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槐树

编号:C38·2170522·1393
作者:【法】克洛德·西蒙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7.60元
ISBN:9787540475642
页数:360页

“村子里还残存着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绿色,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棵树,有时候只是一段树枝,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生长出来。”是寂寞地生长,却也是宣告生命的绵长。西蒙运用档案、口述、信件和想象,在其中融入了祖先、父母及自身的大量真实经历。全书共分为12章,每章以一个具体的年代或时间段作为标题,对应所涉及的大体时代,而叙事的红线却不经意地在不同的时空之间自由穿梭。一战、二战、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内战、苏联游记……一个个片段拼贴出一个家族一个半世纪的悲欢离合和一个二十世纪儿从少年到老年的生命历程。在个人命运中交杂着的是永无止息的战争、动乱和革命,而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所受的创伤相对应的是自然界对人世纷争的冷漠和它亘古不变的兴衰枯荣的节律。


《刺槐树》:灾祸和苦难袭击了同一个地方

或者,也许一切并没有停止。她继续在这种麻木,这种温润的涅槃里,在这种植物怒放的高潮状态里,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漂浮着,坚不可摧,遥不可及,仿佛远离他人,枪声炮火和战争的喧嚣沉闷无力地传来,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1880年—1914年》

打开书和合上书,其实都是一种停止,打开书是停止在完成《行为的结构》阅读的24日,合上书是停止在2017年完成120本书阅读的27日,一本书的停止意味着另一本书的开始,一年的停止则意味着下一年的开始,当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走向某一个终点的停止时,是不是时间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必须标注的符号?昨天和今天,前一本和这一本,时间的段落即使在毫无分界的页码中被模糊,从24日的打开到27日的合拢,在书之外的世界里,也标注着无法回避的时间标点:其中有为了一种死亡通达而设置的《逆向人生》,有1929年曼·雷在《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里寻找的那个戏仿的上帝,有关于“永恒存在”的《依巴拉度·时间篇》,死亡、上帝和童话般的天堂,看起来都是在寻求永恒的意义,但是在被播放、观赏和评说的文本里,它们都是割裂的,甚至以时间的方式在消灭时间。

仿佛永远是时间的游戏,死亡无法通达,上帝无处寻觅,永恒只是想象,一个一个关于时间符号安插在书页里,当重新被现实标注在24日-27日阅读里的时候,停止是不是必然发生?时间是不是清晰可见?就像2017年第120本阅读的书,它是唯一的,它是不可更改的,就像“刺槐树”本身:“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棵树,有时候只是一段树枝,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生长出来。”孤独的一本书就是孤独的状态,阅读完毕就只剩下“一段树枝”,残存的思绪是“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但是在唯一而不可更改的世界里,12个章节、360页厚度,为什么反倒看上去像是藏匿着时间秘密?而且,“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如此醒目,如此突出,克洛德·西蒙在24日的晚上就开口说话了:“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如此明显,如此重要,克洛德·西蒙在24日至27日的段落里就告诉了事件和人物出现的时间,它们在每一章的标题里被固定,还有什么能逃出时间?还有什么时间会像村子里的“刺槐树”一样,“远远地,像假的一样”?甚至在打开的第一句,就让你直接进入了时间的叙事中:“很久以前,三姐妹中的两个(长姐和幺妹)就已出嫁(其中一个——小的那个——甚至已经去世,葬在一座阔绰的陵墓里”——第一句,是确定的第一句,是时间的第一句,但是为什么很久以前的故事里会有没有结束的破折号?为什么三姐妹要被放在括号里注释?长姐和幺妹和时间有关,去世和时间有关,1880年和时间有关,1914年也和时间有关——时间标注了一切不可逃避之人,但是时间在被区分为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候,它就已经逃离了唯一的状态,从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到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树》,时间真的像是“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混合,模糊,以及重复发生,时间取消了清晰的边界,“很久以前”是在哪里?“现在”距离过去有多远?“遥不可及”又指向那个不可见的目标?而“继续在这种麻木,这种温润的涅槃里”的“她”到底是活在哪个时间里?如果把1880年作为一个看上去清晰的时间的起点,那么“她”根本没有出现,回忆一般,那时侯有“大革命部队和后来的帝国军队的首领”的老爷子的祖父,这是和历史有关的线索,当“当地地籍里的整一片区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经历过战争的男人就开始了关于时间的叙事,和土地有关,和军队有关,和家族有关,时间一定会打上某种宿命的标签,当它沿着从1880年到1914年的轨迹行进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是从“很久以前”开始。

