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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1951030·0182 |
| 作者：（美）悉尼·胡克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64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元 | |
| 页数：186页 |
悉尼·胡克，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英雄是如下定义的：“在决定某一问题或事件上，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他还将英雄分为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 )和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 )，这种分类很显然是在证明他的一个实用主义观点：“人是一种工具。”作用或大或小，英雄就是历史选择的一种特殊的工具，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没有善良与丑恶之分，他只是一个对事件的“领导”。
今天，跟过去更不同，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的产物。
————————–《第一章 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
当悉尼·胡克站在“今天”的坐标上，发现“过去”的不同时，他的目光会落在那种英雄身上：从十一世纪到法国大革命，西欧的三百八十六位君主，无论是强有力的、软弱的还是普通的，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英雄是不是就是帝王？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拿破仑，在战马上侵吞了欧洲诸国，实现了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扩张，英雄是不是就是军事上的天才？希特勒发出信号把全世界六大洲都投入了战争，当他被说成是“天意的工具，是在惩罚离开正道的民族”，英雄是不是那些领导者？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全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史产生了影响，而作为事变创造性人物的列宁是不是让英雄成为了“一个具有”伟大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魄力、组织天才、对群众心理的敏锐戚觉的人”的代名词？
杰出人物、领导者、天才、帝王，当英雄被如此多元的方式命名，英雄的产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英雄影响了历史，甚至改写了历史，是历史召唤了某一个英雄还是英雄在书写着历史规律？诸多疑问，诸多分歧，诸多可能，悉尼·胡可显然把英雄放在了“作为事件和问题”中的一个人物，而且在今天回望历史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样的回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英雄的问题不是出现在过去，而是出现在信仰被人造的现在。
在历史的这端，胡克为事件和问题找到了一个可以进入的基本逻辑：“要么历史行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实是无可逃避的，要么不是。”这是两条道路，两种可能：如果这个方向是必然的，是无可逃避的，那么，所谓的英雄在决定今天和明天的历史形式上，就会成为一个次要因素，也就是说，他们只不过是一种必然中的偶然，必然是因为方向已经明确，再无歧路，那么这一个英雄和另一个英雄，就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只是历史方向上出现的一个个体而已，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而另一种可能则是：历史方向是可以改变的，英雄们无可逃避，这是一种使命，那么胡克的问题是：“某一个领导的性格，对于我们历史地位和前途，在因果关系上究竟应该负责到什么程度，而且既然牵涉到人，又在道义上，应该负责到什么程度？”
因果关系的设定，似乎走向了一种必然性，但是英雄毕竟是一个个体，甚至是一个可以消灭的个体，那么对于历史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其实，在“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这个论题上，远不止这个基本逻辑所列的两种可能，把英雄放在历史中，甚至是和历史方向有关，必定会要有一个背景，那就是英雄之外的普通人，一方面普通人拥护英雄，在危机出现之后总是期望有人能够改变，甚至需要英雄来推动、组织和领导，“谁救了我们，谁就是一个英雄；在政治行动的紧急关头，人们总是期望有人来挽救他们。每逢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尖锐危机，必须有所行动．而且必须赶快行动的时候，对英雄的兴趣自然就更强烈了。”所以群众的拥护是造成英雄发挥效力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必要条件，在逐渐神化的过程中，便成为了信仰，甚至是个人崇拜，于是群众和英雄之剑就出现了另一种关系：“除了领袖和他的左右，每个人既没有得到一种公共的生活，却连私生活也丧失了。”这便成为了专制主义，英雄或者领导也就成为了国家的绝对法律。
