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吕思勉

	编号：Z55·2161109·1350
	作者：吕思勉 著
	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5.90元
	ISBN：9787560975757
	页数：160页

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
——《历史与文学》

历史是谨慎的，历史是少言的，历史却需要真相，站在“现在时”的吕思勉似乎已经距离历史有些距离了，当以回首的方式“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时候，这一条史学的原则又如何体现？吕思勉面对历史的时候，其实他设置了一个参考背景，那就是文学，而对于三国来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文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文学，“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文学。

可以说，文学里的三国在给人们带来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历史本身，吕思勉回忆自己教授历史多年，很多学生对历史知之甚少，但是“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在他看来，这自然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作为中国行销最广的书籍，《三国演义》几乎成为了通俗教育的一种范本，而在他看来，这只是文学之一种，并非是史实的记载和评述，“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的这首诗很生动地描述了说书的在通俗教育中的作用，而口头的说书变成书面的平话，只是文学意义上的升级，而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消闲”：“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这其实就指出了小说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文学是用以消闲的，所以在演义中，重要的一种手法便是假设，而它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感情，那些离奇变幻的情节，那些拍案惊奇的故事，都是表达一种文学趣味，所以既可以洋洋洒洒来叙述发生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评析那些人物，这是文学的一种自由。但是这种创作在吕思勉看来，却是一种“浅薄”：“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很明显，吕思勉把文学归类为“浅薄”之学，称之为幼稚，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是为了满足一种私欲，“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满足自我的感情当然和满足私欲，所以在“私”层面意义上，文学离讲述“事实的真相”的历史很远。

获得无意义的知识，是一种私，刺激并满足感情，是私，这甚至不只是文学的趣味，在历史中同样有一种要不得的私，《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作为中国历史学著作之一，《汉书》的地位很高，但是在吕思勉看来，这无非也是班固满足私欲的一种表现，“把王莽说得如何坏，又说当时海内的人心如何思汉，怕只因写《汉书》的班固本是汉朝的亲戚；他又是一个无识见的人，根本不懂得历史是国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罢？”这是一种有功利性的私，因为和汉朝有家族利益这种私的存在，所以班固在写作《汉书》的时候，掺杂了太多个人的主观，而这种主观把作为国民的公物变成了“一家的私物”。

这是吕思勉的破，“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而私的反面当然是公，所以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公”，撇出私的目的和趣味，导向公的作用，吕思勉在驳斥文学的浅薄的同时，也慢慢建立了自己澄清谬误的历史观。而在纷纭变幻的三国时代，吕思勉以“史话”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来谈三国的人和事，其实也是对于三国通俗文学作品反唇相讥的一种手法，演义取得了特殊的教育效果，那么通俗的史学作品是不是也能起到另一种澄清谬误的教育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谬误在哪里？宦官真的只是阉割的人所做的官？亲戚二字是在古代就是指异姓而言，从而变成了诟病的“外戚”？董卓的扰乱仅仅只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政治问题？在种种的问题中，吕思勉其实侧重于对曹操进行评述，侧重于在魏武帝的史实中阐述“公”的意义。

在“褒刘贬曹”的《三国演义》中，曹操是奸臣，是奸贼，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对他最不齿的事情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吕思勉认为，《三国演义》的这种说法全来自于流行于民间的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在吕思勉看来，曹操能够击败各路群雄，在北方立足，也是一种“相当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太多的关系，一方面当时的天子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对于一个傀儡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挟不挟的必要性？而从曹操本身来说，他也根本不需要“挟天子”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二十岁被举为孝廉，后来做了济南相，在政治上应该初露锋芒；后来辞职之后，他的想法甚至是出世的：“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是一种高尚的志趣，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富贵利达的人；而当他出兵讨伐董卓、破降黄巾军三十余万，才是他政治生活真正的开始。

为了汉室，他讨伐了董卓，为了大局，他扑杀了伏皇后，为了稳定，他征讨吴国和蜀国，种种都使她成为汉末的政治领袖，“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所以在最后，他执守臣节，不肯篡汉，这一点吕思勉认为是一种道德：“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三国演义》说他是汉贼，就是一种低级趣味，而在和“狭天子以令诸侯”无关的成功中，她考的是“政治清明，善于用兵”。也正是因为如此，吕思勉认为曹操是当时的英雄，就像他引用明朝王阳明说的那句话：“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

而这样一种英雄完全是建立在公的基础上，吕思勉在《论学集林·蒿庐论学丛稿》的《论“魏武帝”》中说：“夫惟无意于功名者，其功名乃真。公初仅欲作郡守，后又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虽至起兵讨卓之后，犹不肯多合兵是也。惟不讳为身谋者，其为公家谋乃真。使后人处公之位，必曰所恤者国家倾危，身之受祸非所计，更不为子孙计也。然其诚否可知矣。”不为私之利，只为公家谋，所以曹操说：“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吕思勉对他的评价是：“从古英雄，有能如是坦白言之者乎？”

