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W47·2050821·0726 |
| 作者：【美】房龙 朱子仪 译 | |
| 出版：北京出版社 | |
|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3.00元 | |
| 页数：209页 |
这部自传性作品的全名为“致圣彼得的有关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早年生活过的人世间的报告”，简称“给圣彼得的报告”。这里译作“致天堂守门人”。房龙是想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写他的自传：“我为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相信通过剖析自己一生的思想轨迹，会对许多因突然降临的灾难（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处于迷惘之中的美国年轻人有所启发。或许这部自传应称为“心灵史”，书中生命的增长不是以行为的排列和积累加以体现的，生命的增长在书中是由一个孩子头脑里冒出来的念头和残留在记忆中的感受来表现的。该书写下了作家前12年的思想轨迹，看似幼稚可笑的想法的产生过程、随后的变化以及对房龙这个人一生的影响。
我的一生中有好几次被迫面对死亡，那是最有意思的时刻，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上帝要你摊牌——假如我能这样说话而不冒犯我的某些邻居，这些邻居不像我有时候那样觉得可以让全能的上帝亲近。
——《地狱之火及其如何点燃》
一本“属于那种没法控制、自行写作的书”，它在一种轨迹里滑行，而那条轨迹在某种意义上只属于时间——从生到死，在生命意义上，从来没有逸出的可能，但是在未抵达死亡终点的时候，没法控制而自行写作是一种自由，是一种随行，是一种对于生命最本真的呼吸，只是作为一种自传出现的时候，那个叫房龙的人是在轨道里滑行的生命体，还是站在时间之外探身观望的作者？
一种区分，似乎只为文本保留了独立性，一本全名为“致圣彼得的有关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早年生活过的人世间的报告”的书，一本交到出版商手中并于1947年正是以英文版出版的书，一本关于生命、童年、文化，当然也包括死亡的书，就这样成为一种存在，而那个叫房龙的人只不过是其中叫“我”的人，他之存在只是揭开了和他相关的时间，即使合拢，那些时间也不会从历史中删去，如此，作为见证者，房龙书写了和自己有关的历史，同时站在历史之外审视已经发生的故事。但这不是全部，像是一个他者的存在，往往文本变成了一种对象，而对象之意义，是脱离了主体的所思所想。
必须是生命的存在，必须是以活着的方式渗透进历史——个体时间从里不是可以抽离的，它就在里面，并以某种扩散的方式参与进人类的整体时间里，而从我为一个关注点延伸到社会，延伸到世界，延伸到文明，房龙的双重含义就像他在题辞中引用蒙田的那句话一样，“我的行为不足以成为我一生的记录，命运把它们置于过分卑微的境地，然而我却能用思想来记录我的一生。”而对于这本自传的写作风格，他也坦承不是像圣奥古斯丁和卢梭那样的“忏悔录”，而是“要与蒙田频繁相遇”，“因为他许多年来一直是我坚定的伙伴，即使我想动摇他的位置也是不可能的”——蒙田式的自传，就是要用思想来记录一生，是自我忏悔，却是像“一些具有心灵沉思倾向的人土的著作”。
简单的行为记录，或许有最直接的出生，或许有最真切的经历，或许可以明白地获悉一个立体的房龙，比如，“我从未在政治方面扮演过任何角色”，比如，“我在当战地记者时也不够突出”，比如，“12岁的时候（也许10岁？），我相当意外地成了地主。”它们被连接成一条轴线，但是却无从跨越这个时间的限制，或者说，一个记录自己一生行为的作者，只是活在活着的生命状态中，它只属于单一的个体，甚至连面对死亡的勇气也没有，仿佛时间就是一个闭合，从出生到未经历的死亡——死亡在身后，不管是狰狞还是和善，不管是痛苦还是平静，自己都被隔离在其外。
所以当那一束地狱之火被燃起的时候，如何真正面对死亡？如何体会这“最有意思的时刻”？如何会想象一个“要你摊牌的上帝”？又如何真的把自传变成“属于那种没法控制、自行写作的书”？所以房龙开始转过身来，甚至直接面对了死亡，而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一定是看见燃起的死亡之后，可能那里是一个上帝，可能那里是天堂——“致天堂守门人”似乎说明了这种转身的意义。而从地狱到天堂，也证明了他不再只面对历史，而是面对那个未来，一个没有经历过却看见望见的未来，一个不曾涉足过却可以想象的未来。
从过去面向未来，从地狱转向对天堂，一块里程碑就竖立在那个夜晚，“于是那个夜晚变成了友谊之路上的里程碑，而且出于上帝的意愿，这将起到引导的作用，使许许多多其他的里程碑竖立在未知的未来景象之中。”那个夜晚是关于一个教士、一封信和一个上帝的夜晚，“在我的一生中，尼德兰人不足为奇，但就像所有那些在旧式自由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正派荷兰人那样，我很少与方济各会教土打交道。”这是一个个体的房龙，但是，“对任何文明人来说，善良的教士总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属于文明象征的房龙，亨德里克·威廉收到了一封善良教士写给他的一封信，信里描述了去往天堂的情况，看见了看守的那扇后门，不是走向终点的死亡，而是宛如复活一般走向了未来，那里有谈论思想的斯宾诺莎，有微笑的上帝，有无处不在的幸福感。对于一个很少和方济各会教士打交道的人，对于一个基督教教义无法让自己信服的人，对于一个骂加尔文是个“老家伙”的人，如何真的打开通往天堂的门，如何会成为那里的守门人？
