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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47·2191222·1622 |
| 作者：【叙利亚】阿多尼斯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0.60元 | |
| ISBN：9787544775120 | |
| 页数：282页 |
阿多尼斯生长于叙利亚、同时拥有黎巴嫩国籍，素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是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当代阿拉伯杰出的诗人，有评论者称其为“一位偶像破坏者、社会批评家，一位在思想和文学语言方面富于革新精神和现代性的诗人”。阿多尼斯的著作在阿拉伯世界长期遭到冷遇，经常引发争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阿多尼斯开始在欧洲多所大学客座任教，他的作品随后之被译为英语、法语和希伯莱语等多种语言，陆续获得包括布鲁塞尔文学奖在内的各国文学奖项，同时也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兴趣，多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由译者从诗人踏入诗坛至今近五十年的十七部诗集中精选并译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以百折不挠的倔强抗争权势与时俗，在诗中，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落伍而悲愤，诗集是了解阿拉伯社会现状的一个窗口。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
我的叙说类似奇谈
我叙说：悲哀
也是一本记事簿。
——《致写作的歌》
谁在叙说，谁在记事，谁在写作，谁又在悲哀？第一人称，我：我在谈论季节的气息，我在谈论天空的雷云，我让人们记住这血的秘密。而当秘密被我揭开，我面向的是我们：“一颗颗的种子，撒落在我们的土地上。/啊，滋养我们的神话的田野”，但是在我和我们之间，在秘密和真相之间，又将经历什么？——为什么叙说会变成奇谈？为什么叙说的只是灰烬？
因为被《围困》——当作为我的诗人阿巴尼斯写下《致写作的歌》，被动语态变成了主动语态，被围困而围困，是丧失了言说的权力，甚至反而变成了囚禁，那一本记事本里留下了太多奇谈之后的灰烬，它也变成了无法抵达真相的秘密，在那场战争中深埋在废墟里——1985年的诗集《围困》，距离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三年时间，三年不是战争的终结，而是更为疯狂的死亡和杀戮，而这种死亡和杀戮变成了写成的灰烬，变成了围困的现实。当真相重返秘密，那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其实也变成了只是看见的物，而我们甚至成为了死去的纪念：他们在一些口袋里发现了人：“一个人 没有头颅/一个人 没有双手，没有舌头/一个人 窒息而死/其余的没有形状，没有姓名”……一个人，另一个人，以及其他的一个人，他们成为一种复数，成为“我们”，没有名字的死亡，没有形状的死亡；“杀戮改变了城市的形状——/这块石头，是一个男孩的头颅，/这团烟雾，是人类的一声叹息。/一切都在吟唱着自己的流放地：血的海洋。”
所以看见这一切的我也成为了被围困的囚徒，当我想要找到回家的路，枪口却对准了我，当我对朋友述说经历，天上只剩下“几个被称为星星的窟窿”，因为住宅离开了我，因为我成了单数的自己，“我呼吸，我触摸身体，我寻找，/寻找我，寻找你，寻找他，寻找他人。”寻找有何意义？是需要言说革命，言说生命，是需要呼吸，需要触摸真实的身体，只要有一颗种子，就可以撒落在土地上，就可以滋养田野，甚至就可以在充满奇谈的叙说中找到诗歌，就能在满是灰烬的故乡留下记事本——不是“我们”被围困而取消了我，而是我要在言说和写作中重新记住血的秘密。
对于阿巴尼斯来说，1957年开始的那本记事本里写下了关于革命和生命的秘密，似乎一切都有着探寻的动力，在1957年的诗集《最初的诗篇》里，他说：“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你的眼睛和我之间》）”；在1958年的诗集《风中的树叶》中，他知道隐身在历史中，“才能感受世界的存在”，因为身后出现的那一代，“如水流奔涌，如雷鸣海啸”；在1965年的诗集《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中，他“唤醒水和镜子，/擦亮梦境的表面，入睡。”甚至当“我的棺材赶上了我”，当世界响起了“绝望的话语”，当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语言已经制造了一个无声的世界，一本书里传授的是堕落，但是我依然在“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的世界里进行着一场跨越历史的对话，“我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两者都是墙，/都会将我的双眼蒙上。”这是诗人的态度，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魔鬼，就是不选择被围困的现实，因为“难道我要用一堵墙去换另一堵墙？/我的困惑是照明者的困惑，/是全知全觉者的困惑……（《对话》）”
