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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3·2160820·1324 |
|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0元亚马逊9.90元 | |
| ISBN：9787305099090 | |
| 页数：159页 |
1951年的某天晚上，胡里奥·科塔萨尔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听音乐会，突然间头脑中冒出一些名叫克罗诺皮奥的人物，他们“仿佛某种微生物一样在空中飘游，那些绿色的圆球渐渐拥有了人类的特征”。于是，写这本书只是“一种很迷人的游戏”便开始了，克罗诺皮奥系列第一篇的第一句：“有一次一位法玛在一家挤满了克罗诺皮奥和艾斯贝兰萨的货栈前跳特雷瓜又跳卡塔拉”，一股脑出现了五个科塔萨尔自造（或在全新意义上使用的）新词：fama（法玛），cronopio（克罗诺皮奥），esperanza（艾斯贝兰萨），tregua（特雷瓜），catala（卡塔拉），“那‘透明粘团块’一般、人们生存其中而不自觉的秩序系统之外，存在另一种‘常识’的可能，诱使我们去‘拒绝所有被习惯舔舐到柔顺得令人心满意足的一切’。”就像胡里奥·科塔萨尔在《克罗诺皮奥的哀伤》中说：“我是一个不幸而湿润的克罗诺皮奥。”
《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前面说的都不算
我要卖给你的正是您到时候想说的，所以绝对货真价实。但既然您不愿做这笔生意，无法事先学会这些话，等到这些话要第一次出口的时候，您必将说不出来。
——《毫无寓意的故事》
那时候“不幸而湿润”的克罗诺皮奥还没出场，那时候“很好色的生物”法玛还没有出场，甚至“相信面相分类”的艾斯贝兰萨也根本没有出场，他们还躲在101页之后的故事里，而在101页之前，所有出场的人都在说话，但是那些话里的喊叫和词语，是完全可以出售的，卖给别人，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打折优惠，当然，也可以沉默和拒绝，可以变成叫卖和叹息。
那个人其实是“有个人”，姓名不详，身份不详，国籍不详，但是却把面前的暴君叫做“您”，尊敬的称呼，“有个人”是低着头进入皇宫的？“有个人”是屈膝拜见国王的？或者“有个人”是透露了最后的秘密？在之前，他出售了叫卖声、叹息声，出卖了指令、口号、称谓和不大高明的俏皮话，现在请注意，那个“称谓”是放在这许多的话语中间的，甚至在街头小贩和收租过活的女士们的中间，不方便透露身份，却用被叫卖的称谓，形成了新的语言，被贩卖的语言，以及荒诞的语言。
之前似乎都是成功的，可是为什么在暴君面前，完全是阿根廷语却听不明白？有个人把暴君称为“您”，然后把话语叫做“临终遗言”，亲切的死亡需要翻译吗？暴君在将军、秘书面前，是故意听不懂那句话，故意把临终遗言的死亡气息都变成了虚无，“我再说一遍：我是来卖给您临终遗言的。”临终遗言被预言，临终遗言被传达，临终遗言就是词语，“有个人”主宰了一切，也就是用泛指而不固定的称谓威胁了唯一而不善于翻译的称谓，所以第一次出口往往会变成最后一句话，往往被关进牢房意味着最彻底的自由。只有被恐惧围绕的暴君，在词语面前找不到真正的“您”，所以对于他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密室里从“有个人”那里购买临终遗言，从泛指的称谓里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购买临终遗言，是不是就是封口，就不再被说出？但是在阿根廷语面前，那些将军、秘书都已经成了翻译者，也就是根本没有悬念，他们用政变逮捕了暴君，后来又击毙了暴君，让那一句临终遗言永远不说出口，但是“有个人”还在，说出“您”的他还在，把称谓叫卖的人还在，最后找到了，要他说出临终遗言的内容，“有个人”不说，最后被痛殴致死。暴君之死，“有个人”之死，您之死，他之死，临终变成集体事件，遗言成为公开的秘密——街头小贩曾经买过叫卖声，在政变者看来，小贩说的不是叫卖声，而是反革命运动的口号，正是由于这口号，将军和秘书的政变又被否定，他们结束了统治，他们化成了尘土，他们也没有说出临终遗言。
统治和被统治，买和卖，进入了两种不同的状态，说出来的词语没有了，贩卖的词语没有了，禁锢的词语也没有了，词语自由了，“暴君，那男人以及将军和秘书们，只有叫声还不时在街头巷尾回响。”这是拙劣的误解？这是荒诞的说法？这是寓意深刻的故事？在“有个人”和暴君，在政变和革命，在词语和话语有关的故事里，街头巷尾的叫声变成了一个戏谑的声音，当一切秩序都落幕，当一切混乱都安静，不死的却是词语。