两种关系凸显了英雄的两个问题，所以在历史上，对英雄的书写可能会这样：“历史要么就是英雄们、亦即领导者的前辈们的业绩，要么就是恶棍们、亦即领导者的敌人的事迹。”而无论哪一种，似乎都显示出了某种危机，当时代出现某种混乱的时候，人群的依赖性也就越强，那么领导者越容易上台，而当他上台之后，个人权力会使得他自认为是国家、党或事业的“父亲”，这便造成了英雄的迷失；但是如果不是被认为是“父亲”的英雄上台，而是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政治领袖，那么，毫无疑问，“社会生活就会更混乱。”
“过去”其实为英雄提供了材料，甚至是经验，那么在今天的历史分析中，对于英雄，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胡克从思想界的英雄、帝王的影响以及社会决定论来分析英雄主义，在他这条历史的轴线中，英雄可以是天才或杰出人物，可以是帝王和领导者，而所有的英雄主义定义都似乎是历史学家做出的。文学、音乐、绘画、哲学、科学、宗教中出现的杰出人物，是思想界的英雄，他们是独特无双的天才，他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存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些伟大人物是对思想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转折点的大事件是不是也应该归于这些天赋无双的人物？
这或者是一个英雄决定论的疑问，是历史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推动甚至改写了历史？对于这个问题，胡克引用了伍德的观点，当他研究了西欧从十一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的几百年历史，分析了在此期间的三百八十六位君住，伍德得出了“配子史观”，也就是说，帝王影响了历史，如此他对于英雄的观点是：“历史上的英雄首先是帝王；帝王在本质上与其说是社会的创造物，不如说是生物的创造物。”很明显，这种基于镜子和卵子配对而产生的帝王式英雄，是基于生物和遗传，无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点，也就是说，他忽视了环境，甚至看成是一种先验的本质，所以根本无法处理历史上的是变形行动和事变性人物。
如果说，思想界的英雄和“配子史观”中的帝王更多带着英雄决定论，那么当社会决定论来论述英雄的时候，它是不是就能为英雄寻找到一条科学的道路？胡克把社会决定论看成是卡莱尔“英雄主义”的反面，他们的主张是：“英雄活动所造成的事变决定于历史规律，或者决定于英雄人物出现时的社会需要。”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黑格尔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唯心主义，黑格尔认为，即使拿破仑没有降生，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物出来，“如果不是在马鞍上，也许是在步行中吧。”必然的不是这个英雄，而是历史规律下的英雄行为，黑格尔将之命名为历史的“理性”，每个人都是朦胧状态下编造了命运之网的已故绳子，这个“命运之网”就是理性，只不过有当之无愧的伟人能够被上天铸定的模式决定。这里就含有“双重的猥亵罪”：“既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又说现实的就是神圣命定的。”而英雄的最后结局是成为倒霉的工具：当事业成功，他们就会被历史所抛弃。斯宾塞也是如此看待社会决定论的英雄，只不过他更单纯地认为伟人的作用是社会进化论演绎出来的;’所有的社会都是以一种一致的、渐进的和进步的方式向前发展。如果有任何一位行险侥幸的天才或冒险家能够让社会发展跌出了它的既定的道路，那末在发展中将找不到一致性，或者尤其可怕的是不能保证发展的渐进性。也就是说， 不要以伟人来解释当时环境，或以当时环境来解释伟人，“而宁可以当时以前的世界形势来作为解释伟人和当时环境这两方面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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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胡克：自由的人都是英雄 |
唯心主义的社会决定论，把历史人物推向了一种导致历史宿命论的倾向。但是在胡克看来，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唯物义的社会决定论，也存在着一种矛盾，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受支配于一种经济必然性，当历史和这种必然性相顺应的时候，它是前进的，否则，则注定要失败，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决定论，其内核依然是英雄只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产物，恩格斯说经济矛盾的解决是历史的必然，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是历史的偶然，那么胡克的问题是：“历上的必然又是怎样把它自己转变成为生物学领域内的必然呢？”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也是基于历史经验之上，只不过在表面上成人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所以对于社会决定论，胡克一言以蔽之：“凡是社会决决定论者，不管属于唯心主义的，或者属于唯物主义的，似乎都会建立了一个普遍性的概括：即一位伟人，除非到了时机成熟时，决不能影响历史。”
所以胡克对于社会决定论提出的疑问是：英雄人物出现于历史，什么时候才是偶然的，什么时候才不是偶然的。也就是说，英雄在历史中是不是只是一个“如果”？当充满扩张欲望的拿破仑准备渡过英格兰海峡进击英国的时候，如果那次英国的舰队因风息而停驶，拿破仑正好乘机以汽轮渡过海峡而实现了他侵略英国的未圆好梦，那么事情又会是怎样的？“这样，拿破仑是否就能免于滑铁卢之败？而英国是否会变成法国的一省？”如果的意义是一件事没有发生，一个伟人没有降生，或者一条道路没有选择，历史是不是会重新改写？
