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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36·2190320·1553 |
| 作者：【德】胡塞尔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99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12.00元当当6.00元 | |
| ISBN：9787100071949 | |
| 页数：140页 |
“所有那些——心理现象的东西，自在和自为地看，都只是现象，而不是自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完成了对心理主义的有力抨击之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又开始在两条站线上作战：一方面是与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与历史主义，前者主要表现在当时盛行的实验心理学的各种学说之中，后者则主要是指为狄尔泰等人所倡导的历史学派，胡塞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批判的继续，他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提示这些学说的相对主义和主义之最终结局。除此之外，由于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表露了他与狄尔泰思想的分歧，因而这篇文字对后人理解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作用。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要将它转变为一种秩序
自然主义者们和历史主义者们在为世界观而战，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从事这项工作：将观念转释为事实并且将所有的现实、所有的生活都转变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无观念的“事实”混合物。他们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事实的迷信。
——《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
科学是非人格的，科学只相信“合理性”，科学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科学的态度是对含糊的“观点”予以蔑视的拒绝，为什么哲学是而且必须是“严格的科学”？当胡塞尔要把哲学纳入到精神科学的体系里，是不是一种冒险？或许这种冒险所能抓住的机会就在于如何从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窠臼中解脱出来，就在于如何从“为世界观而战”变成为“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而战，意味着将观念变成一种秩序——似乎一直以来哲学和科学就走在分叉的道路上，而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分叉就在于对事实本质界定的混淆，而冒险之正途也就是找到误入歧途的那个起点：“困境在这里是起源于科学。但唯有科学才能最终克服这个起源于科学的困境。”
困境之前，或者胡塞尔之前，哲学都被当成了一种“世界观”，这种危险并不在于对于哲学的构建会陷入对事实的迷信，更重要的是在所谓的纯粹理性支配下，哲学永远会变成一种哲思，甚至在“放弃了一切绝对观念性和有效客观性的怀疑”中，使哲学变成了一种怀疑论，最终失去对一门绝对哲学的总体信任。实际上，这种危险是改变了理性的意义，所以胡塞尔才会把矛头对准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正是它们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使理性规范支配生活称为可能，甚至在18世纪的时候，成为随着精确科学的强大而引发的诸多反应之最显著一种，并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所以当胡塞尔剑指“对事实迷信”的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哲学带入“总体信任”中，就是要构建未来的哲学“体系”，就是要让哲学成为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
这里涉及到的是“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必要性意义上，胡塞尔回顾了哲学发展简史，认为，哲学的历史目的就在于“成为所有科学中最高的和最严格的的科学”，因为“它代表了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认识之不懈追求”，对纯粹而绝对的评价和意愿的不懈追求，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胡塞尔突出了纯粹理性规范的意义，但是从其开端开始，似乎就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康德那里，哲学甚至被表述成一种哲思，所以哲学这一境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为未来的哲学体系提供一种变革的力量——不仅仅是未来哲学需要在变革中构建体系，更重要的是现在如何具有让哲学成为严格科学的信念。
问题就在于发现哲学要进步的变革力量，“在这种变革中，通过对以往哲学所遵循的那种被误认为是科学进程的批判，这些哲学要求成为科学的主张便得到瓦解，而在严格科学意义上彻底地重新构建哲学，这个充分被意识到的意愿现在便是主导性的意愿，并且是决定着工作顺序的意愿。”所以要构建未来之哲学，必须批判过去之哲学，纠正现在之哲学。18世纪随着精确科学的强大而出现的自然主义，看起来它的目的是将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但是胡塞尔认为，自然主义的方法和目的都是不可信的，而且正是有一种将哲学变成实证科学的观念，使得它走向了将意识自然化，继而将观念自然化、规范自然化，最后扬弃的自身反而走向了科学的反面。