但，这却是“毫无寓意的故事”，寓意是“有个人”加上去的？是暴君加上去的？还是那些街头小贩加上去的？或者就是隐藏在101页后面的克罗诺皮奥、法玛和艾斯贝兰萨加上去的？真正的人物还没有出场，一切的寓意都是游戏，所以只是说一句话，只是讲一个词，只是编写指南，又何来那一种深入到历史中的寓意？常规哭泣时间三分钟，撸下手表血便涌了出来，寻找泉源才能找到罗马的蚁群，或者两根手指拈起发条钥匙轻轻回转，在一系列过程中，谁在说话，谁在买卖，谁听到了没有说出口的临终遗言？一切都是无寓意的，哭泣指南、恐惧方式的指南，罗马灭蚁指南，上楼梯指南，手表上发条指南，都是被写在本子里，一笔一划，清晰可见，不需要秘密，不需要翻译，就那么明白无误地交给了每一个人。
所以这是相同的每一天，相同的“有个人”，相同的“您”，身边总会有同样的女人，他们穿着同样的鞋子，他们使用同样的牙膏，闻道同样的味道，对面房子同样颓丧，所有百叶窗上面都有肮脏的招牌，所有招牌上写着“比利时酒店”，那么这从来没有走向死亡的临终遗言，这从来没有寓意的故事，在那里发生，“再见，亲爱的。一天顺利噢。”完全是憧憬，完全是向往，完全是重复。但是许许多多的指南，并不是为“相同”的一切准备的，一把小勺，一扇门，一个转动弹子锁的微妙行动，看上去重复，看上去沉默，但是却是变形的开始，惯常的可以拒绝，柔顺的可以坚硬，对面的房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居住。
种种，便是另一种寓意，和故事无关，和人物无关，和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无关，和101页后面的叙述无关，“上面一层住着的人不知道下面一层的存在，而我们都在玻璃砖里。”上面一层住着暴君、将军和秘书？下一层住着小贩，女人和“有个人”？玻璃砖里看见了上一层，看见了下一层，还有一只蛾子落下来，不是跌落，而是以寓意的方式完成从死亡的假象到复活的可能之间的转变，心脏还在跳动，生命还在延续，“并非一切无可挽回”，于是在一只不死的蛾子的见证下，哭泣最后以猛烈擤鼻涕的时刻告终，恐惧是在医生双腿穿着长筒袜中结束，蚂蚁将不会吞掉整个罗马，而上楼梯不要两只脚同时抬起来，要上发条的手表“不是送你的礼物，你才是礼物，你被献给了手表的生日”。
拒绝和变形，改写和转身，所有的指南都带着上一层和下一层的隔阂而来，即使面对三幅名画，看到的何止是一种艺术，提香没有画好的《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拉斐尔一直在撒谎的《独角兽妇人》，以及荷尔拜因《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中被斩首的传记，都具有了指南之外的寓意，“不存在第三维度，地球是平的，人类爬行。哈利路亚！”不管是魔鬼所说，还是出自国王之后，每一份指南里都有充满寓意的故事，都会变成形而上的命题。
上一层是指南手册，下一层是奇特职业，隔着玻璃砖，是能够看见里面和外面，上面和下面发生的一切，当那一个绞刑架被加起来的时候，当自由空间被腾出来之后，拷打和斩首都将变成一个模拟游戏，所以当一家人把孩子拖进花园，然后把他挂在树枝上，所有的警察赶来，而我们在光亮中用餐。变形的指南，对应于奇特的职业，那绞刑架上的绝望和死亡，其实已经变成了和现实无关的存在。模拟之后，一家人在邮局里，看见了购买邮票的顾客，而购买还会赠送一个彩色气球。有人劝诫，有人忠告，有人围观，而最后母亲用最优雅的方式结束了活动，“她用电报、汇款单和挂号信的表格制成无数彩色纸飞机，令它们飞过观众头顶。我们高唱国歌，井然有序地退场；我看见一位小姑娘在哭泣，她排在邮资队伍的第三个，知道气球已经轮不到自己了。”
活动结束了，游戏也就结束了，而更广阔的地方有虎栈，人性和兽性在一起，情感和伦理在一起，在晕眩、停顿与抵达中，是不是现实又重新进入了内部？所以虎栈里的老虎、家人和住宿都不存在了，存在过的自由是—种不属于肉身的战栗，是一种居中的时间，是一根连接柱。每个人都已经不存在，却变成了另一种存在，姑妈仰面摔倒的姿态最后在大哥发现的厨房里，水池里的蟑螂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一根头发被冲入小水道，却要打破所有房间的管道来寻找；在死者交叠的双手里，我们悲声哭泣的声音超过了亲属们的哀伤……