如果当然是一种戏谑，而其实这是一个“幻想和科学的重新构想”之间的界限问题，当幻想变成了历史重新构想的一种方式，那个面向未来的线索就会拉得很远，那么客观上的可能性就会错失，而在胡克看来，历史是有许多偶然事件发生，但是并不能由此而推论说，这个事件的任何方面都是偶然的或新奇的。偶然和意外的核心其实是：“总能加以预测，但决不能指靠它。”这样一种胡克认为科学的偶然观，其实其本质是，“偶然事件的历史影响虽然是千变万化的，但却要受某种历史规律的制约”。而历史规律就是一种必然性，它具有约束性，具有强制性，甚至部分地还具有目的性，这种必然性就赋予了英雄一种“历史的道德责任”，也就是在如果和可能问题上，用预测的方式找到历史规律，然后选择前进的道路。
而这种历史的道德责任，就使得英雄成为历史上的创造性人物，他和事变性人物的不同，就在于，“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而历史上的英雄就是是事变创造性人物，他用俄国革命这个事件来说明创造性人物的作用，在他看来，列宁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他有着伟大的信念，有着坚强的意志和魄力，有着组织天才，有着对全中心理的敏锐感觉，而且在一个久战疲惫、民气沮丧的大好时机里，领导了俄国革命，使得各国革命成为二十世纪仅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对于世界的政治、社会、经济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而且这场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如果没有列宁，那么革命就会失败，所以事变创造性人物的真正作用就是：“如果不是由于一个人的工作，我们今天就会生活在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里。”
胡克的英雄史观就是：“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井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能够决定历史进程，是因为他把握了历史规律，并且在最好的时机中把握了这个规律，这不同于英雄决定论，也不同于配子史观，当然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也不同。关于英雄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英雄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胡克那里并没有什么创新的论述，而其实当胡克把英雄定义为创造性人物的时候，他其实在接下来展开的论题中，为现实的“今天”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何对英雄人物进行提防？
其实早在“作为事件和问题的英雄”中，胡克就有过了这种担心，他认为，当群众是英雄人物的某种崇拜者的时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自己的信仰物，所以英雄打上了人造的烙印，当英雄从战争、征服和神圣的十字军中杀出一条血路而赢得了伟大的尊号时，他们其实已经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甚至成为了一个“父亲”，登上神坛的英雄，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当然是一个威胁。所以胡克认为，“民主社会所应该信赖的乃是：自己的民主制度的结构，权力和利益中心由大多数来掌握的原则，教育和道义精神等等。”也就是说，要从对于英雄的崇拜和信仰变成对于大多数人的尊重和教育，这里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任何人只要他能把工作做好；对于公众的福利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便是一位英雄。”也就是说，与其让少数人成为英雄，成为偶像，成为父亲，不如让“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口号成为规范的理想。
这种普泛意义的英雄主义就是一种真正的民主，而民主的本质是在尊重规律中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行动。而在胡可看来，历史规律是各组事物之间的一种决定关系，人们用这种关系来解决问题，来克服障碍，来预测未来，当人掌握了历史规律，也就可以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协同、合作，成为自发性的行动，也就是从个人的英雄主义扩展到类的自由行动中：“在这个自由社会当中，每个公民都能参预集体政策的决定，以导向解放各种各样的有才能的人物为目标的明智的计划政策，同时，也能够捍卫私生活领域，而使它得以持续保存下来，在这个私生活领域之中，人人都有自做决定的自由。”
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见解，历史上的英雄是帝王，是天才，是杰出人物，是领导者，但是最后在必然的历史中，英雄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从单数到复数，从偶然到必然，从专制到民主的一次突围，正像胡克所说：“我们既然断然委身于民主主义哲学，便不能再把现存于我们面前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道路的选择完全付托给一位事变创造性人物，或者付托给一个不受控制的政治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