三姐妹,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经出嫁,而当她从家族有关的历史中出现的时候,显然已经无法知道“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是时间模糊和混乱的开始,和母亲住在一起,老爷子去了哪里?父亲又去了哪里?“似乎她没有什么欲望,也没有遗憾、思想或者什么打算。她不悲伤,不忧郁,也不幻想。”这就是混乱的状态,1914年注定和她的这种状态有关,无法回溯老爷子的祖父所带来的荣耀,无法回忆三姐妹的人生起伏,在只有母亲的世界里,“她”就是被时间抛向了“不悲伤,不忧郁,也不幻想”的世界里。但是只要是她在的时间里,1914年却又是具体而真切的,但是这种具体而真切,却又无法逃离宿命:她收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明信片,上面是一个“穿黑色长筒袜、蕾丝裤和紧身胸衣的女人跨坐在一把金色的椅子上,朝天花板吐出烟圈”的女人,这看上去是和欲望有关的启蒙;她在一次婚宴上遇到了与众不同的男人,作为新郎的伴郎之一,是一位“身穿一件夜蓝色的制服,领上绣着两个红色的船锚”的军官,这是不是一种关于战争的符号:“如果说死神没有将他带走,这个家庭里参战的三个人中却已经有两个战死了,相隔不超过一个月,第一个死在八月里晴朗的某一天,不久之后另一赖于弹穿过了众议员诗人的颈动脉。”

真的没有欲望?真的没有战争?为什么那株植物在怒放的高潮状态中?为什么枪声炮火和战争的喧闹会传到她的耳朵里?1914年是不可逃避的,家族的历史已远,但是那种宿命般的记忆却复活了,而且这种复活不是只带给她一种麻木和温润的涅槃,而且以时间延续的方式给了她继续宿命的可能:“她漂浮在这无可估量的极乐之境,处于某种可以说胎儿的状态之中,不久之后,她自己也将在腹中温暖的暗黑之处蕴育一个萌芽阶段或者说初级阶段的生命。”

腹中温暖的黑暗之处,为什么会蕴育一个萌芽阶段的生命?当一个没有欲望,没有思想,不悲伤、不忧郁的女人只是麻木地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新的生命奇迹?她之外必定有一个他,而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相似的家族历史中:“他立志要让子女过上一种生活,让家族姓氏远离冰雹、干旱、马铃薯甲虫、麦角病、葡萄果蠢蛾这些可以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将一年辛勤劳作的果实毁灭殆尽的东西。”和那个老爷子的外祖父拥有荣誉和土地不一样,他的生命里都是抗争,抗争自然灾害,也抗争人祸,而一切家族的衰败却有同样的原因,那就是战争——1914年的枪炮声已经响起,1914年的战争状态已经到来,“行程持续了一夜,一天,尔后又是整整一夜。”这是和她有关的他的1914年叙事。为什么曾经一个奖学金生的男孩要离开在省城的高中?为什么在准备进入巴黎理工学院入学考试前被改变了命运?为什么最后在医院里报考了圣西尔军校——或者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他两次远征间隙的时候,传来了他订婚的消息。

1914年有一个麻木的她,有一个走向战场的他,订婚是一种结合,可是最后却还是走向了分离,夏天总是带来不堪承受的负荷,“如航船般在自身的重量下倾倒,搁浅了。”订婚的消息在远征期间传来,腹中的温暖暗黑之处听到了远处的枪炮声,命运就是这样写在1914年的历史中,他终于接过了黑女人手中的婴孩,抱了抱,又放在了自己的胸脯上,但最后还是还给了黑女人,“然后跨上马背,踢一下马刺,消失了,而她留在那里,紧紧抓住栏杆,指节发白,继续注视着洞开的大门,门洞里最后一次勾勒出那个骑马男子的背影。”