“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在从两汉到魏晋，中国历史的确走向了一种大裂变，究其原因，吕思勉认为这种政局降落的原因就是道德的沦落，让那些狡诈之人得势，在他看来，应该对这种政治道德沦落负责的不是曹操，而是司马懿，他“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对比明显，一个是坚贞坦白的真英雄，一个却是满足私欲的窃权者。一个是封建时代的光明面，而另一个则是黑暗面。

而在评述这段封面时代尾声的时候，吕思勉在魏武帝之外，还提到了另一个人物，那就是诸葛武侯，“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他认为，当历史进入到封建尾声的时候，他们却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光荣。而在诸葛亮的身上，最大的体现也是一种为公思想，在《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中他引用给出师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献给国家，也是对于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达，而这种“读史者以为美谈”的故事所传递出的“公心”其实也并非诸葛亮独有，夏侯惇又“陛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的想法，徐邈有“赏赐皆散与将士，无人家者”的实践，邓芝也有“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的品德，吕岱有“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的做法。，“其所为皆与亮同。”甚至，陈表说：“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而朱桓则立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的志向，种种做法，却更是牺牲自己，“则尤有进焉者矣。”

列举这些史实的目的很明确，当吕思勉读《三国志》中曹操的故事，“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当谈及诸葛亮为公的举动，“读史者以为美谈”。这种包含个人感情的抒发，也是为了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意义，虽然吕思勉反对“前车之鉴”的说法，“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史事绝不相同，失败者只在历史本身之中，但是在历史真相中启示后来，却也是一种史学观，所以在谈到“外戚”的演变时，他说：“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在谈及曹操的用兵时，引用他的说法：“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吕思勉提出的问题是：“自清末孕；民国，军人纷纷，有一人知念此者乎？”

并非映射，只是期盼，期盼一种“为公家谋”的人，期盼一种坚贞坦白的真英雄，期盼一种平定天下的好首领，“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

	编号：Z95·2160826·1325
	作者：吕思勉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22.30元
	ISBN：9787208122659
	页数：457页

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所处的境界，是“参考书籍十不备一”的现状，是“不能完善自无待言”的现实，1939年，对于吕思勉来说，更是一个“革命途中的中国”的时代，站在《中国通史》的时间端点，站在“我们现在”的历史际遇中，他所看见的并不只是那个数千年的大国，并不是朝代更迭的古国，回望而转身，他的目光是要从历史的那一侧，窥见中国社会的新脉络，发现中华民族的新希望，所谓“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而这也是作为史学家的吕思勉在这个处于民族危难的时代，赋予自身的一种责任担当。

历史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历史学到底该研究什么？历史是由时间来记事，漫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太多的事件发生，有着太多的朝代更迭，有着太多的人物生死，而在吕思勉看来，这些都是“事”而已，而历史绝非只是记事之书，“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每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它不会在另一个时代同样发生，所以执着于事件，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做法，而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从众事中发现“理”，而理又是包括众事的，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朝代如何会衰落，一个国家如何会富强，就在于其有发展的规律，而这个发展规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就有了对于诸事进行判断、评价的理由。

一方面，众事中包含着理，这是理的基础，而另一方面，理之依存也必须要有事，“理是因事而见的，含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吕思勉从辩证统一的角度而提出，“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所以他认为，作为史学，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探究规律，并且依照规律来解释现象，来指导未来，他列举了史学所求的几个方面：一是搜求既往的事实；二是加以解释；三是用以说明现社会；四是“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解释事实，说明社会，这其实是史学的第一种目的，“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所以吕思勉在史学上所要求的的是不迷信于习惯思维，而是要有一种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众多历史现象中说明社会，把握事理。有人说，一夫一妻的家庭，是最原始的男女关系；有人说，衣服的出现，是因为在最初有了“以裸露为耻”的观念；有人说，尊祖、崇古，是族制的伦理使然；也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对于历史发展没有一点好处……有人说，当然也有其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种的所谓观点，在吕思勉看来，正是一种狭隘的、不加以推考的观念，只是一种习惯思维，甚至只是道听途说。

对于婚姻制的错误观念，就是因为“妄以己意推测”，就是站在自己现在的立场和知识水平而言，一夫一妻不是原始的男女关系，家庭的起源也并不是为了满足所谓的性欲，而结婚的幸福，在古代也并非是属于结婚者自身的欢乐，而是和整个家族相关。吕思勉从史前史的考古发现，从婚姻的产生和发展，从当时的社会形态分析，对于婚姻历史做了全面考察，在他看来，人类的婚姻，是从全无禁例开始的，而后有了禁例，然后缩小了通婚范围，渐渐有了家庭，而家庭的出现，是由于女子作为交换品而开始的女医，也就是说，是男女两性分工而产生的经济上的差异，出现了服务婚，继而又演变成卖买婚。而在异姓间，从最初的掠夺到后来的卖买，再到聘娶，最后从敌意变为和谐，于是有了更广泛的联络。所以婚姻在古代，很大程度上并不关乎男女之间的个体感受，所谓性欲也好，忠贞也罢，其实背后都有着家族利益，“昏礼不贺，人之序也。”所以在家族主义的昌盛时期，“个人价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同样在《政体》一章中，吕思勉也政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指出了其特有的形式，“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的，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但是现在很多的史学家却把以前的时代统一为“封建时代”，暗含着一种对于低级社会形态的鄙视，甚至就此论及国人自古就是专制，其政治治理能力不及西方。吕思勉首先从“封建”两字出发，他认为，“寄封建二字，原不妨扩而充之，兼包列国并立的事实，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个封他的人”，也就是说，封建，并非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分封的制度，他认为，封建时代可以分为以部落为标志的先封建时代和封建时代，而封建时代的“封建”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指慑服异部族，使其表示服从；二是打破异部族，改立自己的人为酋长；三是使本部族移殖于外言之。

