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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7·1970502·0367 |
| 作者：（奥）维特根斯坦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96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8.00元 | |
| 页数：358页 |
作为分析哲学的代表，维特根斯坦始终致力于对语言本质的探究，与他的《逻辑哲学论》一样，维特根斯坦以片言只语的形式深入到语言的内部：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发挥语言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研究》只是一部西方语言学的著作，它在更深层意义上探讨了语言的哲学意义，一种充满游戏式的形式主义。”
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装着某种东西的盒子：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甲虫”。谁也不能窥视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盒子，而且每个人都说他只是通过看到他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
盒子一定是封闭的，它属于每一个拥有的人，在不被打开的时候，在无法窥视的时候，和每个人有关的盒子当然呈现出一种私人性，但是关键是，这样一种设定是不是为了公共性上被说出？维特根斯坦显然已经表明了这个游戏的用意：让大家知道甲虫是什么？在每个人可能侵入私人化的盒子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是“说”：“每个人都说他是通过看到他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说是关键的行为，在他看到甲虫并知道甲虫是什么的时候，他才能说，而说的对象便是他们——从他看到并知道并说出，到他们知道他人的甲虫是什么，似乎这个游戏才会终结。
但是私人性和公共性在这里是矛盾的，当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窥视看见别人盒子里的甲虫，当自由通过每个人的说知道甲虫是什么，这种公共性依然可能只存在于甲虫的私人性中，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出了一个可能：“盒子甚至是空的。”也就是被他们知道的甲虫在说的过程中可能是一种阙如，因为盒子里的东西可以完全被“约简”了，无法它是什么，在说的过程中都在可能性里变成了没有的“甲虫”，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盒子里的东西在该语言游戏中根本没有位置。”甲虫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位置，恰恰就在于它是私人经验，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指称，也恰恰在于它是以“对象和名称”的模式来解释感觉表达式的语法，因为，“关于私人经验的根本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范本，而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其他人有的也是这个还是另外的某种东西。”
它是经验意义上的感觉表达式，就像说“红”的时候，只是指称一种私人的东西，它无法帮助我们把握它的功用，一部分人对红有一种感觉，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则有另一种感觉，在这里没有判断，没有判断上的认同，也没有逻辑，没有逻辑里的命题，它只是一种经验，一种对经验的描述，所以它是有特定用途的工具，而无法成为事实的“词语图像”，它是“看上去是怎样的”一种表达。所以当盒子属于每一个人，当“甲虫”是被每个人描述的，其中导致“致人迷误的因素”就在于那个“说”，那个称之为以“对象和名称”模式来揭示感觉表达式的语法，因为，在这个“说”的语法中，“对象就会由于不相干而不被考虑。”
语言到底是什么，说的过程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从儿童学说话时使用原始形式的语言这一例子开始，指出语言的教学是一种训练，它是一种“实指教词”，也就是说，它是在指向实体的过程中训练成一种原始语言，在这里没有“说明”，这种“实指教词”的语法是“……表示……”，比如工具箱中的工具，锤子、钳子、锯子、起子、尺子、熬胶的锅、胶、钉子和螺钉，它们首先是可以被指出的实体，然后变成了训练中的词，但是在词和实体的对应关系里，“表示”的训练只是一种标出，一种把被表示的对象用该指号标出，在这个过程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当我们说：‘语言中每个词都表示某种东西’时，我们还没有说出任何东西；除非我们已经确切地说明了我们希望作出的是什么区别。”
但是，当对象被标出，语言中的词表示了该对象，有人通过标记把工具拿出来了，这其中是不是有变成了行动的断定？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叙说是一种活动，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和动物一样，“命令、提问、叙述、聊天如同走路、吃、喝、游玩一样，是我们的自然史的一部分。”甚至这种实指也可以指向颜色，指向种族，指向方位，“在每一个场合中，对实指定义都可能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在这个行动的断定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个人若要能问及一个东西的名称，他必须知道某种事情，那么这个“知道”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命名，而且是对东西的命名，是在名字和被命名的东西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关系很可能就存在于下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在听到该名称时便在心中唤起被命名的东西的图象；把名称书写在被命名的东西上；或者是在指着那个东西时发出那个名称的读音来。”
命名一个东西名称，在名字和被命名的东西之间建立关系，这似乎就是“对象和名字”模式的建立，但是这个模式在唤起了东西的图像，在指出了名称的读音之外，其实也使用了意义，而意义之出现，不是作为名称的承担者，而是名称的意义，就像“X存在”，X在这个句子里，X是作为名称的承担者出现的，当X不存在，只是名称的承担者不存在，而不是意义的不存在，意义还在，它就是这个句子的使用状态中，不是随着名称承担者的消失而消失，所以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它是一种“只在自为地”存在，由此，这个对象和名称的模式就超出了感觉表达式的语法，而具有了哲学性，“当语言休假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在这里，我们可能真的会幻想命名是心灵的某种奇异的活动，好像是对一个对象施行的洗礼。”“X存在”也从名称承担者的存在描述变成了有关“X”这个词的使用命题，由此，维特根斯坦引出了语言的本质这一问题，那就是要寻找语言游戏的共同点。
