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6 《中国通史》：“含事而求理”的文化自信

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所处的境界，是“参考书籍十不备一”的现状，是“不能完善自无待言”的现实，1939年，对于吕思勉来说，更是一个“革命途中的中国”的时代，站在《中国通史》的时间端点，站在“我们现在”的历史际遇中，他所看见的并不只是那个数千年的大国，并不是朝代更迭的古国，回望而转身，他的目光是要从历史的那一侧，窥见中国社会的新脉络，发现中华民族的新希望，所谓“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而这也是作为史学家的吕思勉在这个处于民族危难的时代，赋予自身的一种责任担当。

历史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历史学到底该研究什么？历史是由时间来记事，漫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太多的事件发生，有着太多的朝代更迭，有着太多的人物生死，而在吕思勉看来，这些都是“事”而已，而历史绝非只是记事之书，“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每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它不会在另一个时代同样发生，所以执着于事件，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做法，而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从众事中发现“理”，而理又是包括众事的，这也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朝代如何会衰落，一个国家如何会富强，就在于其有发展的规律，而这个发展规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就有了对于诸事进行判断、评价的理由。

一方面，众事中包含着理，这是理的基础，而另一方面，理之依存也必须要有事，“理是因事而见的，含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吕思勉从辩证统一的角度而提出，“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所以他认为，作为史学，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探究规律，并且依照规律来解释现象，来指导未来，他列举了史学所求的几个方面：一是搜求既往的事实；二是加以解释；三是用以说明现社会；四是“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解释事实，说明社会，这其实是史学的第一种目的，“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所以吕思勉在史学上所要求的的是不迷信于习惯思维，而是要有一种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众多历史现象中说明社会，把握事理。有人说，一夫一妻的家庭，是最原始的男女关系；有人说，衣服的出现，是因为在最初有了“以裸露为耻”的观念；有人说，尊祖、崇古，是族制的伦理使然；也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对于历史发展没有一点好处……有人说，当然也有其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种的所谓观点，在吕思勉看来，正是一种狭隘的、不加以推考的观念，只是一种习惯思维，甚至只是道听途说。

对于婚姻制的错误观念，就是因为“妄以己意推测”，就是站在自己现在的立场和知识水平而言，一夫一妻不是原始的男女关系，家庭的起源也并不是为了满足所谓的性欲，而结婚的幸福，在古代也并非是属于结婚者自身的欢乐，而是和整个家族相关。吕思勉从史前史的考古发现，从婚姻的产生和发展，从当时的社会形态分析，对于婚姻历史做了全面考察，在他看来，人类的婚姻，是从全无禁例开始的，而后有了禁例，然后缩小了通婚范围，渐渐有了家庭，而家庭的出现，是由于女子作为交换品而开始的女医，也就是说，是男女两性分工而产生的经济上的差异，出现了服务婚，继而又演变成卖买婚。而在异姓间，从最初的掠夺到后来的卖买，再到聘娶，最后从敌意变为和谐，于是有了更广泛的联络。所以婚姻在古代，很大程度上并不关乎男女之间的个体感受，所谓性欲也好，忠贞也罢，其实背后都有着家族利益，“昏礼不贺，人之序也。”所以在家族主义的昌盛时期，“个人价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编号：Z95·2160826·1325 作者：吕思勉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22.30元 ISBN：9787208122659 页数：457页

同样在《政体》一章中，吕思勉也政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指出了其特有的形式，“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的，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但是现在很多的史学家却把以前的时代统一为“封建时代”，暗含着一种对于低级社会形态的鄙视，甚至就此论及国人自古就是专制，其政治治理能力不及西方。吕思勉首先从“封建”两字出发，他认为，“寄封建二字，原不妨扩而充之，兼包列国并立的事实，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个封他的人”，也就是说，封建，并非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分封的制度，他认为，封建时代可以分为以部落为标志的先封建时代和封建时代，而封建时代的“封建”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指慑服异部族，使其表示服从；二是打破异部族，改立自己的人为酋长；三是使本部族移殖于外言之。

