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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56·1960614·0296 |
| 作者：（墨西哥）奥·帕斯 | |
|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95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6.80元 | |
| 页数：255页 |
帕斯曾在与别人的对话中把自己诗歌的主题确定为女人，这是一个“他者与他性的问题”，帕斯还把主题定义为“时间性”，诗人一直在现代性的诗歌领域内漫步，并且远离宗教的热忱，但他的诗有着一种天然的宗教智慧，那是一种与神话有关的机智。帕斯有许多独树一帜的诗歌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帕斯表现了现代文明相融相离的和谐美学。本书分《另一个声音》、《批评的激情》等两部论文集。
丽达：奥克塔维奥·帕斯，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未来有何打算？
帕斯：取消未来。
谈到了妇女运动，谈到了西方文明，谈到了性爱观念，谈到了弥撒仪式，面对坐在对面的丽达·吉伯特，帕斯几乎都是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回顾历史，审视现实，他说：“妇女反抗是西方经历的各种变化中的一个方面。”他说：“爱情是和当今的男女混居背道而驰的。”他说：“我是出于对宗教的厌恶而不再信教。您知道，厌恶是魔鬼最强大的武器。”不管是经历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对于帕斯来说，当他最后回答丽达的问题而说出“取消未来”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否定面向未来的经验主义表达？
丽达的问题指向的是帕斯个人的打算，充满激情的帕斯给了简短的回答，而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帕斯是抛却了个人经验，他是站在文明、诗歌、政治和社会的另一个高度上，丽达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问帕斯的是：“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失败了吗？”帕斯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自称是对历史的科学解释，在这点上，它是完全失败的，但它曾是，并且它的一部分理论至今仍是一种批判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没有失败。”这个回答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当马克思主义试图对历史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帕斯认为它是失败的；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的社会持一种批判态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败——失败和没有失败，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有着两重性，而这两重性完全是体现在它是对过去做出解释还是对现在做出批判。
过去和现在，是帕斯对马克思主义境遇的一种时间划分？但其实帕斯的回答不是时间意义的，或者不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划分，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取决了另两个关键词：解释和批判。当对历史进行解释，意味着它只是站在历史时间的后面，只是用一套理论和公式来解读，或者说，这种解释含有某种被动而为的态度，但是批判则不同，批判是站在了社会的前端，用一种主动进攻的态度，甚至以革命的方式来否定现实。帕斯用解释和批判对应于过去和现在的态度，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对于“取消未来”的真正含义。还是从和丽达的对话来看，他们谈到了先锋派，帕斯认为，“先锋派总是否定过去，又同样狂热地为未来打赌。”这里有出现了对于时间的双重态度：对过去是否定，对未来的预测，但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否定和预测之间，却缺少了现在，缺少了如马克思主义一样的批判，所以帕斯认为，先锋派为未来打赌的态度折射出我们的困惑：似乎我们在否定未来，而其实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因为从先锋派的艺术实践来看，它只发生一次，它是概念性艺术，“它是由昙花一现的材料构造而成的艺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全部被变成了只发生一次的同一性艺术的一种表达，而这种所谓的新艺术，在杜尚、毕卡比亚和其他达达主义者那里早就已经做过了。
