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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4·2191109·1603 |
| 作者：【英】罗素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14.00元当当6.90元 | |
| ISBN：9787100070690 | |
| 页数：155页 |
《宗教与科学》完成于1935年，作为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不相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在书中他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他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罗素还认为，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但是罗素的唯心论观点中却具有唯物色彩，从宗教的批判也完全是彻底的无神论。
《宗教与科学》：尚未完成的哥白尼革命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真理；自由讨论有助于发现新的真理，而压制就会使得新的真理很难发现；从长远的观点看来，真理的发现增加人类的福利，而基于错误的行为有碍于人类的福利。——《第十章 结论》
当科学的目的是揭示真理，当科学的意义是发现规律，在宗教和科学的冲突中，“科学总是取胜”成为一种规律，站在二十世纪初的罗素似乎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对于他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所有真理”却有可能成为新的“宗教”束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还有着具有如宗教意义一样的权威存在，甚至它变成了一种特权——在特权统治的时代，科学如何更好地发现真理？如何更好地增加人类的福利？
新时代，新世纪，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争端出现的是新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它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科学不断探索取得的新效果；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宗教正在取代基督教，“它们正在重犯基督教所已经悔悟了的那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似乎并不能阻止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宗教在某些方面和科学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些新现象在罗素看来是积极的，但是另一些新情况却让他忧心忡忡：在英国，如果有人在演说或廉价的小册子中发表关于 共产主义的见解就会丧失生计，还可能被监禁，甚至当局还颁布了一个法令，不仅煽动性作品的作者，而且拥有任何这些作品的人，只要政府认定是煽动性作品，就会受到处罚，而理由是：“他也许想用这些作品来削弱陛下军队的忠诚。”
这不只是在英国出现的迫害，在德国和俄国，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比近二百五十年来教会的任何恶行都厉害，从政治到经济，这种迫害已经不再是单纯神学意义上的，也不再针对科学精神，而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危及普遍领域。所以罗素观察后认为，这种对学术只有的威胁比166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它主要来自政府，“由于近代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危险，这些政府继承了以前属于教会当局的那种极其神圣的特性。”而罗素所讲的这种“极其神圣的特性”就是权威，和宗教神学的本质特征一样，当科学用来观察和观测，用来发现规律，用来预言未来，而宗教神学对于权威的维护，导致了两者的冲突，“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所以当政府用迫害的方式来压迫知识分子，无疑就是一种宗教神学的翻版，所以在新时代，罗素的呼吁就是倡导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对其个人来说是重要的那些人在社会中可能是少数，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对将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打破残酷和偏执，甚至让“聪慧而刚愎”的人类不再成为自己建造的那个中心。
现在“对于学术自由的威胁比166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罗素将这个年份独立出来，在宗教和科学争端的历史中似乎是一个具有史鉴意义的年份，其实，迫害和威胁严重也正代表了科学的革命性地位：如果把1660年进行适当的延伸，在科学史上几乎都是重要事件：1654年，法国帕斯卡费尔马创立概率论；1660—1661年，英国玻义且提出关于气体的玻义耳定律，并对元素作出新的定义，促使化学成为科学；166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成立，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1665―1680年，英国牛顿和德国莱布尼茨分别创立微积分；1665年，英国胡克用显微镜观察植物细胞；1666年，英国牛顿发现白光为复合光，提出万有引力定律；1672年，牛顿提出光的微粒说,；1675-1683年，英国列文虎克用显微镜发现动物细胞、精子和细菌……