自然主义似乎是对于自然的一种观念，但是它绝不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观念，胡塞尔认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以客观有效的、严格科学的方式来认识这种自明的被给予性”，自然科学的出发点是素朴的，他所认识的事物是不言自明的，“作为静止的、运动的、变化的事物而存在于无限的空间之中，并且作为时间性的事物而存在于无限的时间之中。”自然是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在空间、时间上存在的统一意义上的自然，自然主义也应该是对自然发现的结果现象，但是当对自然的发现变成一种主义，变成一种观念，其实陷入了背谬的困境中，那便是“扬弃自身”——它在教诲、在布道、在训导、在改造，当否认的东西是为了自身要求而预设，那么就是将意识自然化了，进而在观念和规范上进行了自然化。
胡塞尔举心理学为例，在他看来，心理物理的心理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是一门具有严格科学地位的哲学，甚至在他看来，“严格的心理学不言而喻地是所有精神科学的基础，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因为心理学的任务就是科学探究心理因素，客观有效地规定心理因素，发现它们的构成和变化、形成与消失的和规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心理物理的判断都包含着对物理自然的“实存设定”。所以在心理学中，是否是一种科学，其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存在是意识的“相关项”，也就是说是合乎意识的“被意指之物”，它是被感知之物，、被回忆之物、被期待之物、被想象之物……诸如此类，但是只要是理性话语的客体，而且在认识中，它就能在意识中显示自身，“并且根据所有认识的意义而成为被给予性。”同样，意识的经验也能给予或切中一个对象：
经验如何能够通过经验来相互证明或相互纠正，而不仅仅只是主观扬弃自身或主观地加强自身；一个经验逻辑意识的游戏如何会意味着客观的有效，意味着对自在、自为存在事物的有效；意识有趣的游戏规则为何对事物并非无关紧要；为什么自然科学应当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只要它以为在其每一个步骤中都设定了并认识了自在存在的自然——相对于意识的主观河流而言的自在存在——一旦反思严肃地朝向这些问题，它们便都变成了谜。
对象是可以存在的，但必须在认识上能表明自身存在，“而且是如此地存在着”，这种表明自身“而且是如此存在”，在胡塞尔看来，就是一种“被给予性”，这是关于意识的科学，时意识的现象学，但是心理学却并不是如此，胡塞尔认为，心理学与“经验意识”有关，于经验观点中的意识有关，而这种意识是自然联系中的“此在者”，所以心理学虽然所持的是自然主义观点，却在背谬中将意识自然化了，这种自然化带来了心理学判断中的概念变得混乱，而此基础上，所谓的“经验”也不再具有被给予性，不再是一种客观，因为个体此在、心理因素都变成了第二意义的自然。
如何消除背谬？如何被给予客观的经验，如何发现本己意义的客体？胡塞尔自然认为现象学是构建这一科学的不二法门。在他看来，经验的被给予性要得到客观的规定，必须回溯到经验的本己意义，经验要成为被经验到的东西，就必须被纳入到包容性的联系之中，这是一条现象流，是带着一条贯穿的意向主线，“就像它们自身给予的那样”：“作为它们之所是的这个流动着的意识到、意指、显现，作为这个前景意识到和背景意识到，作为意识到的当下呈现之物或前当下呈现之物，作为被想象之物或被符号化之物或被映像之物，作为直观性的东西或空乏表象性的东西，如此等等。”而心理学所谓的现象是一种观念化的经验，它不是“永远是它之所是”的自然，当然也不是自然主义构建下的客观存在。
现象学是一条现象之流，是“对极为错综复杂的意识问题的完全献身中、在完全自由的、不为任何自然主义成见所迷惑的精神中进行的现象学”，只有它才能提供对“心理”的理解，所以胡塞尔认为，在现象学之上的认识论才能构成哲学的基础，才能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同样，胡塞尔认为以兰克、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者，也和自然主义犯了同样的错误。历史主义强调知识的历史性，主张用历史理性来取代纯粹理性的优先地位，所以历史的价值就变成了一种观念，一种“熟识”，“通过对一个历史地被再构的精神构形的熟识，对在它之中起制约作用的意见或意指的熟识，以及对从属的动机联系的熟识，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个精神构形的内部意义，而且也能够评判它的相对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规定着的思维便产生了世界观哲学，这种哲学是为生活和世界提供相对而言最完善的回答，也就是说，即使用最佳可能澄清了不确定性，依然是一种相对主义，看起来是实现了一种“自然化”，但最后陷入的是一种怀疑主义困境中。
胡塞尔认为，历史的东西也是一种存在，而且是精神的存在，是“可理解的”、“可解释的”，这种意义的存在就需要各个内部自身达到统一，而统一需要从认识的源泉来论证——返回“历史”事实，就是回溯到那个伟大的、独一无二的精神领域，这个精神是“活着的、内在最丰富的、但自身仍然含混的、未被理解的智慧”，也只有从这种状态出发，才能开启逻辑加工的可能性，继而完成在严格科学中的逻辑方法学——科学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科学拒绝含糊的观点，科学清除对事实的迷信，而科学也是非人格的——科学的合作者不需要智慧，不需要深邃，它需要的是一种秩序，一种简单的、完全清晰的、被阐明的秩序。
秩序是为了合理性目的而存在的，所以在胡塞尔看来，哲学的终极的、极端的态度就是科学：“我们不接受任何现有的东西，不承认任何传统的东西为开端，并且不为任何哪怕是伟大的名字所迷惑，而毋宁是在对问题本身以及从它们中所产生的要求的自由献身中来试图获取开端。”它是真正的开端和起源，它关于万物之本：
只要哲学是在向最终的起源进行回溯，它的本质便恰恰在于：它的科学工作是在直接直观的领域中进行；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迈出的最大一个步伐便是，它认识到，借助于正当意义上的哲学直观，借助于现象学的本质把握，一个无限的工作领域便显露出来，一门科学便显露出来，它不带有任何间接的符号化和数学化的方法，不带有推理和证明的辅助，但却获得大量最严格的并且对所有进一步的哲学来说决定性的认识。
让哲学成为科学，在胡塞尔看来，就是让哲学“回到”科学：回到意识本身，回到被给予性的经验，回到事实的本质直观，回到精神科学既有的秩序，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回到纯粹理性规范，“现象学的方法是一条通向科学的理性理论的真正道路，也是一条通向充分的心理学的真正道路。”但是当哲学的困境起源于科学，当对含糊的“观点”予以蔑视的拒绝取决于意识，当深邃和智慧成为哲学的另一种追求，规范理性批判会不会变成一个伪命题？或者胡塞尔、现象学会不会只是个体此在的一种认识论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