只发生一次，昙花一现的艺术，以及偶然事件式的否定，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都变成了时间的同一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帕斯说：“我们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声。”在这个时代的尾声里，每一个人应该做的或许就是“取消未来”——“我的出发点是：所有的文明和文化都有一个奇观，表达他们对时间的看法。”时间已经无意义了？未来早就已经被否定了？这里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经验全部建立在历史之上，这种批评的同一性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取消未来？在对话罗伯特·冈萨莱斯·艾切瓦里亚的那篇《四五个基本点》中，帕斯回顾了英美现代主义的历程，指出不管是战后的存在主义还是庞德、艾略特带有新教运动特色的诗歌，都试图在寻找一种反叛后的对话问题，是在和罗马决裂之后面向美洲的一次突围？还是在回归古典美学的过程中找寻神秘的宗教？帕斯对此的看法是，几乎所有的体验都是暂时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暂时指向的是现在，甚至是一小段的现在，所以这种反叛后的对话显得有些茫然，但是在现象和运动的暂时性不同，和诗歌体验的非历史性不同，帕斯说，每个人却是历史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可重复的”，而且诗歌正是从爱情和死亡的普遍性与“我们”的不可重复的矛盾中诞生出来的，也是由这个矛盾组成的。
爱情和死亡具有一种非历史性的普遍性，而“我们”是不可重复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是矛盾，也是契机，这里的“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或者说就是诗人，一种永远活着不可重复的存在。帕斯在和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诗歌是神圣之源》中就说过：“我常常重复这种体验，您可能也有过：在梦里我天天和死者们谈话，那里没有死者。无意识不接受死亡。”梦和诗歌一样，不接受死亡，那些死者只是个体，不是“我们”，我们在不可重复的时间里继续着作为诗人的使命。所以回到面对丽达提问时说到的“取消未来”，帕斯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指向每一个个体的人，指向生命走向死亡的自己，甚至是那些“只发生一次”的艺术流派和作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的矛盾就是诗歌真正的矛盾：在不可重复和同一性之间中寻找其自身的出路。
这种矛盾甚至可以诠释更多的对立：诗人具有的灵感经验和诗歌流传带来的读者体验；诗歌基于生产的写和基于创造的说；诗歌在现实中的危机和对诗歌永恒不变的信仰；诗歌对于历史的延续和独一无二的创新……矛盾的一方面在时间的意义是指向的就是现在，暂时性的现在，而另一端则指向命运和信仰意义的未来。《诗歌与世纪末》完全可以看成是帕斯面对这个暂时性现在的所表现出来的忧虑，当诗的读者变成了少数，当诗歌变成私人的宗教，当诗歌具有的批判性变得模糊，甚至当“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着它们”，这是不是就进入了所谓的“世纪末”？是不是在公民变成消费者中诗歌走向了死亡？是不是在不断出现的“公众的事情”中结束了诗的历史？
尽管帕斯在“总结与预测”中，对于未来的诗歌可能并不是如先锋派那样把对未来的否定看成是“偶然事件”，他甚至用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技术带来的革命，金融市场对艺术带来了最严重的冲击，作品甚至变成了消费品，但是对于这种变化，帕斯认为，一方面这种效益标准使得艺术开始堕落，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刺激了艺术的生产，而且对于生产，帕斯甚至寄予了一种激情：“我指出，诗歌已在运用通讯的新手段并奉劝诗人们更大胆、更具想象力地使用这些手段。”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诗歌载体的变化，从以前的贝壳海螺到最精致的乐器，从砖上的雕刻到微缩的手迹，从图书到唱片和磁带，艺术的载体一直在变化，诗歌正是利用了这些载体和社会共存，所以即使当代的生活中电视成了一种主要的媒体，帕斯也认为，这是诗歌从某种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多元化道路的一次契机，“诗歌的两大传统在电视屏幕上汇合：写与说。”
一种面对新技术的乐观，一种让艺术在生产中走向多元化的期望，帕斯甚至看见了未来，“在未来的诗中，读与闻，视与听，这两种经验应当联系起来。”诗歌与社会同在，诗人不再取消未来，帕斯何来这种转变？这里其实有一个乐观之前的取消问题：“决裂传统的暮色。”在帕斯看来，现在诗歌的读者成为少数人，但是他们却是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赠言里的“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是司汤达所说的“幸运的少数”，因为他们只是在量上成为少数，但是在价值上却是“无限”。“无限的少数人”也是诗歌不可重复性和同一性矛盾的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使得诗歌可以重新“诞生”，但是在帕斯看来，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空间上的分工，即公众与裁判的多元；二是时间上的延续，或曰读者与听众一代接一代的传递。无论是多元化还是延续性，都不单纯是数目的概念。”而这两点就是在扩充“无限”的含义：空间上的多元和时间上的延续。
