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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61·1951205·0210 |
| 作者：[宋]朱熹 | |
| 出版：齐鲁书社 | |
| 版本：1992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470页 |
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古代儒学的突出贡献就集中在这本《四书章句集注》上，《论语》、《 大学》、《中庸》、《孟子》自朱熹之后被合称为“四书”，对其“集注”也成为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大学》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中庸》的“初学之士或取道统之传”、以及孔子言论的《论语》、孟子言说的《孟子》在朱熹看来都是维护“道”，目的就是以正人心。
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 《论语序说》
翻之，读之，却没有“全然无事”，也没有“知好之”，更没有“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约只属于那一类“其中得一两句喜者”，一两句便是片段的，便是暂有的，便是随机而偶思的，既不达于天理，也不触及人性，只是在句子和句子、言语和言语之间，拾掇了其中一两句妙言，又悟处一两点道理而已。一直以来对于儒家学说有着一种偏见，似乎就直直地走入了国家治理的门径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渐进的次序为何在“平天下”里成为一种至善？有中心，有纲领，有等级，有目的，所谓修身养性，无非是一种工具论。
不求目的论，也不谈工具论，只是以一种观察的方式寻得一两句能欣喜之句，只是为何如程子所说，读了《论语》才有这一种可能？夹在中间的《论语》，子曰的《论语》，也是“四书章句集注”里的“其中得一两句”的片段。文本和文本之间是独立的，从标注的页码里便可体察这种独立性：《大学》从第一页开始，《中庸》也从第一页开始，《论语》还是从第一页开始，《孟子》也是从第一页开始，1是开始，1是结束，当《四书》单独又何在一起，这一种结构或者也暗示朱熹将其作为一种整体的用意所在。
最早被推崇的儒家思想便是孔子言行的《论语》，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使得儒家学派开始重新盛行，儒家思想也走上了官化和神化之路，而那时的《孟子》只是被引用而已，连做六经的资格都没有，直到《隋书》将其列入经类，之后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但依然没有得到和《论语》相同的位置；而《大学》和《中庸》作为儒学著作，最早被汉戴圣收入《礼记》一书中。《孟子》、《大学》、《中庸》三本书逐渐得到重视，经韩愈、李翱、二程，到了朱熹，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竭力阐发和宣扬三本书中的儒家思想，李翱的《复性书》则将此《大学》和《中庸》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而到了朱熹，则将四书合为一书。
“四书章句集注”就像是一个嵌套结构，首先便是独立的四书，每一个“1”便是这深层文本的标志，这是原始的本文，之后便有章句，便有集注，朱熹在《大学章句序》里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二程的注解是另一层文本，最后才是朱熹将四书合成为完整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各自独立到渐成整体，朱熹当然功不可没，而这四书的结构也完全体现着朱熹的用意。“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在朱熹看来，《大学》是理学的纲领，在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教人之法其目的是接近天性，“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稟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所以编撰此书只是起到一点微薄之力，“虽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而在《大学》最后，则说：“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中庸》则被看做是理学的精髓，在序中，他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何为道学？便是“允执厥中”，语出《尚书·大禹谟》，即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而道学需要的是道心，道心又必须和人心统一起来，“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所以为了不使道统失传，朱熹编撰中庸章句，就是希望“初学之士”从中得到收获，“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在《大学》和《中庸》之后，读《论语》和《孟子》的作用便是“以探其本”，“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
但朱熹构筑此种结构，并非只是在编排次序中定其规模、立其根本、观其发越，而是“以求古人微妙之处”——从最源初的文本到二程相关的注解，再到朱熹章句和集注，三层文本结构是有其“微妙之处”，那就是整体性。朱熹就是以一个“理”字为中心，展现了“理”与儒家经典中的范畴体系的联系，并以此界定了这个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天、人、性、道、心等等，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此三种合一说，为朱熹贯通“四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反映了朱熹思维模式的整体性。朱熹在更为宽广的范围上重新建构了儒学体系，使《四书章句集注》能成为“政教”的范本。这种整体性也反应在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上，朱熹认为，道德理性的至高性与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他借助“理一分殊”这个思辨之网，完成了道德理性的绝对化、本体化。他说：“天即理也。”天理流行，大化不息，生人生物，各有其理，而“性即理也”，如此，人便可以通过继善成性，摆脱“人心”，实现“道心”，人如果实现了“道心”，那么就自然完成了道德的本体，原来这就是天理。“道心”是道德理性，是自觉追求的道德精神。这种追求道德精神的自觉程度，决定着以写实为内容的实践理性。当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道中庸而极高明，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问道学。同时，在道的目的性上，《四书章句集注》自始至终贯穿了“明人伦”的宗旨，所谓“明人伦”，就是维护统治秩序，以实现政治上的安定，他多次劝告封建统治者应当注意“正心术以立纲纪”的治国大计，以“正心诚意”为定国安邦的大本。
“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在整体意义上，四书便是统摄，便是全书，便是纲目。分而观之，《大学》如何能使得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这是一个纲领，其实也是一个进口，“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那就是“三纲领”和“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所以程子曰：“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如何达到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程子曰：“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而朱熹注曰：“释止于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圣人之止，无非至善，而学者需要的是“究其精微之蕴”。
