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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20320·0867 |
| 作者：姚伟 著 | |
|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10月 | |
| 定价：27.00元亚马逊11.50元 | |
| ISBN：9787510413124 | |
| 页数：261页 |
“该人在罗马史中臭名昭著。他接受了最好的外邦哲学教育，但是他却堕落到有史以来道德最卑劣者之流。”这是意大利作曲家托马西尼与托斯卡尼尼笔下的歌剧《尼禄王》的形象，而到了80后的姚伟手中，除了是“一部古代暴君的心灵史，一部直抵灵魂的魔幻传奇”外，也成为打通西方拉丁语和中国古汉语的一次努力，“在西方，拉丁语以简练、精确著称，被称为‘镌刻在大理石上的语言’。我想，中国古汉语也能毫无愧色地匹配这一美誉。它们都追求一种隽永的格言体文风，都合乎简而不空、繁而不腻的美学准则。”所谓“历史幻想小说”，也只是对古罗马暴君尼禄心灵历程的恣意虚构，“融合古代笔记小说与现代技法的第一个成功范例”的注解下，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被“汉化”的暴君形象：“作那里拥有今天世界的所有矛盾和错乱，但也拥有今日世界所稀缺的智慧和高贵，或者说对智慧和高贵的不懈追寻。”
《尼禄王》：汉语“暴政”的瓦解和重构
“我知道时间对我来说是虚假的东西”，它像是一句梦呓，随着我翻开合拢一本书而出现在我脑子的角落里，我想我是刻意去计算过在这个过程中我花费的时间：4个小时，阅读一本书的时间完全是一个夜晚的全部，对于《尼禄王》或者姚伟来说，这是一个写作和阅读的“差异”：“这本小书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三年时间，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多次变化，可谓尝尽至苦和至乐。”在《后记》里的这句话，明明写着文本以及之外的某种跌宕和沧桑，在三年的时间过渡中，是被我的阅读完全抛开的存在，所以这种“差异”带来的是某种虚幻的感觉，甚至有些不公平，在书写和阅读构筑的两个世界里，彼此行进，甚至从不交集，包括时间。
但是“虚假”的时间何尝不是文本里的铭文，它刻在第3页，还没有结尾的句号，下面的一句话是：“只要是在罗马城外的夜晚，我就能自由穿行于过去和未来之间。”这是尼禄的自白，当以一个“我”字涵盖时间，开启小说文本之路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过去的时间轴线慢慢打开了，它从这里起步，抛开我在初春时快速阅读的那个夜晚，一个人，也是孤独的呓语，也抛开姚伟三年的“至苦至乐”的跌宕，时间变成了“我”的陈述，“我”的记忆，也变成了文本“虚假”的一个入口：公元1世纪，罗马，“我”，再接下去，就是对时间无休止地结构和解构：“我想是罗马的城墙过于厚实，阻止了时光在我身上的流动，使时间恢复了几近冻结的缓慢步伐。”是的，它缓慢地流进历史，又从历史流到文学，你可以从最初的铭文开始，依次遇到以下时间状语：在我很小的时候、很久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十二岁时、五年后……如此，不一而足，甚至是那句“多年以后，对初次梦境的回忆使我明白了自己命运的不可思议”而汹涌袭来的《百年孤独》体——我无意人为去理解经典文本的覆盖力，但是在时间的某种解构中，多年以后，让我们在阅读中体会孤独和对记忆走失的恐惧。