花费40年的时间用来读书，61岁时面对持续16年的劳作，似乎时间数字已经注解了个体生命的意义，甚至早就预想了生命的终止：“他甚至都拿不准一天以后他那不稳定的心脏会怎么样，还有老年人的其他不可避免的疾病。”但是这一封信，这一个仁慈的上帝，这位友善的教士，真的打开了一扇门，借用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马里安巴德被纳粹歹徒杀害的作者西奥多·莱辛的话说，历史的责任就是“要给予在别的领域弄不懂的东西以意义，要弄懂在别的领域不具有意义的东西”，个体时间变成历史，那扇门后面到底藏着什么，那就是意义，让不懂的东西变得有意义，让不具有意义的东西弄懂，这便是两种方法论，而房龙的儿子似乎也体验到了思想的作用，“运用你写的充满智慧的历史，去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摆脱困境，使这世界少让他们感到一点陌生和可怕。”于是，在他身后是一个“到处是鲜花和鸟儿的可爱地方”，而天堂看门人“在那里招待朋友”。
“序言”就是这一扇开启思想的门，在天堂，成为天堂看守人，是不是直接面对的是死亡问题？而生命中几次被迫面对死亡，是不是反而印证了活着的意义——从面对死亡到对生命的关照，不是对立，而是对话，就如莱辛的那句话，“要给予在别的领域弄不懂的东西以意义，要弄懂在别的领域不具有意义的东西”——从生命中体察死亡，从死亡中回归生命。生，是1882年1月14日的生，是“不知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是否有吉星高照”的生，是无法消除父亲留在自己眼睛、鼻子和嘴的形状上的印记，甚至是期望在当天的报纸上发现相关的全部情况。但是，生却带着死，报纸上有的是伦敦耸人听闻的诉讼，有少年犯罪杀死的人，而最大的死是记忆之死：“我出生的那幢房子已不复存在，它在鹿特丹那次大轰炸中被夷为平地。纳粹想通过那场大轰炸‘给世界上的其他人一个教训’。
 |
|
房龙：我看到了上帝的微笑 |
这似乎是童年的一个梦魇，是关于死最直接的体验：就在鹿特丹投降的几个小时后，德国空军突然袭击了无助的平民，击毙和烧死了大约一万男人、女人和孩子，城市变成了屠宰场。那个“大地和人类知识以及航海事务博物馆”，让房龙对旅行充满了好奇，让他记住了马可·波罗“有关他驾船驶往中国的描述中读来叫人乐而忘忧的词句”，让他对大地之上的奇观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一样在纳粹的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从此，再也不能回到某条运河的某条街上，再也看不见令人着迷的一船猪，再也不能站在粗糙的鹅卵石上，再也不能观看庞奇和裘第傀儡戏表演。
一场火，燃烧在生命最初的记忆中，这是不是就是地狱之火？这是不是可怖的死亡？一生好几次被迫面对死亡，房龙对死亡的认识来自夭折的远方表妹，来自女仆说起那面会钻出妖怪的楼梯口镜子，来自因抢劫和谋杀的恐怖叫声而生成的噩梦，甚至在1943年8月写下文字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大声播送着德国人对手无寸铁的丹麦人实施暴行的消息，但是没有哪一种死亡如此真切如此直面地改变了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那一定是邪恶的，是留下阴影的，是在现实中成为无法去除的噩梦，但是当地狱之火燃起，那个向我摊牌的仁慈、可爱的上帝在哪里？
必然是对于基督教历史和文化的解读，房龙说：“我从来不是人们所接受的意义上的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是一种否定，而在否定之后，他说：“不过我感觉到在我的气质中有某些最初的基督教信仰的痕迹，而且我确信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的绝非最浅显的虔诚，而是一种基于思想和文化上真正的信仰，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观念，在那里真的有仁慈而微笑的上帝，有鲜花和鸟儿的花园，因为那是一个让人们都成为友善的朋友的天堂——否定和肯定，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纯粹宗教的，而另一个却是具有宗教性的。
