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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4·2151113·1238 |
| 作者：顾颉刚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39.00元亚马逊15.60元 | |
| ISBN：9787208129917 | |
| 页数：258页 |
公元前712年，鲁国大臣羽父派了一个刺客，将鲁隐公刺死。公元前611年，襄夫人派了一位刺客，将自己的孙子宋昭公刺死。公元前607年，晋国权臣赵盾的族人，将晋灵公刺死。类似这样的弑君故事，在春秋时期为什么频频上演？春秋五霸谁最名副其实，谁是徒有其名？戎狄蛮夷是如何渐渐融入而成新的“华夏”？古代的贵族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还是赳赳武夫？春秋最著名的美食是什么？……1940年代，顾颉刚与童书业合作撰写的春秋史讲义，正编按时间讲述，附编按专题撰写“世族与世官制度”、“军制”、“爵位与官制”、“教育与刑法”、“宗教与学术”、“礼俗及其他”等。由于中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礼俗等方面的制度基础奠定于春秋时期，因此，阅读这段历史，就等同于探索中华民族的根源。
《春秋》：封建社会里的正编和附编
春秋，是个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这时代的思想，便是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同时各项学术也都渐渐脱离宗教的势力而独立。
——《附编 第九章 宗教与学术》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坐在燕京大学的教室里，你的面前是一张“春秋史课试题”的卷子，读着题目就像顾颉刚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你读《春秋史》时，对于春秋史料（书籍和实物）有没有依着可信的程度分别出等次来？如果有的，请你告我，哪些是第一等的春秋史料？哪些是第二等的？第三等的？第四等的？”或者是：“如果你生在春秋时代，你愿处于哪一个阶级？你愿居于哪一个国家？如果你有事业心，你将在哪项事业里发展你的才性？你要做这项事业时，预料将受到哪种的困难？”21个分析阐述题并不需要全部解答，在卷子的后面是“注意”，你可以只做一题，可以解答几题，但“总请你作两点钟，不要太早交卷”，而不管回答得出或者回答不出，“都请你想一想，能带回去多想几次更好。”
从1936年9月开设《春秋史》这门功课，在学习了半年之后，顾老师其实并非是要把所教的东西强硬塞给你，变成你的知识，而是通过一种学习方法打通获得知识的通道：如果你对所得的知识不满意，那么你将怎样去寻取你所需要的知识？“如果这些知识是急切要不来的，你又将用什么方法去获得它？”这是21道试题中的开卷第一题，“如果”是关于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是让知识成为你的世界一部分的假设，师道并非是唯一的途径，而自己对知识的渴求和论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张试卷中，你可以对“五霸说”保持怀疑，也可以提出自己认为的“真霸主”，可以说出你心目中“霸的界说”，而对于那些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左传》中所记的事实，你完全信赖它吗？如说不能，请你告我，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的它的破绽来？”
或者，正是“疑古”的方法论，这是自由的学术氛围，这是多元的教学气氛，而在这1937年最后铅印的“教科书”里，顾老师也多用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历史，比如关于鲍叔牙和管仲经商的故事，《吕氏春秋》里记载，管仲那时常常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不和他计较，“这段故事实在是不甚可信的。”为什么，因为在顾颉刚看来，管仲作为齐大夫管庄仲的儿子，是属于贵族阶级，是不可能去经商的事，因为商人在古代是极贱的阶级，所以出现这种道德标高的说法，顾颉刚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恐怕只是战国人用了战国的时代观念造出的故事。”
战国人制造战国时代的观念，是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问题，或者站在自己的时间里，是不成为历史的，而在今人的视野里，就充满了许多不可信的质疑。而在两年多年前的“春秋史”里，那些诸侯争霸，那些分分合合，那些政治演进，到底能给历史提供怎样的参考？从“上古”到“春秋”，顾颉刚早就说过，就是对于神权的质疑开始的，而当神权旁落，人权的统治便以德治的方式开始，而周公开创的德治，在某种程度上倒成了维护统治的粉饰手段，而在春秋这个列国并峙的时代，既是时势需要，也是统治所需，便有了所谓的“尊王攘夷”的口号和实践。
“尊王攘夷”之前其实是“狭天子以令诸侯”，郑庄公假借王命征伐诸侯，是第一次“狭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齐桓公确定霸业的过程中，又一次进行了重演，鲁庄公十四年，齐桓公邀集陈、曹两国的兵伐宋，当时向周室请派王师，周王派单伯带领军队跟三国的兵会合伐宋，于是宋国只得屈服了。天子当然是周王，而那时的周王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傀儡，所以可以“挟”，可以以王命来征伐诸侯，而更进一步来说，此后提出的尊王攘夷看起来是为了保持周王朝的正统地位，将外族势力赶出去，实际上，各国也都是借着名头为自己势力壮大寻找一个借口。
齐桓公在管仲的改革中，对内政、军政和财政进行了规划，“分画都邑而集权中央，奖励农商以充实国富，修整武备以扩张国威”，终于崛起于诸侯，从一开始联结中原，到之后安内攘外，再到最后霸业成熟，齐桓公提供了一个称霸的样本，而“葵丘之会”成为齐桓公称霸的一出压轴好戏。这是第一次尊王攘夷的事业，而当楚宋争衡之后，狄兵的势力侵犯到了周朝边境，中原形势再次告急，便有了第二次的尊王攘夷，而此次的主角是晋文公。同样是通过改革，回国的晋文公勤理军政，举贤任能，省用足财，开创了称霸的基础，而与楚国交战的城濮之战不仅让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同时在整个中原的大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楚国势力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而狄兵也已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这个时代，是“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的时代，所以尊王攘夷的口号，其历史意义就是使得中原的王朝统治得以延续。