对于她来说,25岁才等来这个男人,那是她对于麻木生活的告别,一种温润的涅槃的开始,当他们相遇,当他们订婚,当他们蕴育生命中的希望,要经历多少时间的考验?1914年像是一个他和她看见永恒的时间,但是这根本就是一个时间游戏,它是现在的时间,也是过去的时间,更是未来的时间,过去的时间里写满了幸福,“四年前她也是站在这里,沉醉在甜蜜里,靠在他的臂膀上,穿着婚纱在摄影师面前摆出姿势”——那是她25岁的1910年,“那个冬天江河泛滥,她们等四处通风的潮湿车站里,火车小心翼翼地行驶在水潭之间,水面如同锡板一般,只露出一些树木和围栏的尖顶,就仿佛在庆贺这桩仅会维持四年的婚姻之前”,而现在,四年之后的现在,冬天变成了夏天,聚合变成了分离,那匹战马,那个男人,只留下最后的影子,当一切都离开,带走的是顶住世俗偏见、流言蜚语的秘密婚约,是穿着婚纱的甜蜜,是腹中暗黑之处的生命之光,“就这样,四年的时光流逝了”,一句话,就把世界带向了早已经发生的那段宿命历史:“在她的故乡或者不如说在她出生的那个世界里,厮杀、死亡和不幸就如同欢娱、饥饿或者睡眠一样稀松平常。”

故乡还是故乡,出生还是出生,死亡还是死亡,稀松平常的世界其实没有在时间了改变什么,1914年和四年前的1910年有什么区别?和更早的1880年有什么不同?“请和我最后一个告别。”一句话里带着痛苦,带着无奈,却也带着最后的期盼,带着一种看见生命成长的喜悦,细微,却是一种寄托,但是当一切进入了没有改变的时间里,那最后的期盼和喜悦,又会变成等待和等待之后的死亡,1914年的男子骑马离开的时候,背后是那个黑女人,是婴孩,而在二十六年后,这一幕同样在那里发生了,一个黑人保姆,一个在小道上散步的婴孩,只是他们再也没有等来最后的希望,“这婴孩长成孩童,逐渐长大成人,再后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通过战俘营广场上的广播得知它”。

二十六年后,也就是时间被带向了1940年,那个男孩是另一个他,他在长大中变成了“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的人,这是时间制造的过程,那么在1940年开始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1939年,也是夏天,他坐上了体型庞大的火车,他感受大地的震颤,他遇到了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甚至还看见了在铁路旁边的你女人和孩子——当他在车厢里坐着,在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以前的时光,那是三年前坐上火车的记忆,那是两年前走向战场的回想,可是两年或者三年都逝去了,不是怀念,因为时间从来没有让他改变什么,而是让他越来越难以走出过去,因为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现在他要去死了。”

天空上的飞机现出铁灰如葬礼的颜色,本来健壮的战马只剩下“沉甸甸的骨头和肌肉的组合”,这里只有命令,只有前线,只有士兵,只有德国佬,只有无休止的枪声,只有战马和骑兵的尸体,“所有的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倒进去、吞没了,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从编制表上抹去了,而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骑兵们)正在经历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像战争或者他们一厢情愿想象中战争的模样:”括号里的括号,最后一个词后面的冒号,没有结束,其实早就结束,而一切的注解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唯一刻在时间上的标记是倒下、吞没、消失,那张报纸上醒目地写着“总动员”,但是战争似乎已经无法让他们看见胜利,但是一切无可挽回,“他们明白木已成舟,一切已无可挽回,一如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带着些许惊异然而却并不真正感到吃惊,也许甚至并不明白其中确切切的意义,就那样接受了仿佛告示一般(告知他们自己的死亡)在他们眼前摊开的报纸首页上用讣告字体整版印刷的巨大标题。”“总动员”的标题就是死亡的讣告,那些报纸不是为英雄的名字而留,它上面最后一定如墓碑一样写着死去战士的名字。

所以二十六年后的1940年,和1910年又有什么区别?一个孕育在暗黑之处的孩子,是骑上战马的男人在背影世界里留下的希望,而当所有的婴儿长大,他都变成了“一个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的人,“乡野和整个世界似乎被埋葬了,在一层单一寂静的白色之下动弹不得。”1880年的老爷子,1914年的骑兵,1940年的战士,谁还分得清谁?谁还能区别时间?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在死亡的腐烂味里,谁都是那个“现在他要去死”的可怜孩子,就像1914年的她所看到的那样:“就好像在这二十六年的间隔后,灾祸和苦难再次降临并袭击了同一个地方。”就像1910年擦去子弹痕迹的寡妇所说:“三十年后,同样的灾难再次重演,仿佛要将一切,尸体也好,地点也好,全部杀个片甲不留。”