三纲领和八条目，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但这个法还是有些抽象的，或者说这种方法论还只是一种统摄，在《中庸》里则具体提出了道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为中庸，这中庸是孔门传授之法，由孔子子孙子思传给孟子，而朱熹对于“中庸”的注解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何以成为一种道统，成为最高标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便是总纲，性，即理也，程子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只有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人与人的气禀是有差异的，所以，“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也就是说，“原其所自”就是一种庸常之道。但是，人尽管各不所同，但对于道的态度是一致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只有“致中和”，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只有对于不偏不倚的平常之理，对于天命所当然的精微之极致能体之的便是君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要达到“中庸”这样的最高标准，要达到君子的要求，则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把“至诚”看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而要达到诚的要求，方法论上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大学》《中庸》之后，《论语》和《孟子》便是“探起根本”之用，何为根本，实际上就是“反求诸己”的己，也就是自身，仿佛是从孔子的圣人言行中对比自我找到差距返回自身，而这种返回自身便如程子所说，可能出现不同的效果，有人读了全然无事，有人读了得一两句有所收获，有人读了后知好之，有人读了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程子又说了：“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如果读了和没读一样，便不算会读书之人。于是在《大学》之总纲，《中庸》之精髓之后，这返回自身的阅读法里，便也开始寻找欣喜之句。
·《学而第一》，是《论语》的第一篇，朱熹说：“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而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时习之为何会悦？程子解释说：“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但这似乎还没有说到重点，之后他又说：“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这便是一种返身于自我的意义，因为“所学者在我”，而不是他人，不是为什么目的，所以喜悦。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最后一句，为什么“行有余力”才可以学文？在孔子看来，这是弟子的职责，也就是有多余的时间才可以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这里便有一个本和末的说法，尹氏的注解是：“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德性是本，文艺是末，所以不能本末倒置，倒置有什么后果？洪氏说：“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
·孔子提到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此的注解是：当十有五志于学是学“大学之道”，而到了三十，“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到了四十，不惑是因为知道了事物“之所当然”，在无疑之中便“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如此，也就知道为什么孔子说自己过了四十就不会再去从政了；到了五十，知道了“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的天命，到了六十，“声入心通，无所违逆”，而到了七十，也是一个境界，“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而程子将孔子对于一生的感悟看成是一种“知”：“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则无所疑矣。知天命，穷理尽性也。耳顺，所闻皆通也。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不勉而中矣。”
·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在三人中作为师者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关键在于后两句，三人同行，其中之一则是我，这个我便是返身的符号，而另两个人呢，一善一恶，所以，“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善是恶存在的必然，恶是善存在的必然，而返身的“我”其实有一种恶，而认善为师则是一种修身之必然。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从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引用了《尚书》上的说法，意思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是一种孝，把这孝悌的道理施于政事，也就是从事政治，所以孔子反问：“又要怎样才能算是为政呢？”儒家学说的很大一个目的是治理国家，是为政，而孔子似乎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其实在他看来，这种“奚其为为政”的疑问或者就在于一种“中庸”思想，也在于一种返身的方法论，所以在《泰伯》中，孔子又说到了为政的看法，“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在他看来，学了三年还做不了官的，是不易找到的。这是一种肯定，说明那人真正在学，“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关于言说，《论语》中有几处谈及，“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谢氏注解：“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这似乎为了语言的纯净之所。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何把《诗经》看得如此重要，“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而这种无邪之纯净便是人伦之道的意义，在《诗经》里，“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在孔子看来，言说，一种是形而上的，就如天道，孔子对子贡说不想说话了，子贡问其原因，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种天道在于悟，在于不言，“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发此以警之。”执着于言本身反而“不得其所言”，所以孔子不如不言。而言说，另一种意义则是形而下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言说和身份、名分有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而在《阳货》中，孔子把言语上升到命和礼同样重要的地位，“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所以程子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论语》之所得，只是粗浅之认识。而对于《孟子》，也只是点滴感悟，孔子和孟子同为儒家派集大成者，而程子区别了两者的不同，“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在他看来，孟子是扩充和发展了儒家思想，所以当有人问程子，孟子是不是可以成为圣人，程子说：“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朱熹认为，这里的“至”字应该是“圣”字，也就是说，孟子所学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地步。《孟子》一书，最主要是在“养生”和仁义上丰富了儒家思想，而这种养生其本质还是一种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在这样一个序列里，养生便是尊贵，而养生也是仁义，《梁惠王章句上》中孟子说：“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之后又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果做到了这些养生之道而不称王于天下，是决不会有的。所以仁者无敌的意思便是：“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这样，“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民本说，是一种性善说，性善说，也是天性说，天性而人性，人性而道德，便是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成为大丈夫，便是在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中自觉，便需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教育……其实对于《孟子》一书，亦是粗浅读之，粗浅而得知一两句，便是翻越而过，在一种偏见中掩卷而止，明明德是何物？致中和在何处？三人行是在哪里？劳心者是谁人？返身，或者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