从这个入口进去，时间真的会变成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它不仅在第3页，它已经扩散到文本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时间的迷宫出现了，守在门口的不是那两只狮子，而是叫尼禄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出版于2010年的小说正在被人阅读，它不返回过去，它不是羊皮纸的书写，在看似洁白却有些暗黄的纸页上，我读到以下有关时间的描述：我翻到了《牧羊人传说》第129页，因为12月9日是罗马城着火的日子，12月9日距离我很遥远，从春天开始，将依次经历夏天和秋天，直到冬天的岁末，或者也可以从初春回溯到罗马帝国的那个灾难之日，向前或者向后，都完全是时间的一种排列规则；尼禄私生子布鲁图斯在1945年8月8日，已经是意大利的一名间谍，这个摩尼教教徒和炼金术士，完全驾驭在时间之上，虚假的时间变得更加可怕；翻阅卡夫卡全集的时候，挂钟指向6点21分，而日期是6月3日，这是可怕的噩梦，因为6月3日是犹太作家卡夫卡的祭日，这一段描述据说在某一处的勘误中说，“6月3日”应改为9月3日，“钟下方的日期是6月3日”以及“6月3日是犹太作家卡夫卡的祭日”两句应删去。这则豆瓣读书上的《尼禄王》勘误发自名为“雅典狙击手”的ID，在文章里注明这些错误搜集“多数为羽戈贡献”，我不知道“雅典狙击手”和“羽戈”到底是谁，和作者姚伟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勘误到底对不对，我只面对眼前这本140千字2010年10月第一版ISBN为9787510413124定价27.00元的“小说前沿文库”一种的文本，我依次对照勘误表的词语，如第40页第18行“密实”当为“密室”、 第194页倒数第一行“鳃梆”当为“腮帮”，发现文本里的确存在这些问题，另外我还拾遗到另外一些，比如148页的“150首战舰”应为“150艘战舰”，第216页“迹近“应为“几近”，但是勘误不是我阅读的主要责任，而且在有限的4个小时里我是发现不了更多的词语错误，这些勘误或者只对于书写的姚伟具有更大的纠正意义，书写是刻写在那里恒久的东西，就像那句关于时间的铭文，一定要致以敬畏。
关于时间，的确会有很多文本以外的意义发生，所以在最后谈到末日问题而凸显的时间，我更愿意理解为“虚假的东西”，包括“施特劳斯灾难常数”推算的1989年、牛顿“万有引力损耗定律”推算的2060年、斯大林推算出的2080年、蒋介石《推背图》预测的2213年，甚至是“有些基督徒先知把末日审判的期限定为1999年的最后一天”，都只是末日的一次数字演绎，里面到底有多少科学，或者多少是符合历史，一定是姚伟出的一道关于时间的难题，站在时间之中的某个点，活着，并且阅读，是不是也是一次反虚假的努力？但是，说实话，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去解读这本小说，未免陷于机械。时间不仅标注在文本里，成为叙事的一根轴线，当然，时间也在历史之外，在阅读之中，在4个小时的夜晚之中，而最后归结的点一定是尼禄这个名字背后的虚构中，如姚伟所说，更多是“把钦佩的目光投向过去的世代”。古代和现代，或许也只是一个时间的寓言，在“尼禄”的书写和阅读中，意义已经成了那种在雅典学院里的科目“灵魂盗取术”一样，“灵魂术士长时间盯着猎物的眼睛，直到其灵魂经由眼睛进入对方的身体。”
当尼禄进入了眼睛，那么灵魂到底会以何种途径进入身体？尼禄在最初意义上或许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史料记载简述如下：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37年12月15日—68年6月9日），古罗马帝国的皇帝，54年—68年在位。后世对他的史料与创作相当多，但普遍对他的形象描述不佳。世人称之为“嗜血的尼禄”。他是古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古罗马乃至欧洲历史上有名的残酷暴君。“暴君”是历史上对尼禄最典型的定位，在这本小说的封底也简介着要表现“古代暴君”的心灵史，从历代文本的构筑来看，尼禄作为暴君的标志事件就是乱杀平民、烧毁罗马、杀妻杀母，镇压基督教，等等，一份拉丁文的编年史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这样总结道：“尼禄继承了他的母亲，然后吃掉了她；他强奸了他的妹妹；烧掉了罗马的12个街区；处死了赛内卡；在拉特兰呕吐出青蛙；把圣彼得钉死在十字架上；砍了圣保罗的头；统治了13年零7个月；最后被狼吃掉了。”