1910年和1940年,1919年和1940年,灾祸和苦难,从来没有远离,同一个地方,不在别处,就在自己的心里。但是时间却在重复中留下了一个口子,他终于在铁灰色的葬礼世界里看见了虚拟的死亡状态,终于在“令阳光下的空气发出振颤”的大炮声中逃离,扔下绑腿,摆动手臂,猫着腰身,最后,“一瘸一拐地朝刚才的房子跑去,消失在里面。”从公路、战马的世界里消失,从火车、死亡的恐怖中逃离,1940年的时间是虚拟的时间。三天之后,他看见了度过童年的那个地方,看见了昏暗灯光下的老妪,看见了秋天一望无际的蕨草,当他以赤条条的方式返回到熟悉而陌生的历史的时候,仿佛真的是一次重生。

回来,但只是过客,在历史的另一边,在记忆的另一边,在战争的另一边,他之存在是不是真的是虚拟状态下?甚至还恢复了欲望,在那个妓院里,他看到了有形有肉的乳房、大腿和屁股,他被香水、呼吸、体温、白嫩结实的肉团包围,这是欲望的世界,这也是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仿佛是将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就像1910年的她,在“植物怒放的高潮状态里”看见了温润的涅槃。是的,当战争还没有停歇,他却在时间之外看见战争:“他重新开始读报,看报上的地图,看那些战火蔓延中的城市、海岸或者沙漠的名字。”还有那个他曾在休假是娶的女人,当她穿过被一分为二的国家边境线上和他团圆,世界仿佛回到了开始:“这个女人曾脱光衣服,耐心为他摆出造型,十四个月前与他在车站送别,用丝绵纸包了他没吃下的三明治。”

灾祸和苦难在同一个地方发生,而欲望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现,1940年的战争,1919年的战争;1940年的欲望,1914年的欲望,时间的标注到底是在凸显不可逃避的重复性,还是在回归生命意义的本真状态?他没有最后死去,他离开了战争,1940年之后,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活着,而当1982年的他回到老城,回到记忆中的地方,“那座房子仿佛构成了一座岛屿,一个被遗漏的角落,被保存在空间和时间里”,那时有孕育了他的那个还是女孩子的女人,有他自己在孩提时代住着的天花板,有穿着黑衣的寡妇,有老态龙钟的老妇人,有被照料的孩子,当然也有团聚的那一时刻。可是1982年的记忆里还是无法抹去六十八年的那一幕:战败的将军靠在那儿将手枪对准了太阳穴。六十八年是也是1914年,将军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几乎成为一种永远的时间记忆:“那幅画卷,那个场景预示着外来暴力的突然闯入,在欢笑声、雀跃声和花朵的芬芳之中介入她们的豆蔻年华,在她们的意识里,直到那时为止,死亡只会悄无声息地慢慢带走年老病弱之人”。

一种死亡,其实已经渗入到记忆中无法更改,也渗透到时间里无法忘记,那是交错的死亡,混杂的死亡,反复出现的死亡,宿命般的死亡,1982年和1880年,相距一百多年,即使隔了一个世纪,那种铁灰的颜色,那种隆隆的声音,那种腐臭的味道也无法抹去,所以时间注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同一个房间,同一座壁炉,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目睹了三个人的死亡,其中有一个是女人,在那一天她就明白自己已经死了。”明白自己已经死了,就是把自己推向了没有悬念的宿命之中,而时间早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就像那棵在春天开花的刺槐树,枝桠被台灯照亮,羽叶在黑暗中轻颤,卵形小叶被染成青绿,“仿佛整棵树悠悠苏醒,颤颤巍巍,摇摇摆摆。”但是,就像一百二十年来一直死去的人一样,“明白自己已经死了”,最后的刺槐树也像死了一般,“然后一切回复平静,它们又不动了。

弗兰德公路·农事诗

编号:C38·2021005·0644
作者:(法)克劳德·西蒙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9年9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610页

1985年,克劳德·西蒙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是:“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克劳德·西蒙的原则是:“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西蒙在写作(即“做”)的过程中,他的精神状态所蕴含的意外、追问、间歇等等因素使他的语言富有魔力,然后,他通过“回忆”的姿态沉入那些瞬间的情境之中。