要让少数人变成无限的少数人，要让多元的空间和延续的时间变成多数，就需要一种和传统决裂的态度，就是要有一种和死亡像对抗的手段，“有时是一种挑战，有时是一座堡垒，有时则是一个纪念碑，但永远是一个持久的意志。”而这便是诗歌生命之所在，“词语确有生命，它把我们放逐。词语在对我们诉说，而不是我们把它说出。”这是帕斯诗学观点的一次重大转变，词语是脆弱的，甚至是短命的，但这只是某个诗人笔下的词语，或者说，这里的词语只是一种缺乏主动性的物，它是被诗人写作的客体，但是真正的词语永远在自我叙说，在不可重复的意义上，在延续性的时间里“说话”，所以关系被颠覆了，当诗歌在说话，在对我们说话，作为诗人的使命，就是让词语说话——词语是主体，诗人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所以诗歌是命运，更是一种信仰：“诗歌是一种命运：也许有一种天生的素质让我们去写诗。但是，诗歌也是一种信仰。信仰什么？语言。诗人之道就是语言之道：忠于词语。”
这里就为诗歌的真正意义，诗人的使命铺平了道路，那就是让诗人忠于词语，让词语自己说话，这样，诗人才会是那个“我们”，才会在不可重复的意义上赋予诗歌以生命。《另一个声音》就是帕斯阐述诗人如何忠于词语如何让诗歌自己说话的一篇宣言，他认为，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既是一种活计又是一种神秘，既是一种消遣又是一种圣举，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激情。”当诗人更要成为后者的时候，他其实需要找到“另一个声音”，另一个声音是激情和幻觉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对话的声音，是古老又是今天的声音，是没有日期的古代的声音，“所有的诗人，在这些或长或短、或重复或孤立的时刻，只要真正是诗人，就会听到那‘另一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当然是传统之外的声音，是诗歌独立存在的声音，是诗歌说话而让诗人听到的声音，它是不可重复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不指向未来“偶然事件”的必然现实——正是从“另一个声音”的哲学意义上，帕斯认为首要的一点是，必须用现代性的方式重新寻找对于时间的定义。
现代性是什么？为什么必须用现代性让诗歌说话？“作为批判时代之子，它的基础，它的出生证和定义是变革。”帕斯把“论长诗”作为切入口，回顾了诗歌发展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就是充满了不断变革的现代性，长诗是什么？帕斯认为从诗行上进行判断并不是是否是长诗的唯一标准，他提到了一个词，叫“扩展”，扩展是扩张，一篇扩展开来的诗就是一首长诗，但是这种扩展就是一种内部无法遏制的“发展”动力，也就是说，从长诗这种纯形式意义上帕斯看到了变革性力量，“我们称之为发展的东西无非就是惊奇与复归、创新与重复、断裂与持续的结合。”从史诗中历史和神话的结合，到宗教诗里寓言的作用，从浪漫主义诗歌结构题材上的变化，到象征主义在意义上的自行裂变，帕斯认为，诗歌总是在这种充满变革的现代性力量驱使下进行着发展，“每首诗，每个数目，都是一个瞬间的绝对。”
所以回到现代性，它的本质含义就是批判中的否定，否定过去，否定历史，以及否定自己，“现代性似乎从持续不断的否定中吸收营养，它的孕育过程从夏多布里昂到尼采，又从尼采到瓦莱里。”而否定不是简单的行为，其中的一个核心是：批判。乌托邦是对现实的批判，所以在批判而否定中，诞生了革命和理性；浪漫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所以批判而否定中产生了象征主义；现代诗歌是对现代性的肯定和否定，在不断的否定中吸取营养，又在不断地批判中形成新的艺术……批判而否定，否定而批判，正是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变革轨迹中，诗歌变成了一种“汇合的艺术”——汇合于现在这个交叉点，也就是诗歌面临的命运抉择，“就是说，在复杂的过去与荒凉的未来之间，诗歌是现在。”而这样的现在，帕斯给了它时间的现状：“体现在没有日期的此时此刻中的想象。”
这样的汇合就是“发展”的观念，就是在惊奇与复归、创新与重复、断裂与持续的结合中取消时间的那种线性意义，取消不可重复的个体体验，因为诗歌在对我们诉说，因为我们在批判中听见诗歌，在这样的时间里没有所谓的历史，或者说，“诗歌是现在”就是取消了一种人为的界定，历史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就是诗人让诗歌说话的时间，“我们因为历史并在历史中才成其为人类：如果历史不复存在，我们也就不再成其为人。”人在历史中，人是“我们”的人，历史是断裂和持续，是时间不终结的历史，所以只有在和传统的决裂中，在“取消未来”的否定中，在现代性的批判中，在“另一个声音”的说话中，诗歌是永远的现在，诗歌在对我们诉说：
通过诗人之口，另一个声音在说话——我强调：是说，而不是写。这是悲剧诗人和滑稽小丑的声音，是孤独思乡和初热闹节日的声音，是大笑和叹息，是恋人拥抱的声音和哈姆雷特面对头颅的声音，是寂静的声音，是卧室中海誓山盟的窃窃私语和广场上人群的滚滚浪潮。倾听这个声音就是同时倾听正在流逝以及又变成了一些清澈音节返回来的时间。