变形的指南，奇特的职业，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寓意，其实都置换了可能的材料，变成了“奇妙的工作”，于是有人切下了一条蜘蛛腿，放在信封里寄给了外交部长，有人在大街上单脚着地数欧栗树，有人走进一家咖啡馆要糖，有人则是坐上公共汽车把秘书抛在了身后——这是“某闰年某奇数月里的某星期四”，不确定的年月日，奇怪的闰年、奇数和星期四，“某”和那个“有个人”一样，取消了寓意，于是便不再有您，不再有临终遗言，不再有被翻译的词语。办公室里的秘书打磨着词语，疏离着词语，让它们各归其位，以适应日常所用，但是当违禁的词语被我划去之后，是不是有暴君再次出现？“界定，去芜，焕发光彩，结果或许相当完美，然而这种悲伤无可排遣，这种在语言上背叛的快乐，这种领导面对秘书的无奈神色。”将无序化为有序，将毫无寓意变成寓意，将具体变成抽象，将进步变为退步，这个世界存在的否定和肯定，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词语的陷阱，只不过是人为制造的镜子。
镜子，放在复活节岛的西面，或者放在复活节岛的东面，或者看见自己死于斑疹伤寒，或者看见赤身裸体的所罗门·雷莫斯在浴缸里，而且还在咿呀学语，把控词语，掌握词语，最后一定是说出词语，但是镜像合一，定位固化，“试图阐明我们自认为生存于其中的稳定生活是多么不可靠，抑或规律也会屈服于特例、偶然或不可能的微型历史，有你好看”就会是另一种政变，阵营大乱，六位正式成员不幸逝世，所以便有了末日的感觉，便有了被砍了头而不死的无头先生，便有了亵渎神灵、哭泣的将军，便有了杀人用的扶手椅，临终遗言在每个人的心里，却从来不在每个人的嘴上，红衣主教先生、鸽子、政治犯、有轨电车员工、钟表匠，都被写进了一首诗里，诗歌的最后一句是：“而马拉在他的浴盆里。”
镜子的东面和西面，诗歌的具体和抽象，上一层的指南和下一层的职业，人性和虎性，其实都不是岔开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终于“有的人”走到了第101页，终于“有的人”叫出了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名字，终于“有的人”不再买卖临终遗言，那么在门廊上的瓷砖上，就可以放开声音读一下上面的字：第一块是“欢迎光临寒舍。”第二块是“房虽小，心博大。”第三块是“佳客登门，芳草如茵。”第四块是““我们人穷志不短。”而第五块写着：“前面说的都不算。滚开，畜生！”
前面的都不算，是在101页划出了一条前面和后面的路，但是“宾至如归”和“滚开，畜生”构成的是不是一种二律背反？克罗诺皮奥和法玛是不是也是二律背反？法玛跳特雷瓜又跳卡塔拉，克罗诺皮奥叫他不要跳；克罗诺皮奥说外面下雨了，法玛说不要担心；法玛到一座城市旅行，要去酒店仔细调查价格、床单质量及地毯的颜色，或者去警察局为三人的全部动产及不动产申报造册，或者去医院，抄下值班医生的名单及他们的专长，而克罗诺皮奥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感叹：“美丽的城市多美丽的城市。”储藏记忆的时候，法玛会将记忆牢牢固定，克罗诺皮奥则要对记忆说“小心受伤”；法玛每周都会为壁钟上弦，而克罗诺皮奥则让大型洋蓟的柄插在墙上的窟窿里固定住。
孤独而疯狂的法玛，不幸而湿润的克罗诺皮奧，也不是唯一的一个，而是三个或者更多，所以法玛是“法玛们”，克罗诺皮奧是“克罗诺皮奧们”，“三个克罗诺皮奧和一个法玛联合去洞穴探险，寻找一处泉水的地下源头。”于是像罗马的蚁群，在寻找泉源，而三个和一个，一个和三个，都是类别，“用克罗诺皮奧的发明得出结果，法玛是亚生命体，艾斯贝兰萨是副生物体，而语言教师是互生物体。”是的，还有艾斯贝兰萨，“而艾斯贝兰萨习惯定居，任凭别人旅行到他们那里，就好像雕像一样你得自己去看，因为他们才懒得动弹。”为什么在二律背反的法玛和克罗诺皮奥之外，还有一个“懒得动弹”的艾斯贝兰萨？为什么关于克罗诺皮奥，法玛和艾斯贝兰萨最初都有过之记载？为什么当一个克罗诺皮奥唱起歌，艾斯贝兰萨和法玛都来倾听？
他们是谁？他们是不是“它们”？他们是不是“有个人”？狮子和克罗诺皮奥，法玛和桉树，而艾斯贝兰萨却没当一回事，就像在指南和职业，在奇妙的事发生和记述之后，在“前面的都不算”的拒绝和否定之后，其实已经取消了他们的终极意义，他像一朵花，他看见乌龟画出一只燕子，即使在慈善和美德，在历史和科学中，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但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变形，一切就像话语一样可以买卖，一切像遗言一样再没有机会说出口，寓意没有了，词语没有了，终极没有了，不幸而湿润、像花儿一样的克罗诺皮奥也以相反的方式让别人留下了不说出口的临终遗言：“不幸的是行刑队由应征的克罗诺皮奥组成，他们没有向前无线广播局局长开枪，倒把枪口转向五月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并且准头颇佳，足足放倒了六位海军军官和一位药剂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