要找出语言游戏的共同点，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找出相似之处，类比于人的体形、相貌、眼睛、步姿、性情，只有在家族成员之间找出这些东西相互重叠和交叉的东西，那么相似性便凸显出来，所以维特根斯坦从“家族相似性”出发将语言游戏纳入到一个家族中，它需要研究的是功能和结构，研究的是命题和思想，而且是要把本质看成是“某种处于表面之下的东西”，因为，“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当我们问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命题，它们都不是一劳永逸地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也不是依赖于任何未来经验可以从中得出答案的问题，只有从内部透过去才能看到，只有将被分析所挖掘出来的东西找出来，那么语言的本质才会显露出来，而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的意义所在。
如何从内部透过去，如何分析而挖掘？语言哲学涉及的不是“对象和名称”的感觉表达式，也不是经验主义的图像模式，而是命题，是思想：命题不是一般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思想的本质是逻辑，是一种先天秩序，这种秩序到底如何产生？维特根斯坦说“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但是只要存在意思的地方，就一定有完美的秩序，即使意思是通过含糊的语句表达出来的，也有完美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存在就在于有逻辑，在于是一个命题，“逻辑所处理的命题和词被认为是纯粹而又明确的东西。”所以在分析哲学中就没有假设性的东西，就必须抛弃说明，就必须解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是处在“我不知道出路何在”的疑惑中，但是正是这种疑惑而将思想带入到光明之处，所以，“哲学的成果是使我们发现了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胡说，发现了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着的本质，这个疑惑中的光明，是通过哲学发现“胡说”、撞出了肿块中获得的，“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
哲学依赖的逻辑所处理的是纯粹而明确的东西，那么关乎的命题和词就指向了“事情是这样”的形式，命题不管是真是假，它都是一种真值函项演算应用，都是和真概念相吻合，我们可以不说“事情是……”而说“这是真的”。而在语言意义上，从这个命题出发，我们在真概念里就能做这样的事：“好像我们在一刹那就能掌握一个词的全部使用。”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理解一个语句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门技术。要理解一门语言，要掌握一门技术，就必须要有一种规则，那么，规则又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规则是一种代替，是一种表达形式代替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代替不是建立在“遵守规则”的私人性意义上的，因为私人地遵守规则意味着它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建立在人类的共同行为方式上，就如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国度，他听不懂那里的语言，无法理解和服从规则，所以必须有一种基于可代替的规则，必须有共同的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
共同的行为方式指向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是两个事物像一个事物的同一性，而是把一个事物显示给我的东西应用到两个事物中去，“我们有一种正确无误的同一的范例即事物自身的同一。”所以同一性是事物与其自身的同一。在这里，同一是一致，是相同，但是所谓的一致和相同只是同一性的权宜手段，其本质则是事物的自明性，“只有在一个规则的所有结果于我而言都是自明的情况下，就像我把这种颜色称为“蓝色”是自明的一样，在我看来它才能预先就产生了它的全部结果。”所以通过语言的沟通，不仅要用定义的一致而且还有有判断上的一致，自明性才能指向内在经验，才能从内在中透出其本质，才能超越我的私人性而成为一种逻辑规则，而这才是语言游戏的开端。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感到痛”这个被使用的语言，当他说到痛的时候，如果只是在描述个人的感受，就会变成盒子里的“甲虫”，它可能在语言中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痛在这里仅仅是一种对痛这一名称的“指称”。痛必须成为一种痛的范型，必须传递思想，必须表达一个命题，“在‘他感到痛’这句话的语言游戏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行为的图画，而且也有痛的图画。”行为之外的语言，语言建立的范型，范型带来的图画，这就是在命题中表达了思想的哲学，它在语言的基础上，所以，“本质就表达在语法之中。”由此，维特根斯坦说，“当你学会语言时你就学会了‘痛’这个概念。”
但是不管是概念还是命题，不管是规则还是逻辑，不管是自明性存在还是思想中的范型，当语言不再是死的记号，即意味着它被赋予了生命，而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使用”，而这也是让哲学从形而上学意义回到日常生活的一种必然。但是记号被被赋予生命而成为语言，是因为它本身就含有生命之源，还是使用才是它的生命之源？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使用意味着和现实发生接触，意味着实现尚未满足的东西，“期待是尚未满足的，因为它是对某种东西的期待；信念，意见是尚未满足的，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意见：某种实际的、仅在于意指过程之外的东西是事实。”所以意指就是“向某个人走去”，“它们表达我们的兴趣并且指引我们的兴趣。”这种表现为愿望、期待和疑虑的语言生命，就能改变“哲学之病”，“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
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让语言在使用中被赋予生命，当我们说：“这书是我的书吗？”“这只脚是我的脚吗？”“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吗？”“这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吗？”每个问题不仅都是实际上的应用，而且在自我意识产生的疑惑中，在日常生活忽视而产生的晕眩中，其实已经具有了改变“偏食”的意义，它在你心中发生，却使人懂得了我们所使用的表述，就会成为被使用的图画范式，“我们感到好像我们已用思想把实在捕捉到我们的网中了。”在这个捕捉的过程中，它不再是那个盒子里的“甲虫”，它从盒子的内部爬了出来，它变成了有意义的存在，在说出而成为了实在的一部分，由此思想便和实在建立了同一性：“如果我错误地说某物是红的，那么不管怎么说，它就不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