所以封建是建立一种关系，是为统一迈出的第一步，而在这“封建”的第一步之后，则是互相兼并的第二步，而不管是建立关系，开始开拓疆土，所谓封建时代的统一其实是文化上发生的关系，因为只有文化上先进，国家实力才能强大，才可以征服他国，才可以开疆拓土，聚集人口，发展生产，从而国力进一步提升，然后继续开拓，在剧烈的斗争中取得优势，最后才实行新的统治，如此，分立而统一，也都是文化起到的作用。所以吕思勉认为，“封建之世，所谓朝代的兴亡，都是以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强国，夺一强国的地位，或竟灭之而已。”

朝代兴亡，是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争斗，而在其内部，政体却总是以民主的方式出现的，“不论那一国，其元始的政治，必为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灭。”所以从这个历史之众事中，吕思勉所提出的理便是：“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而这种民主之理，其意义当然是为了说明社会，更是为了指示未来。

在过去和现实以及未来的脉络中，吕思勉其实已经显露了他的历史观，那就是“文化历史”：“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从朝代兴亡，国家更迭的演变来看，更多人把历史的看重于政治，而吕思勉却认为，主导历史的真正事理是文化，“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为什么是文化，他说过国与国的较量，国与国的战争就是文化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有了文化的强大，才可以聚集人口，才可以发展生产，才可以开拓疆土，才可以同化异族。在《中国民族的由来》中，他站在世界的角度说：“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而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异族的同化就是中华文化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汉族恃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这便是在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

正是因为文化具有同化的价值，所以当站在历史端点的时候，吕思勉其实有着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中国通史》的体例也很好诠释了吕思勉的文化历史观，著作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来叙述中国历史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每一种制度都体现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能梳理背后的理。而在下册对于政治历史的变迁中，吕思勉也对文化史观进行了阐述，“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

秦始皇被称为暴君从而将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秦始皇有一种伟大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抱负是凝聚着法家的文化智慧，“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这是不善于把握文化的统治力所致；南北朝被认为是一个混乱的黑暗时代，而在政治之外，其实文化却依然在发展，甚至因为时局的动荡反而使得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这是民族大融和的序幕，在这个序幕拉开之后，异族被同化的步伐加快，“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甚至有人提出，唐朝统治者也具有胡族血统，但是在一种文化的大融合里，血统反而退其次，甚至在文化的一统中成为一个民族，“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

吕思勉从文化发展和融合的角度，将受西方文化影响钱的中国文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的诸子之学，第二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是宋元明时代的理学。第一期的学术，主要矫正社会的病态，是“拨乱世，反之正”，是一种“正”的文化；第二期的文化讨论的是人性，办法则是将坏人变成好人，这是“反”的文化；而到了第三期的理学，“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这是“合”的文化。
 
但是因为宋明理学认为社会组织的合理性，于是便以规劝代替变革，“要藉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实际上是不适应竞争，所以从十一世纪开始，中国在缺乏文化的创新、变革和竞争中，也失去了优势，从而受到了外来侵略，“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所以在西方文化发展之时，中国便开始落后，而在文化的碰撞中，还有一种机会是“光复运动”，吕思勉认为，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是汉朝文化的一次光复机会，但是由于和社会、政治革命同步，急于用低劣的手段建立一种均贫富主义的社会，另外，不明白满清失败的原因，不明白外力的压迫原因，所以抛弃了文化建树，反而盲目地为自己建立政权，以致最后一败涂地，“所以我说他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文化上的落伍。”

中国产生过辉煌的文化，在同化异族过程中显示了其强大的力量，而这种文化优势对于“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具有更现实的意义，所以当站在“通史”的现在时，当走在革命途中，吕思勉依然希望中国文化来一次真正的光复，而光复的要义是“对外”：“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在经济上，解除外力的压迫是为了生息，是为了资源；而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甚致当前的意见，亦非此无以调和。”

对外而不在于对内，这是吕思勉对于中国现实开出的药方，这是文化史观下的拯救，也是历史学中流露的自信，“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在诵读梁任公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的呐喊中，吕思勉仿佛要看见一个文化的中国，一个自强的中国，一个独立的中国，一个革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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