《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

也许我在大白天里睡着了,也许我一直在睡觉,只是眼睛睁大着,在五匹马单调的马蹄声中摇晃着。这些马的影子不是完全以同一节奏前进。因此嘚嘚的蹄声以相互交替、你追我赶、重叠的方式出现,有时混成一体,好像只有一匹马在走,但接着又重新分开,重新解体,似乎又重头开始彼此追赶等等。
——《弗兰德公路·第三部》

睡着之前是肉体,睡着之后是身体,而醒来之后呢?是尸体。就像那五匹马,四个骑兵,从那里撤退,却始终在一条迷途的路上,最终是看见死亡。别人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有时候就如一种影子一样,笼罩在公路上。相互交替的声音,你追我赶的行动,不断重叠的方式,最后一种集体的行动变成了一个人的行动,五匹梦游的马变成了一匹马在走,他说:“像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去。”

镜子的这一面,镜子的那一面,谁能从肉体看见身体,谁能从身体避开尸体?一面镜子是时间的间隔,是婚姻的阻隔,是战争的隔阂,但是他终归是带着还有温度的身体走进了那个房间,“在她身体深处,花蕊展开。”那里有黑色的喷泉,那里有湿透的花朵,那里有白皙的肉体,那里最后都是沉寂。肉体和肉体,就如镜子的这一面和那一面,本来是以梦为马的方式进入其中,走过去,在一种交错的肢体中深处一条腿,“这东西舔着我的脸。不管怎样,我的双手,我的舌头能触到,认出是她,我确信不疑了。”

确信的世界里那种欲望如何避免恐惧?关掉灯,脱掉鞋子,但总是想起八点钟的一班火车,想起明天回来的丈夫,科里娜说“放开我”的时候,是希望回到四年有关的婚姻?回到三个月前的相遇?而那一种留在身体里的痛最后变成了佐治的那个问题:“大约是几点钟了?”那条公路终于在没有睡着的时候,变成了东西向的记忆,五月的下半月,马上的影子,四十度的角度,还有砂砾,还有树木,还有屋顶和谷仓,还有四个人的移动和部队的示意图。大约是几点了是对于存在的确认,还是为了回到战争的噩梦之中?其实在这肉体的世界里,时间早就被分裂成词语,分裂成痛感,分裂成再也无法组合成四个骑兵和五匹梦游的马。

那里只有一个马尸,凝结的血不是出自一只动物,一只被屠杀的牲畜,而是“人在大地的粘土肋部所造成的亵渎神圣、无法补赎的伤口”,看见的时间里,其实没有任何出路,布吕姆死了,瓦克死了,队长雷谢克拔出军刀来挥舞,像是对于战争的态度,但是最后却用枪朝着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拔出军刀来挥舞,因为这时他大概已完全死了。”可是,在壁炉边朝自己开枪之前,他是把衣服全部脱光的,四年的婚姻,和科里娜的关系到最后变成了必须秘密结束的那个开头,让所有的可能变成意外事故,让所有的现实都变成可乘之机,甚至像被免除军官的职责一样,从四年的时间里解放出来。但是解放的意义却在于迷路,“他的骑兵队几乎等于整个团最后剩下的全部人马,也许还有个四散在荒野各处被打落马的骑兵”,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方向,都在死亡中看见了恐怖,“怎么搞得清?怎么搞得清?四位骑兵和五匹梦游似的马,不在前进而是举起脚又原地放下,实际上在公路上并没有移动。”

克劳德·西蒙: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

像是绝望的撤离,本来就是以死亡的方式记下时间,甚至战争带来的死亡也绝非是一种壮烈,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的自杀行为无论如何是对于灵魂的一次亵渎,可能就是在自己擦洗手枪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吃了一颗子弹,这是一种传闻,它被称为暧昧,散发着桃色新闻的味道,风格相似房间里的那幅名为《突然被发觉的情夫或被诱惑的少女》的版画。死亡是意外,还是传闻?不管怎样,那种生命意义之外的遭遇就像那个四年的爱情一样,充满了虚假的味道,依格莱兹亚说,他头一次远远看见柯里娜时,就以为是雷谢克从中学里带到外面走走的小孩子或少女,“出于父母的宠爱,把她打扮成一位成年女人的样子”,爱情不是充满奇遇,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暧昧,而在这中暧昧里,灵魂在何处?“愚蠢或聪明支配我们的行动、仇恨、热爱,一旦这一切消失了,我们的肉体、面孔仍然继续表现我们认为是自己的灵魂。”