这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尼禄，他只活在历史的典籍里，而在姚伟的文本里，尼禄显然并不如文献记载那样被“复活”，他已经变成了“我”，变成了一个活在文本里的形象，而“我”的到来，就是一次关于时间之梦的苏醒，“对我来说，梦中的日子是幸福的。”梦直接站在现实和历史的反面，在寓言的意义上开启着一道门，矛盾、多元、双镜，向前或者向后，你都可能看见一个叫尼禄的人：“我是这世上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人。我同时拥有两个人的记忆。”两个人的记忆就是对抗，就是悖论，就是找不到最后归宿的恐惧，对于尼禄来说，这首先就是梦醒来之后，身体不能进入现实的恐惧。身体是什么？是母亲阿格里皮娜换来帝位的工具，是第一任妻子屋大维娅沐浴时的肉身，是安提戈涅用铜镜抚摩时的快感，甚至也是寡妇们含在嘴里、“没有人能区分她们是在歌唱还是通奸”的风月琴，对于身体的膜拜完全变成尼禄灾难的开始，而母亲阿格里皮娜看来，这是快乐的哲学，“认为女人在床底寻欢时刻意压抑呼喊的欲望，便是对神灵的亵渎”，释放欲望，必然会以某种禁忌作为牺牲，也必然是“练习对虚无和死亡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尼禄才会找到身体里写着的道，那些在淫乱之外的“逻各斯”：“逻各斯的残缺直接在女人们的身体上打下了烙印”所以，弥补这个女人身体里的缺口，就成为一种使命，这种弥补，有时是寻找到的美，尼禄在雅典学园的美学论文题目就叫《乳房与阳光》，后来改为《美与虚无》，传递的美的理念，就是“人们对虚无和死亡的热爱”，而这种美也衍化成对于火星和水星的宫像重叠，“这意味着一个人在德行上邪恶与至善的奇怪混合”，所以对于美的追求也变成对于火和水的膜拜，“生命的繁衍不过是被囚之火在蔓延自身”、“女人每月流出经血，不过是火焰为蔓延所作的准备”、“火焰的终止将导致时间在黑暗中的熄灭”……所以可以在河边的黑森林里购买时间延续民族，而尼禄梦中的红色河流成为被诸神保护的火墙的熄灭标志，包括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那场火，以及最后罗马城的大火，都是尼禄为自己的残缺的“逻各斯”寻找可以弥补的那一部分，而占卜古书上火星和水星的宫像重叠，也挽救了他的生命，使身体得以继续活着。
所以，在尼禄看来，身体的淫荡是一种恶俗，是一种毁灭的力量，他所要寻找的除了身体的罗格斯，也有那种如安提戈涅美貌下的爱情，所罗门、铜剑、以利亚城、《死亡颂》，对于尼禄另一个梦中的那个身体和记忆，他完全变成了安提戈涅，一个符码，实现着某种关于爱的神谕，而“那次谈话后，我就开始称呼她为“安提戈涅”，而渐渐忘记了她原来的名字。”这种代替正是尼禄对于眼前罗马城的秩序的不安：“安提戈涅使我相信，我处身的世界从根本上是神秘而不可理喻的，包括人所遭受的苦难。”而最后出征波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征服波斯女王扎拉葩，征服她的身体之美，但其实，身体或者肉体，并不能承载幸福和爱情，安提戈涅的悲剧是以利亚人的死亡，不列塔尼库斯和崇拜他的老太婆恋爱，而老太婆却最后背叛了他，甚至最后完全变成了肉体的交媾，“阿格里皮娜与儿子分享人伦的欢乐来获取青春，”糜烂的肉体破坏了她的青春，使她第二天就变得十分衰老”何止于阿格里皮娜这样的淫妇，对于尼禄来说，“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的身子是干净的，他们就像污泥中长出的苔藓，散发着生机勃勃的邪恶气息。”，所以那种身体和爱情的失陷，必然会以某种报复开始，多密提乌斯死于儿子的响箭，阿格里皮娜成为“杀父弑母”的牺牲品，无一不是作为一种暴在实践着某种美学，这种美学也完全成为雅典学园里那些理论的政治体现。