科学在发展，宗教在压迫，这是17世纪60年代左右的历史，而其实这种冲突的历史几乎贯穿了科学发展起来的任何年代，而冲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和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规律”：科学是依靠观测和基于观测的推理，试图在世界的特殊事实中发现规律，并且希望这种规律能够预言将要发生的事物；而宗教不需要推理也不需要发现，它只需要尊重权威，上帝是权威，权威即真理，它通过教会、教义和个人的道德法规体现出逻辑一致性，而神学家认为科学的最大威胁就在于破坏这些真理和逻辑统一性。哥白尼学说，被看成是神学与科学的第一次对阵，而这次对阵的核心就是太阳中心说还是地球中心说——当托勒密抵制太阳中心说，恢复地球中心说，实际上就是维护地球在宇宙中心的特权地位，而这种对于权威的维护本质就是不废黜人类这个地球中心者的地位。实际上，在这场冲突中，神学和科学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方面当传统神学赋予人类以宇宙的意义，对于人类本身来说，就产生了质疑：“这个偏僻而又狭小的避难所怎么会具有被认为是人类故乡所应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那些提出了科学见解的人，并没有想要彻底毁掉教会的权威地位，甚至采取了某种妥协政策：开普敦研究了天文学，但是他坚信太阳是一种具有圣灵的物体，他也从来没有和教会发生冲突；伽利略在科学上的贡献是把实验的和力学的技能同数学公式来表示自己结论的能力结合起来，尤其是自由落体实验和望远镜的发明，令宗教人士感到恼火，但是当宗教法庭勒令他抛弃“错误观点”时，伽利略也照办了；甚至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出生的牛顿，提出万有引力改变宇宙观念的他，却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信奉的是《圣经》的圣灵启示，甚至他的信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哲学观念……
但是很明显，尽管这些科学家对宗教神学保持着虔诚、妥协甚至臣服的态度，哥白尼学说带来的革命已经不可遏制地发生了，人类中心说这个真正的权威思想受到了威胁——从科学研究的次序来看，人们对于真理的规律发现似乎是从远而近抵达了人类本身：首先是天，其次是地，接着是动植物，然后是人体，而最后是人的思维，这种由远而近的次序似乎有着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那就是进化论，而进化论就是科学精神的实践体现。“现代人难以认识到对进化和逐渐演化的信仰是不久之前的事；其实，这几乎完全是牛顿以后才有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其实是在虔诚中对于宇宙的某种形而上学理论，因为他心目中的宇宙是没有发展地宇宙，甚至可能是上帝这个立法者创造出来的；之后的康德也是以哲学家的视角，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研究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的书中，为创立太阳、行星和恒星的生成的科学理论作了第一次认真的尝试；接着的拉普拉斯在继承了康德学说的基础上，《宇宙体系论》中发表了著名的星云假说；从天到地，地质学则抛弃了天文学中天体不变的信条，认为变化是缓慢的，赫顿第一个提出现代科学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地表发生的变化是由于现在正在起作用的那些原因引起的，并且没有理由设想这些原因过去要比现在有活力。
正因为地质学的发展，导致了从地质中发现了生物学的进化规律，进化学说也从地质学进入生物学，达尔文无疑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家，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颠覆了传统观点，而拉马克则是第一个推崇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但是这种学说显然是对神学的一个沉重打击：上帝造物，物种怎么可能变化？重要的一点是，人怎么可能是低等动物的后裔？宗教需要维护权威，上帝是权威，出于宇宙中心的人类也是权威，当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为地球物种建立了变化的规律，对于神学来说更重要的打击是：生长必定会走向衰亡，生命如此，宇宙也是如此，“总有一天，太阳会变冷，地球上的生命会终止。”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如何让人看到希望看到进步看到上帝的荣光？从天到地到物种，而到了更微观的人类，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观念冲突更加突出：对于人体极其疾病的研究，其实是魔鬼学和医学之间的矛盾，当鼠疫和瘟疫在中世纪流行，人们将其归于魔鬼作怪，1348年的黑死病爆发使得各地爆发了形形式式的迷信活动，人们甚至相信巫术可以治疗这些疾病。那时候的科学其实是在困境中发展，解剖学和生理学是针对疾病而发展起来的，维萨里对于解剖学的贡献，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以及麻醉的发明，都是人类试图用科学方法防治疾病的实践探索，但是它们不同程度受到神学的干涉。