我是照明者，我是全知全觉者，甚至我是不安放了墙的上帝，所以上帝可以言说，可以写作，可以叙说，在“我擦去罪过的语言”之后，“我在词语里诞生”，而且“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因为我有爱，因为我生活，因为我会对你们说：“一切都在我的眼底/从旅程的第一步起”，所以我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我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疑惑将我滋养，/也被我的断垣和翅翼照亮。（《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甚至在这样一种言说中，我也做好了成为盗火者， 像西西弗一样，在接受考验中寻找希望：“我发誓始终和西西弗一起/经受高热和火花的炙烤/我要在失明的眼眶里/寻找最后的羽毛/对着青草、对着秋天/书写灰尘的诗稿（《致西西弗》）”
成为上帝成为君王，和西西弗站在一起，照亮一切的困苦，这是自我的神话？在这个自我命名的语言王国里，诗人其实是想从那个世界挣脱出来，是想去除那里的堕落和罪恶，是想用言说创造秩序，如一面镜子，在那次入睡之后醒来：是一面“二十世纪的镜子”，那里照见了覆盖着儿童脸庞的棺材，照见了书写了乌鸦内脏的书本，照见了举着一朵花踱步的野兽，照见了在狂人的两肺间呼吸的岩石；这也是1967年贝鲁特的镜子，照见了噬咬着每一个过客的街道，照见了画着棺材一般历史的地窖，照见了横卧着男人少年和妇女的城市，“浑身叮当作响的女人，在沉睡，/她的怀里，一位王公或是一柄匕首/在沉睡。”沉睡而死去，镜子里上演的是人类的悲剧，而当在镜子里看见，照见之外是不是可以在自我的语言王国里重新开始？
开始需要“最初的书”，“你便是这样的过渡，在每一个意义中诞生。/你的脸庞难以形容。(《最初的书》)”需要向往和平的孩子，“儿童听到了火的问题，睡去/身体是一本火焰之书/脸庞充满平和。（《儿童》）”需要对于生命“最初的爱恋”：“我的脸庞是夜晚，/你的眼睫是清晨/我们的脚步，和他们一样/是血与思念（《最初的爱恋》）”需要“最初的姓名”：“我的日子是她的名字，/还有梦想——当夜晚在我的忧伤里不眠——/也是她的名字；/愁绪是她的名字，/还有喜筵——当屠夫与被屠者混淆的时候——/也是她的名字。（《最初的姓名》）”还需要“最初的话语”：“啊，这个曾是‘我’的孩子，过来呀/是什么，现在让我们相会？/我们将说些什么？（《最初的话语》）”
对应而初始，仿佛一切都应回到我的语言王国，一切都需要在我的眼底开始一场旅程，但是，“我们将说些什么？”似乎那个语语言王国还没有在“最初”中建立，1979年的“对应与初始”之后便是1982年的战争，便是1985年的“围困”——当他们而成为我们的复数都变成了没有形状、没有姓名的存在，当城市吟唱着自己的流放地，当血的秘密制造了叙说着的灰烬，如何突围？如何寻找？如何写作？或者还是在语言的世界里，但是很明显，1988年的诗集《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几乎都是在一种语言的断裂状态下书写，仿佛在朦胧和清晰之间，诗歌也成为了一种破碎的语言，它们是辩证的，是关于哲思的，也是欲言又止的：遗忘与记忆同行：“他埋头于遗忘的海洋，/却到达了记忆的彼岸。”本体与喻体同一：“玫瑰的影子，/是一朵凋谢的玫瑰。”世界是悖论：“是的，光明也会下跪，/那是对着另一片光明。”复活也是死亡：“石头的生命不会终结，/因为它死一般地活着。”所以在这样一种模糊而清晰、记住而遗忘，白天而黑夜，生存而死亡的世界里，“我认识的所有词语，/都变成忧愁的森林。”语言重新回到了无法言说的时代，“诗歌是天堂．/但它永远在/语言的疆域流浪。”诗人在哪？君王在哪？上帝在哪？最初的一切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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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尼斯：我叙说：悲哀 |
“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多么悲哀的言说，多么忧伤的存在，多么无力的现实！当整个花园只剩下一棵树，其实并不是一种希望的破灭，只是作为一个个体和单数的我，需要从那个语言王国里走下来，需要走向真实的街道和地窖，需要触摸没有形状和姓名的他们，需要在灰烬和废墟中找到最真切的现实，1985年、1998年和2002年的《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诗集，是一种转向的标志，在那里我感觉到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吹来的风，没有花粉，没有植物，风只是“空间的血”，但是我可以在那座孤独的花园里，将仅剩的一棵树变成一本厚重的书，变成一个巨大容纳历史的书，“他的岁月之园中一朵花，/正在摆脫自己的桎梏，/那桎梏便是园子的芬芳。/现在，凋谢的蓓蕾会对他说什么呢？/为什么要发问？/提问者，你到底是谁？”