所以封建是建立一种关系，是为统一迈出的第一步，而在这“封建”的第一步之后，则是互相兼并的第二步，而不管是建立关系，开始开拓疆土，所谓封建时代的统一其实是文化上发生的关系，因为只有文化上先进，国家实力才能强大，才可以征服他国，才可以开疆拓土，聚集人口，发展生产，从而国力进一步提升，然后继续开拓，在剧烈的斗争中取得优势，最后才实行新的统治，如此，分立而统一，也都是文化起到的作用。所以吕思勉认为，“封建之世，所谓朝代的兴亡，都是以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强国，夺一强国的地位，或竟灭之而已。”

朝代兴亡，是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争斗，而在其内部，政体却总是以民主的方式出现的，“不论那一国，其元始的政治，必为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灭。”所以从这个历史之众事中，吕思勉所提出的理便是：“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而这种民主之理，其意义当然是为了说明社会，更是为了指示未来。

在过去和现实以及未来的脉络中，吕思勉其实已经显露了他的历史观，那就是“文化历史”：“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从朝代兴亡，国家更迭的演变来看，更多人把历史的看重于政治，而吕思勉却认为，主导历史的真正事理是文化，“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为什么是文化，他说过国与国的较量，国与国的战争就是文化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有了文化的强大，才可以聚集人口，才可以发展生产，才可以开拓疆土，才可以同化异族。在《中国民族的由来》中，他站在世界的角度说：“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而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异族的同化就是中华文化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汉族恃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这便是在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

正是因为文化具有同化的价值，所以当站在历史端点的时候，吕思勉其实有着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中国通史》的体例也很好诠释了吕思勉的文化历史观，著作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来叙述中国历史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每一种制度都体现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能梳理背后的理。而在下册对于政治历史的变迁中，吕思勉也对文化史观进行了阐述，“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

秦始皇被称为暴君从而将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秦始皇有一种伟大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抱负是凝聚着法家的文化智慧，“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这是不善于把握文化的统治力所致；南北朝被认为是一个混乱的黑暗时代，而在政治之外，其实文化却依然在发展，甚至因为时局的动荡反而使得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这是民族大融和的序幕，在这个序幕拉开之后，异族被同化的步伐加快，“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甚至有人提出，唐朝统治者也具有胡族血统，但是在一种文化的大融合里，血统反而退其次，甚至在文化的一统中成为一个民族，“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

吕思勉从文化发展和融合的角度，将受西方文化影响钱的中国文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的诸子之学，第二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是宋元明时代的理学。第一期的学术，主要矫正社会的病态，是“拨乱世，反之正”，是一种“正”的文化；第二期的文化讨论的是人性，办法则是将坏人变成好人，这是“反”的文化；而到了第三期的理学，“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这是“合”的文化。

但是因为宋明理学认为社会组织的合理性，于是便以规劝代替变革，“要藉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实际上是不适应竞争，所以从十一世纪开始，中国在缺乏文化的创新、变革和竞争中，也失去了优势，从而受到了外来侵略，“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所以在西方文化发展之时，中国便开始落后，而在文化的碰撞中，还有一种机会是“光复运动”，吕思勉认为，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是汉朝文化的一次光复机会，但是由于和社会、政治革命同步，急于用低劣的手段建立一种均贫富主义的社会，另外，不明白满清失败的原因，不明白外力的压迫原因，所以抛弃了文化建树，反而盲目地为自己建立政权，以致最后一败涂地，“所以我说他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文化上的落伍。”

中国产生过辉煌的文化，在同化异族过程中显示了其强大的力量，而这种文化优势对于“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具有更现实的意义，所以当站在“通史”的现在时，当走在革命途中，吕思勉依然希望中国文化来一次真正的光复，而光复的要义是“对外”：“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在经济上，解除外力的压迫是为了生息，是为了资源；而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甚致当前的意见，亦非此无以调和。”

对外而不在于对内，这是吕思勉对于中国现实开出的药方，这是文化史观下的拯救，也是历史学中流露的自信，“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在诵读梁任公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的呐喊中，吕思勉仿佛要看见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自强的中国，一个独立的中国，一个革命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