孟子说“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说“五霸，桓公为盛”，作为春秋的骨干，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演绎了春秋史中最重要的节目，而这个节目的重头戏便是“尊王攘夷”，顾颉刚在评价齐桓公的时候，也说他在攘外上只是做了一些空把戏，而重要的是安内，因为正是齐桓公的“尊王”，才使得中原不至于迅速灭亡，周天子也还能保持他的虚位数百年之后，而对于晋文公，他也指出，“要不是晋文公崛起北方，勉力支持大局，那么不到战国，周室和中原诸侯早已一扫而空了。”甚至，正是因为城濮一战，才使得异族的势力一落千丈，中原反危为安，转弱为强。
这种王朝不被灭绝的意义，对于各国诸侯来说，找到了一个庇护伞，而对于霸主来说，则增长了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当周天子成为一种傀儡，他们反而可以以尊王的名义为自己维持某种君臣秩序寻找到了理由，“他的威严在表面上反而比前格外煊赫起来，这就是霸主的手段和作用。”正是因为霸主“尊王”的权术，所以使得君臣的礼制更谨严了，也使得后来儒家将君臣礼节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们号为祖述三王，实在乃是祖述的五霸呵！”
但毕竟这只是借口，在群雄争霸的时代，周王朝的衰落已经不可扭转，在春秋末期，随着秦晋的冲突与晋襄继霸，随着晋的中衰和内乱，随着楚的强盛与狄的衰亡，随着晋楚和平盟约的订立和撕破，最后导致了北方政局的终结，而南方也走入了混战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尊王攘夷就慢慢变成了一句口空号，而随着争霸和混战的局面不断扩展，春秋时代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顾颉刚在总结春秋时代的特点时，指出种族的混合带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成立，从周朝灭商之后萌芽的中华民族，一开始只是用周朝的力量把原来各族赶走的赶走，征服的征服，所以中原各国“尊王攘夷”只是一种封闭状态，而随着“异族”的不断强盛，他们也都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团队，“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华夏的范围扩大，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真正的确立。
实际上，这种民族大融合伴随的是战争，而战争的直接影响是礼崩乐坏，作为一种历史背景，其最积极的影响便是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实现了大转变。顾颉刚把政局的变化称作是春秋的正编，而社会史部分则为“附编”，附编着重的是经济情形、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宗教学术等。其实，春秋的“正编”是表面的纷乱，而附编则是封建社会真正内部发生的变革，“无论哪种社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这种“经济为历史的重心”的原则，在顾颉刚的视野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脉络。
与欧洲的封建制不同，中国封建制度背后有一种奇异的宗族制度，那就是宗法制，“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法制从嫡庶制而来，在宗法制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以合成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中国的家族制度取代国家制度，意味着世族的崛起，而世族的崛起又带来了世官制度，世官制度，意味着世袭，意味着特殊，意味着“亲亲”和“贵贵”——“决没有一个庶人可以突跃而为卿大夫的”。而这种特殊阶层的制度看起来是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教社会，但是在顾颉刚看来，只是一种贵族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无聊，“他们有农奴替他们劳动，吃饱了饭，一天到晚没事做，所以尽闹着种种的空场面，留下痕迹来，给后人玩想追吊。”
在政治格局的变动中，春秋的最重要意义是社会组织发生了变动，封建制、宗法制和世官制组成的“封建社会制度”是一种井然有序的制度，是为了维护统治利益，而当尊王成为一句空口号，当王纲解纽封建制度开始摇动，当诸侯互相联合互相兼促进了经济和商业的日渐发展，所谓的“革命”就发生了，那就是平民势力的发展，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实际上礼制已经崩溃，而证政权开始下移，而在社会方面，土地开始集中，经济开始发展，伴随着社会的变动，学术思想终于有了新的萌芽，而新的学着阶层的出现，则有了取代天道的人本主义。
代表人物当然是孔子，他提出的“仁”、中庸，就是希望建立一种道德观，以正名、礼治的方式从上化下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顾颉刚认为，“严格说起来，他的学说是伦理与政治合一的。”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结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自己所下的最好评语。而孔子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巨大的，特别是孔子倡导的道德和学术思想直接导致了“士”的出现，“自从有了这个阶级，于是古代的农、工、商三行以外，又新添了一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士的行业。”士出路或者是“上说王公大人”，以取高官厚禄；或者“次说匹夫徒步之士”，以博高名厚誉，在他们全盛时代，最大的学者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气概凌压王公。
“尊王攘夷”是变动政局里的一个口号，体现的是奄奄一息的德治，当礼崩乐坏之后，士阶级的产生，则为礼制注入了新的内容，并在理论化中使“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这是孔子做出的最大贡献，而在这样的礼制下，春秋也终于从野蛮状态过渡到了文明时代，“这时代的思想，便是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同时各项学术也都渐渐脱离宗教的势力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