谜一般的死亡,或者也叫作愚蠢或聪明的行动,或者也可以叫做灵魂的救赎,但是,“大约是几点钟了?”那一种被关闭了灯的夜晚,何来肉体触摸之后的兴奋,何来身体完好中的高潮?布吕姆说:“除了肯定要死外,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吗?”没有什么可以触摸得到,没有什么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只有死亡,子弹穿过脑袋的死亡,血从不无补救的伤口流出的死亡,以及再也不能醒来的死亡,壕沟边沿都是死人,死马,先烧毁的卡车,放弃了的大炮,而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当撤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当从敌营越狱再次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时间是不是成为身体里的那口钟,会敲响一个房间暧昧的时刻?

依旧是一面镜子,通过镜子,佐治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裙脚,她的腿肚,还有那穿拖鞋的双脚,“全都是倾斜的,好像她全身往后倒”。而和已婚的科里娜约会,本身就是隔开了真实的现实,“我求求你,我的丈夫会回来,我求求你,放开我吧,不要这样。”她的声音是单调的、机械的,以及恐惧的,但是她没有移动,没有移动的身体像是公路上那五匹没有移动的马,永远在梦游状态中原地踏步。没有前进,没有后退,没有深入,没有退出,佐治的世界里只有虚无,“死和生同时把他们忘记或推开或拒绝或吐掉,似乎都不愿要他们,因此他们现在似乎不是在时间中活动,而是在一种灰色的没有体积的甲醛中,在虚无中,在不明确的期限中活动。”像一匹马,“不知不觉中变成类似动物的东西。”

连死亡的恐惧都不存在,“大约是几点钟了”还有什么意义?两个人活着两个人死去,之后一个人死去,之后所有人都死去,“怎样称这一切呢?这不是战争,不是两军对垒正规地毁灭或消灭对方,而是为死亡所吞没。”在这死亡面前,时间当然已经不存在了,“昨天、刚才、明天都显然不再存在了”,而衬托战争、回忆战争,甚至丑化战争的欲望还能击败时间?“感官的享受,就是两个活着的人对一个死者身体的搂抱。”一切都死了,起先的爱情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肉体的一时需要,而在骑师之后的爱情,也变成了满足不再睡去的需要,但是马的世界早就解体,爱的世界也必然充满沉闷、空洞的声音,“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

“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弗兰德公路》早已经睡去,爱情和欲望早已经睡去,而那五匹梦游的吗却忽然合成一匹马,在世界中驰骋,它被命名为“莎莱玛”,那一年是1789年6月,“他所在的第七炮兵团接到命令开赴巴黎。”一匹马开始了一段传奇,他曾经是那不勒斯的法国大使,曾被选入国民公会,但也曾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后来有成为革命人民代表,进入公安委员会,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书记官,甚至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而枪决帕奥利党首领也成为他值得炫耀的革命事迹,他曾参加过比利时战役、荷兰战役、瑞士战役、意大利战役、普鲁士战役,曾在施特拉尔松围攻战中奋勇前行,但是这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一生或者可以简述为这样一个最后的终点:“他六十岁,监管着宇自己的城堡里建造大阳台的收尾工程,身上抖抖瑟瑟地裹着一件军人穿的旧宽袖长外套。”而在这个被记录的时间里,“当天傍晚就死去了。”是的,他曾经看见过死亡,他为发妻的坟墓撰写了墓志铭,也为自己雕刻胸像。

这是一种叙述,而在另一种叙述里,他却分明站在审判席上,“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回答是从1792年8月开始。”“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部队?回答说是因为觉得服军役无聊。”“1793年回到法国。问他回来后到过什么地方?回答,在家里。”1792年到1793年,是短短的一年,但是从离开到回到法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他过去是射石炮炮手的队长、山岳党的议会代表、弒君者、共和二年的将军、退任的大使、过去被尊称为“阁下”的人,但是回来之后,却“像是一件废物,一件被拒收的东西,一件被扔掉的废品”,而且在最后的《判决》里清清楚楚写着:“由第二十师的军事法庭执行判决对名为L.圣—米歇尔的炮兵军官处以死刑,此人曾于共和七年牧月十日逃亡国外。”这份“以团结一致的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做出的判决将他变成了一个睡着的人,变成了一个犯人。

