不是证实了哈桑所认为的“不确定的内向性”？是不是如詹明信所定论的“深度感的消失”？而当盛宁对“所有冠以‘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进行考察后得出这个“认识论”，是不是也证明了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完成了“困惑与反思”？
把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看成是“人文的困惑与反思”，盛宁一定是现有困惑，然后才能反思，他的困惑在何处？在《引言》中盛宁直接指出了近年来文坛对西方后现代问题的介绍和评述，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话语的平移”。在他看来，“话语的平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在对西方思潮的热点进行考察时只把具体的理论概念、论点和命题抽出，而忽视了这些论点产生的背景和话语，正是对说法背后的动机和所指不注意，致使一些特定的概念变成了普遍性的命题；第二种“话语的平移”则是忽略了东西方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具体问题的差异，把本来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无条件搬到了东方，最为典型的一个论点是：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
针对这两种“话语的平移”，盛宁认为有必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的考察，而他从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说法“当下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入手，把“后现代主义”限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范围里，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进行批判为切入口，“从根本上说，它更是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问题。”从而在第二个层面纠正了“话语的平移”带来的问题，而第一个“话语的平移”，盛宁则主要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上进行梳理，考察背后的动机和所指。从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德·奥尼斯1934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和拉美诗歌选集：1882-1932》第一次提出“后现代”这一术语，到著名批评家欧文·豪1959年和1960年在文学研究上使用该术语，无论是“后现代”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指一种“现代主义伟大传统的一次旁落”，其归属的依然是现代主义，而当哈桑和莱斯利·菲德勒60年代其使用这一术语，才变成“向现代主义正统挑战的通俗文学”，变成对“归于沉寂的文学的自我消解”这一现象的探索。
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背景上，盛宁认为这是“从一个问题变成一个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是后现代是不是和现代有所区分？两者何以进行区分？哈桑是美国学界最早使用“后现代”历史分期术语的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包含了某种内在的悖论，和这个词的词义本身一样，它是不确定的，而对应的这个时代也具有不可把握性，所以哈桑创造了一个词汇：“不确定的内向性”，用以阐述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内在悖论，这和哈桑的历史观有关，在他看来，“历史会像书写在羊皮纸上那样，可以擦掉重写”，所以后现代对于“现代”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擦掉重写”的建构。另一个代表人物詹明信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主导因素论”，他借用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提出的这个概念，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断裂的存在，当西方文化的高雅文化冲动告罄，其后则会出现一种大众的、通俗的、杂乱的，异质共存的文化，并上升为新的文化主因素，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与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现代主义断裂之后的思潮不同，利奥塔提出，后现代应该是现代的一部分，一件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它才可能成为现代的”，利奥塔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下一个定义，‘后现代’就是对一切元叙述的怀疑。”这种对“元叙述”的怀疑就是体现了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关于后现代，哈贝马斯则以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为起点，韦伯将文化的现代性建立在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理性一分为三的基础之上，所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为了坚持和弘扬启蒙主义理想——盛宁认为，后现代的课题集中在这几个学者的不同观点上，“哈桑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内在的悖论，詹明信试图以确定社会文化主导因素为‘后现代’定性，利奥塔和哈贝马斯有从语言表征的层面界定‘现代’和‘后现代’……”
这是从后现代产生的背景上进行梳理，盛宁还从时代分期概念上认识了后现代，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说法；而比利时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提出了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把后现代看成是现代断裂出现的历史时期的詹明信认为，现代指资本主义前一轮征服“自然”的活动，而“后现代”则指它第二轮在文化层面、无意识层面上的扩张；与詹明信的看法异曲同工的是查尔斯·纽曼，他在“话语的通货膨胀”论点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不同的历史分期观点在盛宁看来，是三十年代依赖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形形色色西方新左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继续”。
而对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理解，对现代和后现代的不同分期，涉及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盛宁认为哈贝马斯心目中的“现代”是审美意义上的现代，是从启蒙时代、浪漫主义而到波德莱尔延续至今的现代意识，所以哈贝马斯身体力行地捍卫着“现代的构想”这一启蒙主义事业，而西方后现代引发的讨论，在盛宁看来是西方人文学者对西方传统的一次大改写，改写就是话语运动，从现代到后现代，甚至就是一次从解码到再编码的过程，所以他的理解，现代如果指的是从“自然”到“文化”的建构，那么从已有的“文化”到“文化的重构”，就构成了西方的“后现代”。这是盛宁提炼不同观点之后得出的结论，结合结构主义语言学，他认为这就是一个“语言学转向”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索绪尔对于语言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后”，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失去了信任，他们把语言设定为一种具有系统性、社会性的自足系统，符号的人文随意性、意义由符号的差异决定等观点成为“语言学转向”的主要观点：现代是世界对人们产生意义的时代，而后现代则是面对一个文本、语言和象征的世界，这就引出了一个本质问题：我们该如何向自己来“再现”自己？