不管提比略对犯人释放，还是卡里古拉创造的做爱时的乐曲，“我有时觉得暴政和暴君本身也是伟大的艺术品”，艺术归于暴力，在尼禄看来，这完全是延续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对于淫乱肉体的杀戮，是对于低俗平庸的镇压，这种尼禄式的“暴政”包括通过交配比赛选拔官吏、向全国诗人征税、组建幻想学校，用来满足天下所有失败的男人、派军团去野外开垦种粮，镇住他们的骄横，并且妇女可以向男人要求身体服务，所有这些措施和制度只为“防止罪恶日渐扩大，防止有一天不断壮大的罪恶连同他的宫廷一起淹没”，而鞭打妻子这样的举动甚至成为一个比喻，是“作者认为民众与王者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虐恋”，而这样的虐恋的目的是什么？当从身体解救自己失败之后，所有抵达对岸的方式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统治者对于秩序的重建，而尼禄建立的就是一个和谐实际上是平庸的帝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平庸成为尼禄式的暴力，“由于平庸是比杀戮更大的邪恶，因此你要竭尽全力，使平庸的人们获得最终的胜利。”在一个野蛮时代，尼禄最终并没有实现什么政治抱负，相反却成为基督教或者巫师的一个牺牲品，“作为罗马皇帝的我长眠在了巫师的大瓮里”，而在之后的投胎和降生中，完全变成了身体里失败者，甚至变成了“飞鸟和昆虫、野狼和羔羊、耕牛和宰牛的屠夫”。
“八个月后，我死在了一所乡下旧宅里，终止了对罗马十四年的统治。”又是时间，尼禄瓦解了一种政治上的信仰，对于身体、对于死亡，甚至对于平庸的追求，目的“要让平庸者压制杰出者，以防止少数杰出的人把同伴引向我们见识过的那种灾难”，其实导致了新的野蛮时代的到来，导致了末日的流行，而这种“暴政”其实是对于固有的“贵族精神”的瓦解，“诗人指责尼禄创造了一个空前平庸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能激发诗人灵感的悲剧事件越来越少。整个国家被尼禄安排得四平八稳，诗人所需要的悲哀和愤怒被粗暴地剥夺了。”
在这种尼禄式的悲剧面前，姚伟似乎要急于在这个被定性的历史人物中找到另一种意义，而那种抹杀贵族精神，倡导平庸统治的尼禄暴政，显然是姚伟所要反对的，借《徐芾东游》或者《王术》的汉字版，姚伟努力寻找在历史背面的文化母体，语言或许是最好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各种历史典籍的运用和补充中，似乎体现着姚伟的这种喜好，作为对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文化推崇的他，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个经典“汉化”的难题，古罗马的尼禄在姚伟看来，完全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原，而是寄托着某种解救的崇高意义，时间再次复活，在文本之外，“指望用后一种语言创造经典，即使不是痴人说梦，也需要厚着脸皮霸王硬上弓。”对于现代汉语的批评足可以看出姚伟对于现代汉语文学的堕落的担忧，用尼禄来衬映现代汉语甚至汉语文学的困境，因为在姚伟看来，“古代汉语是贵族语言，现代汉语则是平民和贱民的语言”。“贱人国”以利亚是覆灭或许也是一个隐喻，在贵族精神不断瓦解的“技术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时代，姚伟显然遭受到了语言的“暴力统治”，比起那些词语的勘误，现代汉语里“视野的萎缩和灵性的怠惰已经成为人类堕落的标志”，而他这本小说“出版时删去的楔子”看起来更像是在时间的恐惧中，遇到的一个“漆黑一团、混乱不安的睡梦”：
表面看来，古人的大多数文字，都在大自然杰出毁坏力的帮助下，永久退出了我们的视线，或者说，古人的糟粕大多已被我们成功遗弃。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成了杰出祖先们的弃儿。根据一种可靠的说法，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人类就走上了无止境堕落和衰败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