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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5·1920508·0008 |
| 作者：[明]凌蒙初 | |
| 出版：岳麓出版社 | |
|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7.90元 | |
| 页数：871页 |
正如凌蒙初的生活年代，《二拍》所着墨的是明末之际的市井故事，“因取古今来杂碎事， 可新可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如干卷。”与冯梦龙的《三言》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商业文明萌芽之时的一部纪录片，尤其是经济流通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在《二拍》中占有较大篇幅，入微的心理变化衬托出当时社会的深刻变革，读之，真令人拍案。《初刻拍案惊奇》内收40卷，《二刻拍案惊奇》内收40卷。
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
——《第八回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初刻拍案而起，二刻拍案再起，都是因为“怪怪奇奇”的故事，都是因为“无所不有”的传说，当凌濛初独立创作80回本的拟话本小说，无疑是建立了作者和读者的双重位置，而作者之意义，其实也有着双重性，一种是文中自称“小子”的传说者，是《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中“天理自然果报，人多猜不出来，报的更为直捷，事儿更为奇幻，听小子表白来”的叙述者，是《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中“争奈富贵之人，只顾眼前，以为极乐。小子在旁看的，正替你担着愁布袋哩”的点评者，是《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中“而今小子说一个妓女，为一情人相思而死，又周全所爱妹子，也得从良，与看官们听，见得妓女也百好的”上下文的串联者，不管是叙述还是点评，或者情节的串联，“小子”始终在文本里，或者说，小子之出场，也成为故事中的人物，随情节跌宕而转变。
而另一种则是在称为“空观主人”的作序者，“凌氏的拟话本小说，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当凌濛初独自完成创作，故事并非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空观主人的存在就是告诫读者作这一文本的真正意义，《原序》中点明了素材的来源，“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牛鬼蛇神是传奇，而耳目之内的日用起居也有传奇，比之《三言》，凌濛初撷取的社会内容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而这样在耳目之内日常生活故事正反映了中国十七世纪正在崛起的城市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与思想情感，从中折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而另一方面，也指出写作的目的不只是消遣，而是“文不足征，意殊有属”，也就是说，这些故事有真有饰，有实与赝，真正的意图是为了警醒：“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这便又回到了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里，作者可以言之无罪，就在于要使读者能“足以为戒”，也就是说，一切作者的用意都是建立在对读者有道德帮助的层面上的，在《二刻拍案惊奇》的“小引”中，“空观主人”再次强调，“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而在《拍案惊奇凡例》中，更是直接指出了他所要揭露的东西：“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只为“闻之者足以为戒”，只为“意存劝戒”，只为揭露“迂腐道学”，如此种种，当闻者、读者拍案而起时，也是内心受到了道德教育，所以正如说书人一般，当“小子”变身为“空观主人”，当奇奇怪怪之传闻变成“劝戒”之文章，凌濛初仿佛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所以在讲述这些耳目之内的传说，在传说日常起居的起居，作者这一身份之存在，一方面是自觉意识的突破，作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二拍》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已有集体的锤炼跃进到个人的创造，由说话人的技艺转为作家的文学创作，由娱乐听众的手段变成教育讽劝的工具，它已成了作家的自觉的事业了。但是另一方面，无处不在的作者口吻和作者影子，对于故事的总体性而言，增加了一种外在的评判框架，它的合目的性又削减了文章的开放性意义——或者这种作者的矛盾性也体现在文本之中。
为什么要劝戒？劝戒是指明了一条道路，这是一种做人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劝戒是针对道德败坏的，那么为什么会有道德败坏的人存在？这里就回到了一个源头问题，凌濛初说：“三百六十行中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这“强盗”一方面是那些剪径抢劫之人，但这似乎只是表象，如果做官的是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如果是公子的，“倚靠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如果是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这些还是所谓的上层建筑，何况是那些经纪客商，那些公门人役？所以当凌濛初发出“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的质问时，其实指向的是道德败坏的普遍化，当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意义，那么道德败坏就是具有时代性，也就是在日常起居、耳目之内是一种时代的常态。