“语言学的转向”改变了语言的自我认识，也冲击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这种冲击在利奥塔那里就是提出了“宏大叙事”的分裂，各种小叙述层出不穷，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语言的独立；而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则建立了一种系谱学，知识不再是自然形成的“知识”，而是被看成是语言表述，即“话语”，它是“力”在语言象征层面的一种体现，这种力的表现使得知识具有了系谱的特征，也就是探寻的知识如何形成、如何变化的动态过程。正是语言学的转向带来的革命意义，它不仅凸显了“知识合理性的危机”，而且对未来的“表征危机”也提出了一种预设：在计算机语言成为认识世界的话语时，能指和所指会走向怎样一种关系？文本的解读在语言的独立中会不会变成另一种危机？
盛宁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在梳理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论之后，他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梳理。在这些思潮中，最主要的是解构主义，盛宁认为，解构思潮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日益深化“认识危机”的一种表现，德里达提供了哲学纲领，福柯则提供了左倾的政治观点。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矛盾，既然中心是不可质疑、不可阐释的，中心又置身在结构之外，是被中心消解的，那么当中心不复存在，结构中在价值论意义上的次要关系和主要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所以解构主义所解构的是二元对立范式，当这种等级观被取消，德里达所谓的“自由游戏”便开始了。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是在权力与只是的关系中，对理性和理性主体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作为一个拆庙，福柯定义了“人”的消失，作为理性时间活动的主体，人在知识系谱学中消失，便是理性主体的消失。解构主义成为一个学派，除了德里达和福柯提供了观点，更重要的是保罗·德曼丰富了他的内容，他在局限于文学语言性质的探讨中认为，阐释活动都有一种所谓的“内向性”，语言文字指向语言本身，批评和阅读是一种内在的理解行为，这种内向性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语言的世界、文本的世界、符号的世界，而不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盛宁认为这无疑制造了“语言决定论”的陷阱，当语言不再具有所指意义，语言也变成了牢房，“他们开口‘解构’，闭口‘延异’，仿佛一切意义都是相对的，都是纯语言符号的置换运作，而语言的实指可以完全不予考虑。”
“新实用主义”也是盛宁认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它是一种“后哲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它是“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具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流派，它具有的反实在论、反表象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既是一种“认识论”的转向，也是“语言学的转向”，在他们看来，语言就是语言，不再是表象和再现，也不再是“实在”，它放弃了内在与外在、本质与表象的区别——“如果我们从思想文化层面着眼，那么‘实用主义’似乎可以成为社会调节机制中的一种。”盛宁如此解读新实用主义的积极意义。而女权主义具有的解构意识和建构能力，也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它建立了“性属”的概念，男女之性别差异是后天形成的“性属”差异，是社会的、文化的属性，女权主义表现出的是拼盘杂烩、失去目标的运动和话语的增值与意义的失落等特征，在女权主义者反对固有本质决定论的“基要主义”时，盛宁认为这种反对本身就是一种基要主义，“女权主义者往往将男女之别视为不可再简约的、决定一切的基本差异，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典型的基要主义。”另外，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新历史主义”，具有东西不同政治分野的“后殖民主义”都被盛宁列入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在他看来，它们都具有“深度阐释模式”的消失、“拼盘杂烩”和“内在的不可确定性”等特征。
在背景论和思潮论之后，盛宁还梳理了人物论，从哈桑到詹明信，从利奥塔到哈贝马斯再到鲍德里亚，盛宁对每个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在他看来，哈桑的“不确定的内向性”就是西方当代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时代的特征，这种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悖论式特点也显露出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一个“历史的界定“；詹明信的”断裂“观体现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它表现在深度感的消失，历史感危机，拼盘杂烩，在詹明信看来，当后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抹去了全部历史性的社会，它的过去也被消解了，”除了文本以外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利奥塔引入了”喻象“的概念，它是逃逸于话语之外的存在，是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所以阅读行为一方面是自由的，因为文本的”喻象“不允许封闭地理解，另一方面对文本做出判断则是必要的；哈贝马斯则主要批判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化
“，他认为这种观点是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文化现代主义混为一谈；鲍德里亚则批判了信息爆炸时代的”仿真“文化，批判了消费和生产，”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生产的物品的最终所指它们的使用价值也荡然无存，消费本身已不是一种享受，它已经转化为为了生产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鲍德里亚的回答是，生产只是为了生产本身。“
从背景论到思潮论，再到人物论，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从这三个板块进行了梳理，不管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还是代表人物的具体阐述，他都采用了平面的介绍方式，抽取有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分类梳理，这种介绍方式是不是就是他所批判的“话语的平移”？虽然他比较注意观点和说法产生的背景和语境，虽然他尽可能去深挖背后的动机和所指，虽然他从来不提“中国”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命题，但是他的著述方式的确就是自己所要批判的“话语的平移”，在完全是介绍和梳理中，对于各派的观点并没有深度的批判，也没有形成对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总体思路。当盛宁所反对的方法变成自己的著述原则，这是不是一种自我悖论？是不是故意实践“深度感的消失”？是不是用自己的文本完成“语言学”的转向——对于“人文困惑与反思”的理性主义，终于变成了拼盘杂烩的感性，最后则变成了“叙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