房龙说一直想写一本关于祖先的历史书，而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皈依了基督教，从公元1世纪到7世纪，这700年来，基督教信仰已经达到了欧洲边缘，但是在传播和变革过程中，基督教自身却发生了变化，1世纪的罗马帝国，那些贫穷的人、卑贱的人都偷偷跑出去参加新弥赛亚追随者的秘密聚会，在布道中寻找信仰的寄托，但是在罗马帝国的分化中，在战争等的侵扰中，甚至在文艺复兴的伟大变革中，基督教已经变味了，“正是在这样令人讨厌的气氛中，基督作为一个神而不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道德教师的概念已变得非常确定，这在今天仍是教会人士变成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主要障碍。”在房龙看来，基督教在两个历史时期走向了它的这种专制，一个时间是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当新的新政机构被建立起来，基督教的领袖们便与先前的敌人共事了，“也从这一时刻开始，基督不再与温顺的、卑贱的和陷入贫困的人们相伴了，不再是他们受伤害的身体和灵魂的医治者，而成为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暴虐的政体之一的当政者积极的合作伙伴。”
这是对政治统治的某种屈服，而第二次则是宗教改革，房龙把约翰·加尔文称作是“老家伙”，是自己最憎恶的人，憎恶的原因是将基督教彻底沦为一种宿命论，在每个人进入来世之前，不管是得到拯救，还是坠入地狱，都变成了命中注定的事，而人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往好处着想”。当上帝已经预先判定了所有人在来世是幸福还是悲哀，就是去除了个体赎罪的机会，就是切断了自我忏悔的可能，在房龙看来，这无疑于“对全能上帝的贿赂”，所以，“宗教改革驱除了在做善事效能方面的固有信念。”所以，在这种宿命论下，基督教其实就是点燃了地狱之火，就如同监狱一般，成为“尽人皆知的令人惧怕的堪称活坟墓的地方”。
看见地狱，并不是因为死亡发生，而是上帝预判了生命的终结，也像自己出生后纳粹燃起的火，将一切的自由、宽容和人性都抹杀了，所以房龙其实是先站在地狱之门前，看见了信仰沉沦的噩梦，所以他才会寻找真正的的上帝，才会去发现天堂，并在自我生命的超越中成为“天堂守门人”。一样是基督教的那段历史，房龙也看到了文明和进步，那些为了逃避不如意现实的愿望终于发展成了修隐主义，像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而他们导致过日子的风俗也发展了各地的修道院，“在卡西诺山上，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家。不久这里也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修道运动的中心。”对于修道院的某种理想化构筑也契合着房龙的思想，无论是对于自己民族的神话故事，还是关于人类的解放，房龙的世界里总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自由的追寻，因为对自由的向往，才会有那座“大地和人类知识以及航海事务博物馆”；因为对自由的实践，美洲大陆被发现、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才让人类遭受三次可怕的打击；因为对自由的渴望，在经历了战争之后的德国会出现“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不曾见过的人类心灵的最辉煌的复兴”。
也正因为自由渗透到房龙的生命中，房龙的童年梦想就是“做一个封建时代的骑士”。对自己发生重大影响的不是莎士比亚的剧作，不是《圣经》，而是月刊连载的骑士故事，“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扮作游吟诗人，但实际上在为他的阁下和主人竞选神圣罗马国的首脑暗中出力。”当房龙把“高贵”注解为“尽善尽美值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品质，当把游吟诗人的出现看成是为了完成英雄业绩，一种英雄人格就在房龙的世界里产生了，“我不会为了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而放弃他。因为若没有他，我可能会毫无希望地迷失在半个世纪之前荷兰普遍存在的我满足的海洋里。是他为我引路，给了我生活的目的。”英雄的存在是为了战斗，为了理想，为了破除恐惧，是为了赶走地狱之火，所以一个游吟诗人超越历史而成为英雄，对于房龙来说，也是看见了未来的方向，“我们这个时代热衷于对平凡辈的敬拜，这也是我们现代民主形式的基础。”
也是一座具体的里程碑，引导着自己走向明天，而人类也正是需要这样一种理想，才能发现有意思的上帝，才能进入天堂之门。荷兰人的祖先、鹿特丹旧时的城市面貌、早期基督徒和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构成了一段历史，房龙站在被标注了时间的个人历史中，他的确没有看见真正的死亡，“1944年3月10日晚上，他决意要写一部18世纪的历史，上床的时候脑海里充满了这个新计划。然而，第二天早晨他竟去世了。”房龙的妻子吉米回忆到，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房龙正计划写作一部18世纪历史的书，房龙《致天堂守门人》的自传也没有最后完成，生命之终结是一种永远的遗憾，但是在已经指明了未来的路上，已经竖立了里程碑的轨迹中，已经面对了上帝微笑的门前，生命是超越了死亡而存在的，因为那一刻，“亨德里克·威廉看到了上帝的微笑，这使他感到非常幸福，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