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商业逐步发展、商业活动日趋频繁的时代，这是一个观念多元、逐渐追求个性的时代，这是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陈规，逐步启蒙的时代……凡此种种，其实在进步中，在开放中，在个性解放中，也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正是社会问题的存在，凌濛初要劝戒，而在这样一种变成社会常态的问题面前，劝戒能起到什么效果？这里可能会陷入一个怪去：社会问题是普遍的，也就是说，这里有一种必然性存在，而劝戒无论如何都是个别意义上的，局部意义上的，甚至是具有偶然性，用偶然性的力量来规范自己，从而达到消除普遍性问题的目的，其中的矛盾最后变成了一种宿命论，尤其最后以因果报应的结局让坏人得到惩戒，似乎变得虚幻，而失去了现实意义。
这里便有了一种无奈，在第一回《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小子”就说到了和命运有关的“天数”，“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而有福分的，文学低浅也罢，武艺庸常也好，却会时来运转，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听掌命司颠之倒之”：“命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在第五回中，小子也说到了姻缘，“就是是因缘了，时辰来到，要早一日，也不能勾。时辰已到，要迟一日，也不能勾。多是氤氲大使暗中主张，非人力可以安排也。”第九回再次强调说：“话说人世婚姻前定，难以强求，不该是姻缘的，随你用尽机谋，坏尽心术，到底没收场。及至该是姻缘的，虽是被人扳障，受人离间，却又散的弄出合来，死的弄出活来。”在第十二回，小子更是强调了这种必然性：“话说人生万事，前数已定。尽有一时间偶然戏耍之事，取笑之话，后边照应将来，却象是个谶语响卜，一毫不差。乃知当他戏笑之时，暗中已有鬼神做主，非偶然也。 ”
既然是命中注定，既然是非人力可以安排，既然婚姻钱定，既然是前数已定，又如何劝戒？劝戒当然是改变，是一种主观努力，而当一切都无法改变时，这是不是一种悖论？为了化解这一种悖论，凌濛初一方面偷换了概念，不是所有存在的都是命定的，而是这个命运是会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尽管看起来有偶然性成分，但其实也是早已注定了的，或者说是“听掌命司颠之倒之”。第一回的文若虚，一开始是坐吃山空，后来不忍心让祖上的千金家事“消下去”，便开始置办扇子去北京，文若虚也是有商业头脑，他用了上等金面精巧设计，还用钱请名家在扇面上作画，提高扇子的附加值，但是到北京做生意恰好是在七八月，那些扇子受湿气影响，“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
文若虚生意失败，但是当不刻意做生意，却迎来了命运的转折，他和走海货的邻近出船，他们是利用两地的差价来赚钱，本来这也是一种商业头脑，但是文若虚似乎并没有此意，他此番只是顺便看看域外风情，不想处处有奇遇，便宜买的洞庭红，到吉零国却被抢购一空，得了千来个银钱，比那些真正做生意的海赚的多，而回去之后遭遇大风，船去了一座孤岛，文若虚看到了一个床大的败龟壳，看看好玩便拿到了船上，而等到靠岸，有识货的人看见，便想方设法要买去，自然价格一再抬高，最后有人竟出银五万两，后来文若虚才知道，这就是传说的鼍龙壳：“鼍龙万岁，到底蜕下此壳成龙。此壳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气，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若是肋未完全时节，成不得龙，蜕不得壳。也有生捉得他来，只好将皮幔鼓，其肋中也未有东西。直待二十四肋完全，节节珠满，然后蜕了此壳变龙而去。”而且这是天然褪下的壳，价值连城，其中一颗夜光珠就是天价。这让文若虚大为惊奇，有了这些钱，他便娶了妻小，立起家业，“至今子孙繁衍，家道殷富不绝。”
文若虚做生意失败，似乎是命运的捉弄，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偶遇，都是传奇，而这种传奇改变的命运，文若虚认为就是“造化”，连他自己都感慨：“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司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造化之存在，就是把这一些的传奇都变成命运之一种，也就是说，命运是天注定的，但是并非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后面的种种奇闻其实都是命运的一部分，而这便是如姻缘一样，是“时辰未到”的缘故，所以即使眼前暂时遇到一些困难，也都是暂时的，只要那个必然性的命运存在，都会自动到来，说有人是势利之人，见新中了举人、进士，便抢来将他做女婿，但是一旦官卑禄薄，最后变成了穷公子，便只能懊悔；而有些人现在还是穷苦的书生，向富贵人家求婚，被笑是思量吃天鹅肉，而等到年轻人高第，那人家也只能怨怅自己没有眼睛，便嗟叹女儿无福消受。由此，凌濛初感慨：“这正是：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在论女婿的贤愚，不在论家势的贫富。”
卷四十《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几乎穷尽了这种命运观，“有个该中了，撞着人来帮村的。”湖广何举人帮了大主考的书办，终于登第；“有个该中了，撞着鬼来帮村的。”扬州兴化县举子如厕遇见人，得了王讳纸及第；“有个该中了，撞着神借人来帮村的。”“有个该中了，自己精灵现出帮村的。”“有个该中了，人与鬼神两相凑巧帮村的。”而另一个对立面是：“有一个不该中，鬼神反来耍他的。”于是最后奉劝世人：“数皆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那有才不遇时之人，也只索引命自安，不必郁郁不快了。”“该中”与“不该中”都是一种必然性，当人力无法改变，或者当人看不到改变，也只能索命自安。这样一种命运观，其实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命运什么时候转变，是不是会转变，凡人是无法得知的，所以当人世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命运，那么这种整体性含有未知的东西，也就是说人无法主宰命运，无法改变命运，他只能等待命运“颠之倒之”，这反而变成了一种宿命论。