而在对于人类自身的研究中，宗教和科学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灵魂和肉体上，其实对于它们的研究和讨论更多是从哲学角度进行的，灵魂说和毕达哥拉斯学说，和柏拉图哲学有关，而到了经院哲学，灵魂和肉体都成为了实体，这些观点其实都具有哲学神学化的特征，而在经历了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不同哲学家对于实体概念的阐述之后，休谟似乎提出了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实体说，但是无论怎样，实体要脱离哲学进入纯粹的科学领域，在罗素看来，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发现，不仅实体概念很难同当代哲学相容，而且在因果性方面也有同样的困难。”即使唯物主义提出了意志说取代因果律具有的神学罪的概念，在罗素看来，心理学以及意志论依然是模糊的，甚至知觉、意识等都是不够精确的——“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都不可能在现代科学中找到席位。”这也是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遇到的困难，“科学的未来是不可能预料的，特别是心理学，它才刚刚开始变得科学。”但是走向科学之路，心理学的真正抗议恰是针对神学的，因为它取消了永生的信仰。
从天文学到地质学，从生物学到生理学再到心理学，这是罗素按照科学研究的次序，审视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但是宗教和科学的真正矛盾体现在哪里？或者说科学能不能解决宗教问题？这里就涉及到和宗教有关的因果律、价值观、预言论和伦理学在科学意义上的探索和发现。从因果论来看，宗教似乎早就提出了它们的教义，那就是上帝、永生和自由，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这些属于自然宗教的东西不用启示的帮助，只需要人类的理性就能证明是正确的，而对于科学来说，因果律是科学应当去寻找的东西，甚至发现因果律就是科学的本质，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理想，“在目前，科学既不能证明也不能驳斥这三个教义，而且我还认为，要想证明或驳斥任何东西，除了科学以外没有其他方法。”
如何去驳斥，这似乎涉及到宇宙的目的这个终极问题，从科学的实践来看，科学家正是坚持宇宙是有目的的观念所以要探索规律，而这个宇宙目的论在宗教领域却比科学更容易回答为什么，J．阿瑟·汤姆森爵士甚至认为科学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就在于科学无法回答“为什么”：恒星为什么形成？太阳为什么产生行星？地球为什么冷却，而且到后来产生了生命？在宗教意义上，宇宙的目的论有三种形式：有神论的形式、泛神论的形式和可称之为“突生的”形式。有神论当然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颁布了规则，宇宙的目的就是造物主的目的；在泛神论的形式中，上帝并非存在于宇宙之外，而不过是被当作整体的宇宙而已；“突生”论强调了时间的真实性，但是在突生的情况下，它恰恰取消了宇宙的目的论，甚至在无法预见只有突发的情况下，终局就在开端之中。
如果宇宙是有目的的，那么抛开宗教观点，在科学意义上它则遇到了困难，“世界史上最好的东西为什么出现在晚期，而不出现在早期呢？把顺序颠倒一下难道不行吗？如果认为事件有日期的那种想法是种幻觉，而上帝是没有这种幻觉的，那他为什么要把那些愉快的事件安排在最后，而把那些令人扫兴的事件安排在开始呢？”按照柏格森的观点，事物的出现是不可预见的，是有一股神秘力量促使事物进化。其实，当神学建立了宇宙目的论，当宗教回答了“为什么”，恰恰说明了科学的“哥白尼革命”没有真正完成，因为这是一种人类中心的自大和盲目，那个上帝无非是人类的投影，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而是世界创造了上帝，所以罗素对人类开始发问：“人类举镜自鉴，认为自己的形象如此卓越，可以证明宇宙的目的必然始终是以人为目标，这种情形不是有点荒唐吗？”而真正的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这样一条科学的标准：“直到它把人们教得比那些认为人类就是宇宙目的的充分证据的人更谦虚时，才算完成。”
科学体现的是人类自身的探索精神，它指向的是真理这个终极目标，而不是将人类当成一种权威，把人类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和真正的主宰者，所以在针对神秘主义哲学提出的世界的统一性、恶的虚幻性和时间的不真实性这三个论点时，罗素认为在科学意义上虽然没有所谓善的价值观，但是科学却需要自己的价值，那就是追寻真理的精神，“胸襟之开阔、态度之沉着、思想之深刻，都可起源于这种情感，当浸沉于这种情感时，一切私欲都暂时消失，思想成了一面反映宇宙广阔的镜子。”也就是说，科学需要抛弃的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主观性”，它的目的是通往幸福，“能使人们以一种比现在更加适合于人类普遍幸福的方式来行动的，并不是伦理学理论，而是靠通过智力、幸福和免于恐惧来培养各种大度、豁达的欲望。”
不管是对于人类宇宙中心说的解构，还是对于因果律的探寻，或者对于价值观的实践，罗素都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这种人本主义不是神学立场的人类中心说，而是赋予人一种科学精神，在打破权威、捍卫自由、追寻幸福中实现价值，而这便是对于真理的科学实践，尤其是在政府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教会时，更需要这样的科学精神，更需要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从哥白尼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每当科学与神学发生分歧时，科学总是取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