从一朵花开始，从一棵树开始，重建的语言王国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寻找最初，不是只和西西弗在一起，而是要发现“我们将说些什么”这个关于语言本体论的问题。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后，是另外叫做T、Z和G的城市，它们从昨天走向现在，它们从历史走向现实，它们所书写的记事本里有着太多的秘密和真相：T城的墙壁上写着：“让你的脊梁学会弯曲。”T城的白昼都是黑夜，T城的标志是坟墓，“在T城，连玫瑰都成了牢笼，/面包都是警察。”Z城的芸芸众生里只有鬼魅长着类似人类的脑袋，Z城的器皿里生长着叫做“杀戮”的植物，Z城的血管里只有号角和喇叭，当正义、工作、爱情、科学、面包、自由、其他人权和人都无限期推延，生下的只有死亡，“在Z城，生命只会为死亡鼓掌。”G城的人们在呻吟中发现自己的历史，在相互厮杀和吞噬中书写，“在这个城市，一个人的监狱，/始于向着王座敬礼。”当Z城二十世纪之后迎来的是十世纪，“在这个城市，父亲不会被杀戮，而是被更换。”三座城市都“曾畅饮历史的醇酿”，都在囚禁、屈服、杀戮中制造着权力的神话。但是，当诗人站在它们面前，当开始真正的言说，是需要将历史从城市的记忆中去除，甚至要去除城市本身，“别人能够看见的城市啊，什么我却再也看不见？”看不见是因为不想看见，看不见是不应看见，看不见更是不忍看见，“我们将说些什么”终于变成了一种沉默：
——“你怎么默不作声？”
——“不妨说：我的血液忐忑不安；
不妨说：喉咙是坟墓之始。”
用沉默对抗言说，用不看见回击看见，在语言的无力感中，也许只有身体一种真实的存在，“他说：/欲望是身体的母语。//她说：/只有身体才能书写身体。”但是在这些风的作品中，我不是想要逃避，而是在沉默中制造新的语言，在沉默中寻找新的先知，隐喻和意义，都需要在一种发问中得到答案；什么是镜子？“第二张脸，/第三只眼睛。”什么是死亡？“在女人的子宫/和大地的子宫间/运行的班车。”什么是夜色？“孕育太阳的子宫。”什么是岸？“波涛休息的枕头。”什么是泥土？“肉体的未来。”什么是意义？“无意义的开始/与终结。”《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诗人似乎又回到了那些断章的世界，又在哲思中探寻词语的意义，“语言，/在揭示的同时也在遮蔽。”不妨说是悲观的，在身体返回身体的叙述中，在关于什么的自问自答中，爱情已经被时代的皱纹收纳，诗歌已经化身为一粒纤尘，甚至只剩下身体之初的祈祷，“我将祈祷/以迷失在我身内的儿童的希望/祈祷我的幻念将我原谅（《音乐篇·三》）”而所有现实的境况却靠着一个盲人而被预言：被告被指责映射先知：“你否认有关性交各种特征的圣言，你在黑暗中信仰你的隐秘魔鬼的启示。”草寇只剩下濒死的时代、濒死的书籍、濒死的道路、濒死的国家，“我只有这份正在前行的虚空/——在人类的脚步下升腾、蔓延”；流亡者逃离了民众，对于他来说，这个国家是“不再属于他、他又舍此无它的国家？”民族是森林中被屠杀的飞鸟，统治者是国家向他弯腰的存在，而诗人呢？“你只能朦胧地理解他。/可他是多么清晰：/意义的太阳，有时，/会被墙的阴影遮挡。”
语言不再是属于风的君王，语言不再可以叙说一切，哪怕灰烬，语言已经被遮掩，所以必须要让“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的哈姆雷特安静下来，因为，“语言，是布满窟窿的被毯。”这个时代变成了灰烬本身，“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这个时代，/你见到的都让你联想起灰烬。”所以对于诗人来说，悲哀统治着一切，没有风带来的气息，没有可以照见的镜子，没有奇谈的叙说，没有在语言中诞生的奇迹，书写的东西已经变成了被售出的东西，2008年的《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是带着最后绝望的声音写下了一首孤独的歌：为什么巴格达的灯光也萎靡不振了？城市里驱散烟雾的火在哪里？为什么只剩下一条道路？在最后的疑问中，我第一次知道空间的秘密是：“底格里斯河的左岸/是眈视其右岸的狼，/岸则是眈视左岸的狼。”我第一次知道时间的秘密是：“——1258年的巴格达和1969年的巴格达有何区别？/——前者被鞑靼人毁灭，后者正在被它自己的子孙毁灭。”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抵达也是离开，沉默也是言说，书之为书，是必须刻在身体上，刻在现实里，刻在没有答案的问题里，最后一棵树仿佛也之留下了落叶，1969年的孤独是最后的绝望：
诗歌的双唇印在巴格达的乳房上……
我离开了巴格达。我在幻想：城市有时会把变革的梦想抓起，把它悄悄地置于内宫，仿佛那是秘密的情人。
我想起：我在巴格达见到从未在别处见过的景象——词语端坐在筵席之上，吞咽着一切：肉类，膏脂，骨头，出生的人们，死去的人们，以及尚未降生的人们。
我还见到：语言如何变成野兽的大军。
在1969年的这一刻，当我注视着“伊拉克的领袖们”，我仍然难以辨：他们是人？是鬼？抑或神灵？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巴格达，我尽管身处阳光的怀抱，却必定要感受寒冷。
但是，但是——
诗歌啊，请把你的双唇印在巴格达的乳房上。
——《诗歌的双唇印在巴格达的乳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