而在这个宿命论意义上，凌濛初又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因果报应，有人被人害命，便附尸诉冤，“竟做了活人活证，直到缠过多少时节，经过多少衙门，成狱方休，实为罕见！”杨化做生意露富，被一个叫于大郊的看见，于是心中动了邪念，趁杨化不注意，在四旁无人时将他扼死，又扔到了河里，十二天后，于大郊以为没事了，不想尸体被潮水冲到了岸上，而这个尸体又附魂于李氏身上，跌倒时便开始大喊：“于大郊，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于是一条线索浮出水面，最后附魂证狱将于大郊捉拿归案，而被附魂的李氏也变得正常，杨化也沉冤昭雪，后来，杨化又托梦致谢：“久劳贤室，无可为报。止有叫驴一头，一向散缰走失，被人收去。今我引他到你家门首，你可收用，权为谢意。”开门果然有一头驴。
“从来说鬼神难欺，无如此一段话本，最为真实骇听。”同样的报应故事还有谢小娥，那一次上了渔船，遭遇强盗，小娥眼见自己的父亲和丈夫被杀，自己幸存，后来被一渔翁夫妇解救，后来小娥皈依佛门，但是并没有放弃寻找仇人，后来在寺中看见了自己仇人，于是又在他人帮助下做了仇人的门下，后来趁机会小娥敬酒，让仇人喝醉，最后终得报仇，报仇之后的谢小娥“扁舟泛谁，云游南国，不知所终”，“遭遇大难、女扮男身、用尽心机、受尽苦楚、又能报仇、又能守志、一个绝奇的女人，真个是千古罕闻。”凌濛初便将这种报应结果看成是“梦寐感通”，实际上也承认是命运的一部分。还有“死过了鬼来报冤的”，还有“男假为女，奸骗亡身的故事”，最后的结果便是“天理自然果报”。
因果报应作为对宿命论的一种化解，渗透着某种未知，而凌濛初将其看成是命运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对超自然存在的美好寄托。而另一种化解宿命论的方式则积极许多，那就是劝良从善，文若虚经历的奇遇，一方面是命中注定，另一方面，这个命却也是自己创造的，当识货者指出了那个龟壳竟是鼍龙壳时，众人说：“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也就是说，没有忠厚的因，就不会有最后“家道殷富不绝”的结果，所以第一回对于命中注定的讨论时，凌濛初特意对“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进行了解读，当人们从这句话里读出“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凌濛初却对看官说：“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也就是说，命中该贱该穷，是不会变的，变的是积极进取的人，是努力向善的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劝戒便是劝善，而那些落得不好下场、得到不好命运的人，就是因为自己堕入恶道，所以凌濛初说：“一草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况祖宗赤子！须要慈悲为本，宽猛兼行，护正诛邪，不失为民父母之意。不但万民感戴，皇天亦当佑之。”反面例子里，那些从商者利欲熏心，有癖好女色的，有狠心刻毒的，有嫌贫爱富的，有凶暴残忍的、有薄情厌旧的，《二刻拍案惊奇》的第一篇就指出了这种奸商，因为大水造成田禾被淹，米价上涨，有商人从外地贱卖处买来米，有财主则贪了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而在其中，还有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唐僖宗时江陵有一个叫做郭七郎的，家资巨万，产业广延，是楚城富民之首，有了这个资本，“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别人的，好争做歹。”最后是本钱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还有一个悲剧，湖州府安吉州地浦滩有一居民，家道贫窘，因欠官粮银二两，监禁在狱，妻子带着一周未满的小儿度日，把一头猪卖了，不想那银子是假的，是用铅铜锡铁装成，绝望的妻子想要自尽，还抱着儿子想要一起赴水而死，被一个徽商看见，听说之后，徽商给了他二两银子，这二两银子救了一家三口，实际上从反面来说，三个人的命也只值了二两银子。
商人之逐利，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在凌濛初笔下，利欲熏心的故事不胜枚举，有尼姑为了得利将女子用药毒倒，让男人快活；有道士为了满足欲望，干起男女勾当只事；有和尚见钱动心竟然将客官杀死在佛门净地，当然还有那些贪官和酷吏，他们有的贪赃枉法，有的谋通强盗，有的官盗一体，有的徇私舞弊，有的买官卖官，在凌濛初看来，他们无非是强盗，只是衣冠得体而已。而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还写到了朱熹，说他是偏执的圣贤，“道学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岂不是个大贤？只为成心上边，也曾错断了事。”一些小民为了报复富豪欺压百姓，于是将先前刻好字的青石埋在富人的坟地里，然后告状，朱熹闻得此事，就断定是富商欺负小民，还让地方勒令富商迁出坟地，其实在这一场骗局里，朱熹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不想所谓的秉公执法只是深陷其中的骗局，于是最后悔之莫及的朱熹叹息到“看此世界，直道终不可行！“遂弃官不做，隐居本处武夷山中。
道学的虚伪，也是恶之一种，而凌濛初以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传闻，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放在劝戒者的位置上，也是一种道学的实际运用，“看官听说：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社会险恶，世风颓废的，有盗贼横行不法，有骗子行骗作恶，有僧尼道士淫乱不法，有商人贪图钱财，事亲不孝，凡此种种，就需要这样一种“道学心肠”来重建道德，而这也是在因果报应的偶然化为命运的必然之后，积极的从善也便是对于命运驾驭的一条必然之道，耳目之内，日常之中，“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便是善举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