还有什么斗争?但是那经过的战争和镇压,逃亡和革命,是印在一个人的历史中的,还有那些致桑伯尔河和牟兹河队的人民代表们、总指挥莫罗将军、总司令布律纳的信,清楚地述说着他在这些历史中做出的种种决定,战争所带来的结局是:“在他们看来,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前途、他们担心害怕的事,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杀。”杀是一种瓦解,瓦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瓦解的前奏,瓦解危险的威胁,最后的瓦解,可以说是完全彻底的瓦解被确认为已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任何团结、任何纪律都不存在了。”可是,在那和鲜血、死亡相关的瓦解里,和火焰、爆炸相关的袭击里,一切都被震动成了碎片。

被判决的人生,被震动的历史,其实在和战争有关的时间里,一切都变成了模糊不清的过去,变成了历史的某一片段,“所剩下来的一切,同这个墓志铭一起,都已淡忘、被废弃了,现在,这座巨大的房子少了那个似乎以她的存在而得以证实其合法的人,显得更加空阔荒寂。”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一部小说里,那生与死的人也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一个可以在书的封面或招贴画上见到的寓言人物,或者在纪念性建筑物上也有这种人物装点在那里,掩盖在或环绕在这种人物身上的标志和物品是具有象征性的也是有意义的。”美国作家来到西班牙,不是看见了历史,而是见证了同样恐惧的现实,“左右为难的问题不再是在死亡与自由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死亡与可供燃烧的木柴之间”,甚至,死不是意味着清白和光荣,而是要死得屈辱,死得可笑,“在死之前和在死的四周还要举行一种本身就是侮辱性和损害死者名誉的仪式”,死亡变成一种讽刺,没有勇气,没有荣誉,只有都像凶手的每个人。

但是,让—雅克·卢梭说的:“气候、季节、声音、颜色、昏暗、亮光、风雨、食物、嘈杂、寂静、运动、安息,全都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因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被引用的那句话,被作家阅读的这一本书,以及被体现为灵魂一部分的农事,在这个战争的历史里也和那些写给总指挥官、给总司令、给人民代表的信一起寄出的信,也写给仆人巴蒂,米兰,共和九年雪月十七日:“亲爱的巴蒂,现在已到二月份了;要吩咐路易·谷岱叫认真管理好全部葡萄藤,包括小径树林里的和北屋里的在内。”米兰,共和十二年风月二十日:“亲爱的巴蒂,青草生长的时节快要到了。现在需要好好地把种种金花菜的园地、草场,种苜蓿的田地里的小石清除。”佩皮尼扬1809年4月5日:“亲爱的巴蒂:春天来到了,我忘记在最近一封信中吩咐您要在四月十五之前斫伐树木;如果在洛斯埃尔还有不长的树木,那就宁可把它们斫掉。”

是的,他是农民,他们在和战士谈论工具、垫草、粪肥、麦秸、燕麦,还有马,“其实,像那些小贵族一样,虽然他对数学有一些知识,本质上仍然是农民。”一个农民,如何表达对事物的喜爱,如何照料那一块土地上的作物?《社会契约论》,维吉尔的诗,都构成了一种成长的信仰,而在战争中,那些死亡,那些漂泊,那些苍老,那些革命,指向的是无规律的变化,指向的是一种宿命,两次战役、两次出差、两次带兵或两次选举之间,对于他来说从来没有过永恒的存在感,而那片土地,那些植物,一个月接着另一个月,一个季节接着另一个季节,在不断地成长,“像钟表的指针在钟面上在同一的数字上回转那样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所以他需要的是像植物一样,从欧洲各处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从一处死亡跑到另一处死亡。

像一个农民,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战争和农事,“同样的草场、同样的田野、同样的葡萄田、同样要重新搭建的篱笆、同样要检查是否安全的围墙、同样要包围的城市、同样要渡过或防守的河流、同样的防御工事下面定期要挖的同样的战壕”,那么所有的那些信都归结为一种命令,在斗争状态中保持向上的姿态,保持不死的强力,“不论要他们记录战事计划或播种的指示,致部长的信或种植土豆的吩咐,提升或授奖的建议,出差的汇报,他都用一视同仁的声音:

我想,在李子树区田里还剩下的一些香料植物,已用大犁翻过很久了,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您要马上命人去做,以便让寒气焖一焖土地,过了五月不会有哪块土地休闲,要使一切都生长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